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确定后，最使周恩来担心的是“忽视农业”。这因为，重视农业是他的一贯思想，前几年严重粮食危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尽管这时农业情况已有好转，但中国的粮食问题并没有过关。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一九六六年的计划时，毛泽东曾对他说：“我们进口粮食，难道见马克思时还带着修正主义尾巴？”周恩来说：“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1〕在制定和贯彻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他首先紧紧地抓住农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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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走到哪里，谈起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总是把农业摆在最前面。有些干部在讨论他的讲话时提出，国防和农业哪一个放在第一位？有的干部还问：是否应该修改“三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以国防建设为中心改为“大力发展农业，突出国防”？周恩来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来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怎样解决粮食问题？周恩来说：“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他强调：“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搁。” 〔2〕
抓农业，抓粮食，是全国性的任务，但又需要有重点。周恩来提出：“在整个形势下，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旱的省。”他在这里所指的是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和北京地区。
为什么周恩来把北方农业问题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他是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全局需要来考虑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地区。它是首都所在地，是全国的交通中心，又是重工业最集中的地方。这个地区一九六五年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左右，重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二点四。可是，同它的战略地位极不相适应的是：“这几省无一例外都要进口粮食”。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近五年来还进口大量粮食，主要是接济这个地区。这里每年约调进一百亿斤粮食，一九六五年度调进一百二十亿斤，和进口粮食的年度最高量相当，等于把全部进口粮食用在这个地区。尽管如此，这里的农民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不及南方。
因此，周恩来说：“从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长期战略思想来看，这恰恰是一个薄弱地区。正因为这样，在这个地区不仅要抗旱防涝，而且要把它作为农业上的主攻方向，像搞大小三线、国防工业、基础工业那样重视，并且由中央、国务院协同各级党政领导一起来抓，一定要狠抓。”“要从战略上考虑，时不我待。一旦有事，这个地区是有弱点的。把弱点补上，不快不行。现在要狠抓、快抓，每年要抓几次，一直抓到合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起码要求。”什么是起码要求呢？周恩来说：一、粮食要自给。不仅河北、河南要自给，天津、北京的城市用粮也要在这个地区解决。二、队有余粮。三、国有储备。四、农民的口粮和收入要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周恩来强调，中央和国务院要集中主要力量抓农业战略地区，也是备战的战略地区，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要长期抓下去。〔3〕
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最大的问题是灾荒严重。东至辽宁，西至陕西，北至内蒙古，南至山东、河南，经常是非旱即涝。从历史上看，这个地区常常连续大旱数年。解放十六年来，国家对这个地区的农田水利拨款和救灾拨款占全国同类拨款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而这个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即便这样，还没有能较大地减除这里的旱涝威胁。一九六五年，这个地区的旱情十分严重，而根据气象预报分析，一九六六年的旱象仍大部分集中在这里，而且有可能连续旱两三年。因此，一九六六年新年刚过，周恩来就开始抓北方的抗旱。他指示国务院召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他自己到河北去，因为在北方八省中，河北的旱情更加严重。周恩来指出：“中央支援的重点是在北方”，“北方的重点又是河北”，对河北的情况心中有了数，才能对北方八省的整个工作做出恰当的部署。
