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视当今国际现实，民主和专制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道德化的两个符号，而且非此既彼。唯一不同的是，民主在西方主导下，被完全地神圣化，成为文明和进步的代名词，而专制则被完全的妖魔化，成为反人类和落后的象征。西方凭借所创造并主导的这种话语权把民主做为全球逐鹿的工具。而从人类的历史看，任何制度都是适应人类发展进程而应运而生的，并由于每一个国家的独特国情而生产不同的特点，其本身并无所谓的终极和道德价值判断。唯一的评判标准是是否适应该国国情并推动这个国家的发展。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世界开启一体化进程，直至二十世纪地球村概念的诞生。于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制度之争为表面、利益之争为核心的较量。而为了赢得胜利，都不惜把对方妖魔化，都欲置对方于道德的审判席上，从而取得战略的主动。这就是冷战期间的一幕。然而，失败的一方就只能接受被妖魔化的命运，这就是当今世界民主与专制被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化的根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就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甚至颇为滑稽的一面：中国大陆出现腐败和每年被揪出的庞大数目贪官都被归结于体制和制度，而台湾出现以陈水扁为核心、涉及民进党过往执政高层几乎全部高官的贪污事件甚至当时的调查局局长都与之通风报信的恶性案件，却被认为是台湾民主的进步，辩护者甚至认为台湾民主不过二十年，不应太过苟责。而却鲜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之路不过六十年，也不应太苟责。最近美国发生影响世界的“百年一遇严重金融危机”（格林斯潘语），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倒下三家，名列第二的摩根也正四处求援，甚至都跑到中国（中信银行）寻求解困。然而，没有人把事件归结于美国的制度。相反几年前（2004年），西方大炒“中国银行体系崩溃论”，矛头也直接中国的制度。然而，几年过去了，中国的问题解决了，西方的银行体系却开启了崩溃之路，甚至要寻求中国的援助。尽管有这样的对比，却仍然没有人质疑美国的制度。这种事例数不胜数。2007年，中国山西发生黑砖窑事件，整个世界一片伐挞之声，并一再质疑中国的现行制度，而今年日本发生类似的“湖北打工妹”事件，却悄然无息。每年美国和西方发生多少起因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开枪屠杀无辜事件，却丝毫影响不了他们体制的正当性。而一个杨佳袭警案就再次把中国的体制推到被否定的审判席上，而无视这个体制三十年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增长和进步。几乎同时曝光的“三鹿奶粉”与日本的“毒大米”事件却完全两种反应。即使中国把一件事情做的正确而成功如北京奥运会，也仍然会被扣上极权主义的杰作之帽子而被否定。套用中国一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民主专制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这一切都可从西方掌握话语权的现实中找到答案。
一、西方制度发展过程看专制与民主。
西方民主的诞生是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始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出于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为了给自己提供大量的自由民，于是联合各中下阶层并打出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这个时候，专制的代表是封建势力。然而，资产阶级一旦获得政权，立即通过以财产做为投票权的限制的方式垄断了全部的政治权利，民主只不过是调节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工具。同是出于原始积累的需要，随即对中下阶层展开残酷的盘剥。在英国就是号称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同时又制订法律宣布失去土地的农民流浪于城市非法，被强迫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廉价劳动力--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八小时。而一旦人民起来抗争和维权，迎接他们的则是血腥的武力镇压。这一期间，西方民主国家对外则通过战争、殖民掠夺、贩卖黑奴等获取巨额利润。一个对内残酷盘剥民众、武力镇压民众维权，对外发动战争、殖民掠夺的制度是民主还是专制？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二百多年后，在民众前赴后继的抗争和付出惨重的血的代价，英国于1918年实现了普选，女性获得了投票权，法国是1944年，瑞士是1971年。而美国黑人摆脱种族隔离和获得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可以说，现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只不过在三十年前才算成熟和完全确立。
二、民主与专制被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步英国后尘建立起第二个民主国家的是美国，而在这个过程中，支持美国的却是仍然实行封建专制制度的法国，反对的却是英国。显然，在哪个时代，并没有专制和民主妖魔化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可以毫无心理障碍积极向法国求助的原因。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当代，简直就是不可想象。就好比现在某国发生民主革命，美国武力干涉反对，北朝鲜却全力支持一样。而在哪个时代，却是非常正常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而民主的英国却联合欧洲的封建专制各国共同干预和反对。显然在哪个时候也没有民主与专制道德化的区别。（西方有一个重复一千遍的谎言：民主国家之间从没有发生过战争，只不过这两次是否计算在内？各民主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大打出手算不算在内？）
进入二十世纪，西方民主制度已开始在全球各地初步建立起来。但欧洲仍然有德皇、俄皇、奥匈帝国等封建专制政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皇俄国却站在民主国家英法一边。显然，民主与专制在哪个时代也不是衡量国际事务的标准。一战结束和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出现，世界上再次出现新型的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的制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面对纳粹德国的威胁，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迎接纳粹德国的挑战，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一时期，法西斯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二战结束后，自然应该在全球铲除法西斯主义的存在，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唯一一个残存的法西斯主义政权而且得到过纳粹德国全力支持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却安然无恙，直到佛郎哥离世为止。并且与西方一直保持不错的良好关系。原因在于，佛朗哥政权没有参加二次世界大战，保持中立。因此不管他是什么制度都不在西方视野之内。相反同为盟国的苏联由于二战后大力输出革命，严重威胁西方，苏联反而成为西方的头号敌人。显然，在哪个时期，利益之争仍然大于制度之争。制度的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虽然在冷战期间开始建立，但影响力相当微弱。
