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选取压力、认知和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概述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将1949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历程划分为相对孤立、消极参与、部分参与、全面参与四个历史阶段，并具体剖析每一个阶段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战略。作者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
【关键词】压力认知国际形象国际制度中国战略
自19世纪中叶中国被炮舰外交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以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充满戏剧性波折，经历了从拒绝到承认、从观望到参与、从扮演一般性角色到力争重要发言权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两个尚未最终完成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到“局内者”的转变。中国崛起成为这两个转变的重要促动因素，而这两个转变过程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国崛起的一般性标尺。
本文选取压力、认知、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从历史角度剖析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任何国家在制定战略时，通常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影响或压力，一是国内各种较显要的“压力集团”和舆论的要求。这种状况有时对执政者的决心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来自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转折，一个新格局的形成，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都会迫使一个国家改变其战略思路。[1]根据笔者的理解，鉴于中国的历史积淀和历史记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中充满了客观压力与对客观压力的主观认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与二者有着本质性的联系。中国所经历的从主导大国到任人凌辱的历史屈辱、从封建农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巨大转变，决定了民族复兴、祖国崛起一直是仁人志士的宏大梦想，而国内压力与国际压力交相呼应构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特定条件。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在压力下成长，首先是获得国际承认的压力，其次是经济发展的压力，最近是让国际社会放心的压力，这些压力造就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潜台词。面对压力，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和不同的领导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也做出了不同的战略反应，从而凸现了认知在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一般来说，对于同样的客观世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会带来不同的决策，因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极端重要。所谓认知，即人们对感觉到的信息加以理解，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反应。在战略决策的认知过程中，对国家面临的内外压力的认识至为重要，它是做出战略反应的基础条件。伴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是中国的社会化学习和规则内化过程，以及由此引致的自我认知变化及其对自身国际形象的关注。所谓国际形象，即一个国家在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诸方面相互交往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及其公众留下的综合印象。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际形象作为一种可信度的标志，对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逐步将国际形象纳入其战略框架，视之为制定大战略尤其是国际制度参与战略的重要因素。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递进关系，构成了剖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一条主线。
历史的积淀：1949年之前的中国与国际制度
19世纪之前，中国一直在东亚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对隔绝。19世纪中期，欧洲列强用坚船利炮将中国强行纳入其主导的国际制度，从此开始了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曲折历程。
历史上，中国科技曾领千余年风气之先，其国民生产总值在19世纪初期仍雄居世界之冠，且早就确立了自成一体的帝国体系。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固步自封，缺乏创新精神和扩张意识。相形之下，摆脱中世纪束缚的欧洲迅速崛起，并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17世纪，欧洲列强就把殖民触角伸到中国东南沿海。19世纪中期，在运用外交手段与清帝国建立更广泛、更直接联系的努力接连受挫后，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发动一系列对华战争，用坚船利炮砸碎了中国天下一统的格局思想，肢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将中国本土强行纳入国际制度体系。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一统格局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转变，即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转变。由于被强迫纳入国际制度，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欺凌，领土被肆意瓜分，更谈不上主权的维护了。几经挣扎、几经失败塑造着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心态：时而强烈期望全面参与国际制度，时而期望回复到闭关自守。
进入20世纪，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姿态已经从以天朝上国自居变为争取平等地位。随着国际制度由区域性扩展到全球，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意愿增加了。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自近代以来第一次成为战胜国。但是，在安排未来国际制度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中国第一次亲身体验了国际制度的实质。加入国际联盟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联争端解决机制寄予厚望。中国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中国试图搭国联便车未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承担了远东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任务，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大国地位在联合国机制中得到肯定。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制度的积极参与者，参与国际制度的建立并体味了实力对国际制度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大致如此。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全球性的现代国际体系从萌芽到基本成熟，全球性国际制度在逐渐确立，与此发展相对照，中国经历的却是百年屈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运命，加上以被抛到谷底的方式被强行纳入国际体系的尴尬，中国始终将国际社会的既有秩序视为不公正、不合理的产物，并形成一种被凌辱的受害者心态。西方列强任意宰割这块沃土和国际联盟的外交失败对中国的震撼之大，时至今日尚有余音。如此，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国家的一个远景目标被历史锁定，成为中国崛起的本原性动力。同时，历史经验和教训往往成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参照，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或许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的一段激流，但就其影响力而言，却堪称一瞬造就的永恒。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均可从中找到历史踪迹。
