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外交方针之一是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时，根据他亲身观察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新中国的声誉是很高的，苏联也很希望我国能参加国际事务，有欲关不能之势！”〔1〕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肯定地说：“关门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缓和局势与和平共处，本是我们的口号，现在艾登、尼赫鲁都说了，形势大变了。我应与一切愿与我建立关系的国家建立工作。”“形势是很好的，应该派一些同志去做外交工作，做外交就是做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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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四十四）：日内瓦会议
“必须走出去”，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而要冲破美国为首的封锁禁运和重重阻挠，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又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完全实现的。周恩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到了这方面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为了在外交工作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周恩来除了前面所说的着手改善同西方国家（从英国开始）的关系外，更加重视的是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需要同近邻先建立起和睦的关系，保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有过共同的遭遇和经历，都刚从帝国主义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开始把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这是国际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力量，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同亚非国家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亚非会议开始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二十二个。其中，社会主义国家十二个（包括亚洲的朝鲜、越南、蒙古），北欧和中欧国家五个，其他亚洲国家五个（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同中国的建交正在酝酿中。锡兰（后改称斯里兰卡）也同中国进行着大米和橡胶的贸易。广大亚非国家日益强烈地表现出来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发展本国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更是建立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最深厚的基础。
但是，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应当怎样相处？周恩来早就思考着这个问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接着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3〕经过讨论，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的序言中。
它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各个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互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实行和平共处。
日内瓦会议期间，印度政府派遣驻联合国代表梅农来到日内瓦，在会外从事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斡旋活动，并转达了尼赫鲁总理希望周恩来回国时顺道访问印度的邀请。这是新中国总理第一次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关于访印目的及计划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周恩来对印度进行三天的正式访问。尼赫鲁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在亚非独立国家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同国际社会也有广泛的联系。两国总理连续进行了六次会谈，讨论共同有关的事项，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前途。
周恩来在第一天会谈中就以明确的语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是如此，对印尼、缅甸，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如此。现在所提出的对老、柬的政策也是如此。我们要使吴努先生（吴努是当时的缅甸总理——编者注）相信，我们要把这一政策贯彻下去。”“关于东南亚和亚洲的和平，愿与尼赫鲁总理交换意见，并听取尼赫鲁总理的意见。”尼赫鲁回答说：“完全同意阁下的意见。如果把我们最近签订的协议中的五条原则适用于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就会创造一个很大的没有战争恐惧的和平区域。我提到和平区域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区域中的国家都是中立的，在这个区域中没有军事基地，没有干涉，也没有侵略，而是鼓励和平。”周恩来立刻说：“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4〕在这天谈话结束前，尼赫鲁建议两国在会谈结束后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周恩来同意，并请尼赫鲁起草这个声明。
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说：“经过这次会见之后，中印之间应该更加密切合作。”尼赫鲁说：我同意我们应该在各方面更密切地合作，实际上真正的基础在于互相之间有一种友好的信任感。我们必须为互信栽下根，然后每一件事都会变得容易了。他提到，东南亚有些国家对中国存在恐惧是出于三个原因：一、中国不但大而且强，或者可能变强。二、有许多海外侨民。三、害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本地的共产党来活动。他说：“现在世界上到处有冲突，有扩张的倾向，特别是互相有恐惧。我们应该首先在我们自己的区域东南亚消除分歧，这样就为解决世界问题跨了一大步。”
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尼赫鲁总理说的应该建立互信。”他针对一些国家由于缺乏了解而对中国产生的恐惧，逐一作了说明。对第一个问题，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了解，亚洲各国主观上是有恐惧的。这种恐惧应该消除。印度应该了解，我们两大国都需要建设，而中国在文化、经济方面则更为落后，因此我们国内的事已经忙得很了。”对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华侨还是侨居的身分，他们就应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不应参加驻在国的政治。如果他们已经取得驻在国的公民身分，他们就应该脱离华侨的身分。这是新中国在华侨问题上的政策。我们现在正在解决印尼的华侨问题。”对第三个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努力来消除亚洲各国毫无根据的恐惧。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如果人民赞成一种制度，反对也是无效的。如果人民不赞成一种制度，勉强强加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尼赫鲁对要他起草的联合声明应该怎么写，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这样说：“至于联合声明的内容，我有几点建议：我们所强调的五条原则，常常提及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在联合声明中说明这些原则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适用。我们在联合声明中可以互相表示信任。我们可以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一下对印度支那问题的意见，希望能迅速达成停战和恢复和平的协议，使东南亚能有和平的环境。”尼赫鲁说：“我一定尽力起草并试图包括阁下所述的各点。我想那些原则是一定要包括进去的。”〔5〕
