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为]
中国领导人近年来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主张，是中共立国几十年来关于治国理念的全新思想。它的由来无疑包含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本源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之孙、战国初期哲学家子思所作。它的内容包含了孔子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很多深刻哲理。所谓“中庸”，是指宇宙和世间万物，各种物象存在和运行的基础与规律。
中庸即中和，它的含义并非光指思想不偏不倚，而是更为广泛，指各种矛盾的对立与统一，通过相互协调以实现平衡状态为归结。自然界失衡就要发生天灾，人类社会失衡就会产生动乱、革命和战争。“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阶级斗争使社会失去和谐
中庸是和谐的基础，因为只有中庸才能达致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实现和谐，只有和谐才能获得发展。之所以要提倡和谐，是因为过去中国社会曾经很不和谐，现在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中国内部矛盾纷纭，整个世界动乱不宁，为了“治国平天下”，要用和谐来取代不和谐。
回顾历史，50年代中期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就是经济建设中以中庸求平衡发展与排斥中庸而冒进的斗争。毛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理论，“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不惜主观武断违抗客观规律而强行促使生产关系大大超前，结果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与“文革”两场人类史上空前浩劫，一使自然资源极大损耗，二使人才资源遭到严重摧残。两者的灾难性后果造成中国社会严重失衡，经济频临崩溃，国家发展为此推迟了20年。
在人类发展史上，革命是以强力手段改变现状的一种突破。但革命只是一个阶段，不能成为常态。革命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基石，必须物质先于精神而不可本末倒置，人们在思考问题进行选择之前必须解决衣食住行，意识形态可以装满脑袋却填饱不了肚子。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明清盛世，都是在明君施行仁政，朝廷轻徭薄赋，民间修养生息，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具备了物产丰饶、社会稳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国泰民安。
邓小平懂得这个道理，将毛的阶级斗争为纲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发展与民生的角度来看，毛推行的是违反天时地利人和的弊政，邓小平察民情而思改革，推行的是符合国情深得人心的善政。由于力行改革开放，开创了经济高涨民生改善的昌盛局面。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相继而来。市场经济发展产生了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空间，只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公平，治国而不治吏，使贪污腐败现象遍地为患，不法犯罪分子猖獗，贫富差距有增无减，中国在革新与复旧同时并进的过程中再次出现社会失衡。
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它要求以人为本，注意社会公正，实行民主法治，建立一个具有人情、理性、道德，能够化解矛盾，实现利益均衡，全民致力于发展经济和争取国家强盛的社会共同体。
马列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是阶级斗争，“和谐社会”的提法即使不说背道而驰，也与之相去甚远。但这是随时而进，符合客观规律与形势变化，也符合国情与人民利益的思想和政策。和平发展时期再也不允许任意制造敌我矛盾，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和谐”就是“中和”，使社会各阶层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分配，通过政府政策与社会协调来求得平衡。
当前三大不和谐因素
然而，建立“和谐社会”并非说到就能做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中国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其中至为关键的有三个问题：
一是影响官民关系的腐败问题。胡温政权推行亲民政策得到人民拥护，有目共睹。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却利用手中权力违抗中央，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他们尽管挂着共产党和政府的招牌，实际上已经堕落为盗窃国库、欺压百姓的贪官恶吏，不再代表人民利益，而是站到了人民与国家的对立面。
恶吏制造怨民，没有恶吏何来怨民。怨民无处投诉，唯有抗争。正在中国局部地区蔓延的怨民与恶吏之间对抗，成为官民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元代文人揭傒斯感叹道，“安得天下之吏廉且循，庶政如水无怨民”。为了使官吏清廉守法，政治清明，就必须建立反腐肃贪的有效机制，不但事后严惩，更须预防杜绝。否则，怨民抗争事件越来越甚，将使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成为泡影。
二是削弱施政效力的上下关系问题。最近上海发生的陈良宇事件，证明中国各级官员的权力腐败与违反党纪国法行为，是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分不开的。陈良宇本来只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阿弟”。因为头上有通天保护伞，掌权之后居功自傲拉帮结派营私舞弊，把上海当成独立王国，公然违抗中央。而从全过范围来看，大大小小的陈良宇又何止千百。
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为了保持统治权力和政令畅通，既要肃贪，也要削藩。虽然时代变了，但对任何现代统治者来说，掌握这两条仍然是使政权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
三是孕育动荡的劳资关系问题。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跃升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廉价劳力吸引国际资本，能够向全世界供应价廉物美的大量商品。劳力与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缺一不可的同样重要作用。
中国劳工的工资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二三十分之一，甚至比墨西哥差好几倍。他们构成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低层，没有他们的劳动就没有中国的经济繁荣。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为了保持出口优势，资方就把劳动工资压到最低程度，不想改善劳工福利。这就必然会产生劳资纠纷，引发社会动荡，成为阻碍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必须妥善协调劳资关系。既要让内外资本赚取合理利润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又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以维持社会稳定。两者缺一不可。
需要成熟的公民社会
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如何保障公民权益。虽然人民中间也有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不顾大局之辈，甚至不乏刁民与暴民，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当前社会关系中不和谐的主要原因，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与侵犯人民权益。
要解决这一矛盾，光靠政府权力是不够的。如果有些局部地区的政府部门被贪官把持，如果立法执法者就是犯法者与被告，他们还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吗？只有使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起来，建立各种代表社会群体的公民组织，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进行依法斗争，才能保护群体的自身利益。
公民社会并非政府的一部分，但对建立“和谐社会”十分重要。政府应当对公民社会加以有效的指导，发挥它在保护群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正如中国政治学者俞可平最近所指出的，“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是社会和谐的实质性要素”，是“实现民主治理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