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到达天津。二十四日，他在听取河北省委汇报农业生产情况后指出：“抓生产首先要考虑抗旱。”他要求省委负责人要一个一个地方去谈，指导工作。周恩来指出：
“对作物要进行研究。可以进行调查，能高产的作物，要种到有水或有墒情的地方，集中人力，集中肥料，不要分散开。到处都旱，到处都搞，结果效果不大。能种的地方要力争种上，雨一来，马上抢种，做两手准备，和他们去商量。每个省委书记包一两个地委，跟他们亲自去谈。先下去布置，早点布置，早做准备。”“在天津要多打井，再就是地上水利用要搞好，不然顺海河都流掉了，要把它断住。”
“中央对你们的要求是低的，去年你们搞了一百八十亿，今年能搞二百亿就了不起。可是，你们要到下边去，把生产队发动起来，好的地方要丰收，差一些的地方要自保。每个公社、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丰收的，都有自保的，这样就好了。”“要有两手准备，天旱有五千万亩丰收，五千万亩平收，涝了你们山区还有二千多万亩嘛，还有些地淹不了嘛。这样，全省动员起来，你们再下去抓，冬闲抓一次，到了春耕锄草再去抓一次，夏收时抓一次，然后再抓秋收秋种，一年抓四次。今年抓一年，一九六七年抓一年，一九六八年再抓一年，河北就有起色了。”
要搞好河北的农业，地区之间的协作非常重要。周恩来指出，除了把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天津、唐山搞起来以外，要专门帮助一下衡水和沧州。石家庄帮助衡水，保定帮助沧州，这样就好办了。
那时，农村的“四清”运动正以很大的声势在发展，各地负责人都以相当多的精力投入这个运动。针对这种状况，周恩来强调不要光搞“四清”而误了生产。他说，阶级调查搞上十天半月就行了。他批评一个负责干部蹲在一个地方搞阶级调查，半年没有搞完，结果把别的工作都耽误了。
他还强调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说：“东北还向中南要粮食，那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吃，那么大的工业不支援农业。天津也是这样，石家庄也有东西，保定也有东西，还有唐山，一定有很多金银财宝，不好好搞就会卖掉甚至很浪费。” 〔4〕他后来多次谈到这个问题，说：“农业还没有过关，工业也不算本事嘛。”“农业负担不解决，就是对农业本身、对备战、对现在的工业建设也不利。”“你支援农业，发展农业，也就支援了工业，供应它粮食，供应它经济作物，供应它各种三类物资、山货等等，很多好处。这样才能使工农业结合得更好，互通有无。这就是我们掌握计划、掌握生产的要抓这一个关，支援农业的关。” 〔5〕周恩来还提出在农村中“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多的，除了出口、外调，还要自己销一些”。 〔4〕周恩来这样细致、具体地指导农业工作，使省委的负责干部很受感动，也很受教益。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上写道：“周总理这次来谈，方法很活泼。他给我们鼓劲，叫我们给下边鼓劲：天再旱，人总要活嘛，千方百计发动群众，把地种上。” 〔6〕
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回到北京后，马上参加正在召开的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从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他七次听取各地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二十八日，周恩来听取天津市委汇报情况后，再次强调市委要拿出一半力量抓农业。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都要分工抓一个区，抓到公社和生产队。他表扬市委书记万晓塘带头到农村基层调查研究的做法。周恩来要求他们在抓粮食问题的同时还要关心林业生产，希望他们研究种一些能耐碱的树，把北京到山海关铁路线和京津公路两侧搞得像北京市区到飞机场那条路那样，力争早些改变面貌。
不久，周恩来在另一次会上又着重谈了造林问题。他指出：“我看主要任务还是抓造林。”“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能转过来，农、林、水犯了错误，多年也翻不过身来。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我这几年抓了一下水利，心里可是不安。现在证明，三门峡工程调查不够，经验不够，泥沙淤积比我们设想的多得多，背了个大包袱。林业也是个包袱。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业砍多了。”“十六年砍了六千万亩，造了五千万亩，还是赔了。二十世纪还有三十几年，再赔下去不得了。林业部要面向全国，主要任务还是植林。植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7〕
通过调查和了解，周恩来对北方八省如何“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摆脱落后”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想法。二月一日，他在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上提出了十条方针和十二项任务。