六月二十八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了由尼赫鲁起草而又经过双方具体磋商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说：
“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为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两国总理承认，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这就会缓和目前存在于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在这以前已写入中印双方的有关协定中，但还只是作为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提出来的，联合声明不仅重申了这些原则，还进一步认为这些原则可以适用于各国之间，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成为整个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这是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而且，它是以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的形式提出来的，产生的影响自然是年初的协定所无法比拟的。
周恩来首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在他看来，这五项原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周恩来一再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在国际关系中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该受到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和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些主张反映出了当代国际社会中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同那些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还指出：和平共处讲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是在独立国家之间实行的，至于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不同性质的另一回事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后，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日益表现出它的强大生命力。
在发表中印联合声明的同一天，周恩来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来到缅甸首都仰光进行访问。他和吴努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会谈中，吴努谈到两国之间的一些他称为“不愉快事件”的事情。周恩来说：“刚才吴努总理说到的许多具体事情，有许多是传说，有许多是出于误会。”他对谈到的缅甸华侨问题、两国边境的少数民族问题、缅甸共产党问题等，一一讲明了中国政府所持的态度。然后说：“我们愿意看到缅甸独立，有自由选择绝大多数人民赞成的制度，并愿与缅甸友好合作。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在这次中印联合声明中又予以重申。不应该由于传闻和误会而使我们两国之间产生隔阂，相反地，应该消除误会。我们不反对缅甸政府作友好的埋怨，我们也愿作友好的答复，辨明是非。”他举出一个很有力的反证：“我想缅甸政府也会承认，敌视中国的李弥部队（李弥部队原是国民党在大陆的一支残余部队，云南解放时退入缅甸境内，割据一隅。——编者注）企图在缅甸边境建立军事基地并接受美援，而中国政府却认为这些军队既在缅甸境内，因此就等待缅甸政府采取步骤来消灭这些军队。我们从未在文件中或是公开地说过不愉快的话，而是采取了容忍和等待的态度，在国际关系中很少看到如此友善的态度。我们知道缅甸政府的困难，因此采取等待的态度，这说明我们对缅甸采取了很大的尊重和忍耐。这一切说明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基础的。我们应该继续加强这种友好关系。”〔6〕
这次会谈解除了吴努原来存在的许多疑虑。第二次会谈开始时，吴努先作了解释：“缅甸的人口只有一千八百万，而中国的云南省就有一千六百万至两千万人口，因此缅甸的人口只及中国的一省。缅甸对于中国是有一些恐惧的，并希望中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请阁下原谅我们这种恐惧。”周恩来回答说：“我可以当面和直率地告诉吴努总理，新中国的政策是和平政策，我们愿意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条原则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至于说领土，中国的地方已经很大，人口已经很多。我们立国的政策就是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们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现在作此声明，吴努总理是可以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经过更多的接触以后，缅甸会了解，中国虽然大，人口多，但是是容易相处的。”吴努兴奋地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阁下讲的一番话。阁下这次来访起了很好的作用，消除了缅甸人民中对中国抱有的恐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假如我们第一次的会见就消除了这样大的一部分恐惧，那么接触的次数愈多，消除的恐惧也就愈多。”〔7〕会谈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确认关于中印协定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当天晚上，周恩来离开仰光回国。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尼赫鲁和吴努应周恩来的邀请，分别在十月和十二月间来中国访问。尼赫鲁到达中国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内部作了一个报告，把印度等民族独立国家称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的“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对国际状况的这种分析，和苏联历来主张的把世界划分为“两大阵营”的说法已有差别，也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周恩来把民族独立国家看作重要的团结和争取对象。这同他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时对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视，看来是一脉相承的。他说：“和平中立派的确想和平。这些国家曾经是或现在仍是殖民地、附属国。这些国家以印度为首。印度觉得打仗对其不利。这些国家对和平的要求与我们是共同的。在这点上，他们与我们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不仅是在和平问题上，还由于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还有民族同情。特别是亚洲国家，更易与我们接近。但是由于社会制度和思想的不同，所以，美国曾多方压迫和威胁他们，说他们中立不了。我们则不威胁他们，不说他们中立不可能。在政策上，和平中立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他又说：“前几年，我们说先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方针。当时各项社会改革还未进行，房子还未打扫干净，不请客是对的。现经过初步整理，房子又基本上打扫干净了。因此，可以请一些客人来。事实证明，来往是有好处的。”“这次尼赫鲁来，会谈的中心问题将是扩大和平地区的问题。这问题如能在会谈中有所推动，将是很好的。”〔8〕
