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颂》的第一部去年曾经追看过，身边也有很多人喜欢。
当时看过后的第一印象就感到剧情的设计很贴近现实。不仅许多内容都是平常细枝末节的生活，连一些小细节也设计地极为逼真。
剧中人物的社交账号都真实地存在于网络世界中，而剧情里在某论坛抹黑安迪的帖子，也确实有剧组工作人员发布到了天涯论坛。连手机电脑屏幕中的内容都实景拍摄。
如今充斥在荧屏上的剧集，类型多是玄幻武侠古装抗战，人设天马行空，剧情无所顾忌，但对观众来说，却很少有人会觉得突兀，毕竟都是大多数人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事情。既然接触不到，再怎么假都会有人接受。
然而“画鬼易，画人难”，要将现实生活搬上荧幕，尤其是当代的现实生活，对编剧、导演或者演员都是更大的挑战。毕竟这样的内容对于任何人都不会陌生，都有能力去评判。
当然，即使是现实生活，也有区别。譬如《欢乐颂》与《人民的名义》，尽管描述的都是同一个时代，但仍有区别。
《人民的名义》讲述的是官场，是名利场上的明争暗斗，是幕后普通人无从了解的故事。
厅部级高官们的真实生活，与见诸报道的形象，显然会存在差异。只要少少地披露出一点潜规则，表现出一点点内幕，就会营造出巨大的真实感。
而《欢乐颂》的生活更加日常，对于该剧的观众而言，几乎人人都是当事人。初出校园的工作实习，一线城市的打拼生活，要么是自己的经历，要么是身边人的经历，人人都有发言权。
《欢乐颂》中的情节，尤其是樊胜美、关雎儿与邱莹莹三人的生活，都是寻常人的普通生活，几位演员在线的演技给观众营造出很强的代入感，就显得相当难能可贵了。
相比之下，纨绔的富二代与天才海归高管这样的角色，普通人就很难接触到了。因而尽管曲潇潇和安迪的情节有诸多漏洞，但瑕不掩瑜，还是能难掩该剧的火热。
当然，真实只是一方面。剧情推进与吸引力，更多地还是要依靠矛盾与冲突。而该剧的冲突，主要就体现在几位女主的人设上。
第二季的内容暂时还只看了两集，但仅从这两集中，就将这五位女主的在人设上的种种差异体现地淋漓尽致。
第二季的剧情以春节开端，五位女主离开了共同居住了欢乐颂小区22楼，回到了自己的家庭当中。或者用近来流行的一个名词，回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
在欢乐颂小区，五人同住一层。在同一片屋檐下，生活之间的差距，也就不那么明显。而离开了小区，处于各自原有的生活中，才真正体现出几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层次。
就好比身处同一所学校的学生，享受着同样的教育，身处同样的环境，互相的差异都被成绩所掩盖。而当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影响其今后发展的除了个人的资质外，还将包括各种社会资源与家庭的支持。
而在本剧中，所有女主回到的都是同样的欢乐颂小区22层，但当离开小区，她们的目的地都是各自不同的终点。
显然，樊胜美的目的地在五位女主中是最为坎坷。家庭的支持在樊胜美身上不仅毫无体现，甚至是负存在的。
内卧老父病床，外奔兄嫂逃亡。
上有偏执愚母，下有顽童茫茫。
仅从工作角度上看，打拼多年的她，在五位女主中尚能处于中游。
但回到家中，景象却一片凄凉，父母没有收入，兄嫂跑路在外，又有病人与小孩需要照顾。整个家庭六口人的重担都落在了樊胜美一人的肩上。
处于此种境遇之中，樊胜美意图通过某种捷径改变命运也不该被多加苛责。而王柏川的母亲对她的家境如此嫌弃也是情理之中。
而相比之下，邱莹莹的家庭虽然同样不富裕，却显得要温馨得多。
只看个人能力，剧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恐怕都要比邱莹莹强出不少。然而靠着家庭的补贴与机遇垂青，邱莹莹在上海的生活仍然称得上滋润。
邱莹莹的春节生活其乐融融，更有与亲友多次的聚会。这些都是樊胜美所无法想象的。
仅仅在上海能够立足，邱莹莹的家人对她就已经赞不绝口。她更无需再承担什么其他的压力。
关雎儿的家庭的环境相较于邱莹莹和樊胜美来说则又上了一个层次。
除了正常家庭亲友的聚餐外，关雎儿的家庭在过年时更多了应酬的任务。这也使得她的春节生活显得更加地丰富。
尽管如此，关雎儿在前两集中却一直保持着郁郁寡欢的状态。然而关雎儿的烦恼与樊胜美的烦恼有着本质的区别。
樊胜美不仅仅是烦恼，更是对于生存的焦虑。
而关雎儿的烦恼更加精致，更加自我，更像是无病呻吟的一种忧郁。
未来一片迷茫的樊胜美，尚没有精力作这样的忧郁。而少不更事的邱莹莹更不会对这种烦恼有什么体会。
相比于樊胜美和邱莹莹，关雎儿的家庭环境使得她无需对生存有任何担心。然而就因如此，她需要烦恼的就是不仅仅要生存下去。
而与上述三人整个假期都与家人团聚不同，曲潇潇与安迪的春节假期就过得不那么传统了，一位开着豪车与朋友轰趴，另一位则孤身前往普吉岛的海景房度假。
尽管这样的生活在如今并没有过高的门槛，但编剧设计于此，和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儿三人的生活形成对比，其用意就不言自明了。
五位女主各自不同层次的出身，又机缘巧合地身处了同一屋檐下，各种矛盾与情节无需太过费心地设计，就可跃然而出了。
当然，这样的机缘巧合，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很难发生的。
樊胜美都还是在为生机发愁的，邱莹莹只求能在上海立足，而关雎儿也只是靠着家庭的帮助勉强找到了份不错的工作。他们三位合租着一套月租近万，与公司距离也不算近的公寓，显然是过于奢侈了。
而作为上海商界顶尖人物的谭宗明，费尽心机从华尔街将安迪请回中国后，为她安排的竟也是同样小区，这就有些过于简朴了。
再加上曲潇潇出于种种目的“屈尊降贵”，五人分别调高或调低了各自的生活水平，才终于殊途同归，相聚到了一起。
这样的殊途同归，也就只能产生在戏剧里。
更现实的场景，估计就如同第一季中，得曲潇潇喜欢上赵医生后，曲的朋友对曲说过的那样：别和这个阶层的人玩，他们玩不起。
为何要说玩不起呢。
当小包总包奕凡向安迪倾诉自己童年受到的虐待时，骑自行车上学都成了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樊胜美正看着家中余数寥寥的存折，悲伤到难以自抑。
不能说包奕凡的言论有任何炫耀或者自矜的成分，毕竟从小在他那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并不过分。
他有资本将别人眼中的“优越感”看作平常心，也有权力随心所欲地任性。
同样，曲潇潇与安迪也有这样的资本与权力。
而樊胜美、关雎儿与邱莹莹，距离这样的权力就太过遥远了。倘若不是剧情的精心设计，恐怕在现实生活中，他们与安迪等人很难有机会相遇。
也许即使相遇，他们也只会成为权力与资本小小任性的代价。
来源：微信公众号“地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