十条方针是：
一、抗旱防涝要与备战相结合；
二、抗旱防涝要与备荒相结合；
三、抗旱防涝的紧急措施要与农业的长期规划相结合；
四、抗旱防涝要做全面动员；
五、抗旱防涝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
六、抗旱防涝现在以抗旱为主，但不要忘了防涝；
七、抗旱防涝要节约民力，不要浪费民力；
八、抗旱防涝要安排好群众生活，要注意防治疾病；
九、抗旱防涝要保护好牲畜，特别要严防兽疫；
十、抗旱防涝要保护农具，不要损坏农具。
十二项任务是：
一、加紧积肥和沤肥；
二、多备种子，特别要多准备一些晚田种子，公社、生产队要准备，粮食部也要准备；
三、千方百计开辟水源，节约用水，控制用水，不要浪费一滴水；
四、要打井；
五、要清查机具；
六、要管好用好一切抗旱救灾物资；
七、归地方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分省作全面考虑，进行排队，急其所急；
八、地方机动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使用，用在刀刃上，并要留有余地；
九、要不误农时，抢季节，定先后，抓重点，更要早做准备工作；
十、高产田和基本田要并重，前者是重点保丰收，后者是全民保命粮，队队有，人人要，都放松不得；
十一、各省、市、自治区都按地形分了几大片，采取分别抓的办法，这样注意力集中；
十二、尽管是灾年，粮食减产了，副业和多种经营可以多搞一些，粮食少了，要使农民的其他收入有所增加。
周恩来特别强调各级领导要自己动手抓好这项工作，“要狠抓，快抓，年年抓，长期抓”。他提出：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局一年至少要抓三次，八个省、市、自治区分为七个组，组长以外，再配一两个副组长：周恩来抓河北和北京，李先念抓河南，谭震林抓山西，余秋里抓陕西，林乎加抓山东，王光伟抓内蒙古，李富春抓辽宁，如果李富春身体不好，由薄一波代。周恩来说：
“这次只是一个开端，今后一年至少要抓三次。要到下面去蹲点，要抓一个先进单位，一个落后单位，经验要从群众中来。还要和省、市、自治区一道开会，出点主意，把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帮助推广。还要督促检查。也不要希望我们做得很多，至少可以起鼓舞、带头作用嘛！我们还要和有关的中央局打招呼，一道去抓。” 〔8〕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刻组织抗旱工作队奔赴河北各地帮助工作。工作队临行前，周恩来规定了三条纪律：“一看，二帮，三指挥”。具体是：“下去后，不能增加地方负担，不要去指手画脚。首先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帮助地方工作，听从领导指挥。”他强调：“工作组干部应该到生产队和群众共同劳动，通过劳动进行调查研究，取得生产知识，鼓励群众的干劲，不能因工作组的工作妨碍群众劳动生产。”周恩来说：“对河北组讲的这些办法，同样也适合其他组。” 〔9〕
经过一个多月深入实际，下去的工作组发现不少问题，也发现不少工作做得好的典型。三月二日至五日，周恩来多次召集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汇报会。五日，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北方农业要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面貌，必须坚持两条：一条是政治挂帅，另一条是深入实际。鉴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教训，他强调：“千万注意不要瞎指挥。瞎指挥往往是由上而下产生的，不是由下而上，因为下边搞瞎指挥没有饭吃他就不干了。下去蹲点，大批干部都下去了，我们不下去也不行，这叫形势逼人。”他还谈到一定要处理好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厂社关系（工业支援农业）、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等。周恩来说：“不进口，不南粮北调，这是个大问题。要从‘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总要求来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还说：“我也想下去，不过有时有点身不由己，说来还是决心不大。我到附近跑一跑还是可以的。我们不比主席，要留他一些时间考虑大问题。” 〔10〕讲到这里，李先念在一旁插话说：“你下去我们不反对，但是，你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对身体还要注意。” 〔11〕谭震林也说：“你已经跑得不少了。” 〔12〕最后，议论到农业规划问题，周恩来同意李人俊和陈正人的意见，指出眼前的、长远的规划都要搞，说：“搞农业规划要从下到上地搞。我们只能提出粗线条，如提出国有储备、队有余粮，提出达到或超过纲要。但多少年达到，具体的指标还是由生产队由下而上地搞可靠，最重要的是大队。” 〔10〕
