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球存在
要讨论通讯社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通讯社”。从传统意义上来讲，通讯社是以新闻用户为客户，出售新闻信息的新闻机构。或者可以简单称为“新闻产品批发商”。因此叫做News Agency。大家可能看过007系列的《明日帝国》，里面杨紫琼出场后自我介绍的时候说自己来自“New China News Agency”，也就是新华社。当然，在实际生活里，新华社较多使用另外一个英文名“Xinhua News Agency”。
一
现在新闻业界，对通讯社，通常就是称“三大”，分别是汤森路透（Reuters），美联（AP）和法新（AFP）。当年的塔斯社现在是俄通-塔斯社，但是影响力已经不如冷战时期了。其他主要的通讯社还有彭博新闻社、合众国际社、国际文传电讯社，日本的时事社和共同社，以及我国的新华社等。客观的说，新华社的实力在第二集团大概能排在中游。
在这里还要纠正一下首贴的一段错误叙述，所谓“其实从每日发搞量、文字量来讲，新华社是世界第一的，但是由于新华社从80年代开始，就不再对国际实事发表评论了，多为转述消息，成为名其实的“通讯社”，所以国际影响力不断下降”的说法与事实完全相反。实际上，从发稿量和文字量来看，新华社长期都是低于三大的，因为三大通讯社有大量的金融信息和财经信息。而新华社直到本世纪才涉足这一领域，因此其发稿量是无法与三大比较的。另一方面，新华社对国际时事也一直都有评论稿件，在国内媒体和海外中文媒体的采用量还是较高的。但是对海外发声的能力仍严重不足，这与我国整体对外传播能力（注意，不是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能力，而是涉及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传播能力。著名民主国家日本也存在这个问题，当然在量上比我们好一些）的现状是有关的。
与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三大通讯社其实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不是新闻稿件，而是金融信息和财经信息。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路透，其每年收益的85%都来自金融信息。路透和彭博两家机构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金融信息和金融交易市场。其中最关键的是：包括中国在内，全世界绝大多数银行、券商、金融机构等，都通过这两家机构的金融交易系统了解行情，完成交易。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路透可以拥有市场的“先知权”，当然其本身是宣称对客户资料保密的。
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直比较谨慎，所以自己通过日经报业集团搞了一个金融交易系统，提供东京市场的实时行情和交易平台。
路透社去年与加拿大汤姆森集团合并，成立了新的汤森路透集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提供商。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平台上都依赖路透或彭博，实际上我们的一举一动（例如商行买卖外汇投资债券等行为）都是在别人的平台上完成的。自去年开始，新华社开始建立“新华08”交易系统，提供行情查阅、在线数据库和交易功能，现在正逐步在国内推广。这个项目实际上相当于金融信息领域的“龙芯”或WPS，今后有望取得一些成绩。
顺便补充一下：外国媒体在中国国内目前的自由度是很大的，基本相当于美国、西欧和日本能够做到的水平，没什么限制。当然，入藏还是需要许可的，毕竟需要考虑到记者的安全。
另外，路透社在中国国内招聘雇员也是受许可的，其在北京有规模很大的办事处。这一方面是采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要在国内推广和维护其金融信息系统。路透社给公司或者机构安装一台终端，有时年收费高达数十万美元，通过专线传输数据，不通过互联网（目前新华社的新闻用户很多也是用的卫星专线）。
二
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就是1835年在巴黎创办的哈瓦斯通讯社，当时用信鸽传递股市信息，这家通讯社后来成为法新社的源流之一。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通讯社是1904年在广州创办的“中兴通讯社”。
我国现有两家通讯社——新华社和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是面向海外华人、港澳同胞的通讯社。
