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流传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错误思潮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它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侧重点不同，但在手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其背后目的和理论实质高度一致。
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惯用手段
1.编造历史，捏造事实。这是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惯用的手段之一。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最常使用这种方法。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的“重估”、“重评”以及“还原真相”等噱头吸引人眼球，企图借“还原历史真相”之名来抹黑、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革命史，割断历史的连续性，从而否定后续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他们编造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子虚乌有的历史事件，或将某些历史事件的影响消极化、扩大化，目的就是把我们党抹黑成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否定党的领导的合法性，否定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他们还通过捏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老百姓的死亡数据，恶意夸大“文革”时期受迫害的人数及惨况等，将党的失误或错误无限放大，想方设法污蔑党的领导人，力图消解人们对党的领袖的崇敬和对我们党的信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拿出的所谓证据都是一些“野史”或个人“回忆”，不仅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推敲，而且很多史料大多是杜撰的。
作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极大。在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思潮起作用却是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苏共党内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及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最后演变成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及其执政合法性的全面否定。随着人民对党和党的领导人失去信任，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割开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大动脉”，最终致其丧命。我们要认真从中汲取教训，彻底批判和痛击历史虚无主义，保卫好我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2.断章取义，偷换概念。这一手段的误导性和诱导性极强，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分析。阶级分析法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却故意将其加以曲解，把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问题说成是极左，是要搞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辩证对待“文革”、维护革命历史意义及作用说成是“真正要抹去历史”，将历史“禁锢”起来，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这样，他们反将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扣在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拒斥马克思主义，进而否定党的领导。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还极善用“偷换概念”的手法。比如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等同于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追求的理想正是西方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的确，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提到过这些概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来都没有抽象地谈论过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从来都强调，价值观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那种超阶级、超历史的价值观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无产阶级价值观恰恰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由此可见，“普世价值论”者不过是把概念的外壳搬过来为其所用，至于概念的内容尤其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属性他们却从来不提，因为他们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所讲的自由、民主、平等等概念与其所宣扬的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完全是两码事。
3.道德绑架，借刀杀人。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还经常以抽象人性论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道德绑架。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就从抽象人性论出发，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革命论，指责讲阶级斗争和革命就是鼓动暴动，主张流血牺牲，是有违人性的。对于人性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70页）事实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起来的。
“普世价值论”者还极善用抽象价值观对不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人或国家进行道德绑架。在他们看来，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据此，一些国家被他们打上了“非民主”标签，强调这些国家都应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教化，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一些西方大国宣扬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把西式民主等价值观强加于别国，这完全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实践证明，所有遵从他们“旨意”、接受西式民主的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如西亚、北非等国家几乎都陷入混乱状态。
4.自我标榜，篡夺成果。新自由主义者鼓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是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胜利，是市场经济“万能”的有力证明。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个幌子，社会主义只会成为市场经济的羁绊，并以此为理由主张中国应强力推进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改革。事实上，市场经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创造过像中国这样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推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体现。新自由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大肆鼓吹资本主义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鸣锣开道。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但改革必须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新自由主义是要我国的改革朝着西方的方向发展，这完全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然而，在“普世价值论”者眼中，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全盘西化的过程——经济上接受西方市场经济，政治上接受西方民主制度，文化上全面接受西方“普世价值”观。因此，“普世价值论”者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归结为向西方开放的结果，是“普世价值”的功劳，并宣称不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逆改革潮流而动，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虽然同是市场经济，都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由于国家根本制度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其基本价值追求也是完全不同的。政治上，我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少数人的民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决不会改变这一政治方向，不会向西式民主靠拢。在文化上，我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凝聚改革发展的党心民心力量。
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
1.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们按照自身的需要，将历史随意裁剪，对历史进行片断化、碎片化解读。它们任意抽取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或片断，将其无限放大，故意遮蔽当时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对其大加批判，从而否定后续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不仅如此，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时，不是采取辩证的方法，将其放到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中来考察，而是仅仅从某一个时间节点或某一个事件的侧面去进行评价，这样得出的结论必定是片面的和非历史的。对于人性、价值观等问题，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同样不能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通过完全抹杀人性和价值观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将人性和价值观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的境域中，这个境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所以资本主义将是历史的终结点。基于这种思维，它们否认社会主义的人性论和价值观，而把资本主义的人性论和价值观高高举起，奉为神明，让人们来膜拜。这是彻底的历史唯心主义。
