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一月，隆冬的北京，天寒地冻。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元旦联合发表社论，以不寻常的语调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以取得“斗、批、改”的“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这些充满浓重火药味的词句，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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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元旦社论发表后的一周内，首都北京发生一连串严重事件：一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外地一个群众组织时，突然发表猛烈攻击陶铸的言论，说陶铸来到中央后，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1〕于是，一夜之间，“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标语便贴满京城。
一月六日，在江青等人怂恿下，清华大学红卫兵不顾周恩来多次劝阻，以极不正当的手段（谎称刘少奇、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因车祸轧断了腿，须由家长前往医院签字做截肢手术）将刘少奇夫妇骗出中南海，并把王光美带到清华大学批斗。这出在光天化日下演出的闹剧，竟被当事人美其名为“智擒王光美”的自我吹嘘，〔2〕引起社会上人心震动。
更严重的是，由江青、张春桥等暗中策划，从一月初开始，在中南海周围开始密集大批红卫兵和造反派。他们发表演说，呼喊口号，散发传单，涂写标语，强烈要求“揪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批斗国务院几位领导人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一只只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昼夜不停地播放，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西花厅在中南海的西部，同人来车往的府右街只有一墙之隔。墙外无休止的喧嚣声，已使他连续几天无法正常休息和工作了。有人劝他暂时离开中南海，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办公。周恩来回答：“中南海是我的工作岗位，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离开中南海。如果有人来冲，我将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一个月前，周恩来曾对负责保卫首都要害部门的公安人员提出：能否坚守住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是否经得起这种大风大浪的考验。〔3〕此刻，周恩来正用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诺言。
一月五日清晨，刚同陶铸谈过话（要他近日不要离开中南海）的周恩来来到国务院西门，劝说为“揪”陶铸在这里“蹲守”了一夜的学生们。他说：“天气这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连毛主席都没法睡觉了！”“关于陶铸的问题，我必须向主席请示，并且要经过党中央讨论。”〔4〕
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中断正在进行的同南京学生的谈话，匆匆赶去接见“批判陶铸联络委员会”的代表，再次阐明对陶铸问题的态度。指出：陶铸同志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还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同志的大会不合适，现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有关陶铸同志的材料，你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把它们整理好，上交中央。〔5〕二十三日，他又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对首都大中学生代表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鉴于在北京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周恩来在十二月底就召见过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十一名代表，再次明确反对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指出：“这样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们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周恩来回答：“那是你们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周恩来还表示：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让她书面回答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办。但不能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对刘的问题，我不能回答。〔6〕
周恩来一贯主张应该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不能在背后搞鬼或做侮辱人格的举动。一月六日夜，周恩来得知清华红卫兵“骗揪”王光美后，连夜打电话给蒯大富，下令立即放人，并派秘书到清华催促放回王光美。第二天，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清华红卫兵，说：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揪到清华批斗。这是一场什么戏呀，是恶作剧嘛！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不这样。我是不赞成这种作风的。这种坏作风不能提倡，这是背后搞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现在，必须肃清这个坏作风。又指出：斗争王光美，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问题，不要再扩大这个问题。这也是毛主席、政治局的意见。〔7〕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清华红卫兵被迫放回王光美。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蹲过点的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刘少奇接到“勒令”后，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批告周恩来：“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七日凌晨三时许，周恩来向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事态才平息下来。
这以后不久，周恩来又在一个几万人的场合传达了毛泽东反对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意见。当会场上有人呼喊“打倒”刘、邓两人的口号时，周恩来当众把身体转过去，背向群众，表示不赞成这种口号。他说：根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刘、邓二人还是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党中央讲话，你们在这里呼喊这种口号，是有意使我处于为难的地位。〔8〕
一月七日、八日，中南海周围聚集的人数继续增加：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9〕
江青却偏在这时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正帮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繁重事情的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她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称：对周荣鑫，“群众要斗争他，随传随到”；对童小鹏，“群众要检讨就检讨”。周恩来答复江青：周、童二人应深刻检讨，但不能说“随传随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10〕
童小鹏回忆，当时周恩来交他办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要他同住在中南海“休息”的部长们进行联络：
“中南海内国务院的宿舍楼，便是部长们的‘避难所’。周恩来让一些被批斗得厉害的部长、副部长们到里面来‘写检讨’，实际上是让他们来休息一下，同时冷静地写必要的检讨材料。我见过的有钱之光（纺织部）、钱正英（水电部）、王诤（四机部）、黄树则（卫生部）、萧望东（文化部）、陈正人（农机部）等。因为楼内还住有国务院内的‘造反派’，所以我只能利用晚上去看他们，说完后，都要约定一致的‘口供’，来谈了什么，准备‘造反派’追问时好交代。”〔11〕