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也是用我军最早缴获的那一部半电台（这一部半电台是目前多个重要部门的发家装备）起家的。最早的业务有二：一是用那半部电台（只能收不能发）抄收各大通讯社的电文，包括路透社、同盟社和国内的中央社等，然后编发成一份刊物供大家参阅，这份刊物也就是后来的《参考消息》。二是用那部能发报的电台，以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名义播发电讯。
三
接着说通讯社，这几天的新消息是：CNN也要加入通讯社市场。从CNN的现有基础和布局来看，如果投入足够、运营得当，做到彭博这个级别还是有戏的。
我在首贴里提到，“从传统意义上来讲，通讯社是以新闻用户为客户”，这句涂蓝的话成为4楼同学不喜欢的内容之一，但这句话不是白加的，没办法随便去掉。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通讯社大多数开始转向，摆脱了传统意义上新闻批发商的角色，开始逐步面向终端受众出售新闻产品。起初是金融信息和各种财经类信息（通过专线形式），后来则是通过报纸、电视台和网络。
以新华社为例，新华社的主体业务是向国内各家媒体出售新闻产品，例如央视晚上《新闻联播》里提到“新华社消息，甲国总统某某今天在某地表示”，这种消息是要付费的。这就是传统意义上通讯社的作用和盈利模式。
这种模式的问题是：用户可以用你的消息，也可以不用你的消息。这样就限制了通讯社的传播能力。而且广告费用都被客户拿走了，通讯社的传统业务模式在庞大的广告市场里分不到半杯羹。
所以，新华社还有如下这些能够直接面对终端受众的媒体：《参考消息》、新华网、《瞭望》周刊（以及《瞭望东方周刊》、《环球》杂志）、《半月谈》、《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现代快报》等，并且与东方卫视有战略合作关系。这样一来，一方面不必担心消息受到前端媒体的封锁，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庞大的广告收益。
比如说《参考消息》，现在日销量在300多万份，在世界上排名第五。每年广告和发行的纯利润都在2个多亿。这笔稳定的现金流，对于任何一个新闻机构来说都是非常有诱惑力的。
四
谷歌打倒雅虎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颠覆整个金融资讯市场”还不至于。
谷歌的长处主要在于信息。
但路透的收费服务非常全面，实力也很强大，涵盖信息、行情、交易、在线数据库、分析报告等等。而且，路透的系统还有产权交易等等功能。
谷歌要做到路透的水平，前期投入会非常巨大。而且还面临市场开拓和后期维护的问题，因为路透的用户是路透这几十年来一家一家发展的，也是一家一家维护的。所以谷歌是不是愿意趟这个浑水，还很难说。
法新和美联都没有进入这个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市场的门槛高度。
五
在公开报道领域，路透的确是一家新闻产品服务商。不止是路透，其他通讯社也都是这样。
“设计传播分析一条龙”的现象，是现在通讯社的一种普遍的服务方式。仍以新华社为例，新华可以对报纸提供包版服务。比如你是一个海外华人，你在某国外城市办了一份几千份销量的中文报纸，主要在华人社区里卖，盈利来源是各种吃喝玩乐内容的广告。那么你肯定没什么钱雇编辑。这个时候新华社就出现说：你把国际新闻和中国消息的版面都包给我吧，一个月我收你500美元（这个数字是瞎说的，但不会太贵），你提供版面需求，我给你做好，你直接就可以交印厂了。对报纸而言，养人肯定是最贵的，每个月交点儿钱就填充好几个版面，而且是专业编辑做的，当然高兴。而对新华社专门的编辑队伍来说，做这么几个版面根本不算什么，一个编辑可以同时给很多家这种小报做版面。这是双赢的好事儿。
六
其实我只要把《华尔街日报》的隶属说清楚，你就可以知道这家报纸是什么立场了。
《华尔街日报》和我们经常见到的《远东经济评论》同属于一个新闻托拉斯——道·琼斯集团（“集团”俩字是我加的），没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道·琼斯指数”的那个“道·琼斯”。道·琼斯集团内的道·琼斯通讯社主攻金融信息和财经信息，其地位恐怕不用多说了，如果所有报纸媒体每天的股市版面都关注“超大300种军工股票指数”，各位恐怕要么就都成了超大的原始股东大发其财，要么就只能付费阅览超大，超大管理层会派人给你装终端机，用卫星天线不走互联网的那种。
道·琼斯还和NBC合作开办了CNBC财经频道，大概相当于我们这边央视的2频道，财经新闻的收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很高的。
应该说，道·琼斯集团是和华尔街关系最密切的新闻媒体，或者说是华尔街巨头在新闻界最暴露最赤裸裸的马甲。所以你可以注意，《远东经济评论》的对华评论，往往是最能代表美国银行家立场的。
