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3日星期五，一个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日子，我参加了中国科协“新思想新观点：中国文化与创新”研讨会。我就“我国要建设创新国家，就要保障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中国的科学思想与对现代地理学启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发言的，发言不是一次完成的，中间还有些插话，这里是整理的。少数语句是为了链接和完整表达（因为在发言时被人打断），在整理时加的，另外发言的段落有的也未能保持会议时的次序，最后一段是当时准备说，没有时间说的。
创新是一种自主行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积极性和耐心，就不可能创新。爱因斯坦说从事科学有三种人，以此谋生的，感到可以发挥自己才智感到幸福的和献身科学的。后面的人比前面的人贡献大。如果没有独立人格，不要说献身，就是从科学研究中感到幸福的人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只有谋生者，当然创新力就不行了。
古希腊的知识创新大爆发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创新大爆发，都是因为当时保障了自由民的存在，自由民具有独立人格，可以自由讲学、社会有基本的生活和安全保障，衣食无虑。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完全是国家奉养，如孔夫子就可以从教学中获得基本生活费用，所以他自由。
由于没有国家需求的管制，知识份子独立人格还意味着创新的多样性和主动性。在中国百家争鸣，在古希腊自由辩论。创新是由“弛管制”的国家需求和生活需求引导的。
从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开始，国家要求思想统一。中国的“独尊儒术”，是国家在经济富裕后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选择，可惜损害了创新。中国后来的发展为战乱打破，直到第二帝国出现。到了北宋知识分子有独立人格，所以宋代以前中国科技和思想领先。竺可桢日记就赞扬过北宋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地位。
包公故事说明司法有一定独立性，是尊重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延展。陈世美故事更有进步意义，社会的阶层可以跃迁，通过成为知识分子跃迁，这时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人格，不过为道德和法律所约束，不是领导者的个人意志约束。所以《铡美案》很有文化意义，他反映了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人格，这个独立人格包括自己的责任，是在社会尊重和社会监督下完成的。
具有这种思想的北宋成为了中国创新的高峰期，王安石、沈括、毕升和后来的黄道婆就是证明。王安石变法，实施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制度创新，梁启超就很赞扬他。沈括提出地质演变思想，是被贬去官位后，去官后没有受到政治迫害，不用写检讨，有钱去云游，说明有独立人格。毕升和黄道婆，应该是自由职业者，自由知识分子。
后来中国进入了战乱时期。理学兴起，社会要求“去人欲，存天理”、“格物致理”，这个理不是“物理”，是天理，用这个标准，技术知识分子致不了理，技术被贬为雕龙小技，使得技术知识分子得不到国家的人格尊重。中国知识分子所谓“不能成为名相，就成为名医”。知识分子从“名医”地位获取社会尊重，其他不行了，这不是独立思想，是依附“官家”的。
在中国明清以后，知识分子受到了阶级压迫。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熊彼特说，你发现历史发展有动力很好，但是不是阶级斗争是创新。其实要二者结合。如果知识份子处于“九儒十丐”地位，受到一致性歧视，生活上到处讨钱，等待清官救济，等待领导人礼贤下士，不可能有创新。所以马克思发现，每次阶级解放，带来技术进步，社会进步。实际上是阶级斗争-阶级解放-创新力爆发-创新-历史进步。
明清剥夺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朱元璋甚至因为孟子有“君轻民贵”思想，把他赶出孔庙。君王才是重要的，所以张居正作为知识分子试图实行内阁制的改革失败后，围绕君王利益，依附君王更紧密的太监控制了国家，试图追求人格地位的东林党完了。尤其清代，文字狱，贯彻一个原则，坚持满清贵族的领导，知识分子没有思想自由，独立人格被逐步剥夺，与牛顿同时代的顾炎武就只能考证古音了。满清后期时代开始“买办”精神使独立人格受挫，这是余英时观点。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导致没有创新动力和条件，这就是“李约瑟之谜”的答案。不是整个中华文化有问题。
民国以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知识分子基本上有了独立人格，所以中国有了1949年前后的创新高峰，思想与制度的创新。可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1957年再次的丧失，知识分子做政治人（有人补充，应该从1941年的延安整风算起）。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不可以有独立人格，“皮将不存，毛何附焉？”，你就是“毛”。这个“毛”论窒息了中国的创新。后来的政策，无论“利用知识分子”还是“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都是不给独立人格的“毛论”，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自由创新被制止，思想没有自由，技术的自由创新也没有了，人生活在一种恐惧中怎么会创新呢？现在你提出科学研究项目，没有领导人首肯不行。可是领导人不是专家，所以越是创新的东西，他们越是不理解，结果创新就被窒息了。1956年定了《全国科技发展12年规划》，要换1957年，定不出来，12年后的1969年，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人格受尽侮辱，社会没有创新了。