中南海，成了老干部们在动乱年代里的一块稍可喘息的地方。
一月八日，中南海外面的学生们一次次冲进门内，试图强行揪人。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的周恩来放下手头的事情，再次出面劝说学生们退出。当年担任周恩来卫士的高振普，目睹了这一幕：
“一天深夜十二点多了（即一月八日零时许——编者注），总理正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忽然有人来报告说，农大的一批造反的学生已经冲进了中南海西门，要抓谭震林。”“谭震林同志住在中南海西门内几十米的地方，学生们是知情的，如果把谭震林同志揪走，后果是难以想象的。我调来了汽车，总理中止了会议，乘车来到中南海西门，看到学生们正被挡在西门内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总理跳下汽车，先是让学生们退出中南海，但学生们乱吵乱闹，根本不听，只是拼命喊着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当时天气冷极了，我们几个年轻人已冻得直流鼻涕，我拿了件大衣，给总理穿，可他不穿，硬是在院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才说服学生，由他们选出代表到屋子里谈判。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达成协议，学生们撤出中南海，去人民大会堂开大会，请谭震林到会。就这样，把学生们（包括在中南海其他几个门外的学生）都引到了大会堂。大会堂门一开，学生们呼啦啦地拥进去了，谭震林也去了。总理和谭震林同志坐在一起，开了两个多小时的大会，实际上是陪着谭震林挨了两个多小时的批斗，才给中南海解了围，保住了谭震林同志。”〔12〕
戎马一生的贺龙元帅，也是在这个时候被周恩来接到西花厅暂住，避开了一直对他穷追不舍的造反派。
正当首都北京发生包围中南海、掀起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风潮的同时，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的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首先爆发了一系列震撼全国的大事：一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
对“一月夺权”的首要目标中共上海市委，周恩来一直是信任和肯定的。“红卫兵运动”中，他曾几次明确表示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安亭事件”后，他仍设法维护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权威。
但是，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纷纷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夺权”。《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西南的春雷》、《东北的新曙光》等社论。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力，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
周恩来从来不赞成把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领导都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他在许多场合一再强调建国十七年来党领导下各个地区、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绩，认为这是主流，反对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他说：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他始终主张各地区、各部门所“夺”的只能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之权，而不是党、政、财、文等业务之权。他明确反对夺中央要害部门的领导权，强调国防、外交、公安、财政的大权属于中央，群众组织不能夺。他还宣布：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尽管如此，周恩来这一时期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反对上海“一月夺权”或否定“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指导思想的言论，甚至在口头上还表示过支持，说这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13〕
随着全面“夺权”的迅速蔓延，它的灾难性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停职、“罢官”；各路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纷纷拉帮结派，自立山头，乃至发生大规模武斗造成大量流血事件；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五个月前开始的“红卫兵运动”，难以为大多数领导干部所理解和接受；那么，这时从上海开始的全面“夺权”，更不能不遇到各种抗争。
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下，不赞成“左”的一套做法的抵抗方式不少是悲剧性的。一九六六年底，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因为抗议江青一伙的迫害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九六七年一月，在“造反”、“夺权”的狂涛中，竟连续发生党、政、军高层领导人的“非正常死亡”，他们中包括：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八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二十一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二十二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卫恒（二十九日）等。
当周恩来得知张霖之惨死于造反派凌辱和毒打之下时，陷于极度悲愤之中。他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谷牧等人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14〕
一月下旬，周恩来在许多场合严厉地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十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果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15〕月底，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周恩来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16〕他还批评铁道部的造反派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在全面“夺权”中发生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一月十九日、二十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内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运动。他们义愤填膺，拍案而起，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会后，叶剑英向周恩来汇报了有关情况。在他们的努力下，产生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7〕等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二十八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八条命令》。三十一日，周恩来向军队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军委八条”，指出：军队和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不能擅离职守；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大闹京西宾馆”，成为“一月夺权”以来在党内高层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抗争的序幕。
二月二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
“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小组）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18〕