最后要补充一句，道琼斯的最大股东已经在今年年初改为默多克。邓文迪她们家掌柜的说，会保证《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独立性，个人认为他能做到。感觉默多克收购道琼斯主要是想进入金融信息这个领域，而没什么意识形态动机。毕竟这是在传媒业里面最肥的一块肥肉，可以说是新闻媒体皇冠上的珍珠。作为有收购嗜好的传媒业大亨，旗下没有一家通讯社，没有一家金融信息机构，肯定还是不过瘾的。
另外，金融信息机构与各大企业的关系也都很深（你只要想想很多大企业是靠路透、彭博、道琼斯的系统来买卖手上的各种金融或实物资产，并通过这几家的系统来了解行情），掌握一家这样的机构，对今后业务的拓展也是很有帮助的。
七
从中国特色的级别上来说，我国的中央级媒体包括如下这么几个：两个正部级——新华社（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人民日报（归党口）；几个副部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貌似还有一个，但这会儿大脑短路想不起来了 。然后就是中国青年报这样虽然隶属团中央但仍被看做中央媒体的单位（其他的比如工人日报归全总，军报归总政）。
这其中行政级别最高的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不过在老百姓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央电视台，从盈利能力上来说也是一样，央视每年的利润超过百亿，是别人无法比拟的。
往地方上说，就是各个地方的电视台、广播电台、省市的党报和都市报。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一家党报集团下面再办一份都市报。党报回归党组织机关报的本色（也就是机关内部订阅一下），而都市报则用来进入市场追求盈利。
至于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关系，老实说，没关系也有关系。说没关系，是因为中央媒体归中宣部或自己的主管机构管，地方媒体归地方宣传部或自己的主管机构管；说有关系，就是说媒体之间的供稿关系——央视新闻联播的很多消息由地方电视台供应（这是由正式文件规定的）——地方台都可以作为新闻联播节目的供稿人。所以我们在看新闻联播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下面的记者署名里有“中央台张三，李四，甲地方台王五”的情况。由于地方追求广告效应，现在各地方台往新闻联播塞一个几十秒的短消息，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今天就不赘述了。地方的系统报纸也是一样，比如我是甲省农业厅办的《农业信息报》的记者，我通常就会跟《农民日报》联系比较多，有时就是《农民日报》驻甲省的通讯员，负责向《农民日报》供稿。
这其中还有一类媒体需要特别指出：就是中央媒体驻地方的派出机构。比如新华社驻各省的分社，人民日报驻各省的记者站等等，他们是不归当地宣传部管辖的。这些机构的级别较高，有一定舆论监督权。例如新华社驻各省的分社是正局级，按照自50年代起的中央规定，分社社长可以列席省委常委会（现在据说有些地方只能列席到省委大常委会，进不去几个人的小常委会了），而人民日报驻省记者站在近年来也纷纷提升为副局级（人民日报驻地方记者站规模较小，通常只有几个人。新华社各省分社则通常有几十人甚至近百人）。
像这种机构，主要行使的是中央“耳目”的职能，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发稿的权力，主要是通过公开和内部的渠道反映他们看到的情况——好的和坏的。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讲，他们把在当地收集的情况做成稿件发回总部，再由总部视情况发稿。最近新华社似乎做了全国农产品价格行情监测系统，也算作财经信息的一部分，好像也是由各个分社来搜集的。
中央驻地方媒体也有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机构，比如妇女报啊安全生产报啊什么的，往往是几个人一个记者站，或者一个正式的记者招聘几个当地的助理记者。这些地方是各种新闻业负面现象的高发区，我们看看前段时间山西的案例就知道了。包括最近网络报记者被张家口警方逮捕的案例也是一样——《网络报》是中科院主办的一家周报，由它来做舆论监督（也就是“揭黑”）报道，显然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个案例真相如何，但我知道有很多类似的报纸，主管机构五花八门，其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用舆论监督报道的名义来获取监督对象赞助的广告费。