不过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分为二的地方，那时候造反了，没有官员干涉，也没有计划，底层的一些科学工作者有了自由和独立，所以出了个袁隆平。文化大革命有个副产品，把官本位打破了，结果袁隆平的成果没有人抢，“世无官员，致使竖子成名”。现在不行了，官本位，处长、司长要来实验室参观，弄得鸡犬不宁。“袁隆平”接待，没有时间研究，不接待，没有经费研究。主动拨了经费，研究成果就不是他的了。现在许多奖，开始的授奖人，都是官员。因为研究要经费，评价要活动。科学家只能依附在官员身上了，独立人格没有了。现在依附官员的人最吃得开，经费上千万，可是没有独立思想怎么能够创新呢？结果导致现在科研经费投入多，就是出不了袁隆平、陈景润。1996年，我申请杰出青年基金，有人说我像陈景润，有个大侠院士说，陈景润不是科学家的榜样。全心全意研究科学的不是榜样，依附的才是榜样吗？从那以后，我没法学陈景润了，不忍心理论研究了，主要不忍心我的研究生收入太少。
1980后通过官本位知识份子分裂了，知识分子或者获得了独立人格地位，或者通过官本位逐出“精英阶层”，使得部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即使存在也没有引导创新的作用。为什么吴传钧先生，大经济地理学家，大师，不能当政协委员，应该说他比地理研究所谁都适合，因为我们政府选择的是国民党人士后代、民国时期的名人，就是不从个人能力选拔，而是看关系，看政治标准，结果劣币淘汰良币，没有人创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没有恢复，创新就没有了。
1991年后知识分子成为经济人，社会被经济利益腐蚀，官本位确定知识分子地位，为什么我拿不到“杰出青年基金”，拿不到大课题，就是没有官位，没有官位你就不可能与官员对话。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1995年我是研究员，到科技部见我的是副司长，1999年，就是处长了，今年见的是个主任科员了。研究员没有社会定位，定位的是官位。知识份子没有独立人格嘛。这样社会的创新受到了官本位和经济人思想的双重约束。
刚才有专家提倡“成果购买制”，科学家研究出成果，国家评估后在拨款。国家是发展的组织者，不是资本家。许多科学问题，个人是投资不起的。要投资，科学家先就变成资本家了。这个办法退到前资本主义时代了，马克思就指出资本购买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所以资本主义发展了。你说社会科学采用了这个方法，难怪社会科学基金成果不多。经济人的思想导致了要求知识分子“产学研”一体化，评价一个人，既有论文标准又有课题费标准，还看社会影响，知识分子要争取项目、开展研究，还要开公司，要求知识分子万能，万能，你就得依附别人了，没有独立人格，因为社会它庞杂了。科学家不是暗娼，我猜暗娼是营销、活动和经费管理一体化的。“成果购买制”就会导致这样的一体化。某个前领导人工学院毕业的，把科学活动都当作制造工业品了，强调“产学研”一体化，其实市场会去学者应用成果的。“成果购买制”是不会有源头创新的，至少源头创新无法定价。中国几千年对科学总想吹糠见米，结果糠也没有，米也没有，帝国主义用我们发明的火药送鸦片来了。长青先生刚才读的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罗兰的话很好，由于不要纯科学，只要应用技术，在19世纪，中国人被视为蜕化为野蛮人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纯科学，因为知识分子依附君王了，学得经济术，售于帝王家，元朝就把伦理学绝对化了，只有一门学问，伦理学，一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直接应用。没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当然没有纯科学。科学上可以“产学研”一体化的东西、可以购买的技术成果，当然是应用技术的成果，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就是退步，因为它干扰了大学的基础研究，把大学平庸化了；科学家追求“成果购买”就是文化倒退，制度倒退。这种经济人思想，剥夺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把知识分子作为经济机器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与机器共存亡，没有创新，国家没有发展动力。
社会经济人思想追求导致社会精神的崩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丧失，导致了社会人只能成为经济人。有人论证经济人追求导致了明朝社会崩溃。中国面临着这种危险。
这首先要相信知识分子，相信70%以上的科学家都有责任心。国家基于Y理论而不是X理论管理知识分子。比如我一天至少也如陶澍先生一样工作14小时，总想有所发现和创新，停不下来。你说小偷一天工作18个小时，什么意思？科学家还没有被逼到朝不保夕，所以还不要学小偷，14小时就够了。如果进一步把课题集中在少数课题经纪人手里，科学家经济地位坠落到失业者地位，以小偷方式生存，那就没有创新了。你的意见提示，独立人格首先是要赋予科学家基本的生活和实验条件。现在科学家的确在偷，没有钱，只能用盗版软件。
你说科学家要有道德追求，这是我们自己应该追求，不过政府不能这样想。西汉和帝就是提倡道德要求，对知识分子自己不去扶持他们，国家对知识分子无责任，结果西汉败落了，老婆也送别人了，拿那个知识分子毛延寿出气。对研究生要求发表那么多文章，又不批准办那么多期刊，当然发表不了，这就是国家失责。我们当然对于不合格研究生不应该授予学位，但是不能人为制造不合格研究生，国家有责任从物质条件上保障研究生合格，不然就不要招那么多。有人说，这样就控制了研究生好好学习，实际上现在研究生不好好学，为了就业，先到公司“实习”去了。管理不是控制，是服务。不仅要尊重知识，更要尊重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包括研究生。
中国要在创新中发展，就要不惜赋予中国知识份子独立人格。
我有一个梦想，以后我们在一起开会，不会记得谁是处长、谁是司长；我有一个梦想，让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具有创新责任和创新机会的人，而不是官本位体制下的呻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