论文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来自
相对孤立（1949-1970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承认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而且支持国民党政府继续窃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国大陆被排除在国际制度之外。中国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正式成为国际制度的局外者和挑战者。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力量呈现大分化、大组合：中苏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资本主义阵营则呈现美欧日三足鼎立的趋势；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进一步挑战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制度。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压力未有缓解。从国内角度看，经过数十年的战乱洗礼，社会经济百废待兴；蒋介石政权退居台湾，但仍时常给新生政权制造威胁。从国际角度看，冷战格局确立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态势上的针锋相对，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不仅面临着美国组织的包围和遏制圈，而且受到苏联的挤兑和利益要挟，而且后者的威胁愈演愈烈，终于成为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作为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建设更是一波三折，国内建设的全面政治化无限放大了内部压力，并将之与国际压力结合起来，构成中国认识国际环境和制定国际战略的基本依据。源于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需要，中国曾积极寻求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也曾积极参与新独立国家组织的国际会议（尤以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代表），但这些努力大多未果，并未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国际压力。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1949年以来，国际环境变化无常而且常常对中国是不利的。和苏联的关系影响深远，并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她最后给中国带来的是失望，并导致几乎完全的闭关自守”。[2]接连不断的国内政治革命和“一边倒”、“反两霸”等国际战略，实际上决定了这一阶段中国对待国际制度的基本战略，即局外者和挑战者，这既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也与主观认知有着极大的关系。面对多变然而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偏差。受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想造成的，这种思潮部分来源于教条，部分来源于对以往经验的迷恋。[3]鉴于此，中国深为自己的革命者形象和挑战者地位自豪。
中国试图与各种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主要目标是获得国际承认，鉴于意识形态的追求，中国不可能认可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在努力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失败之后，中国进一步强调国际制度的局限性，宣称联合国是政治交易的肮脏舞台，呼吁建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在国际关系的处理上，中国不甘于苏联小伙伴和忠诚盟友的角色，追求“独立盟友”的地位，[4]强调对民族解放的热情支持和对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在这个意识形态的时代，中国体现出充足的革命性，其革命者、挑战者的国际形象甚为鲜明。在国际制度方面，中国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将改变国际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目标。[5]
消极参与（1971-1978年）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国际战略，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也随之淡化了挑战者的角色。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标志着中国赢得了更广阔的国际空间。但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摇摆于国际制度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被动、消极参与者的国际形象甚为突出。
在这个阶段，中国首先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和敌对大国的包围而努力。1969年发生的中苏珍宝岛事件成为中国调整国际制度战略的转折性事件。中苏武装冲突的升级和苏联的核威胁使得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威胁也成为中美开始相互倚重的战略基础。中国意识到通过某种建立国家联盟加强国际地位的必要性，开始淡化自己的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角色。中国不再孤立于世界，逐步淡化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堡垒的角色，而强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这个时候的中国依旧充满了革命性因素，只是战略上更有明确对象罢了。以上因素构成中国改变其国际制度战略的基本条件，换言之，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基本目的仍然是政治承认和外交需要，由于对国际制度规则的不熟悉，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活动多是被动、消极的，实际上是以局外者的心态处理相关国际事务。一位联合国代表指出，中国人在联合国的行为是“他们来了，他们笑了，他们走了。” [6]这一幕堪称中国在国际制度内之形象的经典写照。
中国在这个时期着重发展对外政治关系，以加入政治性国际制度为重点。以恢复联合国席位为标志，中国逐步加入了联合国专门组织和附属组织，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并与国际奥委会、欧共体等建立合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参加国际环境机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周恩来总理1972年率团参加了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并促动中国在国际环境机制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总体而言，中国在这一期间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并不多（仅仅从1个增加到了21个），但毕竟成为了国际制度的真正参与者，尽管参与程度不够、参与态度也不积极。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因之而扩大了，中国追求的独立国际形象和大国地位得到了初步实现。
部分参与（1979-1991年）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逐步深化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中国终于放弃了“局外者”的身份，成为多数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参与者。中国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表明了推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愿望。中国已经放弃了挑战者的角色，但由于历史因素和现实景况的制约，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步伐还有些摇摆。鉴于中国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尤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为核心，充分体现出目标导向和经济利益导向的特征。