三月七日上午，周恩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研究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汇报会上提出的问题。邓小平说：“北煤南调可能比南粮北调解决得快。改变南粮北调，可要下功夫。”他要求十年改变北方农业落后的面貌，说：“十年我们能活着就要为此而奋斗。”下午，周恩来继续参加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汇报会议，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周恩来指出，根据书记处的意见，要抓住抗旱一直搞下去，改变落后面貌。他说，小平同志给了我们十年期限，如“三五”期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初步要求。他希望各地能在一个半月时间内搞个规划，到五六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拿出来讨论。〔13〕
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和国务院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为了具体协助这个地区的农业发展，抓紧目前这个地区的抗旱防涝、抗灾保畜、争取丰收的群众动员和国家支援工作，以便深入基层，接触实际，协助各级领导由下而上地制定各省农业规划，逐步改变这个地区的农业面貌，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通知宣布：农业小组组长由周恩来担任，副组长是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李雪峰、薄一波、谢富治、余秋里。周恩来还兼河北、北京组组长。
三月七日，为了解决北方农业问题忙了整整一天的周恩来，一直到八日凌晨三点多才上床休息。五点二十九分，北方大地一阵颤动，周恩来从睡梦中惊醒。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立即给值班秘书赵茂峰打电话，询问是哪里发生了震情。〔14〕
当天，河北地震初步情况的报告送到周恩来手中。报告中说：这次地震“面积大，烈度大，遍及邢台地区各县。其中隆尧、柏乡、巨鹿、宁晋等四县最重。一般倒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严重的村子房子倒光了。人员死伤情况尚未查清，初步统计，宁晋县十九个村子死伤三百多人，隆尧县七个村子死伤一百零八人，牲畜死伤也很多。”“中科院有现场调查组在宁晋一带工作，因带仪器不全，地震原因还肯定不下来，但已看出地震未结束，还会继续发生。” 〔15〕后来查明，邢台地震的震级是六点八级，这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在人口稠密地区发生的强震。据不完全统计，这场浩劫造成八千多人死亡，近四万人伤残，倒塌房屋五百多间，使五百六十多万人受灾，损失极为严重。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刻命令北京军区和当地驻军携带急用药品、担架、帐篷和抢险工具赶赴灾区现场。同时，周恩来还让军事秘书周家鼎通知空军准备两架直升飞机待命，供他随时赴灾区视察。当晚，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商量抗震救灾的紧急措施。会后，周恩来亲自给中央写报告，汇报会议的决定：
“一、由国家科委和科学院（武衡、裴丽生）为主，集合科学院、地质部、水电部、石油部、煤炭部、冶金部有关地质勘察和物探技术力量一部分，前往地震现场进行探测、观察和研究，以便进一步探明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并将有关资料送回北京进行科学探讨（由李四光主持）。
“二、由曾山同志为首代表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人员前往视察慰问并进行救护。
“三、由有关部门（卫生、公安、内务、供销社、兽医、铁道、农业等）组织医疗供应，工程人员随队前往，协助当地进行救护工作。
“四、我拟于明（九日）下午飞石家庄视察这次地震灾情。” 〔16〕
九日下午，周恩来乘专机到达石家庄市，听取河北省委和军区负责人汇报受灾情况。当晚，在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陪同下，周恩来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赶赴地震中心——隆尧县。
他到达隆尧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天气阴暗，狂风呼啸，大地还在频繁地震动，时常有残垣断壁倒塌。在隆尧县委办公室，周恩来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取县委书记张彪汇报情况时，突然发生了强余震，房屋摇晃，门窗作响。与会的干部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劝他出去避一避。周恩来拒绝了。当年跟随他到灾区视察的周家鼎回忆说：“总理环视了一下房屋的结构，仍镇定地坐在那里，说这房子是新盖的，梁头都有立柱，塌不了，大家要沉住气。别人看他那安详的神态，紧张情绪很快安定下来，继续开会。” 〔17〕周恩来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把领导核心组织起来，每个大队要有三至四名干部组成新的领导核心；二、要求干部以焦裕禄、王杰为榜样，由部队组织统一领导救灾斗争；三、县委组成流动组织，以便每天到各公社进行指挥；四、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提高斗争觉悟，另一手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五、要关心群众的生活，锅达到三户一口，要在两天内落实。〔18〕
