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昭奎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本文将回顾８０年代美日经济摩擦的发展变化，论述美日摩擦复合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分析美日对亚洲进行争夺的主要表现，然后对美日经济摩擦的今后发展作一展望。
一、８０年代——贸易摩擦日益深化的十年
战后，美日贸易关系发展的总的趋势是：从战后到６０年代中期，日对美贸易收支一直存在大幅度赤字，而且对美贸易赤字占日本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半。１９６５年，日对美贸易收支转为黑字，而且黑字逐年扩大。随着国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发展，总难免伴有龃龉和摩擦。然而，鉴于战后美日之间存在特别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美日经济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迅速变化，美日贸易摩擦具有一般国家间贸易摩擦所罕见的激烈、顽固、持久、深刻的特性。
进入８０年代，日本对美的出口进一步加强，美对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和深刻化，其主要表现是：
（１）美日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
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美对日贸易赤字不断扩大，１９８７年的赤字额达５７０亿美元，为１９８０年的１０４亿美元的近６倍。对日贸易赤字在美国整个外贸赤字中所占比重在１９８０年为４０.９％，１９８１年达到最高点，为５６.５％，１９８３年下降到３１.４％，以后又逐年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３５.７％。〔１〕１９８７年以后，美国外贸形势逐年好转，对日贸易赤字也逐年下降，但由于整个外贸赤字下降更快，因而对日贸易赤字占整个外贸赤字的比重反而有所增大，解决对日贸易逆差问题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美日贸易失衡不仅表现在贸易收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贸易结构方面。以１９８０年为例，日本对美出口的前１０种商品（按出口额大小排队）全是工业制品，而美国对日出口的前１０种商品中除飞机一项外全是初级产品。１９８０年９月发表的“美日贸易作业部会报告”不无感慨地指出：“美国好像是日本的殖民地，为了换取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而砍伐木材，栽培谷物”。〔２〕然而，尽管美国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却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来改变它“向先进国家提供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型贸易结构”。
（２）贸易摩擦扩展到高技术产品领域。
早在１９７９年初美国众议院“对日贸易监视小委员会”提出的调查报告书就预感到，美日贸易摩擦将扩展到计算机、电子、通信、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业领域，〔３〕这个预感为８０年代美日贸易的实际发展所证实。
１９８０年，美国在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半导体产品的对日贸易方面由出超转为入超。１９８５年６月美国半导体工业会（ＳＩＡ）根据１９７４年通商法第３０１条对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倾销行为”提出诉讼，美日政府经过一年多的交涉于１９８６年９月缔结了包括开放日本半导体市场和采取反倾销措施等内容的半导体贸易协定，协定签署才过半年，里根总统于１９８７年４月以日本政府违反该协定为由发表“对日半导体报复措施”，对从日本进口的个人计算机、彩电等电子产品课以１００％的高关税。
针对日本的数控机床出口攻势，１９８３年８月全美机床工业会根据１９６２年通商扩大法第２３２条提出诉讼，１９８６年５月里根总统发表声明要求日本等国自主限制对美的数控机床出口，随后在美日两国政府协议的基础上，日本于同年１１月同意在１９８７年开始的５年期间自主限制６种数控机床的对美出口数量。１９８７年日本东芝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规定向苏联出口精密数控机床一事败露，美国借机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加强出口审查）并对东芝公司实行严厉制裁，使日本机电出口蒙受沉重打击。
针对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挑战，１９８６年１２月美国提出把超级计算机也作为“个别市场协议”（ＭＯＳＳ协议）的协商对象之一，１９８９年５月美国通商代表部指名日本为“不公正贸易国”，并把超级计算机、卫星、木材制品三个项目作为调查日本不公正贸易行为的重点对象领域。
１９８８年底，美日正式达成协议，决定共同开发日本航空自卫队使用的下一代支援战斗机ＦＳＸ，但是，１９８９年初，由于美国议会对这个共同开发计划提出不同意见，美国政府对已经达成协议的计划重新进行研究，并再次与日本政府讨价还价，促使共同开发的条件更加有利于美国，其结果，日本需将共同开发的技术提供给美国，而日本使用美国的技术却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在围绕ＦＳＸ开发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正式达成的协议竟可以不算数，这种异常事态反映美日摩擦达到了何等的尖锐程度。
（３）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通过调整汇率，增强出口竞争力，使整个贸易逆差自１９８７年以来逐年下降，但对日逆差下降较慢，因而在整个贸易逆差中的地位反而更加突出。