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这件事，就是印、缅总理在访问中国时向周恩来提出来的。尼赫鲁在十月十八日至三十日来华访问。他同周恩来进行了四次会谈，在会谈中告诉周恩来：南亚五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总理准备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周恩来立刻断然回答：“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这个会议是为扩大和平区域而努力的，因此有助于和缓紧张局势。”他坦然地说：“虽然参加会议的各国情况不同，而且会议遇到的问题是复杂的，但是终能找到共同点。”〔9〕吴努在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十六日来华访问。他同周恩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会谈中提出希望周恩来能亲自参加亚非会议。周恩来说：“东南亚国家为和平而中立的态度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我们完全支持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一旦和平区域扩大，形势就会起变化，战争即可推迟或制止。”〔10〕
亚非会议，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到来的象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
召开亚非会议，最初是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九五四年四五月间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的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倡议的。会议公报表示支持印度尼西亚总理探讨召开这种会议的可能性。九月下旬，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再次商谈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得到尼赫鲁和吴努的明确支持。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五国总理再次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五国总理一致同意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定于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最后一周在印度尼西亚举行，除五个发起国外再向二十五个亚非国家发出邀请。为了减少阻力，公报中说明：任何一个国家接受邀请，绝不牵涉到或意味着它对任何其他应邀国家的地位所抱的看法有任何改变。后来，除中非联邦外，其他二十四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周恩来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接见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接受他代表印尼政府提出的正式邀请；二月十日又复电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告诉他中国政府已决定派遣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亚非会议的召开，符合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国家的人民要求和平与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它们中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取得独立，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日益增大，要求在国际上也享有平等的地位，独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在几年以前，要举行这样的会议是难以想象的。这反映了战后亚非地区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决定了亚非会议发展的主流。周恩来正是紧紧地把握住了这股主流，推动会议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可是，中国在会上所面对的情况依然是复杂的。参加会议的二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二个国家没有同新中国建交，甚至不曾有过来往，有些倒是同国民党集团还保持着外交关系。各国的社会制度、处境和政治观点有很大区别。他们中不少国家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心存疑惧，有的还受美国政府影响而抱着敌视的态度。由于相互间存在的分歧和某些外来势力的挑拨，会议很容易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以至归于失败。
周恩来对这一切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就已说到：“现在东南亚国家想召开亚非会议，来联结过去或者现在仍然是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国家来开会。毫无疑问这一些国家的会议针对着一个问题就是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主义在这一地带危害他们是很大的。”“当然他们也会同样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共产主义威胁他们。这个问题是帝国主义制造这么一个挑拨。实际上的情形是谁直接威胁他们呢？那是殖民主义。因此我们应该在这方面预先做些工作，使他们在这方面存在着的一种疑惧逐步取消。”〔11〕
准备出发参加亚非会议前，周恩来突然在三月十二日患急性阑尾炎，住院开刀，到二十八日才出院，病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在四月四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交《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些文件。《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写道：
“亚非会议是没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而由亚非地区绝大多数国家所举行的国际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正当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在亚非地区发生巨大影响的时候，亚非人民争取和平和独立的斗争正在高涨，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组织和扩展各地区的侵略集团，力图加强对亚非国家的控制，积极准备新的战争。美国并企图通过它在亚非会议中的仆从国家来对会议进行破坏。但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中不仅有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而且有大批‘和平中立主义’和接近‘和平中立主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在亚非会议中对于在亚非地区乃至于在全世界扩大和平势力的事业是有着有利条件的。
“根据以上基本情况，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12〕
为了集中精力处理迅猛发展的国际事务，周恩来对参加三月下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一些省、市负责人说：“一两天就要走，并且说好了，不管内政了。”四月六日，国务院第八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通过他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并宣布在周恩来出国参加亚非会议期间，总理职务由陈云代理，外交部长由张闻天代理。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名单是：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因为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会前先到仰光，处理中缅两国之间的一些问题，代表团在四月七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云南昆明。
那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机，代表团只能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载送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曾来过中国，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等候。代表团在昆明时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这架飞机上放置爆炸物。外交部有关部门立刻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通报有关情况，并要他们转告香港当局注意采取安全措施。代表团又向印度再租用一架飞机，尝试从昆明经缅甸飞印尼。这架飞机的性能比“克什米尔公主号”差得多，经过的航线过去又没有走过，能否通航并没有把握。经过试航，才决定代表团成员改乘这架飞机前往。
