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讲的是分工，工人通过分工生产效率提高。通过分工，做扣针的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若干倍。今天的稳拿经济学喜欢从鲁滨逊飘流到小岛上讲起，不再提社会分工，而是从鲁滨逊的资源和时间有限，提出了怎么样最好的利用资源。
这个不起眼的变化，其实蕴含深深的含义。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社会上各种资源的主要占有者是贵族、大地主、高利贷者和僧侣。贵族、大地主和僧侣控制土地，高利贷者控制货币。在私有产权制度下，所谓物的稀缺，最终往往落脚于物的所有者的稀缺，物的充分利用也就是获得最高的价格。稀缺产品获得最大利用，潜台词，就是物的所有者可以利用控制物的供给，哄抬其控制的资源的价格，获得最大收益。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调物的稀缺，强调最大利用，无疑是给贵族、大地主、僧侣和高利贷者压迫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土地是稀缺的，你在我这里建厂，我就不能欣赏自然风光了，我每英尺土地每年收你一百英镑的地租，一点不贵。你觉得贵，可以不干。方圆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我的地盘，是我祖爷爷从国王那里分封下来的。土地是我的，我觉得土地很宝贵，你建厂一百英镑的地租已经很便宜了。我邻居在二十公里以外，他的领地运输不便，要价比我还高，你自己掂量着办。
他们的土地获得充分利用，就意味资本家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他们无偿占有。所以，斯密说这些人是不劳而获的游惰阶级。
今天，大地主、贵族、僧侣和高利贷者已经让位了。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他们的土地或者收归国有，或者逐步卖给了资本家。高利贷者如果不能转变为银行家，多数逐步破产——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是无法抗衡的。社会上主要资产所有者是资本家，所以这个时候强调物的稀缺，为资本家获得最大的收益寻找理论依据。
用鲁滨逊的小农生产分析今天社会充分分工下的大生产，除了掩饰私人所有权获得最大收益以外，没有任何意义。
卢瑟经济学分析经济要回到亚当斯密的起点，从社会化大生产讲起。
什么叫社会化大生产呢？社会化大生产又称生产的社会化，是指同小生产相对立的组织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它表现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集中在企业中进行有组织的规模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发展，各种产品生产之间协作更加密切；在市场经济下通过产品的市场化和市场自动调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计划指令调节），使生产过程各环节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以上是书面的含义。
简单地说，社会化大生产就是通过不断分工合作，每个劳动者都成为生产过程的一分子，全社会成为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大规模生产标准化的产品。社会总产品由数不清的劳动者生产出来，在数不清的劳动者之间分配，社会的总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交换，最后社会成员消费所有的产品。
首先看社会化生产的生产过程，即所有的劳动者生产所有的东西。鲁滨逊的生产是一个人全包，从播种，到磨粉，到生产面包一肩挑，不存在分工。社会化生产则完全不同。每一件产品，我们都不能说清楚究竟有哪些人在其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我们穿的衣服（假设是纯棉的）那么包含：农民的劳动，他们种棉花；纺织工人的劳动，他们纺纱织布；制衣工人的劳动，他们把布匹裁减、缝纫成衣物。但是，仅仅这些人的劳动吗？在手工工场场的时代，也许这些劳动就足够了。但是，在今天这些劳动远远不够让我们获得一件成衣。农民的农具，显然不是农民自己生产的。化肥、农药显然也不是。纺织工人使用的纺纱机显然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制衣工人的机器也是买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加入生产是否就足够了呢？还是不够。制造机器的矿石、焦炭，运转机器的电力、柴油，运输原料的汽车、火车、轮船，生产厂房的建材等等。在今天的社会中，每一件产品都可以无限穷究下去。我们今天消费的每一件产品，比如一个信封，一块手帕，一张餐巾纸，都包含了无数人的劳动。
反过来，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每一个生产者脱离其他人都无法有效的生产。农民没有化肥农药也许还能勉强维持，但是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他们的多数产品只能腐烂在地里。纺织工人没有纺织机械则无法纺织。制衣工人同样如此。在小农生产中，每一个人往往身兼数职，但是在社会化生产中，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每一个人的劳动只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微小的环节。这些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却以惊人的数量增加。社会化大生产直接推动社会总产品的大幅度增加，劳动者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性。换句话说，大部分工人劳动技能一旦离开了现有岗位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把劳动的技术含量压缩到最低，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越来越低，绝大多数劳动岗位都不需要长期学习。小作坊生产时代，一个学徒用十来年，甚至二十来年的时间学一门手艺的事情，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是很罕见的。如果某一门行业需要有精巧技术的体力劳动，迟早就会有人发明机器替代人工。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大多数情况下，炒一个老人的鱿鱼，招一个新人，新人三个月就能上手。于是，劳动者和老板之间越来越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