１９８３年８月美国众院提出“访问日本、南朝鲜通商使节团报告”，其中特别强调把调整汇率作为解决美日贸易失衡问题的一个重点。１９８４年成立了美日美元日元委员会，磋商调整汇率问题。１９８５年９月西方５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决定对汇率进行联合干预。其后，美元迅速贬值。
在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还不断要求日本、西欧等贸易伙伴采取措施，进一步对美开放国内市场，美国众议院１９８５年１１月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代表团”要求日本立即实施扩大进口计划，以便使美日贸易逆差在其后５年能大幅度下降。〔４〕
另一方面，美国出口企业为了加强竞争力，努力进行结构性改革，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率，使近几年来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达３.６％，使产品成本平均下降到比日本、西欧低大约１０％，半成品成本（平均）下降到分别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的８０％和６０％。自１９８７年中以来，美国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以２．１％的年率上升，不到海外竞争产品的价格上升率４.７％的一半。同时，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灵活的优惠措施，大力扶植出口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其结果，从１９８６至１９９０的几年中，美国的外贸出口增长了７６％，而进口增长速度则只有出口增长速度的一半，其中飞机、电机、小汽车、卡车、电子计算机和办公机器以及小型制品的出口额分别增长了９９.４％、１３３.１％、６１.４％、６９.５％和１４５％。伴随出口上升和进口下降，持续了８年的巨额贸易逆差在１９８７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１５９５亿美元以后逐年下降，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１１８５亿、１１５０亿、１０９０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也在１９８７年达到创历史最高纪录的５７０亿美元以后逐年下降，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５１８亿、４９０亿、４１１亿美元。由于美对日贸易逆差改善的速度不如美国整个外贸逆差改善的速度快，因此，对日贸易逆差在美国整个外贸逆差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很大，〔５〕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分别为３５.７％、４３.７％、４２.８％、３８.５％。
（４）贸易摩擦的争论点日益深入到对方国内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问题。$早在８０年代初，美国众议院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日本的产业政策，认为“日本对新兴产业进行保护、扶植，使之避免与进口竞争，同时促进其出口，直到新兴产业成长到具有打入国际市场的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之时，才撤除贸易壁垒，允许其同进口展开竞争。”这种作法是“不公正”贸易竞争。〔６〕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美国众议院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进一步触及到日本国内的经济政策，认为“应该对战后日本的曾经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姿态重新进行检讨，如有必要，应该将出口主导型增长路线转换为内需主导型增长路线”，而如果日本采取重视提高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政策，扩大内需和消费，就可以使美国的出口机会获得增加。〔７〕
1989年5月由布什总统提议，同年7月由美日首脑会议宣布开始的美日“结构障碍协商”（ＳＩＩ）则把两国贸易摩擦的争论引向全面涉及两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层问题的新阶段。虽然在“结构障碍协商”中，美日双方都指出对方的、有碍于两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并要求对方提出改进措施，但主要是美国方面指出日方的结构障碍并要求日方改善。从１９８９年９月至１９９０年６月举行的五次会谈中，美国要求日本加以改进的“结构障碍”多达２００多项，包括储蓄投资、土地利用、流通、排他性商业惯例、知识产权、企业系列化、价格机制等许多方面，大有要从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企业行为、商业惯例、经济制度、产业文化直到社会结构和包括价值观、市场观在内的经济系统对整个日本来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势头。当然，日本方面也指出了美国方面的“结构障碍”并要求采取对策，如削减财政赤字、刺激个人储蓄、振兴出口和废除出口限制、加强研究开发和对劳动者的训练教育等。〔８〕
二、经济摩擦的复合化、多元化
从８０年代美日经济摩擦的发展可以看出，美日经济摩擦从贸易摩擦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以贸易摩擦为主，包括技术摩擦、投资摩擦、结构摩擦等的复合化、多元化摩擦。下面对贸易摩擦以外的几个主要的摩擦形态稍作分析。
（１）技术摩擦和军事技术摩擦