八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是“印度报业托拉斯”，简称PTI，算是他们的半官方通讯社。实力不是很强，据说在海外只有几十人，分支机构也只建在主要国家的主要大城市（对比一下，新华社在国外有107个分社，很多稀奇古怪的国家都覆盖到了）。他们的电视台也是一样，在外面声息不大。
印度跟我们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虽然经济有发展，但是向国际社会“发声”的能力还是差，规范些说就是媒体的国际影响力或者对外传播能力仍然比较低。西方媒体采用的PTI稿件，大多都是社会新闻，什么多少棉农喝农药自杀之类的，要么就是政治变动、社会动荡、反正好事儿也不是太多。印度对这个问题也很头疼，曾经有印方人员到中国来交流这个问题，双方虽然意识形态差异很大，但在对西方媒体的“话语垄断”问题上做同仇敌忾状。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目前外宣工作面临的局面，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其背后有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中国和印度不同的是，中国一直都很想努力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这个声音和西方的声音差异是比较大的。但印度对西方传播的大部分内容都没什么意见，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紧跟西方的。对西方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印度的宣传和相关的一些市场份额等等利益分割问题上。中印都反垄断，不过反的动机不完全一致。
印度国内报业市场我不太熟悉，他们的国内市场总量比较大，而且增速较快，据说付费报纸总发行量2007年达到0.99亿份（中国是1.07亿份，日本是0.68亿份，想想日本的人口只有1亿多，汗一个……），这可能和他们中产阶层人口快速增加有关。印度比较有名的报纸是《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等等，印度时报的销量仅比 《参考消息》少一些，列在世界第五。
感觉上，和日本相比，中国和印度报业市场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社会发展程度——报纸的销量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基础设施、公民识字率、人均收入等等这些基本条件。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几家报纸都在日本，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可以上千万，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社会的发展程度到了那一步（美国的文盲率和绝对贫困人口比率都比日本高不少），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所谓“一亿总中流”，别的方面暂且不说，反映在报业方面的确不是吹的。
九
报业的另外一个现象：每个报摊都有，不等于卖得好。
很多报纸是允许报摊退报的，比如这一天报摊进了15份，卖出13份，剩下2份，晚上发行商就会上门来把剩下的2份收回去。这样的好处是：摊主敢于多进货，大不了卖不完再退回发行商好了。可以充分挖掘潜在销量。但风险也很明显：如果控制不好发行量，发多了，万一退报率太高，退报造成的损失可能会超过正常销售的利润，毕竟报纸这东西不像杂志，过刊还有人要，旧报就只能糊墙卖废纸了。所以，如果报纸允许退报，则发行主管人一大职责就是如何确定当天的印量，这个是最能考验人的功夫，也是最上层次的功夫——你要综合考虑单份报纸成本、当期广告收益、当期可能销量等等多种因素，失误的后果当天晚上就会反映到你和报社老总的桌面。
也有报纸不允许退报，报摊进多少卖多少，卖不掉的话成本自负。这样报摊肯定会倾向于比较保守的进货，会对销量有一定影响。但好处是风险能比较好的控制住。
《环球时报》就是允许报摊退报的，而《参考消息》在今年之前就是不退报的。
由于《环球时报》的这个特点，很多报摊直到晚上还都可以看到《环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摊摊都有。但《参考消息》在很多地方中午就买不到了。这样一来，你在感官上可能觉得《环球时报》的势头很大，但实际上它的销量并没有那么多。
至于都市报，好处在于能够“深耕”。像《大河报》这样的，守着一个9千万人口的省份（都快赶上日本人口了），卖出80多万份，还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不是说都市报就很容易做。实际上都市报由于利润丰厚，在本地影响又比较大，跟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因此水都相当的深，有时那是深不可测啊……