周恩来所以要提出第二项提议（即召开怀仁堂碰头会），是因为在一月中旬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贺龙等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19〕他力图在这种非常状态下继续保持一种相当于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形式，以便决定党和国家经常工作中的大事。而中央文革小组的钓鱼台碰头会，主要是商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这时仍然想把“文化大革命”和党政的经常工作分开，以免各项业务工作受到干扰。
然而，在全面“夺权”的形势下，各项业务工作已不可能再正常地进行下去。许多被“夺权”的地区和部门出现的空前混乱的局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怀仁堂碰头会上发生的对立双方的直接冲突已不可避免。
从二月七日（星期二）起，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按计划隔日举行一次。在会议上，几位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强烈地抨击“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主要成员提出责问。十一日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聂荣臻还针对江青一伙的做法提出抗议：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20〕
怀仁堂会上的这些责问，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
这时，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两次致信周恩来，建议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人接来北京，“一方面打通思想，一方面使之休息一下”。实际上是设法保护这些在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受到严重冲击的老同志。周恩来立刻表示赞同，并报毛泽东批准。〔21〕
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
这一天碰头会的原定议程是：一、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提）；二、讨论文件（包括运动中的政策性规定等共六件）。〔22〕到会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谢富治、余秋里、谷牧、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会议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正为陈丕显不能如期来京“休息”而怒气未消的谭震林便向张春桥等人质问：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他声明：我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23〕
接着，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先后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批斗、迫害老干部的极端行为表示强烈愤慨。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没有制止他们言词激烈的发言。历时三个多小时的会上，他几乎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当盛怒的谭震林准备中途离开会场时，周恩来才大声将他叫回。当李先念提到打倒大批老干部是从《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开始时，周恩来当场责问康生、陈伯达：“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当然，从周恩来所处地位来说，这时他不宜直接去批评“文化大革命”，但作为会议主持人，他没有责备那些奋起抗争的老同志，也没有阻止会议的继续进行。在与会的那些老同志看来，周恩来这样做就够了，等于表明了他的态度。
事实上，就在“大闹怀仁堂”前后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在许多别的场合也接连发表了和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的言论，虽然在表达的方式上有所区别。
关于党的领导，他一再强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他提出：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各部党组、党委要恢复，还要行使职权，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24〕
关于对待干部，他强调：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甚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24〕
关于稳定军队，他指出：现在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25〕
“大闹怀仁堂”的当夜，在江青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去向毛泽东汇报会上的情况。十九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谭震林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26〕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生活会批评陈、谭、徐等。
周恩来又一次面临困境：一边是在指导思想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并在盛怒中的毛泽东，另一边是在思想感情上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周恩来已没有回旋余地。他深深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已经把话说绝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周恩来只剩下这一种选择，并且，他还必须说服其他人作出同样的选择。
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继续以其他方式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问题的原则立场。二月二十日下午，就在老同志受到严厉指责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介绍山西“夺权”情况的会议上，继续阐述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当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他说：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当谈到冲击军事机关问题时，他说：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个提法，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27〕
与此同时，周恩来连续约几位老同志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准备检讨错误，接受批评。二月下旬至三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检讨，为其他人承担责任。而康生、谢富治等对谭震林等横加指责，无限上纲，把他们的正义抗争诬为“二月逆流”。
“政治生活批评会”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被剥夺出席会议的资格。周恩来的处境愈加困难了。
三四月间，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北京及全国各地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不久，鉴于毛泽东对全国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提法表示怀疑，停止了这类宣传。毛泽东还特别提醒注意“不要伤害总理”。〔26〕
为了把“一月夺权”以来的大混乱局面尽量稳定下来，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他还就此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在广东、江苏、广西、福建、安徽、西藏、河北等省、自治区和铁道等重要部门，先后成立了军管会，实行军事管制。
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党内外一些讲话中也提到“二月逆流”，认为这件事是“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同时又说：对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最早”，所以，在批判“二月逆流”时“也联系到我”。〔28〕