情况十分险恶，谁也无法完全预料可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四月十日，邓颖超关切地写信给周恩来：“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地归来。”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香港当局对机场地勤人员没有检查和监督，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收买启德机场的检修人员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机翼下放置了从台湾运去的定时炸弹。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尼五小时后爆炸，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十一人全部遇难。〔13〕周恩来十分悲痛。四月十二日凌晨，他复信邓颖超：“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14〕
四月十四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乘包租的另一架印度飞机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一出国境，缅甸政府就派来两架战斗机护航。到仰光后，周恩来、陈毅去拜会吴努，随后参加了缅甸的泼水节。第二天，他同吴努和途经仰光的尼赫鲁、范文同、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汗举行了非正式的六国会谈，对怎样开好亚非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表明：“中国代表团所采取的态度是争取团结，避免争吵，寻求共同点而不强调分歧点。”他对与会的五国领导人说：“如果会议上有人要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我们并不惧怕争论，难道共产党还怕争论这件事？问题是我们不做。我们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的提出，徒然会使会议没有结果。”〔15〕他的意见得到到会者的赞同。代表团最初准备在第二天早晨八时半起飞。当天深夜，印度机长向代表团建议：出于安全的考虑，提前在当夜起飞。周恩来征得吴努同意后，改在当晚启程。〔16〕这架飞机的性能并不很好，速度不快，飞得也不高，途中恰好遇到雷雨难以避开，只得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十六日傍晚，飞抵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第二天，到达亚非会议开会的地点万隆。在万隆机场，散发了周恩来的书面谈话。他在这个书面谈话中满怀信心地表示：亚非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会议前夕，万隆的空气是相当紧张的，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到万隆的第一天，尼赫鲁和吴努已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有些国家要破坏会议，就到周恩来住处来打招呼，希望他不要接受这些人的挑衅。周恩来从容地回答他们：“我们对于要提出这样问题的人要分别看待：一种人是恶意的，他们要挑起争论，使会议归于失败，这种人我们应该意识到，不去理他，或者用一些手法，使他收回去，使他的破坏计划不能得逞。另外一种人他是怀疑的，他不明白真相，他是说出一些很不恰当的话，甚至于不好的话，我们应该向他们解释，使他们了解。”当然，要区别这两种人是很不容易的，在当时对许多国家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多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周恩来在回国后这样说明：“我们允许那种没有看到事实而带有怀疑的人怀疑，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可以怀疑。你要不是恶意的，我们就以善意对待。至于他是不是恶意，这也很难从他说话中完全分别出。我们可以从他说话的表面的意义上来估计，就当做是怀疑，我们来解释。解释的结果，就使怀疑的一部分人去除他们的怀疑。”〔15〕
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暗害事件后，并没有就此罢休，又策划在万隆会议期间对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进行暗杀。代表团到达万隆的前一天，有一个署名“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人，写信给中国驻印尼使馆说：台湾当局在三月十日组织了一个二十八人的暗杀敢死队，参加者都是逃亡到印尼的前国民党军队的中低级军官，准备谋杀周恩来和其他代表团成员。当时担任使馆参赞的陈叔亮回忆道：“其中的一个人给我们代表团写了信，说：暗杀队使用无声手枪、匕首等凶器进行谋杀活动。暗杀一名代表团员给二十万盾（印尼币），暗杀总理另加四十万盾。他在信中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忍心谋害周恩来。”〔17〕使馆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通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秘书长。他们采取了加强防卫的措施。陈毅副总理也在代表团内部作了动员。他说：代表团人人都要做保卫工作，当警卫员。就是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周围的环境多么复杂和险恶，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多少荆棘，周恩来始终从容沉着，率领中国代表团准备迎接等候着他们的任何惊涛骇浪，努力实现对会议预期的要求。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亚非会议在美丽山城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了。会场布置得朴素而庄严，主席台壁上是紫红色的天鹅绒幕，二十九个参加国的国旗整齐地排列在幕前。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感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他说：“我希望，它将证明：亚洲和非洲已经再生了，新亚洲和新非洲已经诞生了。我们的任务首先是彼此取得谅解，从谅解中将产生彼此间的更大的尊重，从尊重中将产生集体的行动。”
开幕式后，各代表团团长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议事日程和会议程序。尽管会上已开始发生争吵，周恩来却保持着平静和沉默，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当天下午开始大会发言，发言的有柬埔寨等六个国家的代表。周恩来仍然安静地坐在台下，用心地倾听着发言。这些发言中，绝大多数都指出会议应当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有助于消除殖民主义。但最后一个发言的伊拉克代表贾马利却发出很不和谐的声音。他攻击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培育仇恨”，已创造了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地球上没有哪个国家不被他们的活动和颠覆活动所触动。”“非共产党世界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认真对待共产主义危险的严重性。”
这个发言，使会场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大家的眼光几乎都注视着中国代表团会讲些什么。形形色色的猜测在流传着。本来，各国代表团发言的次序大体上是按照各国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的次序排列的。第二天上午，在记者室里黑板的公告上，中国是当天预定发言名单中的第一个。但轮到时，周恩来放弃了这个机会，依然耐心地坐在那里听着各国代表们的发言。这天上午发言的有十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发言都提到对和平与友好的愿望，对殖民主义的憎恨。但到上午的会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人以尽可能明白的语言，不点名地猛烈攻击共产主义，使会议的空气变得更紧张了。
周恩来是善于掌握时机的大师。到这时候，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另外作一个补充发言。他的翻译浦寿昌回忆道：
