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超级星期二”，特朗普都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当地时间4月26日，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赢下全部东北五州，距离自己的总统梦又进了一步。这也让共和党另外两位参选人捏了把汗，两人宣布将在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和新墨西哥州初选中互相合作围困特朗普。
毫无疑问，2016年的美国大选，最吸人眼球的就是特朗普现象。不仅中国，就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也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一个毫无从政经验、对外交问题大放厥词、许多“政策”前后矛盾而且根本就行不通的特朗普却竟然得到如此之多的民众支持？
实际上，特朗普并非西方特例。此前还有“冲动牛仔”小布什，意大利还有花花总理贝鲁斯科尼，法国则有“从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的奥朗德。就是一向被认为能力出众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难民危机的考验下现了“原形”。事实上，多年来西方似乎很少出现优秀的领导人。一个普遍的现象就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了，就需要从制度本身找原因了。
首先，西方选举因为由选票决定，大多数人都更注重短期而非长期利益。西方自进入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时代，其政治精英的产生模式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精英选择精英到大众选择精英。然而，和关注长远利益也需要思考遥远复杂国际形势的政治精英不同，大众通常只关心短期的自身利益。
不仅如此，大众也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和个人好恶。许多和能力无关的因素都能够成为决定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比如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是否善于演讲、善于表演和做秀，以及时代背景，甚至出身于什么家庭也非常重要。为了赢得选举，政治精英则必须迎合大众，从他们的角度、心理和需求开展竞选、兑现承诺。这自然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
被认为第五共和最无能的总统奥朗德，他之所以胜选是因为60%的工人和青年投了他的票。也就是说法国受教育水平最低和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两个群体决定了那次选举的结果。
2008年的美国大选，奥巴马获胜除了经济危机的大背景外，还在于他是黑人——他获得了众多黑人选票和少数族裔的选票，而且善于演讲，口才极佳。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希拉里则因为美国社会还没有做好迎接一位女总统而在初选败北。当然在竞选过程中，其对手质疑他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不是自称的基督徒，而且他的出生地也被指是伪造。假如质疑成真，奥巴马要么败选要么失去竞选资格。可以说，这是一场由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口才和出生地主导的选举。
那么奥巴马能力如何呢？前总统克林顿就评价同党的奥巴马只是一个业余级别的政客，是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而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经被卡特批评为史上最差的总统。当然，前总统的评价可能由于自己的立场而有所偏颇，但奥巴马在国内把自己弄成了“跛脚鸭”，在国际上造成IS崛起，确实难言出色。
其实小布什最为典型。他第一次出马竞选时，民主党在克林顿创造的绝佳经济景气下竟然败北，第二次民主党又企图利用他糟糕的执政水平想卷土重来，结果再次失败。更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在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犀利的辩才常令小布什处于守势。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态可掬”的形象，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就像一个可以信赖的邻居，反而帮助他一再胜选。
其次，西方制度下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选举程序。于是候选人不得不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选举而不是治国。竞选是如此，当选后要连任也同样是如此；任期才干了一半，遇到国会中期选举，总统也要操心。其执政的着眼点难免受制于选举日程，注重短期效果、急功近利，甚至为了赢得选举和拉抬支持率而出台违背经济规律、政治和外交原则的政策。
2012年是全球少有的大选年，为了赢得选举，政治人物可谓不择手段。奥巴马曾允诺结束对石油业的补贴，但这一承诺很快烟消云散。他还曾允诺进行全面移民改革，但也未能兑现。相反为吸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他甚至采取了一项绕过国会的动作：让170万年轻的非法移民得以暂时合法地继续呆在美国。
在法国，支持率低迷的萨科奇不惜下令选举期间不许企业破产、各企业要给职工发放一千欧元额外的红利。为了提高就业，迎合极右民众，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强行遣返罗姆人，为此引发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强烈批评。其最荒唐的政策是如果加入法籍的外来移民触犯刑法，将取消其法国国籍做为惩罚，这显然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再比如中国的近邻居印度，它的耕地总量和人均耕地远远高于中国，但其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消费却远远低于中国。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印度农村六成以上的地区缺乏有效的灌溉系统。日本NHK专题纪录片《印度的冲击》将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归于它的民主体制：政治人物在选举来临之时往往向农民赠送传统服装沙丽、电视机，立竿见影拿到选票，但却无人关心长期的农村基础水利设施投资。
法国距2017年大选只有一年的时间，此时的法国每年财政赤字高达700亿美元，国家债务总额高达2.1万亿欧元，超过法国经济总量。今年年初，总统奥朗德为此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法国急需的改革是减少福利、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结果社会党居然提出社会基本救助体系要把18岁的年轻人也包括进去，国家开支将由此增加60亿欧元。目前的法律只针对25岁以上成年人。如此的倒行逆施，原因只有一个：选举到了，政客要买选票了。
正是由于政治人物热衷于追求短期效应，置国家长远利益而不顾，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许多问题：不管是以福利为特征的欧洲还是以借贷消费为特征的美国，均深陷危机，负债累累，国家竞争力下降。