就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五一劳动节到了。按照由周恩来拟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名单，参加“大闹怀仁堂”的所有老同志都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活动，被称作“五一团结会”〔29〕。从当时来说，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姓名见报，就说明他们不是打倒的对象。几天后，周恩来又写信给陈毅等，提醒他们：“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30〕周恩来这封信的语气是严厉的。事实证明，他这时的担心和警告确实用心良苦。
江青等人十分清楚：对他们最大的障碍正来自周恩来。自五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了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31〕
周恩来坦然处之。五月十五日，他对外事口造反派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到反面。〔32〕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责任，相信只要自己仍站在岗位上，就有可能争取时机，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最困难的时刻，周恩来给自己定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持的基本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33〕
这时，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五月十七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就是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来这个材料的红卫兵对事实的真相可能并不知情，而江青在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十分清楚的。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34〕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二十九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
这年入夏，在全国陷于“天下大乱”的同时，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五月到八月，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已经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十几个国家发生纠纷，其中包括一些同中国长期友好的周边国家。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罗贵波回忆说：
一九六七年一月，外交部成立了“革命造反联络站”，在部里搞“夺权”。周总理委派陈老总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头头开会，宣布：一、“联络站”所夺的是领导运动之权；二、外交业务之权不能夺，造反派对此只能实行“业务监督”。之后，外交部成立了大约十人左右的“业务监督小组”，每个业务司都有代表参加。在那段时间里，周总理对抓外交业务作了许多指示，其中有两条很明确，一是要坚守岗位，二是外交工作不能中断。这是他当着我们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的面一起讲的。“文化大革命”中外交工作一般地说没有中断，但是干扰很大，谈不上开展，甚至就是维持也很困难。周总理早有指示，驻外使领馆不许搞夺权、贴大字报等。开始还能控制住，后来就控制不住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搞起“造反”、“夺权”，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成天广播，把使馆搞得一塌糊涂。这时候，我们几个（即总理指定抓业务的我、韩念龙、曾涌泉和徐以新）的日子也不好过，造反派对我们批斗得更厉害了。我经常是在办公室里被抓去批斗，回来还要办公。有时实在不行了，我就打电话给总理，报告无法工作了。周总理就找来造反派，批评他们的做法。再不行，总理就把我们接到西花厅右边的平房里，呆上一天半天，等那股风过去了再回来。〔35〕
作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正常地进行工作。为了保护陈毅，周恩来一次次地同外事口造反派谈话，阻止他们召开批斗陈毅大会。六月底，周恩来向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你们坚持要批判他的错误，我也同意。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还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36〕
到七月中旬，整个局势更加混乱。外事口造反派趁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处理武汉事件的时候，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好几个大喇叭日夜广播，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决不收兵。造反派还扎制陈毅的模拟像，进行人格侮辱。
八月七日晚，在武汉事件中受伤回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公然表示支持在外交部夺权，赞同“打倒陈毅”的口号。这个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从这一天起，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口召开的大小“批陈”会议，以这种方式保护陈毅。十一日大会上，因为造反派背弃事先的约定，在会场挂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恩来极为愤慨，当众陪同陈毅退场，表示抗议。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一次次批评和警告，在八月十九日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大权。接着，造反派又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白天被关入地下室写“检讨”，晚上放出来向造反派“汇报”。在造反派夺权后，外交部发往驻各国领使馆的电报中竟出现“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整个外交业务陷于混乱，大权一时落入造反派手中。
二十二日夜，被极左思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在他们举行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群众示威活动中，置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于不顾，冲击并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在这以前，还发生了群众冲砸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的行动。这“三砸一烧”，使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声誉受到巨大损害。
二十三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刚被扑灭，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闭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造成外交工作失控，是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表明已不能控制局面，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周恩来表示，对这件事，还要做进一步调查处理，同时向毛泽东报告。〔37〕
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散布着“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38〕等论调。在北京，再度发生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外交方面的各种事件，不过是他们为最终打倒“旧政府”所采取的步骤之一，所有这些行动的背后都有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周恩来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已经觉察出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正如他后来所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39〕
在外交工作中制造严重混乱，是毛泽东决不允许的。周恩来抓住“事情充分暴露”的机会，果断地进行反击。