2.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将历史裁剪为多个片断，以片断代整体，以偏概全，不懂得历史是一个过程，历史的连续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是谁想割断就能割断的。在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问题上，不是辩证地去分析，而是采取二元对立的态度，即用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善即恶去评判。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市场化、私有化，片面地认为国家调控得越少对国家经济发展就越有利。在新自由主义者眼中，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必然结果。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自由的极端强调，正是其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集中表现。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依具体国情而定，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一直强调和坚持的。我们对具体国情的强调，在方法论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则不管这些，它们要将西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统统移植到中华大地上来，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3.战略上的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强行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推行西方经济政策、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从战略上讲，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极力向我国推行贸易自由化、公共领域市场化、国有经济私有化，其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演变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到目前为止，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不管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体国家如美国，还是被迫推行的南美和东南亚国家，都遭到了严重挫败。而宪政民主思潮大肆鼓吹西方的民主宪政思想，将西式民主无限美化并将之普世化，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进行推广。一些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宪政民主的国家，不仅给本国政治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陷入了政治“休克”或“半休克”状态，而且加剧了政局的不稳乃至混乱，比如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宪政民主是以西方“三权分立”原则为依据的，是一种权力制衡下的消极民主，是少数人支配下的金钱民主，完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华势力肆意攻击和诋毁我国的民主制度，目的就是要把西方的宪政民主强加给我国，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霸权主义。同样的，“普世价值论”者通过道德绑架的方式，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观念强加于我国，这完全是文化霸权主义。
4.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的支持者们之所以妄图把他们的思想观念、政策制度强加于中国，除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在心态上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从历史上看，现代化道路的确是由西方国家开创的，并且首先在西方世界取得了巨大进步。客观地说，开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正因如此，西方国家，尤其是某些西方大国，就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总是居高临下，以现代化的先驱和鼻祖的姿态出现，要求其他国家都效仿或参照他们的现代化模式，走西式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纵观人类发展史，没有哪两个或几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完全相同的，能不能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应不应该走西式现代化道路，这要依各国的实际国情、依各国人民的意愿而定的，而不是由西方国家决定的。某些西方国家学者公然宣称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此后再无更高水平的人类社会形态。这种历史观上的盲目乐观主义，也是心态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表现。事实是社会主义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的发展奇迹，西方多次预言的“中国崩溃”不仅没有出现，中国崛起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已经迸发出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强大生命力。事实也将越来越能够证明，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
三、在明辨是非、应对交锋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
当前，一些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非议和攻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扰乱了我国社会思想领域的正常秩序，但也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交锋和斗争中，促使我们不断反思，不断创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从而不断创新、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经院哲学，也不是理想的乌托邦，它最忌讳的就是理论研究不“落地”，不与现实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新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实践，也必须服务于实践。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过程中，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引领创新。
在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和舆论斗争形势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尤为重要和紧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过程中，影响宣传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话语体系、话语方式，而当前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相对僵化，形式不够多样，各种话语方式之间的转换不够灵活，是必须引起重视并加以改变的。从理论宣传的角度来看，因受众群体在职业、教育程度、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适应这种差异，就需要有不同的宣传话语，比如国家党政机关就比较适合政治话语，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比较适合学术话语，而普通老百姓则更适应大众话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应是丰富多样的。如何将深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大众话语的方式演绎出来，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让马克思主义更“接地气”，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和要做的重点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力培养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宣传员”十分必要。这其中，至少有两类人才应该重点培养：一类是基层理论宣传工作者，他们更了解基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更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应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这种优势，培养的重点要放在增强他们的理论修养和话语转换能力上；另一类人才则是善于运用网络媒体等新的传播媒介的年轻学人，他们应成为当今意识形态网络阵地的先锋，做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宣传工作主要还靠他们，应给予他们重点的培养和支持。
除了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来划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播方式以外，我们还可以按照传播媒介的不同来划分，比如划分为传统媒体的话语方式和新兴媒体的话语方式。传统媒体的话语方式比较规范、严肃，而新兴媒体的话语方式则比较自由、活泼。这种划分是基于也是顺应了当前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舆论宣传的需要。要认真研究和探索适合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方式，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快速、高效地传播主流价值和社会正能量。为此，还要大力培养具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坚定立场的网络人才。全面占领网络意识形态的高地，及时清除不良网络舆论，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民心所向，也是我们做好网络舆论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
在这个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思想理论理应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把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有效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光彩。
来源：《红旗文稿》2016/1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