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四光
翻开20世纪中美关系史,经常可以看到“门户开放”的字样。从1899年到1949年的5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始终标榜“门户开放”,以示它和其他帝国主义不同,借以炫耀它对中国的好意。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对“门户开放”的认识还存在着争议。当然,美国主张中国“门户开放”是出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并非爱护中国,对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而争议的核心是“门户开放”是否在客观上起了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用?弄清这个问题,对于了解美国对华政策和剖析中美关系的历史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一)
所谓“门户开放”,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和1900年7月两次向各国提出的照会所阐述的行动准则的俗称。所以说是俗称,是因为美国说的“门户开放”并非专指对华政策〔1〕,而“门户开放”也并不能概括两次照会的实际内容。此外,“门户开放”并不是美国的创造,因为海约翰提出照会前一年英国议会就进行过“门户开放”的辩论〔2〕,美国人只不过捡了这个名词,沿袭至今罢了。
一个国家的政治目的总是以它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依据的。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蓬勃发展,从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列强的后起之秀,在1840年时它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五位,1860年为世界第四位,到1890年时美国工业产值就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894年其工业生产总值比1860年猛增了四倍,取代英国而跃居为世界首位。到了19世纪末,美国已经从一个半农业半工业的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工农业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了。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批有影响的共和党政客就提出了旨在建立海外帝国的“大政策”,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马汉争霸海洋的扩张主义理论“海上武力论”就在此时应运而生,风靡一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威廉·麦金莱就是标榜露骨的扩张主义政策上台的,例如他的政纲中就包括实行保护关税、扩充海军、夺取夏威夷群岛等等。这些都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狂热愿望。而1889年美国侵占东萨摩亚,1893年兼并夏威夷,特别是通过1898年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菲律宾,在太平洋上搭起跳板,插足到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口。
但是,当时的美国在军事上毕竟还不够强大。据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1899年统计,当时美国共有军舰81艘,而英国共有581艘,法国403艘,沙俄286艘,德国和日本都在200艘以上,相比之下,美国的海军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美国陆军力量当时更为薄弱,正规军法定人数为62000名,实际上经常保持在56000名,而据卡内基统计,沙俄当时有常备军750944名,法国有615413名,德国有562352名。按实际人数计算,俄法德三国常备军合计超过美国正规军34倍多。这三国正是美国在远东的主要对手。难怪卡内基自我解嘲说,如果美国靠武力争夺远东霸权,“它的陆军和海军只能做一件事——占点小便宜或是被任何一个列强轻而易举地击毁。”〔3〕不仅如此,美西战争更是美国国力的实际检验。美国动员举国4/5的兵力,费时三年多,损兵4300,耗资1.7亿美元〔4〕,才打败早已衰落的西班牙。战后麦金莱政府把正规军扩充到10万人,但派到菲律宾的占领军就有6.1万人〔5〕,占全国兵力3/5以上。尽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割地狂潮迭起,美国垄断资本集团野心勃勃,但是它哪里有力量再用武力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格斗和角逐呢。
羽毛未丰的美国虽然无力参加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但始终对中国的广阔市场和富饶资源馋涎欲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美国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积极参加,利用矛盾,从中渔利,凭借望厦条约“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分得一杯羹。举其大者,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美国舰队在中国海面为英军声援，同样攫得治外法权和五口通商之利;1859年英法联军在大沽口受挫,美舰开炮向中国军队攻击,事后美国公使和英法公使同样得到进驻北京的特权;1879年美国借调处为名,帮助日本侵占了中国的朝贡国琉球;1882年美国实现了11年前炮轰江华岛没有达到的目的,同朝鲜签订了美朝条约,成为西方列强中第一个打开朝鲜门户的国家;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和朝鲜,美国也上下其手,压中国向日本屈服。甲午战后日本割占台湾、澎湖,法英蚕食中国西南疆土,俄租旅大并攫取了中东铁路权益,德租胶州湾,法租广州湾,英租威海卫、九龙,中国锦绣河山任人宰割,偌大疆域几乎尽入列强势力范围。当时羽毛日渐丰满的美国,虽然在1898年也攫得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但按铁路长度,不到列强截至1898年在中国攫取筑路特权的1/20,还不到英国攫得铁路投资权的1/9〔6〕。这样美国当然不会满足,可是它忙于兼并夏威夷,用兵菲律宾,实在无力东顾,也只好罢了。1899年初,麦金莱政府的驻华公使康格在这种形势下到中国上任,他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打开地图一看,俄国已经在满洲打下巩固的基础,德国在山东也如此,意大利要求浙江,日本希望福建,英国在香港,法国在广州及东京(湾),英国更要求整个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包括最重要的上海租借地在内。”〔7〕这是美国政府眼中对当时中国状况的写照,其急切的心情跃然纸上。康格惊呼在瓜分中国的宴席上只剩下直隶一省可以作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了,他建议赶紧“向中国租借大沽口”〔8〕。麦金莱对海约翰讲得更直截了当:“假使它(中国)一旦被瓜分,我们能否也取得一份?〔9〕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紧迫,美国如果拿不出自己的办法,像过去那样分一杯羹也不容易了。