“他说，我得另外作个补充发言，那个稿子还是照发，我不念了，我要念另外一个稿子。总理当即在会场起草了一个约两千字的详细提纲，写了他的补充发言将要讲几个什么问题。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后就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因为时间很紧。总理口述发言真是出口成章，没有多长时间发言稿就出来了，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由于考虑到要赶快翻译出来，我就用比较小的纸记录，我写完一张，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翻。等到我们搞完，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补充发言稿就是这样出来的，前后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18〕
下午的会议上，先有叙利亚、泰国和土耳其三国的代表发言。泰国旺亲王的发言中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说有三件事情引起泰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在泰国附近的云南省境内组织傣族人；二是泰国境内三百万华侨拥有双重国籍；三是泰国东北部有五十万越南人。他们三人讲完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在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李慎之、张彦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突然，会场里爆发了一阵从来没有的暴风雨似的掌声。环顾全场，每一个座位现在都坐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地方也站满了人。当周恩来走上讲台的时候，水银灯一齐亮起来，照相机一齐动起来，没有人不意识到这一刻的重要。”〔19〕
周恩来还是像平时一样，从容地踏上讲台。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他用很巧妙的方式提出：
“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谋求解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要求是正义的，这完全是内政和行使自己的主权，并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去年，科伦坡五国总理会议，还有亚非其他国家，都曾经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接着，他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三个问题：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他对与会者说：“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派人到中国去看。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周恩来最后用洪亮的声音说道：“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20〕
他一讲完，全场立刻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会上的空气陡然变了。美国记者鲍大可的报道中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攻击。”“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21〕
李慎之、张彦所写的报道说：“许多记者急急忙忙去向各国代表团打听对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演说的反应。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理纳赛尔说：‘他是想答复我们昨天听说的关于他的问题。我喜欢他的演说。’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这是很和解的演说。’就是菲律宾的罗慕洛也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对于经历了昨天到今天亚非会议上气候的各种变化的人们说来，中国代表团团长今天短短的十八分钟的发言已经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集合起来的乌云。它给会议指出了一个方向，使它能够抵抗那种把它拖入对立和争吵的企图，能够绕过前途的暗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另外，它也使与会的其他二十八国以及整个世界都更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22〕
会议并不是从此就一帆风顺了。
在两天的大会以后，从四月二十日起，会议分成三个小会：由代表团团长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还有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这三个会议不公开进行，但消息都很快就传开了。
第一天的政治委员会讨论了人权的基本原则、民族自决和巴勒斯坦等问题，会议的进展比较顺利。但在第二天下午的会议快要结束时，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又说了一段反对共产主义的话，还说到中国的威胁等等。周恩来立刻起来声明，他不能同意锡兰总理所发表的一些言论，他要求保留明天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会议很快就休会了。但是，会散了很久，人们才看见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从二号会议室里走出来。
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谈了些什么呢？周恩来回国后讲到：“一散会，我就找到他。我说：你今天这个发言什么意思，是要破坏这个会议吗？他一听，说：我不要破坏，不要破坏。我说：要照你这样的发言，我们一定要回答。回答争论下去，结果是必然达不成任何协议。你是发起国，你把我们请来，你又来破坏会议，什么意思？”周恩来这些话为什么只在个别交谈中说？他后来作了说明：“当时在会场上就不好用这样的方式说，因为说了，他一些帮腔的都来了，那一定争得无结果，所以不采取会场争论。”“最后他说，我就是说说的。我说，既然你是说说的，你不打算破坏会议，那我们看看你的发言里有没有什么积极的东西，我们研究一下。”“第二天他就头一个声明。他说他的说话只是表示他个人的见解，也并不打算做任何提案的。他就退却了。”〔15〕
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的这一番对话，是人们当时不知道的，也是没有料想到的。到第二天，“紧张的空气可以从走廊上记者数的增加看出来。不止一个人在预言：今天会上的第一条新闻一定是周恩来和科特拉瓦拉的论战。同这样的预言相反，中午所得到的消息是：周恩来今天只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像他在全体会议上所表示过的那样，中国代表团并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他告诉大家，他已经在会外同锡兰总理交换意见。他指出他不同意锡兰总理对于所谓新式殖民主义的解释。接着，他说，虽然如此，他在研究了锡兰总理的发言以后，仍然在里面找到了一点共同之处，那就是锡兰总理所说的要求一切拥有殖民地附属国的国家在十年之内给它们独立，他支持这种积极的精神。在此以前，科特拉瓦拉已经先作了表示，他昨天的发言只不过表示他自己不同的见解，并没有意思引起一场争论，更没有意思把这个会议引向失败”。〔23〕
一场似乎就要猛然袭来的惊涛骇浪，出人意料，就这样平静地过去。航船的方向又不受干扰地拨正过来了。
这一天，文化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先后结束了工作，与会各国在经济和文化合作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晚，中国代表团在别墅里举行宴会招待印度尼西亚、锡兰、泰国、菲律宾、阿富汗、尼泊尔、叙利亚各国的代表。他们中有些人正是在会议上曾经对中国提出过不很友好的意见的，宴会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深夜十一点，埃及总理纳赛尔出席了周恩来的晚宴，他是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中国那时同这些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这种接触是十分有益的。夜已过半，又传出一个消息：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范文同和老挝首相克特·萨索里斯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政府将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范围内，发展和协调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应当存在的睦邻关系。”会谈时，尼赫鲁和周恩来也在场。