今年4月初，法国媒体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连任、任期则从五年延长为七年。其目的就是要政客们可以从长远的角度施政，不受短期和选举因素制约。
第三，西方通过选举产生人才的模式遭到挑战。西方民主选择人才当然也是看重能力的，比如某个部长或州长要参选，在其任上政绩如何，选举时都会大肆宣扬，错误决策则会被对手抓住攻击。但问题在于，选举时的褒扬攻讦毕竟不是标准化的比较，最后的结果全凭选民在宣传攻势下的感觉。
而且，候选人往往在治国理政的经验上有“断档”，比如部长很可能没有地方经验，而州长很可能没有在中央政府任职的经验，在新岗位上能否胜任，只能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当然特别糟糕的还是有直接弹劾的机会。
中国一方面已经实现人才的定期更换，另一方面在选拔人才上已对西方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即能力得到充分检验之后才能够被选拔到更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只有通过类似的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中国不会出现先选上试试，不胜任就换下的情况。毕竟，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在西方选举模式下，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从结果上讲，是不是有点像有些人吐槽的世袭皇权体制的特征？
所以台湾出现柯文哲现象并不奇怪。他本人一开始无知地狂言：“当市长比当医生容易多了”，直到胜选后坦承：“发现政治也是一种职业”，甚至还哽咽说：“人生好辛苦，我好累”。他是觉悟了，可是台北人民还要等他把任期四年做满。
如果说早期中国以突破血缘限制的科举制而领先世界，那么今天中国这种以能力选拔为标准的任期制再度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第四，在西方现行体制下，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不愿意也不敢于从政。这也是西方当前很难选出优秀政治人物的原因。
一是在全球化和金融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提升和扩大。但政界则由于民粹因素，往往不敢提供相应的收入和待遇。比如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后，决定从全社会招聘副市长。结果来了一个应聘者，一问对方目前年收入几千万，立即让其走人，说台北市政府根本不可能提供这样高的收入。再来一个应聘者，一问也是收入远远高于官员薪资水平，也不得不将其拒之门外。众所周知，人才都是跟着资源走的，政治领域资源远远少于经济界，其人才素质自然可想而知。
二是扭曲甚至无底线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望而却步。
任何要角逐公职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挑战：一个是私生活不复存在，自己和家庭的隐私都将曝光于世人面前。可只要是人，都会有七情六欲，有弱点，有过失。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从政，则一切都被道德化、完美化。
美国著名的铁汉影星施瓦辛格在竞选加州州长时被揭发得体无完肤，其未成年时的劣迹也被尽数挖出，在银幕上塑造的负责任的英雄形象一夕倒塌。台湾“太阳花运动”中崛起的领袖陈为廷，在参加苗栗县“立委”补选时却一再被曝光早年的性骚扰事件，在身败名裂之后不得不退出竞选。
最近英国首相卡梅隆已经过世的父亲被媒体曝光有离岸公司，卡梅隆四天给出四种不同的解释，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从中获利，并公布了自己近年来的交税清单，此举创英国政治史上首例。但却引发英国社会的担心：将导致优秀人才不愿从政。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法国。萨科奇成为法国总统后，第一夫人无法忍受隐私被频繁曝光的生活而选择离婚。
第二个挑战是选举期间激烈、不择手段的攻击和各种阴谋陷阱。
对华人而言，最有名的自然是台湾两度发生的选前枪击事件。2004年神秘的两颗子弹，令落后的陈水扁以微弱优势获胜。2010年“五都选举”，投票前发生的连胜文被枪击事件令国民党逆转。如果以我所在的法国为例，则当属2012年总统大选前夕，发生的两起重大政治事件。
一是发生在同党的时任内政部长萨科奇和总理德维尔潘之间。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了一份虚假名单，指控萨科奇涉嫌洗钱，史称“清泉案”。但身为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反而借力打力将之戳穿，也彻底终结了对手的总统梦。最后双方闹到法庭，德维尔潘的亲信被判有罪，而他本人则无罪释放。
二是反对党最具声望、民意支持遥遥领先的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不料，他却在纽约处理公务时陷入离奇的强奸门。其带手铐被警察押送的镜头传遍全球，丢尽了一向高傲的法国人的脸面。最后，当卡恩被迫辞职并失去竞选总统的可能性之时，他又被宣布无罪——尽管政治上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事件过后不久，卡恩表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尽管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证据。只是这起阴谋赔上的还有法国的国家形象。内斗到连国家利益都不管不顾，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五，尽管西方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对有限的政治人才还存在巨大的浪费。
由于政党对决，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为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往往会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法国外交家燕保罗是著名的知华派、中国通。他从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法国对华外交事务，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对他的评价是：“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是外交部对中国最为了解的人士之一。”但在右派执政期间，长达十多年无法进入决策层施展其才华。等到社会党2012年执政后，立即将其启用，在奥朗德胜选后的第六天就担任总统外交顾问。但很可惜，仅仅两年他就因病去世，一身才华付诸东流。
其实，即使认同这个体制的群体也不否认西方很难选出优秀的人才。只是他们认为西方的制度优良，个人的作用甚微，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也不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后果。可这又和早期他们认为西方体制可以定期更换无能的领导人，从而优于其他制度的说法自相矛盾了。
总之，一人一票制度下对大众趣味的迎合、程序是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难以能力大小为标准、扭曲的选举过程、无法从全国使用人才，造成了西方制度人才的逆向淘汰。这也是美国大选出现“特朗普现象”的制度性必然。孟子曾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无以自行”。这句话同样适合于制度。没有合适的人来运作，制度就无法良好运转。只是一个人才逆向淘汰的制度，还能避免被历史淘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