十
下面转帖一段关于王铮生平的介绍，里面提到了一段历史：
“1930年12月30日，王诤同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红军只有一部收报机。一般情况下，只一部收报机是无所作为的，更谈不上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了。王诤同志出于在参加革命队伍后有所贡献的迫切感，便于参加红军后的第三天，架起了这部收报机，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文字广播。
王诤同志将抄收翻译书写好的新闻稿及时送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阅看。这些新闻稿中，有蒋介石大吹大擂如何在湘鄂西和湘赣边区“围剿”贺龙、任弼时部的所谓捷报；有在鄂豫皖边区“围剿”徐向前、李先念部的所谓辉煌战果；有蒋介石重点围攻中央苏区调兵遣将的头号新闻等等。
这些新闻稿，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阅看后视为至宝。因为当时的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包围封锁得很紧，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对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是否安全，其他地方有没有红色武装，国民党的军事动态，国内外形势等等都全然不知。为了解一点情况，不得已派人到蒋管区收集国民党的报纸，这往往需要很长时问，即使弄回来也成了旧闻，有时还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因长期耳目闭塞而困扰的毛泽东同志，自看到王诤同志每天几次送来的新闻稿后，能及时了解我党我军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了解蒋介石军队调动部署的情况，在研究确定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运筹帷幄，犹如蛟龙进阔海，鲲鹏扶九霄，有了极大的自由。毛泽东同志把王诤同志刚一参加红军就献出的一片丹心，看做是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这样，红军就有了一部半电台。王诤同志建议用这部100瓦发报机兼做向全国播发文字新闻，从而创建了我党第一个新闻通讯广播电台，定名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
十一
媒体这个水太深了，我只能力争多写些一线的感觉，重在新鲜。
媒体集团的专业化是一个趋势，很多隐藏很深的媒体集团，其在某一专业领域里的能量却很大，比如里德·埃尔塞维尔（Reed Elsevier）公司，普通人很少知道，但它旗下的杂志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细胞》（Cell）杂志、《柳叶刀》（The Lancer）期刊，还有荷兰《医学文摘》、《新科学人》等等，它在科学、医疗和法律等等方面总共拥有将近2千种期刊、图书和电子产品。有时候想想，国内某些大学为在《细胞》上发篇论文就打得鸡飞狗跳（《细胞》上发一篇文章大概可以直接评正高了），真不如给他们老板赞助些广告费啥的，说不定就搞定了。
十二
今天得空，谈谈3·14。
首先交代几句背景：
对于突发事件，国内近年来逐步建立了各种应急机制，比如各省市办公厅（办公室）都有一个协调系统，有各种预案，相关的公安、消防、安全、卫生、民政等等机构也都分解细化有自己的一摊工作。
但是，突发事件后宣传部门该怎么做？特别是地方突发事件后，地方宣传部门该怎么做？的确没有统一而成型的东西（不是说没有文件和规定）。个人以为这不仅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更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了，但很多配套的东西还没有发展起来，很多基层地方还缺乏面对和运用当代媒体和公共关系机构的经验。正如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时，即使经济体制放开了，管制没有那么严了，地方政府也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发展经济，是一个道理。在有些地方，在有些很关键的位置上，出了事情后，领导对“新闻如何做”没有概念，或者也不重视，有时几乎是本能地想捂、拖、盖。以我的观察来看，这的确是能力和见识问题。山西的官员们但凡公共关系（或者就说宣传工作）这一块儿搞的好一些，很多人也就不至于丢乌纱帽了。