技术摩擦不同于一般贸易摩擦，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它较多地涉及到知识产权的纠纷。８０年代美日之间的专利纷争，围绕计算机软件的纷争不断发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１９８７年６月，美国商业部发表题为“新兴技术的现状——至２０００年的经济、技术评价”的报告指出，发明了大量新技术的美国，“能否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与它能否有力地保护其知识产权大有关系”。今后美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最善于钻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空子的日本之间的冲突将可能进一步加剧。
技术摩擦的另一个特点是，鉴于许多高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导致许多技术摩擦带有贸易摩擦和军事摩擦的两重性。比如，围绕半导体贸易的摩擦背后，不仅有美国为其半导体产业受到冲击而引起的恼怒，而且有美国对日本的半导体器件日益深入到美国武器装备的中枢部位而产生的不安。１９８７年美国国防部提出的题为“防卫用半导体的依赖问题”的报告书中指出，在美国生产的有代表性的空对空导弹中，“有１６种元器件依赖外国，如果外国停止供应，在１８个月内美国将不得不停止生产这种导弹。”〔９〕此外，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美日关于共同开发ＦＳＸ的交涉出现波折也与美国国内所谓“防卫、贸易连结论”（与之对立的是“防卫、贸易分离论”）的抬头有密切关系。
技术摩擦的第三个特点是，美日围绕对苏联等“东方”国家的技术禁运问题的矛盾分歧与两国贸易摩擦的相互纠缠。１９８７年发生的“东芝事件”即是一个典型例子。美国以“损害西方安全”的政治大帽子狠狠敲打日本，固然有其政治原因，但另一方面，借机整一下贸易竞争对手的“醉翁之意”也是昭然若揭的。
虽说大部分技术摩擦是从贸易摩擦发展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技术摩擦是从两国技术合作中产生的。比如，围绕日本参加美国ＳＤＩ研究一事的讨价还价，围绕两国共同开发ＦＳＸ的谈判的一波三折，都表明伴随美日技术合作而产生的摩擦的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围绕共同开发、研究的成果的归属权的争执，围绕军事领域的共同开发、研究的成果的保密问题和出口问题的争执等等。
（２）投资摩擦
日本增加对美直接投资，原是被当作缓和美日贸易摩擦的一个对策而提出来、特别是作为美国方面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例如，早在１９７９年１月由美国下院“对日贸易监视小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就劝告日本增加对美直接投资，认为这具有代替日对美出口的效果。１９８０年９月提出“美日贸易作业部会报告”则强烈要求日本汽车企业对美投资和发展当地生产。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提出的“访问远东通商使节团报告书”又指名要丰田公司对美直接投资（日产汽车公司已在１９８０年开始在美国生产）。１９８３年８月提出的“访问日本、南朝鲜通商使节团报告”进一步要求日本实行资本自由化，认为资本自由化具有诱导资本输出的效果。
１９８５年９月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对美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１９８８年当年日对美直接投资额达２１７亿美元（１９８０年不到１５亿美元），占日本当年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达４６％，同年日对美直接投资余额达７１８亿美元，占日本全部对外直接投资余额的比例达３９％。〔１０〕由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相当大的部分投向制造业，其主要部分投向美国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败退而不得不削减生产能力的比较“衰弱”的产业部门（如电机、汽车等行业），因而对这些行业的“空洞化”起到了“填补”作用。
然而，正如贸易本来是好事，但如出现严重的不平衡就会引起贸易摩擦，投资也是一样，尽管它给美国经济和产业带来一些好处（如增大就业，阻止产业“空洞化”等），但由于出现了美对日投资远远少于日对美投资的不平衡（１９８９年前者不到后者的１／４），又导致了投资的摩擦。
除此以外，引起投资摩擦的原因还在于日对美投资的增加引起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日本的装配企业在美国进行当地生产，导致有关零件和设备的对美出口的增加，而这些在日本国内生产的零件和设备多是高附加价值产品，其结果反而起到促使美日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的作用。再者，日本企业进入美国的目的是为了绕过美国的关税、非关税壁垒，确保由于出口受阻而难以保住的美国市场，因此，必然导致当地争夺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使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美国国内的实力的不断增强日益感到不安。特别是日本对美国不动产的投资，还激起了美国国民中的反日情绪，有人甚至认为日对美投资正在使美国丧失其经济和政治独立。总之，原来作为减轻贸易摩擦的对策的日对美投资，反而导致产生一个新的摩擦领域。
（３）结构摩擦
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进行的美日结构障碍协商虽然就改善两国经济结构问题达到了某种程度的暂时的协调，但所谓结构协商在本质上仍是经济摩擦的一种表现形式，即结构摩擦。
“结构障碍协商”的英文全称是Structu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SII)。在这里，Initiative即倡议首先是由美国发起的，是由美国掌握主动，向日本展开的先发制人的攻势，而Impediments即障碍主要是指日本方面存在的、有碍于美日经济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而决不是把美国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作为第一义的问题。因此，尽管美日结构协商在表面上是双方对等、互相指出对方的结构问题，各自提出相应措施加以改进，而在实际上并非是对等的，主要是美国要找出日本方面的问题，由日本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措施加以改进。