的确,美国在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以前不曾单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可是它已经和列强一道在中国攫取了相当的权益,只是这些权益还不巩固,既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更面临着列强的激烈争夺与遏制。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曾经垄断中国煤油市场20年,但这种独占已在90年代被沙俄打破。1900年,美国在中国进口煤油中所占的数量从10年前的100％下降到41.5％,沙俄则由10年前的0％上升到39.1％〔10〕。美国棉织品对华输出已占全部棉织品出口的一半,仅1897年向中国输出的灰白坯布就增长121％。就在这一年,法国在非洲殖民地实行关税壁垒政策,使美国棉布在这些地区的销售额大幅度下降,几乎被排挤出非洲市场,因而美国格外重视中国棉布市场。美国对华输出的棉布,差不多全部销往华北和东北。但是1897年沙俄与德国秘密协议,沙俄承认山东为德国势力范围,德国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满洲、直隶和新疆在内”为沙俄“独占行动范围”〔11〕,从而使美国在中国的市场面临进一步的威胁。美国垄断资本集团一向渴望得到在中国修筑铁路和开矿的特权,他们计划修筑南起广州,经过汉口到北京,再北出山海关的铁路。可是,东三省的铁路修筑权已经落在沙俄手中,关内的铁路修筑权相继落在英、法、德、比等国手中,美国仅仅分得了粤汉铁路的投资权。中国丰富的矿藏成了欧洲列强的禁脔,中国海关由英国人掌握,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不容美国染指。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急需寻求对策,代表大财团的“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不久改组为美国亚洲协会)应运而生,对华政策成了总统竞选的课题,因此麦金莱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美国在中国的目的是采取一切手段“维护我们在那一地区的巨大利益”〔12〕。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问世的,它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互相争夺在华权益的产物。
(二)
为了进一步弄清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有必要看看它的出笼经过和研究一下它的具体内容。
前面已经提到,“门户开放”并非美国首创,也不是美国首倡。早在1898年,英国内阁大臣就曾出面发表演说,鼓吹“决心执行门户开放政策”〔13〕,而英国议会也就这一政策进行了激烈辩论〔14〕。这时海约翰正任美国驻伦敦大使,从两年之后海约翰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不仅密切注意英国议会的辩论,而且还得到过英国关于维持中国“门户开放”的建议。他在这封信里是这样写的:“在我离开英国之前,索耳兹伯理勋爵向我建议过此事。我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因为我知道我们的难以形容的参议院不会批准它。”〔15〕为什么美国对英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建议不作响应,而以后又以照会方式提出“门户开放”呢?海约翰说是因为参议院不会批准,那不过是表面之辞,实际上是美国当时无力参与列强在中国的角逐,但又不甘心处于追随的地位,所以想等待时机,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争取更大的权益。
1899年8月11日沙俄公然宣布中国的大连湾为自由港,美国抓住这个机会,由国务卿海约翰于9月6日电令美国驻英、德、俄大使,11月13日、17日和21日相继电令美国驻日本、意大利和法国使节,分别向各驻在国政府提出内容相同的照会:“每一个国家,在其影响所及的相应范围内,第一,对其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第二,对于进出上述‘利益范围’内除自由港外的一切口岸的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通用中国现行的约定税率。其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在此种‘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进出港之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本国船舶为高的港口税。又,在此种‘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之铁路,运输属于他国及其商民的货物,所收运费,在同等距离内不得较其对本国商民运输的同类货物为高。”〔16〕这三条就是美国所谓“门户开放”的具体内容。为说明其实质,现逐条作一些分析。首先,美国要求承认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任何既得利益,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讲得非常干脆,不容置疑和误解。其次,美国要求“通用中国现行的约定税率”,这时中国关税不能自主,所谓“约定税率”是列强胁迫约定的。至于“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实际上由中国征收的税款往往都成了向列强借款、赔款的抵押和保证。第三,美国要求列强在华“利益范围”里的港口和铁路,对他国船舶和货物不得征收比本国船舶和货物为高的港口税和运费。由于美国在中国既没有夺得“利益范围”,也没有“敷设、管理或经营”铁路,它的这一要求也显然是为谋求本身利益的。总而言之,美国照会明确承认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并在列强争夺中竭力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益,而把中国完全当作盘中餐,俎上肉。