社会竞争高度同质，提供同样商品的人成为竞争对手。没有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以前，实行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合算的，所以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所有的产品都有无数的克隆品。正是这些克隆品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所有的生产者都按照某一行业标准生产质量相同或类似的产品。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取决于生产规模，低于某一个生产规模必然导致生产者比市场淘汰。如果认为技术、资源等要素都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话，决定竞争的关键就是资本量。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最低生产规模，这个规模往往由本行业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决定。火车运载一位乘客和满员的运输成本基本是一样的。对小资本来说，如果生产规模不能达到最低生产规模，就不能经济地生产。对社会来说，不论产品的制造方式如何，同样质量的商品，售价相同。小资本进入市场，首先必须跨过生产规模的门槛。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有资格统一行业的生产标准。绝大多数列车采用窄轨，那么所有的铁路就会都采用窄轨，生产宽轨列车的厂商要么投入大量的资金重新铺设宽轨铁路，要么改行生产窄轨。
社会化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社会化的分配，即所有人分配所有的产品。在前面的例子之中，如果成衣是最终产品的话。那么农民、纺织工人、制衣工人、机械制造工人、采矿工人、采油工人、运输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所有参与社会生产的人都有资格获取一部分产品，即一部分成衣。但是，究竟谁获得什么，获得多少，则未必与他们的劳动质与量成正相关关系。分配直接由所有制决定，与对生产过程做出的贡献关系不大：“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1]在这个例子之中，私有土地所有者，只要依据私有产权，就可以要求不劳而获。或者说，在社会总产品中要求一部分。如果生产者不答应，就无法顺利完成生产。有一些总比没有好，生产者最终必然妥协。土地所有者获得产品的多少，则与他垄断土地的程度有关。在土地产权越集中的地区，他获得的产品越多。
社会化生产的第三个特点是社会化的交换，所有产品都要到市场去出售。小农男耕女织，产品自产自销，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农民是专业户，是为市场而生产。既然环节不断专业化，产量不断增加，必然的结果就是劳动者生产的产品数量远远超高他在某一方面的需求，有些产品甚至对他来说没有一点使用价值。比如硫酸、硝酸都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但是对生产它们的工人来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想用硫酸给别人毁容的犯罪分子除外）。这样一来，绝大多数产品，都要在市场交换。
社会化大生产的交换的过程，本来极其复杂，绝不是鲁滨逊用吃不了的玉米去换别人吃不了的鱼那么简单。每一个产品都要寻找买家，买一个买家都要寻找卖家，极难两两配对。生产硫酸的人，需要电力和矿石；需要硫酸的人，不生产电力和矿石；发电厂和采矿场需要煤炭和机械，不需要硫酸。后来，这些复杂的交换过程，由于货币的出现而大大简化了。原先数不清的易货贸易，由简单的出售替代。人们用自己的产品交换这种商品，然后用这种商品去交换自己需要的产品，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货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前提，货币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货币简化了交换过程，代价就是同一个生产单元的卖与买，从此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为经济危机埋下伏笔。需要注意的是，货币的出现，是经济危机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社会化生产的第四个特点是社会化的消费。所有的产品，在扣除掉原有生产资料的损耗和追加投资以后，成为所有人的消费品。所有人在前一个环节中获得的产品，至此都找到了需要他们的消费者。消费者消费这些产品，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四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一个环节的变化，必然影响另一个环节。生产过程中，产权的变化，必然影响分配。分配的变化，则必然影响交换的过程。分配极度集中，那么在交换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产品找不到对应的买主。反之亦然。鲁滨逊的生产，或者说小农的生产，显然没有社会化生产、社会化分配、社会化交换、社会化消费这四个环节。鲁滨逊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他自己的产品直接决定于他的消费，与市场销路没有任何关系。鲁滨逊生产的玉米，不存在任何分配问题，自己生产的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如果是租用地主的土地，满足地租以后，其余全部自己消费。鲁滨逊生产玉米，吃了就是吃了，吃不了的部分不会影响明年的生产。只要不把种子吃掉，今年的生产与明年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彼此独立。鲁滨逊生产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自己生产的，很少是从市场上买来的。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多数是小农经济。夫妻双方都是生产者。粮食、蔬菜、棉花是男人种的；鸡、鸭、猪是女人养的；房子是男人盖的，布是女人自己纺纱，自己织的。肥料是自家厕所积的，饲料是自己粮食的秸秆和刷锅水。除了盐、铁和少量点灯的煤油以外，基本不需要任何外来产品。只要风调雨顺，张家懒惰，不妨碍李家勤劳富裕。
社会化大生产每个生产过程都会对其他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空间的影响、生产工序上下环节之间的影响，以及时间的影响。
社会化生产在空间上是一个整体。如果某一个地区有一家制衣厂，产量足够满足这个地区的消费总量，那么这个地区就无法存在其他的制衣厂。这种地区的范围与生产规模和运输能力有关。当一个企业的生产规模极强，产品又很便于运输的时候，这样的企业的影响地区将极其广阔，甚至垄断全球。
社会化生产在行业上是一个整体。某一个环节生产过程的改善，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调整。新纺织技术的出现，必然推动纺织机械的改进。反过来纺织机械的改进，也必然改变纺织技术。农民的棉花歉收，必然影响后面一系列的制衣环节。如果成衣销售滞销，那么农民的棉花、纺织厂的棉纱、纱布、化肥、种子，甚至生产各种机械的钢铁、煤炭和原油都会滞销。
社会化生产的特点就是全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进入这个整体，就触一发动全身。只要在这个整体之中，就存在利润向上转移，矛盾向下转移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对上级的冲击，必然会冲击到下级。
