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齐贬”印度与东欧：“中国优势”的样板效应
而中国，如果说它在全球经济水平上的梯次发展中地位重要，那么它在上述那种体制盛衰中扮演的角色则更为突出。这只要看看一些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总结”就可以明白。
事实上，如今关于“中国优势”的议论已经悄悄在发生改变。以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中印比较而言，毛泽东时代中国与印度排除不可比因素外其实并无明显优势（不少方面甚至中国是劣势），可是那时中国人都一口咬定中国因“社会主义”而有优势，印度的劣势则是因为搞了“资本主义”。到了改革后中国的经济起飞真正把印度甩在了后面、而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在邓小平之后10年也开始搞市场化改革了，主流的中国人就说印度的劣势是由于搞了“苏式计划经济”，而我们的优势是比印度更早开始了改革。果然，这些年来拉吉夫改革使印度经济明显提速，但仍然次于中国，而且市场化改革本身在民主印度也遇到中国所没有的“阻力”，即“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于是近期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强调印度的劣势是由于劳工权益、福利保障、工会农会等因素太强大。即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失败”既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也不是因为“苏式体制”，而就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中国－东欧比较上：过去东欧处在转型期阵痛时，一些国人说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恶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民主化是正道，阵痛过后发展会更快，中国则回避民主化，市场化也很不够，将来会吃苦头。10多年过去，东欧渡过阵痛而进入了稳定发展，怀念旧体制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加入了欧盟的那些东欧国家，正以比西欧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老欧洲”。同时多数东欧国家属于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粉红色欧洲”，在废除专制后也保留了旧体制中的一些福利因素并在欧盟民主福利国家传统的影响下有所发展。相比之下，倒是中国本来旧体制下的低福利状态在“官府卸责不限权”的改革中更加恶化，同时市场化和“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却在“只做不说”的“智慧”下不断加深。因此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今日中国比东欧更资本主义（当然并非更民主）的人越来越多。而东欧从阵痛中恢复后发展虽然加快（在欧洲算是最快），但增长速度仍然不如中国。于是过去那种关于“中国社、东欧资”的两种论调（事实判断类似，而价值判断相反）都在消退，而像张五常那样，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专政加资本主义”战胜了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声音，则响亮起来。实际上，先于张五常，我国的内部调研中早就有这种声音。已故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深研究员、长驻波兰的郭增麟先生10年前就曾尖锐批评波兰民主化之后颁布的《劳工法》，认为该法只强调劳工权益保障而不讲劳资两利，妨碍了波兰经济的发展，云云。
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那种对东欧、印度的传统斯大林主义式的指责并未消失，反而在近两年的舆论控制中重新突出。本来从邓小平时代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已不是禁忌（只要不批判列宁），但近两年却开始压制“批斯”，包括著名的《历史研究》在内的一些刊物都因刊登“批斯”文章而受到处理。于是斯大林主义式的“东欧、印度批判”又突然高调起来，它指责东欧、印度搞民主自由、“资本主义”等等。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中国景观的另一面：与“中国经济的非自由色彩令左派欣赏，而它的非福利色彩则令右派欣赏”相应，东欧和印度则因给老百姓自由而受到“左派”的批判，同时又因给老百姓福利和维护工农权益而受到“右派”批评。而两种批评显得振振有词的共同基础，就是中国当前这种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体制在“低人权优势”下实现的经济高增长。
“低人权优势”的长远后果：对人与对己
然而我国这种“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虽然现在很风光，但隐患也不容忽视。在对国外的民主福利国家形成挑战的同时，这种模式也在中国国内形成“尺蠖效应”：“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受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因此，中国的快速发展并没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把饼做大”就能缓解“分饼不公”的矛盾，而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内部外部矛盾同步持续深化的现象。我们曾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说东欧垮了而我们没垮，就是因为我们经济搞得好。但是现在，经济高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同时发展的现象使人对此说日益怀疑。正因为此，胡温政府大力提倡“和谐”，比过去更强调公平和公共服务责任，这一趋势应当肯定。然而“尺蠖效应”机制不改变，只怕权易扩而责难问，现有体制下回复“大政府”只会形成扩权—卸责的又一轮循环。而走出“尺蠖效应”，就需要进行权责对应的宪政改革。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中国经济这么大的量，将来作为全球商品供应者和资本吸纳者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旦出问题可能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对全球的冲击更大。因此中国平稳顺利地转型不仅是国人之福，也是世界之福。而中国因“尺蠖效应”而发生社会爆炸，或因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的双重冲突而导致国际秩序崩溃，则不仅是国人之祸，也是世界之祸。