帝国主义从来是按实力瓜分世界的。美国经济力量虽然日渐雄厚,但其军事力量终究还逊人一筹。就当时美国的实力而言,“门户开放”政策是它在当时形势下最大限度谋求在华权益的最好办法。在其他列强看来,美国在华一无势力范围,二无铁路,三未掌握关税权,却硬挤进来要求更大的权益份额,自然是不受欢迎的。那么,其他列强为什么不反对呢?那是因为列强彼此之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争夺,既然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明确承认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妨碍它们继续争夺,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去反对;况且中国很大,列强中的哪一个也独吞不了,美国想要更大份额的权益并不会对它们造成威胁。尽管如此,列强对美国照会的反应仍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只有在华权益最小的意大利无保留地赞成,英国表示不能包括香港在内,日本、德国和法国则以其他国家接受为条件,显然是看沙俄的态度,而沙俄因为它出大力修筑的中东铁路及南满支线即将完工,征收同等铁路运费于它不利,故而作了支吾其辞的答复。显而易见,这里包含着列强错综复杂的矛盾,海约翰抢在1900年3月20日宣布各国已接受美国的提议,而且是“最后确定的”〔17〕,免得夜长梦多,横生枝节。
海约翰宣布各国接受“门户开放”后,同年6月,美国就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麦金莱政府一再从菲律宾调兵来华,先后增至一万多人。就在侵华美军的战鼓声中,海约翰于1900年7月3日向英、俄、德、法、日、意、奥、西、荷、葡诸欧洲列强提出第二次所谓“门户开放”照会,声称“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自宜就目前环境许可范围内,表明其态度。……美国总统之目的仍为与其他列强采取一致行动。……美国政府之政策在于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世界各国在清帝国全境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18〕这个照会与1899年的照会相比较,增加了两点新内容,一是声言“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二是要中国对列强遵守不平等条约的各项规定,并把“门户开放”的范围扩大到全国。麦金莱政府采取外交照会的方式，无需经过国会讨论和表决,这样就避开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并在国内政治中捞得了好处。美国鉴于各国对1899年照会的反应各有不同,打算不一,于是在1900年照会中就干脆不要求各国提出复照。麦金莱政府就这样完成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程序,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掩饰了美国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行为,而麦金莱本人也在1900年大选中当选连任第26届美国总统。
综上所述,从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目的和出笼经过可以看出,它是美国在中国最大限度谋取自己权益的政策,是美国积极参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的利器。
(三)
美国所谓“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在客观上是否起了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用?这个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研究一下美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以后,在中国几次遭受严重侵略关头和中国民主革命关键时刻,它都采取了什么态度和行动,更要看一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是否有所收敛。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高潮。所谓“门户开放”酝酿于列强在中国割地狂潮迭起之时,完成于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军前夕,它何尝抑制过列强割占中国的一块土地,又何尝抑制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倒是正当八国联军盘踞蹂躏北京之日,1900年11月,就是那个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照会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急不可待地向清政府“要求”租借福建三沙湾作为美国海军基地。此事虽然未能实现,却显露了美国乘机攫取在华权益的图谋。所谓“门户开放”丝毫不妨碍美国和列强一道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和驻兵权。关于美国在1908年宣布把庚子赔款余额“退还”中国一事,我们先不谈美国自有深谋远虑的打算〔19〕,也不去说它把从中国勒索的钱财用在中国办文化教育事业上与单纯的掠夺有什么不同,而只就当时列强并不效仿这种做法来看,就足以证明它并不能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不用说“门户开放”提出后还不到四年就爆发的帝国主义争夺侵华权益的日俄战争了。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中国东三省权益而在中国土地上打的一场战争。八国联军之役后沙俄军队赖在东三省不走,美国根据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确实反对过沙俄独占东三省〔20〕,但是沙俄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有所收敛,并不是由于美国的反对,而是由于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美国的反对,不过是想达到它自己插足东三省的目的。还是那个海约翰,要求别国恪守中立,却使本国同英国和德国一道先后四次给日本提供战费借款,总数达6.94亿日元,占日本全部战费的将近一半〔21〕,这对日本战胜沙俄起了巨大作用。日胜俄败战局已定后,又是美国出面调停,把日俄代表拉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议和,1905年9月初签订了严重践踏中国和朝鲜领土主权的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交换南满铁路的议定书是1905年10月30日签订的,还没等这项议定书签字,号称美国铁路大王的爱德华·哈里曼10月12日就和日本首相桂太郎达成谅解备忘录,准备由美日联合组成财团,筹集资金,收买日本夺得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财产〔22〕。