万隆会议只剩下最后的两天了。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要讨论并确定亚非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原则，形成一个最后公报。但是，由于各国的情况和处境不同，彼此间不够了解，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与会各国又发生严重的争执。争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是不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亚非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和怎样看待在这个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集团。黎巴嫩代表马立克在会上说：一个国家参加某个防御条约总是有理由的；至于说到“共处”，那是个共产党的词儿，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用这个词儿得要小心。
会议能不能达成共同一致的协议呢？许多人在焦灼地观察着，等待着。
周恩来静静地听了一天多内许多代表的不同意见后，在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他先指出：“目前世界的形势的确是紧张的，但是和平并没有绝望，拥护和平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这里开会，一致呼吁和平，就证明我们所代表的、超过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人是要和平和团结的。”“我们应该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来解决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
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他说：“在座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黎巴嫩的代表把这一点的讨论引到对思想意识的讨论上去，那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我们应该能够站在联合国宪章的立场来谋求和平合作。”
对本地区存在的某些军事集团问题，他说：“我们不赞成在世界上造成对立的军事同盟，增加战争的危险。”“但是今天我们共聚一堂，讨论集体和平问题，可以把军事集团的问题撇开不谈，因为那是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在我们中间先团结起来。前天中午我曾去拜访巴基斯坦总理。他对我说，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并不是为了反对中国，巴基斯坦也不相信中国有侵略的意图。这样，我们就取得了互相谅解。”
他综合大家的共同意见，提出七条原则，并且说：“如果我们能在这七点基础上，彼此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就能使和平维持下去，而且首先是从我们中间开始。”〔24〕
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周恩来选择了这个时候来发表他在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他善于等待时机的外交才能简直是登峰造极。他在长期静观之后在这个辩论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候脱颖而出，成为会议的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从这一刻开始，究竟哪一个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没有疑问了，那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改变了会议的航向。他确确实实以他的才干和个人‘通情达理’的态度给哪怕是反共国家的领导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5〕
会议重新顺利地取得进展。在当天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通过了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分别提出的报告，通过了一些决议，并宣布明天下午三点将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
亚非会议进入了最后一天。为会议起草公报的殖民主义问题小组、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工作。周恩来、纳赛尔、泰国的旺亲王等一些代表团团长也参加了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的会议。小组对最后公报内容和措词的讨论，依然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并不容易得到解决。这些小组会不是公开进行的。中国记者李慎之、张彦生动地报道了会场周围那种紧张的气氛：
“中午到了，参加代表团团长会议的人们都回去吃饭了，楼上两个会议室的门口却还是不见动静。一直到午后一点半钟，才看见里面的代表出来。但是，他们不是像平常一样回到别墅或者旅馆去，而是到酒吧间去吃点心。而且，很快就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又过了一阵，殖民主义问题小组的代表们再次退了出来，但是争论中的一些问题并没有解决，而是被转交到了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小组去一并讨论。可以猜想，这个小组的工作是极其紧张的，为了达成协议，还需要做巨大的努力。离预定闭幕会议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有点紧张起来。难道这些障碍真的到最后五分钟还无法克服吗？”〔26〕
周恩来自始至终一直留在那里。虽然时间延长了三个半小时，僵局终于在最后时刻突破了。下午四时，代表团团长会议复会，一致通过会议的最后公报。关于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经过紧张的磋商后，形成了包含十项原则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国家的正义要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心。”〔27〕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亚非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独立大厦隆重举行。主席先请秘书长宣读亚非会议的最后公报。公报归纳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讨论的成果，它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点宣言。这个文件在热烈的掌声中被全体一致通过。接着，各国代表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在会上说：“我们的会议是有成就的。”“会议的成就是开始了或者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并在某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这对于我们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增进彼此之间友好合作的共同任务上将有很大的帮助。”会议由主席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闭幕词。
晚上九时半，这次永载史册的盛会成功地闭幕了。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并不只停留在会议上。两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在会场以外发生的，它们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有关华侨的《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和中国宣布愿意就台湾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这两件事同亚非会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都在亚非会议期间发生，使它产生的国际影响更为巨大。