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迅速增加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进步基础之上的外交战略调整相关。斯时，中国再次面临百废待兴的艰巨任务，而提高执政党的威信、合法性和人民生活水平迫在眉睫。国内压力的增加与国际压力（尤其是本土安全压力）的部分减缓构成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条件。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了资本、经济、技术进步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世界大战可能避免，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决定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开始实行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外交政策，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界限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对外尽力争取相对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保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概言之，邓小平以其雄才伟略造就了中国历史的新转折。邓小平时代的来临是以推动中国对外开放的角色作为基点的。中国开始强调与国际潮流接轨，完全放弃了国际制度挑战者的身份，并着力塑造积极参与者和严格执行者的角色。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社会学习阶段，即新加入者将国际社会的规则和价值观念内在化的过程。[7]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关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发生了变化，遵循国际社会的规则，参与主要的全球性国际制度，不再把革命当作变革国际社会的途径，而把广泛参与国际社会作为现代化的前提和重要途径。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划线，而是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并从国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逐步但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开始关注本国的国际形象。从这个阶段开始，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开始出现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的国家角色，从一个坚持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国际经济组织援助的迫切寻求者。据统计，从1979年1983年，中国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等接受了2.3亿美元的援助。促进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核心目标，因而中国的行动是从国际经济组织开始的，凸现了将国际制度视为国家利益促进工具的意识。中国1980年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此后逐步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国际农业开发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为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从国际经济组织获得了大量的技术、知识和资金。中国开始学会利用国际规则维护和拓展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表现也是令人满意的，中国代表在国际制度内坚持讨价还价，然而一旦达成协议，中国的执行可谓无懈可击。[8]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它不仅引进了新的观念，影响了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还促进了中国对其他国际制度的参与。即使在极其敏感的政治领域，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也是引人注目的。自1979年起，中国就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1978年，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活动。自1980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并逐步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军控文件与协议。参加裁军会议大致上与邓小平重新评估战争不可避免论调相适应，这种修正又与中国需要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相关。中国参与裁军会议与期望被视为负责任大国相关联，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强调负责任大国形象。
这个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但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制度内的行为是被动的，中国很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更多的是发表原则性声明，中国并不是议程的制定者，缺乏参与及议程创设意识。
全面参与（1992年—）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战略以1989年“六·四风波”和1991年的冷战结束为界点，这是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变化以及应对这些压力的战略认知所导致的，其目标不仅是打破当时的外交孤立，更重要的是透过国际制度找到与各国重大利益的契合点，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而且成为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先兆。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与国际制度良性互动的自逻辑。鉴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经历和全国性思想观念进步，中国走向强大的历程也伴随着走向法治、民主和国际主流，国内政治条件、社会条件的逐步优化反过来成为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制度的推动力。在改革、转型、进步相约而行的时代，各种压力和要求不期而至，成为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推动力。还需要提及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台独成为中国主权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制度、防止台独势力利用国际制度达到分裂祖国图谋的推动力之一。
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时代。全球化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成为中国战略决策必须思考的重要外部变量。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之下，国际社会也开始步入转型时期，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政治让位于世界政治，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赖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可想而知。国际社会进入转型时期，各国将着眼点放在未来的综合竞争上，中国的特殊性益发凸现。打破外交孤立只是问题的第一步，而如何成为被国际社会接受、让国际社会放心的大国才是中国战略的重点，惟有如此，中国才可能确保实现国家发展基本目标的国际环境。在这样的情势下，确保独立自主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构成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基本思考点。由于美国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世界体系的接触政策和“织网”战略（Enmeshment）明显体现出经济接触与战略遏制的两面，[9]昔日中国自身需求所致的国际制度参与开始构成中国的外在压力因素。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战略空间在扩展，但中国遭受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在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往往根植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具有相当强的惯性，短期内难以化解，也非靠少数国家的努力能够解决，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因而凸显。此外，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在特定时段形成对中国的国际压力。欧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对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合作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发展机遇，成为中国促动东亚一体化的外在动力。