然而，美国找日本的毛病，决不以仅仅停留在批评日本的贸易政策、经济政策为满足，而是要求日本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市场观，对其经济社会的结构、制度、惯例实行全面的“改造”，换句话说，在美国看来，日本的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异质”的东西，因此，要消除从这种“异质”的经济体制中产生出来的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威胁，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日本经济体制本身这种“不公正”的、“异质”的存在。然而，日本在美日结构协商中采取的是敷衍、应付一时的态度，在结构协商“最终报告”中，日本方面提出的措施也仅是一些局部性、暂时性的对策，这显然不能满足美国方面想要全面改造日本经济社会结构的要求。实际上，日本方面对于美国把日本经济体制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异质的系统的观点，从根本上感到是不能接受的。比如，１９９０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专门辟出一章（第二章），从企业内系统和企业间系统这两个角度阐述了日本型产业系统的合理性，认为日本的产业系统决非是特殊的、异质的系统，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系统。显然，这种认识上的根本对立，决定了美日结构协商很难取得真正有效的、稳定的成果。
更进一步说，美国发起的结构协商在实质上是美国为阻止对日贸易赤字增大所反映的美国经济霸权的衰退而展开的一种外交战略。正如战后几十年美国把苏联看作是其军事竞争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一样，在进入冷战后时代，美国把日本看作是其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结构障碍倡议”（ＳＩＩ）与“战略防御倡议”（ＳＤＩ）是不无共通之处的。ＳＤＩ是以军事竞争为主战场、以苏联为主对手的时代的产物，ＳＩＩ是以经济竞争为主战场、以日本为主对手的时代的产物，两者都是美国与其主要对手之间的激烈竞争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都是美国为保持其霸权、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向其主要对手展开的主动出击。
三、美日在亚洲的争夺
美日经济摩擦的主要内容，表现为两国相互争夺对方国内的市场。当然，美日的市场争夺战不会仅仅局限在两国之间，必然也扩展到两国之外。一般来说，美日围绕第三国（或地区）的市场的争夺，不属于美日经济摩擦所讨论的范围，但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亚洲特别是东亚（本文引用数据的统计范围有时更接近“亚洲”有时更接近“东亚”，将在引用时注明）。换句话说，美日对亚洲市场的争夺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可以把它特别列为美日经济摩擦的一个内容。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亚洲特别是东亚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因而也是贸易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８年，发达国家贸易年均增长６.１％（出口）和５.５％（进口），发展中国家贸易年均增长仅０.７％（出口）和１.６％（进口），而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中，唯独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台湾、香港、东盟六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保持着很高的记录，为９.６％（出口）和７．６％（进口）。〔1１〕
亚洲不仅经济、贸易发展迅速，是个十分富于成长力的市场，而且与美、日经济关系日趋密切。根据ＩＭＦ的贸易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es），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美国与亚洲的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以高于美国整个外贸增长率的速度增长，从而使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在美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比例日趋增大，其中对亚洲的出口额年平均增长５.９％（美整个出口额年均增长２.９％），占美全部出口额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４％增大到１９８８年的１６.０％，从亚洲的进口额年均增长１４.７％（美整个进口额年均增长８.４％），占美全部进口额的比例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７％增大到１９８８年的２０.６％，〔12〕甚至超过了美从日本的进口额（从日进口占美全部进口的２０.３％）。在同一期间，美国与亚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亚洲以外发展中国家对美进口额在８０年代初相当于亚洲发展中国家进口的３倍，而在１９８６年以后降到比后者还少。由此可见，亚洲发展中国家在美外贸伙伴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进口方面，已成为超过日本、欧共体１２国、加拿大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3〕