哈里曼吹嘘还要向沙俄收买中东铁路,取得西伯利亚铁路的使用权,开辟从波罗的海通往美国的海运线,连接上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构成“世界上最令人叹绝的运输系统,给地球束上一条腰带”。〔23〕这个计划虽然由于日本变卦而被搁置,但几年后又由美国塔夫特政府的国务卿诺克斯改头换面提了出来。美国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打头阵,自己则企图坐收渔人之利,而在这场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美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而被列强接受为共同的对华政策,使美国在列强对华事务中赢得了发言权,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从1900年冬到1908年底,列强彼此订立的有关中国的八个主要条约、协定和宣言〔24〕,都挂着“门户开放”的招牌,标榜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表示赞成在华机会均等。所谓“门户开放”既然一再被列强奉为国际准则,它的积极鼓吹者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虽然美、英、俄、德、日、法是这些双边条约、协定和宣言的签字国，它们都参加了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但它们都是在中国激烈争夺的对手,它们之间的矛盾绝不可能因为有了所谓“门户开放”就得到解决。相反,日本和沙俄由于矛盾激化,甚至在中国土地上打了一仗。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崛起为亚洲强国,远东的形势,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实力对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列强在中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所谓“门户开放”的内容也有了变化。1908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罗脱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以换文形式订立的美日协定,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历来标榜的“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改为“支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25〕。为什么删去“领土”和“行政”的字样?理由是“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与日本在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附属地的行政权有抵触,干扰日本对“南满的经营”〔26〕。这时的形势是,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活动全面加紧,清政府在退让中还想有所抵制。1908年7月唐绍仪奉派为专使去美国,意在结纳美国财阀,谋求贷款,支持设立东三省银行等计划,抵制日本势力的扩张。可是,唐绍仪11月底抵达华盛顿时,遇到的却是罗脱-高平协定雷轰电击般的打击。而这个协定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即12月下旬,日本驻华使节伊集院彦吉马上就日本在东三省蓄意制造的一系列争端以及日俄战争遗留的各种问题向清政府进行交涉,随即进一步提出有关筑路、开矿和延吉地区归属问题等六项要求,胁迫清政府作出更大的退让。事实很清楚,从罗脱-高平协定成立,到唐绍仪使美失败,到伊集院交涉,日本侵华外交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所谓“门户开放”就这样帮助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剧烈动荡,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利害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日俄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这两个兵戎相见的冤家成了互相勾结的伙伴,共同抵制美国势力向中国东北扩展。八国联军之役以前,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已经攫得的铁路修筑权,当时均由各国直接投资经营,只有京奉铁路由英国贷款兴筑。八国联军攻打中国以后,列强都采取贷款给中国修筑铁路而由外国人监督管理的办法,这就为财力日渐雄厚而在中国既无“势力范围”又无铁路的美国提供了新的机会。前面提到,美国在日俄战争后乘机染指东三省铁路的计划,由于日本反对而被暂时搁置,但是美国并不甘心。1909年3月,共和党人塔夫特就任美国总统,推行“以金元代替枪弹”〔27〕的政策,即“为使我们的商品和我们的资本家获得赚钱的投资机会而积极干预”〔28〕的政策。同年10月,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和清朝东三省总督成立协定,由美国和英国资本承办修筑锦州瑷珲铁路。11月和12月,塔夫特政府的国务卿诺克斯又分别向列强提出“满洲铁路中立计划”,大意是东三省所有的铁路都让各国共同投资和管理。美国意在通过这个计划使美国资本在东三省占优势地位,可是由于日俄坚决反对,使美国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而且连修筑锦州瑷珲铁路也成了泡影。1910年,美国又联络英、法、德组成四国银行团,准备给清政府联合贷款,包揽列强争夺最激烈的川汉粤铁路;1911年4月,美国又同清政府订立了“中国币制改革和振兴实业借款”之约,所谓振兴实业就是在东三省发展产业。美国虽然积极谋取在中国的权益,但是并不能事事如意。由于列强彼此利害冲突,美国不得不接受日俄关于不在东三省和内蒙开矿、筑路和投资的条件,在1912年把四国银行团扩大为六国银行团。后来当六国银行团在1913年春与袁世凯政府就善后大借款达成协议时,美国连一个“财政监督官”的名额也没有争到。美国一向利用所谓“门户开放”在列强争夺中谋利,可是这一回合非但没有得到好处,连以后进一步扩大在华权益也受到影响。于是,新上任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3年3月宣布退出六国银行团,他在解释这一决定时说:“假如我们同其他列强一起参加贷款,除了在中国增加若干影响以外,我们会一无所得,而且会失去我们足以夸耀的地位……那就是国务卿海约翰所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29〕原来,所谓“门户开放”政策除了可以用来掩饰美国在列强争夺中谋取自己利益的行为以外,还有掩饰美国暂时妥协和退却的妙用。