冷战期间，美国大量扶持亲美独裁政权：印尼苏哈托政权、韩国军政权、实行白色恐怖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智利通过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军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阿富汗本、拉登势力（非洲国家太多，就不一一列举）。尤其是印尼苏哈托政权，曾制造堪与红色高棉一比的造成五十余万人死亡的种族屠杀，而在这个过程，美国提供全部协助，甚至提供上万名单供苏哈托追捕和杀害。澳大利亚政府九十年代曾说支持苏哈托的行为是其战后外交最大的成就。对于西方来说，与其说是反共，反专制，还不如说是反苏。特别是支持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除大量经济援助外，南斯拉夫护照在西方甚至可以免签）以及七十年代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建立关系，1979年建交后更成为盟友关系。在哪个历史时期，专制与民主在西方眼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和不同，尽管仍然称苏联为“邪恶帝国”，自己为自由世界（台湾也自称是自由世界）。另一个例子是民主的印度却成为苏联的盟国。
冷战结束后，没有了敌人的西方社会才开始把民主与专制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出于反苏而扶持的政府开始被美国抛弃。韩国军政府，印尼苏哈托政府、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台湾国民党政府等等。有的不得不实行西方的民主化，有的则直接被美国派兵推翻。然而，不同的是，一些在冷战后仍然为西方所用的国家却仍然可以保持封建君主制而安然无恙。如沙特，科威特、约旦等国家。特别是在反恐战争期间，与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穆沙拉夫政权结成盟友，给予1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军事援助高达15亿美元，甚至超过给以色列的比例。显然西方在宣传和具体做法上仍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和务实性，双重标准也无妨。
但不管怎么说，冷战结束仅仅二十年，西方已成功将民主与专制高度意识形态化、道德化，民主神圣化，专制妖魔化。凭着这个话语权，西方可以轻松取得道德制高点。当东西方由于西藏问题发生对抗之时，巴黎电视台曾组织与当地华人记者和学者的辩论。但在辩论开始时，首先被提出辩论的并不是西藏问题，而是中国是不是一个专制国家。他们只要你承认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哪么你就是邪恶的代名词，说什么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策略国内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何以知晓？这就是为什么出现本文开头一幕：中国出现任何问题就是制度上的问题，西方包括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出了再大的问题都不足于影响其制度。当然，如果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后果达到1929年的水平，这个制度就到了被质疑的临界点了。其实，西方民主制度只所以闯过旧势力的多次复辟、民众的大规模抗争、1929年经济大危机，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原因在于其对自身的清醒认识态度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以及自我调整能力。然而今天丧失学习能力和自我清醒认识能力的西方民主制度恐怕要再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就来自其本身。
三、民主与专制是非此即彼吗？
西方创造出民主与专制的话语权后，更形成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思考模式。看来文革的遗毒也蔓延到西方。而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和当前的实践来看，民主与专制之间并非空白，而是有许多中间地带。象新加坡和香港，都不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也没有人归之为专制制度。伊朗是中东国家民主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却也仍然不被视为民主国家。但也很少被西方以专制国家称之。最为典型的还是中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唯一一个享有如此之多物质繁荣和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认定中国的制度西方实际上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用后极权，后专制国家的术语。有的干脆回避，直接用“北京模式”称之。除了东西方冲突期间，大多数西方国家和领导人对中国取得的进步仍然是赞许有加。显然，赞许一个专制国家是有违政治正确。这也说明西方在对中国认定上也是充满矛盾和摇摆。比竟，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前无古人的，现在就下结论也为之尚早。如果从我本人的观察来看，中国正在逐渐的类似于新加坡化；未必有西方模式的民主，但有法制和自由，包括逐步放开的新闻自由度（2008年所有的负面消息都见诸于报端就是一例。这和2003年非典前的状况大不一样）。
现在是抛弃把一种制度道德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时候了，制度不过是一国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本身是有其独特性的，适合一个国家未必适合另一个国家。检验的唯一标准是制度的具体实践。至少到目前为止，冷战后所有转轨国家中，中国是做的最好的。而实行民主的国家，既有多民族国家随之分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前捷克与斯洛伐克、印尼的东帝汶），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包括全部转轨国家以及台湾）、贪腐严重（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此都受到欧盟制裁、台湾、拉美、东南亚、非洲）、社会动荡（今年的泰国，蒙古、拉美和非洲更不用说）。民主在这些国家岂今为止的实践都难以令人接受和满意。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的都搞了七十多年（泰国），短的也有二十年（台湾）。我相信，如果没有西方为了控制世界而把民主和专制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中国对民主会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制度就是制度，与国情、文化和发展阶段有关，而与道德、意识形态无关。
法国巴黎 宋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