当晚，周恩来还听取了邢台地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在充分听取意见后，周恩来对抗震救灾工作做了全面安排：
“在一星期内把秩序恢复起来，要帮助群众把死者掩埋好，安置好伤员，使伤病员得到治疗，再帮助群众搭好棚子，把简单的生活恢复起来，然后转入正常的生产救灾工作。
“加强对受灾社队的领导。受灾严重的社队基层干部死伤过多的，由周围轻灾区抽调一些干部去充实，代理职务，帮助工作，轮流受教育。要发挥地方干部的积极性，提倡学习焦裕禄、王杰，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工作做好。
“由军队和地方组织统一的救灾指挥部，凡是参加救灾的党政军、医疗卫生等部门，以某军政委蔡长元为主，由救灾部队统一指挥。组织后方支援机构，设在石家庄驻军机关，由军长挂帅，邢台、石家庄专区各有一名副专员，石家庄有一名副市长参加。前方指挥部设在隆尧。
“今晚到明天下午，把受灾情况、人员伤亡、房屋损坏、群众需要什么统计好。明天下午我还来，要给我汇报。”
周恩来还说：
“查了县志，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
“总结出经验要为人民造福。我回北京后，要把搞地震救灾的部门都动员到现场来。到现场来的人和灾区群众要很好地配合，解决吃饭问题、防火问题，要解决好发展生产的问题。牲畜，县与县要调节好。把压在地下的东西要很好地挖出来。广泛宣传，要稳定人心。要搭棚，不要在房子里住，防止房屋再倒。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关怀，去克服天灾。” 〔19〕
周恩来考虑得非常周到，别人想不到的事他都想到了，该解决的问题几乎都得到妥善处理。
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又赶往受灾最严重的隆尧县白家寨慰问灾民。当群众听说“周总理来了”时，他们心情十分激动，暂时放下失去亲人和家园的悲痛，拥上街头，奔走相告，自动集中在一个空场上。周恩来乘坐的直升飞机就停在那里。周恩来登上一个大木箱子。他发现老百姓迎风站着，坚决让当地干部把群众调过头去，背风站，自己迎着风讲话。周恩来号召大家要“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他说：“这个困难一定能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你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他还说：“我不能到每个庄子去了，请你们庄子做代表。你们要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我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你们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劲头鼓起来，用七八天的时间把生活组织起来，过几天还要搞生产。隆尧和巨鹿、宁晋比嘛！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 〔20〕周恩来的到来，使群众情绪很快安定下来，投入紧张的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斗争中去。
三月十日傍晚，周恩来从河北回到北京。两天后，他又赶往天津参加华北局会议，讨论备战、粮食、农业等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他强调：南粮北调和进口粮食这两个情况非改了不可。我希望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调同时解决，时间大体上是三年，即到一九六八年解决这个问题。华北地区的粮食问题解决了，鲁豫辽陕的问题就可以集中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华北，大头是河北。“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他说：“我对华北有了感情。我过去是在华北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还是在这里，在这儿要活一天干一天。因此，要不断学习，不断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面，把当前的抗旱救灾一直抓下去。小平同志说要抓它五年到十年，我抓主要是帮助。” 〔21〕
本来，周恩来准备在会后到河北、北京各地调查一个月，集中研究这个地区的农业问题，但是，华北会议刚刚结束，他应毛泽东的要求到杭州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二十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二十二日，周恩来又接到邢台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的报告。这次地震的中心在宁晋县，灾情比上一次还严重。周恩来只能集中精力先来解决地震问题。
地震发生的最初几天，周恩来因为要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等，没有能立刻赶到灾区去。但他仍周到而及时地对救灾问题做出部署。除派出救援部队外，他特别指示两条：
一、对地震的发生，要提高警惕和保持镇静相结合。对自然界作斗争，首先要保持镇静。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能掌握情况，掌握动向，研究对策，采取措施。