在美国统治集团眼里,所谓“门户开放”远比一时一事的得失重要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日本就悍然出兵占领胶州湾,强占胶济路,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继而提出妄想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加上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中对中国的欺侮条款,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伟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美国忙于在欧洲参战，无力也无暇东顾。但是,当日本压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时,1915年2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指示驻华公使芮恩施:“余感觉对于现在之交涉,予中国以任何直接劝告,或任何直接干涉,均属害多益少,且将惹起日方之猜忌及敌意。”〔30〕等到袁世凯5月9日完全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以后,美国于5月11日马上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利益。”〔31〕迄1917年11月2日,美国国务卿与日本特使进一步订立“蓝辛石井协定”,两国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32〕。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美国和英法一起承认日本攫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面对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局面,在美国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日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美国的对策是在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机会均等”。
华盛顿会议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鼎盛时期。这时,美国国力日盛,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地位相对削弱,沙俄政权在十月革命中覆灭了,唯独日本的崛起在远东和中国威胁着美国的权益。1921年底,美国邀集英、法、意、日以及中、比、荷、葡在华盛顿开会。美国的意图是限制各国海军军备,遏制日本势力,拆散英日联盟,最大限度地谋取自己的权益。华盛顿会议是列强在美国举行的第一次重要国际会议,美国俨然成了盟主,它在会前就订出会议讨论程序和范围,无论会议是否取得实质性结果,只要表面上圆满结束,就可以挽回它在巴黎和会上和由于不参加国际联盟所造成的外交颓势。无怪美国学者把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视为“门户开放”的巨大胜利,甚至比作1783年美国在巴黎赢得外交承认以来最大的外交胜利〔33〕。华盛顿会议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开了80多天,分设裁军委员会和太平洋、远东问题委员会,前者由美、英、法、意、日参加,后者由九国全体参加,另设有若干专门问题分组会议。华盛顿会议最后签订了罗脱起草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项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即俗称的九国公约)和《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还就中国一些提案作了相应的决议案和声明书〔34〕。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及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35〕。说得堂堂正正,实际上并非如此。细察九国会议之结局,就可以知道会议的实质是怎么一回事了。中国要求废除治外法权,结果会议虚与委蛇地成立所谓审查中国司法委员会,不了了之;中国要求撤除列强在华驻军、邮局和无线电台,结果会议以空洞决议敷衍搪塞;中国要求关税自主,结果遭到会议拒绝。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没有取消,所谓山东问题不得不在会外交涉。总而言之,在大张旗鼓宣扬所谓“门户开放”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大大提高了它在列强对华外交中的地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再次得到列强共同认可。中国呢?不但一无所得,还面临帝国主义列强协同侵略的严峻局面。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地位,使四万万被压迫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36〕
华盛顿会议不是约定各国“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吗?其实帝国主义列强这时正忙于在中国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各自利用一个或几个军阀,造成中国连年军阀混战,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华盛顿会议刚结束,1922年4月就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美国支持的直系军阀打败了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独揽北京政权。直系军阀的表面强大,增强了美国利用直系军阀扩大在华权益的图谋。除了不断以军火和贷款支持直系军阀以外,美国驻北京公使雅各布·舒尔曼于1923年4月亲往保定同曹锟会谈所谓“最高问题”,同年10月曹锟贿选丑剧正式上演,这位公使前往“观礼”,揭晓后又首先称贺,表示“承认”。后来直系军阀在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大败,美国于11月赶紧向列强提议在中国召开国际会议,准备仿照共管德国经济命脉的“道威斯计划”共管中国。日本马上通过段祺瑞提议召开“善后会议”进行抵制。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竞相利用军阀进行角逐这一事实说明,从提出所谓“门户开放”以来20多年间,美国已经从追随列强在中国分一杯羹成为举足左右中国局势的角色。