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刚开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周恩来，单独约见才从上海毛泽东处回京的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周恩来特别提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指出：这个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并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国务院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宣传上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指《红旗》杂志在八月一日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接着，各地出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派性武斗激化等严重状况。——编者注）。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谈完后，周恩来把一份王力“八七”讲话交给杨成武，要他转送毛泽东看。
当日上午，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直飞上海，向毛泽东转达周恩来的意见。经过一天考虑，毛泽东下了决心。他对杨成武讲：“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
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赶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随即，他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第二年一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40〕
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名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实行果断处置，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升级的大混乱和大破坏，也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九月初，暂时留在台上“观后效”的戚本禹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反映了处理王、关这件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41〕
无疑，江青等人对在这件事上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周恩来更加怀恨在心。
因全面“夺权”而导致的“天下大乱”，不仅严重地破坏了人民共和国的各项事业，同时，也日益损害着周恩来的身体健康。
建国后，周恩来尽管日理万机，由于他身体素质好，一直很少生病。据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来到周恩来身边担任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这一年十一月，周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在初冬凛冽的风雪中，他没有穿大衣，没戴帽子，甚至连毛衣毛裤都没有穿，竟然步行和站立了五个小时！这一情形，引起在场许多外宾的惊奇。而在一九六七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我们报告了中央，并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42〕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长时期超负荷的工作状态和内心的极度焦虑，使他本来并不严重的心脏病频频发作。他的体质一天不如一天，已在勉强支撑着工作。这一点，他周围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不得不联名写出一张向周恩来“造反”的大字报，“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便“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他们将这张大字报贴在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上。大字报贴出后，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和中南海许多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在上面签了名。邓颖超还特意注明了几条补充意见。
第二天，看到大字报的周恩来在上面批了八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对于工作人员及战友们的心意，周恩来是领受了。但面对着如此混乱的形势、每天如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文、一场接一场的会议和接见活动，周恩来实在是无法放下心来。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使得他不能不以时分来计算一天的日程。因此，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休息。你们看，这么多的文件都等着我批，这么多的事要等着我办，我能休息吗？”〔43〕
四月中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亲往解决此事”。〔44〕在广州期间，周恩来轮番找各派红卫兵组织代表谈话，就开好广交会对国民经济和中外交往的重要意义以及有关交易会的大量具体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一连三十多个小时没有睡觉，又连续几天不能正常休息，这样过度的劳累，终于使周恩来心脏病严重发作，出现胸闷、心绞痛，早跳频繁。随行医生决定，立即给周恩来用药并吸氧。从这时起，周恩来每天在睡觉前都需要吸氧。〔45〕在健康情况已如此严重恶化的情况下，他的工作量却一点也没有减轻。
这一年八月，就在周恩来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并且一再阻挠周恩来出席“批陈”大会。二十七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这次接见前，周恩来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仍不见好转。因此，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将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被接见的造反派负责人，却被置之不理。这时，医生见周恩来实在难以支持了，便忍无可忍地冲到那个造反派头目面前，愤怒地警告他：“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周恩来离开会场。造反派仍在叫嚷：“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周恩来已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在汽车里，医生含着眼泪给周恩来紧急吸氧。
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这次从二十七日早晨到二十八日下午，持续三十多个小时无法工作。〔46〕
两天后，为周恩来身体状况寝食难安的邓颖超留下这样的字条：
恩来：
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乏不堪了，应该休息一下才是！勉强挣扎不是办法。
小超即刻
二十九日下午，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得知周恩来操劳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的情况后，不安地提出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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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在紧急处理各地武斗事件、努力恢复铁路运输的周恩来，依然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九月二十四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二十七日，他准备为国庆节题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几个字，试写了两次，都因手发抖而无法写成，只得嘱咐秘书告诉有关方面用仿宋体字来代替。
已经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决心的周恩来，始终没有作放松一下的打算。身体稍有恢复，他又像以往一样，义无反顾地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这正如他自己所讲：“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也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我还是要干下去。”〔47〕
就这样，在国家和民族最离不开他的时候，周恩来步入了自己的古稀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