压力往往就是进步的动力。国际风云变幻是战略谋划的背景，更扩展了战略思维的空间。以上压力堪为中国实现向“世界之中国”和世界体系“局内者”转变最为强大的动力，促使中国的认知发生重大变革。中国对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了更为准确的判断，对自己的国家实力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所设定的国家发展目标也更具有可操作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自视为崛起大国，在外交上开始大打经济牌，进一步确立了以经济主义促进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战略。进入21世纪，中国领导人对国际环境的认知更加客观，更加强调以提高中国的亚洲地位为战略基础，将区域主义视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手段。
中国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因“六四风波”、苏东巨变、海湾战争、台独日益猖獗、亚洲区域和多边论坛的增加、美日加强同盟等事件而加强，失去了冷战期间的战略杠杆的中国将国际制度视为加强自身战略地位的重要途径，国际制度在中国大战略的地位进一步上升。这些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稳健而积极，经历了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适应、逐步深化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随着中国对国际制度认识的逐步深刻，参与欲望也进一步上升。中国已经基本认可了当今国际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中国对国际人权制度的参与堪为例证，中国参与了国际人权领域的所有重大活动，多次发表人权白皮书宣告自己的人权主张，中国的政策与国际标准越来越一致。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继续驶入快车道，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有所加快，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角色。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欲望和能力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它意味着，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主权为中心的、独立自主大国的传统认同与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相关联，后者与融入国际制度有着直接的关联，而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中国愈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而对被视为孤立、顽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目标就这样在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
在这个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全面性、战略性、长远性为基本特征。中国明确意识到加入国际制度是打破包围、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在国际社会里或重大全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融入国际制度，变得更加合作。例如，中国签署了《生化武器公约》、《全面核禁试条约》等，主动接受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限制。《全面核禁试条约》的签署表明，中国愿意付出代价，争取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促进自己的国际形象。[10]中国接受苛刻条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积极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保持了遵守国际制度规则的一贯良好记录。江忆恩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贯支持全球自由贸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迄今为止支持现有自由贸易体系的最明确行动。[11]2002年9月3日，并非《京都议定书》签字国、没有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和义务的中国宣布批准该条约，中国因之获得巨大政治声望。此外，中国不仅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在国际制度中的行为也越来越积极，开始体现积极参与者的特征，其议程创设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体而言，当前国际制度基本满足中国的利益诉求，因而中国不是国际制度的挑战者（美国有时甚至将中国视为现状维持者），而是全球性国际制度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参与者、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建设者乃至主导者。以区域国际制度的建设为例，1994年4月，中俄等签署了在亚太地区建立信任的第一个多边条约，确保周边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开始发挥建设性作用。两国推动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把莫斯科寻求控制其边陲的努力与北京建立多极世界的抱负结合到了一起，为中亚局势稳定提供了基础条件。中国积极支持和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亚信会议（CICA）、朝鲜六方会谈等多边安全对话，推动建立多层次的亚太多边安全制度。中国在经济领域区域多边制度的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更是功不可没。中国为自身形象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际宣布人民币不贬值，承受出口竞争力被削弱的压力，博得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家社会的喝彩，开始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积极促动东盟与中日韩的全面合作，将东亚一体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简短的结论
近代以来的中国尽管在融入国际社会还是闭关自守几经摇摆，但没有停止深化与国际制度接轨的脚步，中国选择全面、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战略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从主要因素角度看，国内发展与进步的压力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最主要的推动力，而国际压力作用亦不可忽视，同时国际制度的约束力、国际制度内的互动改变了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成为中国战略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逐渐融入中国的认知和政治结构之中，规范认同开始成为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础条件。中国认识到，参与国际制度，可以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战略空间，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轻视或抵制国际制度会损害国家作为合作者的声誉和作为高度责任感国家的形象，损害国家利益，中国对国际制度的积极作用愈加肯定。与此同时，国际制度越来越打上中国的印记，中国塑造国际制度的能力也得以提高。
注释：
[1]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3]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8页。
[4]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4, pp.180-184.
[5]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
[6] Michel Oksenberg and Elizabeth Economy, “Shaping U.S.-China Relations: A Long-Term Strategy”,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1998.
[7]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84.
[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16.
[9]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19, No.1, pp.129-139; James Shinn,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6; etc.
[10]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75.
[11]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Spring 2003, pp.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