二、加强震中现场观测。立即派飞机把地震仪送至尧山和耿庄桥，迅速沟通尧山、耿庄桥经石家庄至北京的有线和无线专向通讯，保障地震情况及时上报。
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第二次飞往地震灾区。四月一日那一天，周恩来走访了五个受灾严重的社队。当年救灾指挥部总指挥徐信回忆：“在灾区视察的日日夜夜，总理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直升飞机几次起落。余震一天发生好多次，周总理全然不顾。他跨越一条条一尺多宽的地面裂缝，穿过一道道随时都可能倒塌的断壁残垣。哪里有受灾的群众，哪里就有周总理那伟大的身影，哪里就有他亲切的话语。” 〔22〕
周恩来在各地讲话时强调：“救灾首先要靠自己。国家是大家的，国家要支援，但是，主要靠自己。恢复生产靠大家，新中国的人民要有志气。”他号召大家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那时正值春耕时节，周恩来要求各地一边抗灾，一边抓生产。他说：“你们都是种地的，你们都知道农时不能误。麦子返青了，快到清明了，要抓生产。” 〔23〕
周恩来在邯郸地区视察了几天，着重检查抗旱工作。四月二日，周恩来听取地区领导人关于打井抗旱的汇报后，对全区布置四月底打七千眼井的指标表示怀疑。他说：“心肠是好的”，但“当前首先是保麦收、保春播”，“已打的井不要泼冷水，群众愿意继续打的要完成。来不及完成的，群众有意见的要停下来”。“建设要一步一步走，欲速则不达。” 〔24〕在大名县前桑圈大队，周恩来详细询问了群众的生活情况，大队支部书记如实地向周恩来反映：大队三年没有分配现金，每人每日口粮只有半斤多，吃盐和零花钱靠卖鸡蛋和自留地。当晚，周恩来同县委领导人座谈时沉重地说：“下午在前桑圈听了他们的生活情况，我很难过。支部书记当着那么多老乡不会说假话。”要求县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在县委会上，周恩来了解到这个县为修海河抽调了九千多人、三千多辆排子车的情况后，十分气愤，说：“为什么调那么多排子车去？我是县委书记，我就顶。都是命令、平调撤蛮。我一直担心海河人多了，什么事太集中了不行。” 〔25〕在临漳县，周恩来强调了打井要有计划性。他说：“农业落后几十年，一年是翻不过来的。全县的打井计划也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一年水利化，我有保留”。 〔26〕
四月五日，周恩来到磁县，他和河北省委、地区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总结几天来在视察中发现的问题。周恩来指出：“我们搞事情不能加重人民的负担。”他对农忙时节抽调大批劳力到海河工地提出批评。他说：“我一直对海河工地上那么多劳力有意见。这个事我允许的，我为这事来到天津，不要那么急嘛。”对抗旱打井问题，周恩来批评了一些人头脑发热，不顾实际可能安排任务。周恩来指出正确的方法是：“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自愿原则，自力更生。” 〔27〕随后，周恩来视察岳城水库，提出：“水库要防洪、灌溉并重”，“在干旱年份灌溉比防洪重要，在丰水年份防洪比灌溉重要，这是辩证唯物的观点。”他批评过去修水库只管防洪、不提灌溉是不对的。他说：“修水库要全面规划，综合经营，综合利用。”周恩来的这些意见对河北地区的抗旱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地震发生后，周恩来就提出要加强地震的预报工作，由李四光负责。三月八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时，请李四光来参加。他在会上几次问及地震预报问题。有的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国际上还没有解决。李四光说：国际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解决呢？周恩来十分欣赏他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称赞他是“独排众议”。 〔28〕李四光不顾医生的阻拦，带病赴震区了解情况。他说：“你们不要再拦我了。总理都冒着生命危险去了灾区，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怎么能贪生怕死呢？”李四光的决心增强了周恩来对研究地震预报的信心。他多次谈到：“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他说：“虽然地震的规律是国际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发扬独到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三月八日的会议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特急报告中写道：“按地震研究所资料，河北以宁晋、隆尧、巨鹿为中心地震地区，自公元七七七年始已有记载，直至一九六三年尚有小度地震。但地质科学家对何故发生地震、范围多大、方向如何，尚无定论。世界科学界对地震预测预报，也未解决。我们拟以这次损失推动地质人员进行各方探讨，求得一些结果。” 〔29〕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大批研究人员奔赴地震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地震考察和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
