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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再次面临政治的激进化，各种激进政治运动的诉求不一，运动形式也不一样，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有自上而下的专制方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在西方，有反全球化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反资本主义的街头运动（希腊）、独立运动（苏格兰公投）等。在中东，旧的权威政治体制解体后，往往是失败国家的降临，出现了各种极端的宗教政治运动，甚至恐怖主义运动，最显著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崛起。在拉丁美洲，由左派或右派政治势力主导的各种激进运动交叉进行。在亚洲，有台湾学生的“太阳花运动”，香港泛民派的“民主化”运动，和各种形式的“反中运动”（既反共产党也反大陆）。泰国长时期的政治抗争尽管以军人再次掌权告一段落，但问题仍然存在。很多经济社会发展低度的国家（如缅甸和柬埔寨）的政治也在激进化。中国的政治激进化因素，在近年来也在急剧增加，只不过是政府仍有能力掌控局势。印度尽管被视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但现代化、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剧烈地改变着其社会经济基础，也面临激进政治的压力。

    尽管激进政治花样繁多，但对其组织者来说，本质几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于组织者对现实的不满，而去构想一个政治或者社会乌托邦，并且相信通过动员同样抱有不满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运动方式，把乌托邦转型成为现实。

    激进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会有激进政治，激进政治可以说是政治生活的内在部分。不用看类似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政治，光看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就足以看到乌托邦政治所能造成的结果了。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激进政治，既包括通常中国人称为“左”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包括被视为“右”的“民主化”。今天的激进政治的结果要到未来才能知道，但看看过去激进政治的结局，或许会得到很多启发，因为历史上的激进政治都会有类似的结局。

可以借用刚出版的三本涉及激进政治的书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本是著名马克思或者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时光：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两本是反思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的政治状况，包括前捷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著的《历史的麻烦：道德、革命与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个学者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哈维尔与米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鲍姆是上世纪到本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两年前以95岁的高龄去世，本书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集子。他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学术性历史著作不一样，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产主义，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能够持续下去，因此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一个出路。不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表明苏联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另一方面，尽管霍布斯鲍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资产阶级的文化，但对此也是非常不满，而倾心于平民文化。不过，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霍布斯鲍姆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从自身个体政治价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对各种变革进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变得非常具体，展示了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从他的反思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第二，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成知识分子去构建乌托邦。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的，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尽管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知识分子。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则曾经是捷克和东欧的风云政治人物，被视为在推翻苏联集团和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英雄，尽管他们也曾经是知识分子。

可以把有关他们的这两本书，视为是他们对革命之后革命家这个群体的现身说法，也是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宏观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曾经论述革命之后的变化，革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和秩序形式变化了，但大部分内容依旧。但是，对革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变得复杂一些。一般的情况是，往日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边是坚持革命理想的职业激进主义者，一边则成了新的掌权者，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不了现状。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革命家。

不过，从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对往日的政治异见者，在革命成功之后状况的细数，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对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抗议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暂时光，革命后他们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总理或者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不过，他们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样，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灭，因为革命并没有能够为他们带来所希望的变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灭之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情况的确如此。不仅是哈维尔，大多数革命家都会观察到，革命之后的东欧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国家。尽管激进政治带来了民主化，但国家仍然充满着贪婪、腐败、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所谓的民主化意味着政权主体，从革命前的权力转型为今天的资本。革命前的共产主义依靠权力来统治，革命后的民主则依靠资本来统治。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东欧国家不乏极右派政权（如匈牙利），和革命前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严厉地控制着社会。

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则更扭曲着（实际上是“决定了”）国内的政治形式。地缘政治驱逐了“民主”的道德。革命前的政治形式受制于共产主义政治（苏联），而革命后的政治形式则受制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美国和西方）。较之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苏联式地缘政治控制，西方美国的地缘政治更具欺骗性。尽管西方也讲民主，但其核心是国家利益。东欧国家的政治人物轻信只要民主化，西方就会大力帮助和拯救自己。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西方美国要不关注地缘政治利益远远多于东欧的民主，要不已经力不从心。在东欧，革命家不仅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民主失望，对西方的袖手旁观更是失望。

米切尼克因此说，革命的结果，“我们把人权宪章换成了信用卡。”这当然是形象的说法。并且，革命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信用卡，信用卡仍然是少数人的，正如革命之前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样。

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当然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著书的目的还是希望人们秉承道德的力量，继续推动社会的进步。不过，他们的著作既是对革命的反思，也是对未来革命家的忠告。毕竟，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他们的国家，不仅传播到临近的东欧国家，也影响到遥远的亚洲。从东欧的政治变迁中，不难体会到激进主义者需要有现实感，政治不可以过于理想，需要妥协。这也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主义者所需要反思的地方。

亚洲正在经历着激进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同的激进政治同样具有乌托邦性质。这里不可能对亚洲的激进政治进行全面的讨论，但从香港和台湾的情况，就不难看出激进政治的乌托邦性质。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情况。

第一是地缘政治。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实行怎样的政治形式，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秩序是第一秩序，而内部政治秩序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须向第一秩序调适。从这个角度说，香港和台湾的政治发展，必须考虑到其周边的地缘政治要素，忽视了这个要素，内部的发展必然是不现实的。向西方求助更使得激进政治的根基虚无缥缈化，东欧的发展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第二是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动员。很多政治人物表面上追求民主，但实际上则是民粹主义。香港和台湾两地的乌托邦主义者，一直在构建所谓的“认同政治”。“认同”问题当然存在着，但在无限的政治动员下，这种“认同政治”的本质和往日的共产主义或者今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大的区别。在认同政治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有效地政治化，出现泛政治化现象。实际上，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想所有的生活都被政治化。对他们来说，政治只是生活的很小一部分。泛政治化，不管是通过专制方式动员还是通过民主方式动员，都是不可持续的。

第三，民主的动员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摧毁旧制度，但产生不了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和制度建设。对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讨生活”，经济和建设仍然是最主要的。激进政治改变不了什么，只是满足了理想主义者试验其乌托邦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理想主义者最终被原来的支持者所抛弃。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激进政治，因为种种因素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如果激进主义者多一些现实主义感，就可以做更具现实性的选择，既可以达到目标，又可以控制出现过多的并不想要的结果。就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必要的妥协。不过问题在于，如果激进主义者具有了现实主义感，他们就不再是激进主义者了。也正因为如此，在非西方世界，历史还是在不断为理想主义式的英雄人物，创造着政治和生活的悲剧。尽管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理想层面看，人们并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但历史从来就是这样的。政治永远使人纠结。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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