亚洲与日本的经济关系之密切，早已是众所周知，无须赘言。这里要提到的是，美、日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争夺不仅表现在贸易方面，而且表现在投资方面。８０年代以来美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均转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唯独对亚洲地区（主要是东亚的“四小”和东盟）的投资增长较快，其中尤以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增长更快。其结果是，早在７０年代后期就已超过美国的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在８０年代进一步与美拉大差距，在“四小”、东盟的所有国家日本的投资均领先于美国。
美、日对亚洲、特别是东亚进行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东亚作为打入对方国内市场的跳板。比如，６０、７０年代美国电子企业为了打入日本市场，在东亚各国设立生产据点，既利用了那里的廉价劳动力，又利用了东亚接近日本的地理条件，将在当地生产的电子产品输往日本。
美、日资本对东亚的争夺，促进了东亚各国的工业化，也使东亚对美、日的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东亚向美、日出口工业品迅速增加。在1987-1988年，东亚对美出口中，工业品所占比例增至９０％（１９８７年），与之相比，工业品在东亚对日出口中所占比例仅达４６％（１９８８年）。另一方面，美国对东亚的出口中，机械设备所占比例为４５％（１９８７年），而机械设备在日本对东亚的出口中所占比例高达６０％。
由于在东亚对美出口中，实质上包含了日本通过其在东亚的子公司迂回的对美出口（日本向这些子公司提供机械设备和技术，然后由这些子公司向美出口其工业产品），因此，上述数字表明，在利用东亚做为进入对方国内市场的跳板这一点上，日本比美国作得更成功，并且可以说，美国与东亚国家、特别是“四小”的贸易摩擦，实质上是美日贸易摩擦的延伸。同时，在同美、日的“三角关系”之中发展起来的东亚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比美国更多地起到了生产资料和技术的提供者的作用，美国则比日本更多地起到了（东亚的）工业产品的吸收者的作用。美国在同日本的贸易交涉中，要日本更多地开放其市场，扩大进口，实际上也包括了要日本更多地吸收东亚的工业品，以抵销美、日在吸收东亚工业品方面的不平衡，同时也为扩大美国在东亚作为生产资料和技术的提供者的作用创造条件。
在９０年代，美、日对东亚的争夺，很可能扩大到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从美日争夺东亚的角度，可以推断，美国必然反对包括日本在内、而且必然会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联合组织的出现，这正是美国一方面反对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首相所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ＥＡＥＧ）设想（尽管最近经过东盟国家的讨论，这个设想已由ＥＡＥＧ即东亚经济集团退到ＥＡＥＣ即东亚经济会议，但美仍表示反对，并特别劝阻日本不要参加），另一方面又对泰国提出的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表示欢迎的原因。
战后以来，美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冷战战略的最大特色是双边主义（或两国间主义），即从军事领域到经济领域，美国总是个别地同各国缔结条约、协定，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协定来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秩序。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这种外交战略的特色，在８０、９０年代美国发展同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的过程中也正在并将继续被继承下来。比如，在美日安保条约之外，前美国驻日大使M.曼斯菲尔德于１９８７年提出“建立与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类似的美日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其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上院财政委员会的要求，围绕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召开调查、公证会，并于１９８８年９月提出报告书，对美日自由贸易协定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并提出一系列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14〕尔后，１９８９年开始了“美日结构协商”，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美日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建议所反映的、试图进一步发展美日之间特殊紧密的经济关系的努力的一个“延长”。像“美日结构协商”这种把国内经济结构问题与贸易交涉扯在一起的特殊作法如果进一步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导致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美日经济圈（或与自由贸易圈这样的“狭义”经济圈不同的“广义”经济圈）。
美国不仅考虑与日本搞自由贸易协定，而且也向东盟探询建立自由贸易圈的意向。