四月六日，周恩来第二次从震区回到北京后，将地震研究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四月七日和十日，周恩来两次约见地震科研人员，提出：“对地震工作要狠抓，抓到底，要孜孜不懈，才能抓到规律。”“有关研究地震自然现象的各种科学机关，必须加强研究，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大地测量等学科。要求已经在灾区进行地震研究的科学人员，对地震的形成、发展趋势等问题，尽量找寻规律，总结经验。”他特别对年轻一代的科技人员寄以希望，说：“你们青年同志要大胆设想，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但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地震规律不是几天就可以认识的、掌握的。”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地震研究人员在邢台地震现场，相继开展测震、地倾斜、地应力等多方面的观测实验工作，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到会代表四百多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五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会见了与会代表，充分肯定地震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决不能骄傲。他说：
“旧社会只有一个地震台，三个地震工作者。你们能看到这个发展，是个好事。说旧社会有了地震也不去实地考察，是否这样差？一九二○年六盘山大地震总有人去看过。不要否定一切，历史也要一分为二，批判吸收嘛！说到苏联去学习有教条，总还学到一点东西，也是一分为二。苏联有些框框，自己做些比较，就突破了。没有低的，怎么来高的？现在全国有一百多个地震台了，比美国、日本还多，这也要一分为二。在某一点上超过，在全国说起来呢？就算美国、日本只有一百多个地震台，那么中国六七亿人口，他们只有一二亿，和日本比我们应该有七百多个台。所以，还差很远，不要满足于现象。现在地震技术人员有三百五十人，也是成百倍增长。但是，从国家的人口、面积上来比，从地区情况不同来看，我们的地震台和地震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够得很。希望以此为起点继续往前进。”“有了数量，还要有质量，不然数量可以增得很大，但未起质变。量变到质变要通过实践。这次抓住了这个现场去实践，是一个关键。事情总是要通过实践，才能有一个飞跃，有一个认识。”“这次的确是多兵种联合作战。参加的有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水电部、农业部、建工部、测绘总局、海洋局、北京大学、科技大学等单位和地方的同志。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各方面力量，才能进行比较。抓住一个现实的关键问题，就要抓住不放，所以还要继续观测。这次地震，震动最多的一天是一千零七十次，现在一天还有一百多次。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多方面来研究，不能由一方面包了。任何事情不能一个人垄断，学术不能一个人垄断，专家也不能垄断。要同群众结合，吸收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不过他们的分析方法不大完整。专家的作用就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工、提高成为一门学问，再到群众中去进行考证，对的肯定，不对的修正，不断地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反复不断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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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恩来关怀下，中国的地震科学事业发展很快。一九七五年，辽宁海城发生强地震前夕，有关部门成功地发布预报，使一百多万人提前撤离他们的住宅和工作场所。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后来许多国家的地震科学家和国际学术组织纷纷前来海城考察，将海城地震预报称为“科学的奇迹”。
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邢台地震带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处理。周恩来原来希望按计划，继续到河北农村去抓农业工作，帮助他们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长远规划，使他在“三五期间解决河北问题” 〔31〕的愿望得以实现。
但是，一场比自然灾害更严重的政治风暴很快席卷中国大地。它不仅完全打乱了周恩来的原定工作部署，而且打乱了全国人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周恩来被动地卷入“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灾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