在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关切中国是必然的。如今发达国家压中国把人民币升值，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现行原始积累方式与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冲突的初步体现。但人民币升值实际上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低汇率优势。“低人权优势”作用更大。正是这种只要搞定官员就可以任意圈占农地、役使劳工、耗用资源的“优势”，使中国成为举世罕见的“投资乐园”，连印度的塔塔财团也想躲开工资虽低但工会农会很厉害的本国，而向中国转移资本。何况其他？
显然，中国的“优势”既不在于其市场更“自由”，也不在于其国家更“福利”，而就在于其更铁腕。笔者反对专制的态度众所周知，但从来不以“专制妨碍经济增长”为理由。事实上，专制“刺激”经济增长，在非市场条件下有斯大林和纳粹德国的例子，在市场条件下也有近代早期中东欧“二度农奴化”使商品性农业大发展的例子，而美国经济史家福格尔的研究也表明，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不亚于、很可能还“优于”北方自由经济。但是专制仍然应当反对，这不仅由于其不人道，也由于这种“效率”的畸形。中国今天靠“低人权优势”在全球吸纳资本、输出商品而形成惊人的高额“双顺差”，不仅让别国头疼，一般中国人又能得益多少？超廉价的劳力、土地、资源付出，形不成有效进口需求，只换来巨额的“绿纸”（账面美元）。中国人埋怨美国开动印钞机卷走了咱们的血汗，美国人埋怨中国廉价货砸了他们的饭碗，而一旦美元狂贬，美国完了，我们的血汗也白搭。
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反全球化”能救社会主义吗？
显然，这样一种“低人权优势”下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在当年铁幕高悬、“全球化”未成气候之时是没有的。像弗林特那样的“社会主义城市”，像GM那样“公司与工会势均力敌合作共赢”的福利体制，在没有日韩廉价车进口冲击前可以靠高于成本的车价来保持盈利，出现进口冲击后如果资本不能外流，或像GM在印度那样，外流后不能带来以“低人权”为条件的超额回报，劳资关系还可维持现状，并在发挥研发优势的同时等待日韩民主福利升级后低成本冲击力的减弱。但是“低人权优势”对资本的无穷吸纳力和廉价产品的无穷竞争力便使现状无法维持。因此欧美左派与劳工运动对“全球化”持强烈抵制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抵制不但难有成效，即便有，它对挽救欧美的社会主义或许有意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完全谈不上了。如前所述，中国在旧体制下就是低福利的，甚至是“负福利”的——“福利”附加于特权，有特权者收入高福利更高，无特权者收入低福利全无，其“二次分配”不但不像民主国家那样会降低一次分配的不平等，反而是明显加剧这种不平等。改革前如果说中国的市民与农民两个身份等级内部各自的货币收入差异确实不大，然而城乡身份等级间的差异就相当惊人，而城市内部如果考虑“二次分配”，即等级森严的各种非货币“待遇”如医疗、住房、用车、公费家仆、教育特权等，那差异更是惊人。毛泽东当年就把当时的卫生体制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最近前卫生部副部长关于中国的公费医疗开支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著名言论更表明这种现象的一以贯之。
中国旧时的所谓补贴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难于理解的。一次笔者在法国见到欧盟WTO农业谈判代表保罗·张万亭先生，他很不满于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在“入世”谈判中同意较低的农业补贴率，因为这影响了坚持补贴农民的欧盟福利国家的谈判地位。这位先生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热衷于补贴弱势的农民，如果竟不然，肯定是受到压力。笔者告诉他，早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并无关系时，中国就从无农业补贴之说，相反那时以工业化为理由从农民那里强制“抽取”原始积累一直是基本国策，亦即对农民的补贴率低于零，是“负补贴”。如果能实现零补贴那对农民已是皇恩浩荡。这是体制的性质使然，与“美国压力”何干？倒是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我国开始补贴农民了，但也还远未达到美国主张的“低”补贴率。之所以在谈判中为高补贴率和美国讨价还价，是为了以“发展中国家”资格进入WTO，以便争取有利地位，与实际补贴农民多少根本就不相干。
如果说当年那个与全球化无涉的封闭中国并非民主福利国家，那么中国走向“专制市场经济”后，“反全球化”与挽救社会主义就更不沾边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当然这仅考虑市场逻辑，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即社会主义势力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