在北美，尽管有可能形成包括美、加、墨在内的地区性的北美自由贸易圈，但是，目前实际存在的，仍只是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即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这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仍是因袭战后以来的“双边主义”的作法，通过形成美国与另一国（或小地区）的一系列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逐步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较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圈或广义的经济圈，而为这个未来的经济圈向整个亚太地区扩展作铺垫的，则是那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经济会议（ＡＰＥＣ）。正如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最近再次强调的，亚太经济会议“不是一个地区经济集团”，因为美国还远远没有通过达成一系列的双边协定来形成一个以它为中心的大地区经济集团。
面对美国争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的攻势，曾经提出过“东亚经济圈”设想（例如，通产省就提出过）的日本，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加深同美国的对立，似乎越来越不拘泥于什么“经济圈”的名称，对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ＥＡＥＧ）设想，也是看美国脸色行事，慎重地持保留态度。
然而，在实际上，日本通过把国内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逐步向“四小”、东盟转移，与这些国家已经结成了十分紧密的经济关系，对此也未必不可以称之为“事实上的经济圈”。
另一方面，日本大举向美国投资，发展当地生产，以致可以说，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乃至将来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成为日本进一步打入这些国家的市场的“桥梁”。
日本还对亚洲新出现的开放经济国家（例如越南）加紧渗透，企图利用地理上比较接近的条件捷足先登。
总之，在美、日对亚洲的争夺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与美日贸易摩擦类似的交涉风度：经济上日攻美守，政治上美攻日守，美国可能在诸如ＥＡＥＧ等问题咄咄逼人地要日本这样或那样做，但在实际上更厉害的是那个在经济上步步为营、扩大势力的日本。同时，展望将来，如果现存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发生变化，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日本也未必不会把夺取在东亚乃至亚洲的经济主导权或霸权作为“脱美自立”的重要手段。
四、结语
美日经济摩擦是美日经济关系的一个侧面，也是人们认识两国经济关系的一面镜子。从两国摩擦之激烈、频繁，一方面可以窥见这两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超级经济大国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另一方面也可窥见美日之间特殊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渗透。这种关系不妨可比作为相当糟糕的“夫妇关系”，许多争吵、纠纷之产生，首先反映了两国经济关系之密切，同时，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的时期这种争吵、纠纷仍将是很激烈的，但还不至于达到导致关系破裂或“离婚”的程度。
美日经济摩擦也是人们认识美日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的一面镜子。人们可以看到，在美日贸易交涉中，多数情况下总是美国主动出击，有时甚至气势汹汹，而日本则常常表现为被动应战，有时甚至委屈求全。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美国在政治、外交上仍占上风，经济上仍是首强，以至日本有求于美要甚于美国有求于日；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从政治上对日本施加压力，说明它的经济表现不如日本，相对实力地位在下降，以至在经济竞赛场上面对日本攻势无力“以拳还拳”，只好借助经济以外的反击或报复手段。总之，经济竞争上的日攻美守反映了经济实力方面日盛美衰的发展趋势；政治交涉上的美攻日守反映了政治力学方面美主日从的格局仍未改变。
美日经济摩擦又是人们认识美日两国各自国内的经济问题的一个窗口。这是因为美日经济摩擦的争论点日益深入到对方国内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问题，对于局外人来说，多少会产生“情况越辩越明”的效果。实际上，美日两国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对方国对本国经济问题的批评确有道理，一部分人甚至抱有“借助外压来促进国内问题的解决”的想法。
通过美日经济摩擦人们还可以看到美日两国对外战略的发展动向。这不仅是因为美日矛盾的发展与两国协调各自的对外战略的共同需要之间存在着互为牵制的关系，而且也是因为美日经济摩擦的战场不仅仅局限在两国之间，而且也扩展到两国之外，比如美日对亚洲的争夺，就反映了两国对亚洲乃至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的冲突和矛盾。
展望今后一段时期，可以认为，美日结构协商可能使两国间的经济摩擦出现暂时的缓和，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经济摩擦日趋严重化、深刻化的总趋势。同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渗透将会日益加强加深，但正在缩小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美国是不会轻易退出亚洲经济舞台的，美日对亚洲市场的争夺会激烈地进行下去，而更多的亚洲国家将可能步“四小”、东盟的后尘，试图利用美日资本的竞争，从中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