华侨中的双重国籍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常使一些东南亚国家感到不安，并且存在不少纠纷。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有二百七十万人，其中在印尼出生的占三分之二。中国的国籍法传统上以血统为准，而印尼却以出生地为准，这就造成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两国之间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已就这个问题开始外交商谈。亚非会议期间，两国代表团再次就此进行会谈并迅速达成了协议。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印尼外长苏纳约在万隆的西爪哇省长官邸签订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同时具有两国国籍的人都应根据本人自愿原则在两国中选择一种国籍。条约还规定：双方同意勉励本国侨民尊重侨居国政府的法律和社会习惯，不参加侨居国的政治活动；双方愿意各自依照本国政府的法律互相保护对方侨民的正当权益。因为在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中也有华侨具有双重国籍的问题，这个条约的签订对那些国家也发生一定影响。签字后，周恩来致词说：“这个问题能在亚非会议期间获得解决，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我们亚洲和非洲各国之间以友好协商的精神解决繁难问题的又一个良好的事例。”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沿海，空军第十三航空队等进驻台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又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这是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把台湾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就在这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一个月，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一江山岛，迫使美国撤走它的舰队；二月，又解放位于浙江海面的大陈岛和它的外围岛屿。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动，有些东南亚国家担心在亚洲再起战火。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先后同各国领导人就台湾问题谈过十二次。他说明，在台湾问题中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完成中国的完全统一，是内政问题；而美国的干涉，造成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国际性的问题。美国应该放弃侵略和干涉，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有人在谈话中提到：“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周恩来回答：“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人民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28〕
四月二十三日，会议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家里举行一次冷餐会，约请了八个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参加。快要散席的时候，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向周恩来谈到台湾问题，问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并且表示可以同美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尼赫鲁问他能不能把这番话公开发表出来，周恩来同意了。当时担任翻译的浦寿昌回忆道：“总理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并非事先决定的，完全是根据当时各国代表的要求临时决定的。总理说，不必发表长篇文章，就专门对美国讲几句话。”〔18〕傍晚，他的讲话发给了各国记者。话说得很短：“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9〕
这短短六十九个字的声明立刻引起巨大的轰动。吴努说：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说：它在缓和世界紧张局势方面立即发生影响。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说：它使我们有了对于将来的希望。科特拉瓦拉说：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埃及代表团发言人说：这个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菲律宾的罗慕洛和伊拉克的贾马利也说：中国的建议是肯定令人感到兴趣的。〔30〕美国记者鲍大可作了这样的评论：“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试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他愿意在哪里坐下来，同谁谈，他又到底愿意谈什么。他没有说清楚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但是在有二十九国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31〕
万隆会议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与会的绝大多数亚非国家的首席代表是政府总理或外交部长，他们中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身边又没有那些以往常常左右着国际会议的西方大国的人物在场。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互接触和了解的机会。对中国来说，同其中二十三个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像纳赛尔、西哈努克等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第一次会面并结识的。因此，会外的交往和接触无疑就极为重要。
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的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许多活动只是社交活动。“他不放弃任何一点可能去做工作，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典范。”“我们主动地请客，人家也请我们，每天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有时能凑在一起的，就一次请几个国家。”“会议闭幕的当天，五个发起国宴请总理。宴会前半小时，总理说：我还有个活动。这时他带着礼宾司司长去参加一个小国的酒会。这个国家的代表团虽然事先请了周总理，但是大会结束后五个发起国总理宴请中国代表团，主人以为周总理不能出席酒会了，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大国的总理会这样重视小国的邀请，因此使他们感到很意外，感动极了。”〔17〕在这种场合，周恩来一般并不谈论政治问题，但他那真挚、庄重、机敏、谦逊、不亢不卑的个人品格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历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回国后讲到：对与会的国家，除保大的代表只握过一次手外，其他都交谈过。他说：“我们邀请他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参加宴会，除了保大和伊朗这两个国家的代表没有来到以外，其他国家的代表统统都来了。这是跟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不同的情况。”〔15〕
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他同亚非国家许多领导人结下了亲切的友谊，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便是一个例子。浦寿昌回忆道：“印尼组织亚非会议时有一个规矩，会场不先开门，让各国代表团在外面站着队等候，然后鱼贯而入。
一次，总理问我，站在咱们旁边的那位是谁？”“我一打听，是西哈努克。打听清楚后，总理主动过去跟他交谈。”〔18〕西哈努克这样回忆他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相识时的情景：
“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同来的有陈毅元帅，那是周的左右手，一位革命与抗日时期的传奇英雄。我们三人很快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
“周从北京带来厨师，备好中国宫廷御膳款待我！除了酒精多的茅台风味有点特别，令人不太舒服，别的一切都很不错——包括周恩来与陈毅的热情款待。他们亲切赞扬的话使午宴充满兄弟友情。
“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
“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平等。
“一九五五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我邀请他当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周与陈毅元帅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32〕