生产与消费并不是脱节的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过程。供需分析中，生产与消费呈两条完全独立的曲线以X型相交。如果是单独的产品的话，这样描述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也许是对的，但是用来描述社会总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就有问题非常扯淡了。工人的工资在开始生产的时刻就决定了，总工资不变的话，总需求不会有过大的变化。所以，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的一刻就决定了。工人的消费不足，资本家就要压缩生产。大量产品积压的时候，只有萨伊那样的傻瓜才盲目扩张。这就是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也就是说，现在的总需求反过来会影响未来的总供给。这就是社会化生产在时间上保持密切的持续性。此时，一种产品降价销售，可能会吸引消费者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增加对该商品的需求，但并不能创造原先没有的消费能力。甲产品需求的增加，往往是建立在对乙产品需求减少的基础上的。
一个人如果要完成自己的消费过程，首先要把自己的商品（包括劳动力）卖出去，然后要把自己需要的商品买进来。一个人要完成发财的过程只要把自己拥有的商品卖出去就可以了。对资本家来说，他们参与市场的目的是发财，而不是消费。他们买进是为了日后更高价卖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买与卖必然是同时同步发生的，有买家才能有卖家，没有买家，卖家就卖不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一群人只想卖，不想买，他们卖出的东西超出他们买入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必然找不到对应的买家。一些只想买不想卖的人，比如挥霍无度封建土地贵族的存在能够暂时满足资本家发财的欲望。但是，这些买多卖少的贵族很快就会破产，他们破产以后资本家又会发现自己找不到对应的买家。
小农经济每个家庭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每个劳动者都是多面手，既能种粮，又能做面包。社会化大生产时期，全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每个生产者都是某一方面劳动者，既不能独立种粮，也不能独立做面包。打个比方的话，小农经济全部是单细胞生物。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动物。所以在分析经济问题时，需要高度重视社会化生产的触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这是经济危机过程中，几乎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都会遭到冲击的根源。（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932年，私酒和避孕用品在美国的销路非常好。）
小农生产彼此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彼此之间不存在紧密地联系，与今天的社会化生产完全大相径庭。用这样的例子推广到今天，抛弃了亚当斯密的分工作坊，如果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就难免让人怀疑研究者的智力有问题。
正是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所以劳动者的贫困表现截然不同。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占有多数产品，多数人贫困的表现，是地主家中有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绸缎，农民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丰年的时候，半年的时间农民需要靠瓜菜度日，遇到灾年农民往往就要流离失所。在小农经济的时代，表现是产品的严重不足。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劳动者贫困的表现就是生产力相对消费能力过剩，产品滞销，同时多数人失业。
做大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吃大饼，如果不能吃到大饼，没有人会去参与社会大生产的过程。
这就涉及到如何分配。小农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农民自产自销，地主依靠土地产权不劳而获。农民的总产品，扣除了给地主的部分，就是自己的。
社会化大生产，这个问题就很复杂。首先，生产过程复杂到我们不能确认每个产品中究竟有谁的劳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有效地分析每一件产品中，究竟谁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例子，每件产品穷究下去，都是全社会的总产品中的一分子。其次，我们不能确定每个人做出的贡献。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是不是所有人的存在对社会财富增加都有意义。简单地说，什么人是吃闲饭的，什么人是做贡献的。表面看来，有些人的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有些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农民显然不行，没有钢管舞女郎则不影响社会存在和发展。同一行业内部，也不好确定。没有正骨大夫，人们发生骨折以后，只能落下残疾。没有研究春药的大夫，则似乎对社会没有太大影响。有些是可多可少。没有军队显然要受外敌欺侮，但是如果军事人员太多，同样不是好事。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压垮经济。进一步讲，资本家的管理行为算不算劳动呢？巴菲特炒股算不算呢？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赌鬼赌博算不算劳动呢？赌博显然不能算劳动，资本家的管理行为则似乎包含劳动。实际上，多数人的行业都处于模棱两可之间。所以，谁对这个社会做了多少贡献，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既然我们既不能确定每件产品中哪些人是做贡献的，也不能确定社会生产中每个人做出了什么贡献，那么我们就不能确定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应该如何按劳分配。
但是，大饼不能不切。这个切大饼的场所，就是市场。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让社会总产品这块总大饼，在市场上按照供需关系去分配。决定分配份额的，则是彼此博弈的能力。很显然，掌握越稀缺的要素的人，博弈能力强过不掌握稀缺资源的人。他掌握的资源越稀缺，他便越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大饼份额。
在社会化大生产加自由市场条件下，我们能确定的是，社会总大饼在所有人之间分配，彼此的分配份额与彼此为做大饼做出的贡献没有任何联系，而与其掌握的社会资源的稀缺性有直接关系。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