所谓“门户开放”政策从来不妨碍美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一道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和1927年南京“下关惨案”就是明证。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工人到公共租界游行演说,散发传单,抗议日本纱厂杀害中国工人顾正红,美国竟派海军陆战队上岸和英国兵一道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当时岸上的外国部队半数以上都是美国部队”,“美国在上海不仅兵力最强,军舰最多,而且其他外国海军司令也‘一致同意’指定麦克维(美国海军少将)担任驻沪所有外国军舰的指挥”〔37〕。6月6日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在这大残杀中完全与英国一致。在公共租界耀武扬威的万国商团,美国商团的凶暴与英国的没有两样;美国海军陆战队悉数上岸加入英兵队伍之日,即在杨树浦一带任意残杀中国路人,尤其望见工人学生经过即开枪;美国《大陆报》同英国《字林西报》一样的凶恶……声言美国在华之30余艘军舰将全部或大部分调向上海厮杀。”〔38〕随后,美国军舰开到汉口、九江、重庆,甚至开到梧州,在中国内河到处横冲直撞。美国兵和英国兵、日本兵一道在九江登岸逞凶〔39〕。连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后来会见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马克·布里斯托时也指责在上海的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厉害”,布里斯托私下里不得不承认伍朝枢讲的是事实〔40〕。
1927年3月24日,正当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胜利时,美国却联合英国炮轰南京,制造“下关惨案”。当时200多名美国兵、英国兵伙同日本兵一道在南京登陆肆虐〔41〕。美舰“诺亚号”率先开炮,接着美舰“普雷斯顿号”猛轰镇江附近的山炮台,“一直到把山炮台打哑了为止”〔42〕。“下关惨案”的风波尚未平息,美国又向中国调兵遣将,“亚洲舰队所有水面军舰几乎全都在中国执行任务”〔43〕,到1927年底,美国在华驻军已经超过5000人,多数集中在华北,几乎占了列强在华北地区驻军总兵力的一半〔44〕。当时的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表示,美国“正在执行最温和的政策,……我们派遣部队[留驻中国]的唯一目的是要打退向我国侨民发动的进攻。”〔45〕柯立芝的话是含有威胁之意的,试想美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一道出兵镇压中国反帝革命运动是那样卖力,尚且是“执行最温和的政策”,那么不温和的政策又将如何呢?柯立芝强调美国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所谓要“打退”中国人的“进攻”,这清楚地表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只要不损害美国权益,美国是不会过问的。这就是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一贯主张和做法。
美国这样做难道起了抑制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作用吗?没有。当时日本侵略者是中国的主要危险,自从1927年4月日本政府改组以来,田中义一内阁执行更加疯狂的侵华政策,它不但把东三省和蒙古视为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而且把华北地区也包括在内。“五卅惨案”原本是日本残杀中国工人引起的,如果不是美国和英国助纣为虐,日本人还不敢那样猖狂。而就在美国伙同英国胁迫国民党政府为“下关惨案”赔款道歉之时,日本大举向中国增兵,1928年春季和夏初,就有两万多名日本兵在山东登陆〔46〕,占领济南,控制了山东省。5月3日,日本兵甚至在济南同北伐军先头部队交火,竟而惨杀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时,酿成“济南惨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三年后又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出兵强占中国东北,可是三个多月后,即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却向中、日两国发出照会,宣布美国采取“不承认主义”。翌日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声明:“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权利,美国不拟过问日本任何事件,唯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47〕美国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口口声声“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事到临头,中国东三省偌大片领土沦丧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美国在华权益也面临空前威胁,美国仍旧“丝毫无意干涉”,甚至“不拟过问”!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所起的作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事实胜于雄辩1899年美国提出所谓“门户开放”照会到1931年日本出兵侵占东北,30年间苦难深重的中国不断遭受侵略,非但未能保持领土和行政完整,相反的,中国全境都门户洞开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非但丝毫未动,而且在不断扩大。美国不曾大动干戈,却成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在中国举足轻重的角色。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成了东亚最凶残的侵略者。这不就是美国所谓“门户开放”对华政策的实实在在的结果?这不就是“门户开放”在列强侵略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客观上并没有起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作用。这就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的历史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