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加强。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印尼总统苏加诺的邀请，到印尼首都雅加达作两天正式访问。五六月间，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华访问，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四次会谈。五月二十一日，接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对他说：“在万隆时，曾同巴基斯坦总理在会谈中有争论，也有和解，在会外还痛快地谈了两次，互相都很直率地谈，不隐蔽自己的意见，结果发现中巴是能和解和友好的。”“我们两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共同的遭遇，因此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也容易找到共同的愿望和要求并为此目标共同奋斗。这是一个有利的基础，我们应该使它得到进一步发展。”〔33〕
中日关系在万隆会议上也取得了进展。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断对中国人民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处于被美军占领的状态下。一九五一年订结对日和约时，美国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提出对日关系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双方的民间贸易和友好往来逐步得到发展，中国还积极协助战时留在中国的三万多名日侨归国。他重视多渠道地推动外交局面的开展。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和日本学术文化访华团应邀来中国参加国庆庆典。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对他们说：“从中日关系的历史上看，我们两千多年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但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过去的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个能够做到，因为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和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比较，六十年算不了什么。”他又说：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市场扩大了，就需要彼此互通有无，开展贸易。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34〕
万隆会议上，日本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是鸠山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日本投降时，他正在中国东北，曾采取友好的态度。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同他会见，双方谈到今后要积极发展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已引起双方的重视。以后，两国关系虽又出现曲折，但七年后在池田内阁暗中支持下，高碕率领不少日本企业家应邀访问中国，经过协商，达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规定了为期五年的长期、综合易货和延期付款进口成套设备等内容，日本通产省和输出入银行都参加了这件事，形成了半官方的贸易交往，这是中日关系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亚非会议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会议体现的那种平等、协商、和平共处的“万隆精神”，深深印在人们心中。它揭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性的新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许多朋友。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各种类型国家都有接触”，“我们按照中央的方案，求同存异，耐心说理，尽一切努力求得一致协议，又对所有与会国家表示尊重，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与会国家的好感，而反共反苏最烈的国家也多少改变了它们对新中国的一些成见”。〔35〕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形象，增强了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亲近感。
会后，来华访问的外国朋友人数激增，包括许多日本、中近东和欧洲国家的朋友。周恩来在这方面所花的精力，比以前要多得多。据不完全统计，从他五月初回北京到这年年底，会见来中国访问的外国朋友三十多批，会见外国外交官二十多次。他在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回答提问时说：“非社会主义的国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某些优越和值得学习的地方，如在经济方面，它们的某些技术和在文化方面的某些民族特点，是可以学习的。这种相互交往是需要的。因此，在亚非会议上，对促进国家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强调了这一点。”〔36〕
从万隆会议结束到一九五九年底，同中国先后建交的有尼泊尔、埃及、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拉克、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十一个国家，它们全部都是亚非国家。亚非会议为新中国的外交活动打开了新的天地，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代表了各种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策，会上的辩论如此激烈，最后竟能共同达成协议，形成一致通过的会议公报，并且产生划时代的深远影响，这确是了不起的成就。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做出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尽管他在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许多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都只能当机立断地随时处理。这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慧。正是在这双巨手的把握下，会议的航船终于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和险滩，平安地抵达成功的彼岸。一位外国代表对他说：“在每一场你要参加的或你允许自己参加的战斗中你都获了胜。”“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有些是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我们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坚定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维护了自己的原则立场，而又表现出坦荡的胸怀、谦逊和以理服人的态度。用美国记者鲍大可的话来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延伸阅读
周恩来在会议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会内会外那样多事情集中发生在短短七天内，许多事（包括重要的细节）都要由他亲自处理或作出决断，不允许有一点闪失。这副重担似乎是谁也难以承受的，周恩来却把它担当了起来，并且完成得那样完美。他为此而需要付出多少，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在代表团担任机要秘书的郭英会回忆说：“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比在日内瓦期间紧张多了。在万隆的七八天里，他都没有怎么睡觉，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这是一般人都经受不了的，何况总理当时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而且是在做完盲肠手术不到半个月就出去的。”〔37〕但当他每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却总显得精神抖擞、举止从容、反应机敏，没有人发现他有一点疲惫的神态。要是没有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没有忘我的奉献精神，要做到这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