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和高育良曾经对李达康有过一番评价，祁同伟认为李达康的种种做法只不过是朝三暮四，见风使舵。而高育良却认为李达康是一位政治家。
什么是政治呢？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经也问过这一问题。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对此无法作答。于是毛泽东告诉了他答案：
什么是政治，这不是个平常的问题。政治的智慧，在于怎么令敌人越来越少，令同志越来越多。
同样，对于李达康也是如此。
赵立春当政时，赵立春是他的同志；而沙瑞金当政时，很快，沙瑞金也成了他的同志。
他并不对两位领导人身依附，而只是将他们看成了自己的一种政治资源。
当过去的汉东省，倘若你不站在赵立春一边，就很难在汉东省立足。只有选择了赵立春，才能成为整个汉东省的朋友。
而如今的汉东省，沙瑞金风头正劲，赵立春大厦将倾。倘若仍然选择赵立春，那就将成为整个汉东省的敌人。
这样的举动，你可以称之为见风使舵，也可以把它叫做顺势而为。但毫无疑问，却能带来最有利的结局。
这与祁同伟在高育良、李达康、沙瑞金之间摇摆不定相比，方式上有差别，但出发点都还是相同的，也是想获得最有利的结局。
然而无论是剧中人物还是观众，对李达康持褒义的多，对祁同伟却总是苛责。更关键的区别在于二人的抱负与视野。
《清代官儒杂记》中曾经有一句话，非常贴切地描述了这样的差别：
心机深，而心胸窄，阴险小人也；机谋深，而气度宽，君子大器也。
祁同伟无论何时，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种种行为的目的都是金钱与自己的职位。因而无论他采取了何种手段，都落入了下乘。
李达康的着眼点要高出祁同伟的多，他所追求的是政治抱负。他需要的是能帮助自己实现事业的同志。
政治抱负也看重官位，但不完全只是官位。事业也看重政绩，但也不完全是政绩。
因此，在吕州他能为了保护月牙湖环境，而拒绝了赵瑞龙的美食城项目。在林城也能力排众议，将开发区建在采矿后的塌陷区上。
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也媚上，对赵立春以及沙瑞金，他都极尽完美地表现好每一个细节。他也欺下，做事总是说一不二雷厉风行，丝毫不顾及下属的难处。
但要使自己的抱负得以实现，却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尤其是在赵立春的治下，整个汉东政治风气一片腐败，李达康在其中独善其身已经尤为困难，而要不断晋升，就更为难得。
刘新建后来回忆说，赵立春曾经骂李达康“喂不熟”。显然，赵立春自己的这位前秘书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
但即使不能同流合污，面子上的关系却总得要过去，无论是赵立春还是高育良，没有触及到李达康的根本利益，能忍的就都忍了。
例如陈清泉的情况，底下部门早就向他作了汇报，但都被他压了下去。他需要顾全大局。
孙海平也很理解李达康的这一行为，毕竟李达康还要在他的位置上干下去，要干下去，就必须顾全大局。
什么是大局，大局其实就是政治平衡，就是不能与高育良、赵立春撕破脸，就是要创造一个良好的能保障京州市发展、自己抱负实现的和谐环境。
因此他对反腐没有太大的热情，因为反腐就会破坏这样的和谐环境。
一反腐，不仅赵家与“汉大帮”会立刻成为他的敌人，京州市的投资商也会受到波及，纷纷撤资。
两害相权取其轻。对李达康而言，干部腐败的危害相对较小，而发展落后的坏处更大，他只能将腐败问题搁置在一边。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是每个人都有李达康那样拒绝腐败的勇气。他当书记时，副市长腐败，而他当市长时，书记腐败。倘若他将注意力都转移到反腐上面，那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将集中在他这里了。
当然，他怕的不是各方面的压力。他只是不愿意因为反腐而承受这样的压力，倘若是为了发展，他是不吝于付出巨大的代价的。
从某种方面上讲，发展经济所要花的精力，并不比反腐要小。
无论是在金山县修路，还是要为了吕州的城市规划，他几乎都是顶着巨大的阻力去完成。
但同样，要想发展，想实现抱负，就不可能顺风顺水，波澜不惊。
不拼命去做，金山的道路规划网就成不了。不得罪了高育良，吕州市新的城市规划也无法上马。
当然，这样的事情肯定是违背相关程序的，这也是李达康引起非议之所在。
而电视剧里在李达康未经正常程序双开陈清泉时，特意以画外音的形式也强调一遍李达康的霸道作风。
然而几集后，当赵瑞龙带着赵立春的指示而来，又顺便替陈清泉求情时，李达康的这一逾矩的举动就显示出作用，成为了最好的挡箭牌。
与之类似的还有陈岩石，陈岩石在大风厂问题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16”夜晚，也找高育良，后找沙瑞金，托了种种关系，才使事件暂时平息。
有的人因此而指责他退而不休，托关系走后门。
倘若只是孤立地看待这一事件，也许可以这么理解。但要是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与形势，陈岩石的做法很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
当时的大风厂，面对着高小琴、祁同伟、赵瑞龙以及陈清泉等人的合力围猎，将正常解决大风厂的问题完全堵死了。
陈岩石倘若想帮大风厂，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如果不找高育良甚至沙瑞金出面，根本毫无可能。
而李达康也是同样，他要处理的问题，涉及的种种关系要复杂的多。
不能将李达康不愿意按照规矩办事，倘若按照规矩就能把事情做好，不用担风险也不用担责任，那谁都会乐意的。
但很多情况下，现实就是这样的现实，在当时的汉东省，没有人守规矩。你自己循规蹈矩，反而给了别人营私舞弊的空间。
尤其是陈清泉事件，作为高育良最喜欢的秘书，与赵家又有扯不清的联系。他的问题无论大小，不处理一切都好说，要处理的话，就只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
否则将来面临方方面面而来的压力，很难说李达康能不能顶得住。就算顶住了压力，也许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个人的政治抱负，上级领导的意愿，以及现实条件的局限，这些方面之间都充满了矛盾。
要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有时候，就只能打破常规，另辟新径。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时候要遵守规矩，而什么时候又该打破规矩。
对于李达康这样的政治人物而已，是无需考虑这些问题的。因为他的答案很简单，一切取决于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抱负。
但跳出李达康的思维，从客观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答案就很难得出了。
毕竟有利于李达康的政治抱负，却不一定在客观上能有利于他治下的城市与人民。
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工作，即使没有功劳，但也不会产生过错。而李达康这样雷厉风行的作风，倘若方向正确必然会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倘若判断失误，就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孰是孰非很难定论。
这个世界上总不会有完美的规定，也不会存在完全理想的程序，总需要合适的人去执行。
但同样也不存在永远正确的领导，总需要规矩对其进行约束。
从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李达康这样敢于做事，能做事的人。
然而李达康毕竟只是个例，出现在李达康位置上的，却并不一定总是李达康本人。
来源：微信公众号“地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