作者 刘涛
勿庸置疑，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上升时期。处在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所坚持的经济发展、和平崛起的总体策略到现在为止看来是正确的。中国对内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对外努力谋求一个善意的国际和平环境，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爆发性增长。而立处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成功的影响自然被放大到整个世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第一次释放了其全球影响力。
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历史阶段，在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上升的同时，我们更加关注内政体制的改革。其实中国的精英界早就明白这个道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日益落后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从今天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尽管中国处在总体国力巨幅上升时期，但是国内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讨论却让人乐观不起来，许多批评的意见和悲观的预测让我们看到一幅奇特的画面：中国经济在年年高速增长，但是国人的危机感却也在节节升高，看看互联网络或是主流出版物上的文章，我们都能读到很多充满危机感的评论意见。
为什么在世界发展的新增长极中，该国国民本身却是忧心忡忡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虽然实现了现代化的跃进，而整体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的发展，于是权力资本的贵族化、精英化和利益集团的凝固化就成为中国未来发展路上可能的重要障碍。事实证明，国人的忧虑是有深刻社会政治基础的，在大历史发展前行的轨迹中，中国是向上提升、建立具有现代品质的社会政治体制制度，进而实现“中国复兴成为文明世界的枢纽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还是向下沉沦再次陷入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央帝国兴衰的历史循环中，取决于我们今天的作为和历史责任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的确是世界上最善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产率的民族，仅仅是经济系统的部分开放，同时在体制束缚却广泛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却实现了长时间的具有活力的增长。考虑到中国整体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在社会政治体制改革远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却能取得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可以说，中国人本身谋求发展的能力是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然而中国人本身之聪明与优秀并不能必然保证中国的成功，两千年的帝国历史就已经证明：中国人卓越的经商才能可能在庞大的、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干扰下被迫打断自我形塑和自我参照的逻辑，而成为行政权力的依附力量，最后结成密不透风的官商一体的体制，商品经济和中国人的商业精神最终在密如蜘网的行政权力、关系网络和权钱勾结下夭折；中国人个体的智慧堪称世界领先，然而行政权力对教育系统和科学系统的强力干涉使得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独立自治的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科学体系，这使得中国虽然在文明世界中最早采取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但却始终没有建立符合现代逻辑的大众教育体系，而中国人独特的创造能力和高超的技术水平也没有能够通过现代的科教体系充分发挥出来，因而未能率先引领文明世界进行科学技术革命，科学界的“李约瑟之谜”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痛。历史和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明白无误地昭示：依附于政治的经济最终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治干预下扭曲市场规律的官办经济；依附于政治的教育是权力干预下的教育，是自身规律和逻辑被中断的政治教育；依附于政治的科学是权力垄断下的科学，科学一旦失去按照自我规律形塑发展的可能性就只能成为一个依附者，而不能为社会能动地提供现代科学知识；依附于政治的司法只能是权力干扰下的司法，于是法律系统失去了自我形塑的可能性，进而不仅不能为人民提供法治下的稳定预期，反而成为权力的代言人，使社会失去了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依附于政治的艺术也只能是政治艺术，而不是艺术本身，艺术本身对世界的观察和描述需要一个自我运行和自我参照的封闭循环系统，任何政治权力干涉艺术的发展，都是对艺术自我形塑逻辑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很难具有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和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依附于政治的体育也不是真正按照体育规律自我运行的体育，当外在的因素而不是体育内部的逻辑决定体育规则时，体育长远的发展就堪忧了，当前对于中国足球内部选拔机制的探讨就显示了中国体育距离一个自我形塑的自治社会系统依然相距甚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使得中国的市场从一开始就面临权钱结合，形成利益集团的困境，同时金钱作为经济系统中的媒介开始干预其它系统，使得中国社会面临两个层面的体制危机：一是从中国历史和人类普遍历史而来的社会“权力化”和权力干预各个功能系统所带来的危机，二是由于货币侵入其它系统带来的社会“商业化”和“货币化”的危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我们当然需要真正的商业化，但是当商业化的逻辑跨出经济系统而干预其它系统内部的自我运行的逻辑和编码时，危机就立即显现：金钱可以购买权力和官位；金钱可以左右司法审判；金钱可以决定教育内容；金钱可以决定科研方向；金钱可以事先操纵决定一场球赛的胜负……。当权力和货币运行的逻辑侵入其它一切社会系统时，我们就发现中国的教育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中国的科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中国的法律也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中国的经济也不是一般普遍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当然中国的政治系统也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系统。
在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从宏观和战略意义上梳理中国的核心问题，并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切实可行的改革之路。党的十七大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宣言，如果我们细心去阅读其中的含义，我们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已经是中国的共识。关键是如何去改，能否在各项改革齐头并进的基础上提出宏观的指导方案，这却需要各方艰苦的探讨和自由的求索。希望崛起策II系列能够提供一个探讨的平台，真正为国家万世之太平而谋求渐进改革之道，能够为中国的民族复兴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另外笔者必须提到的是，在中国面临向上提升和再次跌入历史治乱循环的两种可能性中，笔者坚信中国必将向上提升，虽然我们问题很多，体制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中国向上的力量大于向下的力量，在社会总体力量的求和中，一个中心的矢量是指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方向的，希望我们这次牢牢抓住历史良机，促进中国的和平体制转型。在中国崛起策II系列中，笔者将主要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关于功能分化社会理论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和宏观发展方向。其中，前三策将集中探讨功能分化在西方的形成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上发展成为功能分化的社会；在接下来的策论中笔者将按照卢曼的理论并结合西方其它社会政治学派的理论来介绍现代化社会中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法律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系统、艺术系统、体育系统和宗教系统等，之后将结合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逻辑来探讨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功能分化之路，最后的讨论将着重涉及法治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课题等。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和引用中国崛起策II系列文章。如果转载中国崛起策II文章或引用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