另一方面，在涉藏外宣上，与其它领域的对外宣传一样，我们的做法长期存在“主观生硬”、“想当然”的倾向，形式主义和走过场现象严重，效率不高。其实宣传系统很多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想办法。但此事涉及到方方面面，如果没有外力推进，就只能慢慢来。
最后，就是我们还面临一个“西强我弱”的媒体业宏观局面，别人的确掌握着话语权，长期以来在西藏问题上对西方民众洗脑，要扭转这个局面，如果没有外力，也非常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3·14事件。
事件本身俺就不评论了。当天我看到前方情况，就很想知道zxb这次会如何制定报道政策。
结果，如俺担心的一样，报道很少，只有新华社在发对外稿（也就是对国外新闻用户发稿，这个稿子国内新闻用户是不能采用的），其它媒体都没有实质的报道。这个不能全怪zxb，他们也在等待事件的定性，而且我们这个庞大的机器要开动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直到2天以后，机器转起来了：新华社开始发大量的图片和一线通讯、见闻等等（实际上，他们在当地的分社当天也是被攻击的目标之一，一楼门面被烧毁，所以他们手头有足够的材料，用来证明当天发生了什么）。同时，央视也播出了“3·14事件真相”的短片，虽然没头没尾没评论，好歹也算是让国内观众看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们也开始逐步播发各种评论啥的。
截止到这一步，宣传系统的运转，和99年轮子功事件之后很相似，但是时效提高了不少，当年那一次是4·25出事，6、7月才开始报道和系统批判，而这一次，机器的启动只用了3天左右。
但是，相对于外部世界，3天依然是太长了。
第一天，西方各新闻媒体基本上是在转载“三大”通讯社的消息，而“三大”苦于在拉萨无人，只能大量引用新华社对外稿（新华社英文对外稿件这一天还算及时）的内容，自己的私货只能用“新闻背景”之类的形式出现。这一天，其实我们在宣传上并不算太吃亏。
第二天就不一样了，虽然“三大”在拉萨无人，但达赖集团在拉萨是有人的。达赖集团一向非常重视媒体应用和公共关系，而且其背后的势力本身就是诸多西方媒体势力的后台老板。当天，大量“灰色宣传”迅速从达兰萨拉传播出去——屠杀、反抗、军队进城等等，而且，消息都是以“西藏流亡政府”为来源，感觉相当权威。
在这关键的一天，我们没有告诉外界3·14事件的详情（尽管公布详情对我们极为有利），而达赖却在告诉西方媒体这次事件的每一个细节——事件起因、参加人数、死亡人数、民众反应、最新发展等等——尽管这些细节大都是捏造的，但却是栩栩如生的，满足媒体使用需求的。其中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片，甚至一段段经过精心剪辑的视频。在这一天，用上述细节，西方媒体其实给3·14定了性——这就是一场镇压。
应该说，西方新闻机构通常讲究一个表面上的报道平衡，也就是说，同一个消息，如果涉及两方，通常都要在稿件中反映双方的立场和说法（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用春秋笔法显示媒体自身的政治态度），这是一种职业化的做法。
但是，偏偏在这一天，我们没有说法。这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任人评说”的位置上。
到了第三天，根据媒体的运营习惯，就该进入评论分析和跟踪报道阶段了。可以想象，西方媒体的评论分析都是根据前一天他们所获得的信息而做出的，而他们的跟踪报道也是按照前一天的事态定性来进行的。因此，他们会说什么，也就可想而之了。再者说，直到这时，我们的机器依然没有完全转起来，别人即使想听你说话，你也是闭着嘴的。
后面的事情就不说了，感谢海外华人吧，好歹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局面。
个人的结论：这次事件的被动局面，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当时的机制，虽然已经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不能满足今天这个世界“舆论战”的需求。
可喜地是，我们的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党，是一个勤于从实践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的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经过一系列具体过程。有关部门出台了新的关于突发事件报道的规定。
根据新的规定，如果再出现3·14这样的情况，新华社可根据判断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对外发稿（不必再经过“把关”），先把事实说清楚，而不必再等待整个大机器的转动。形象点儿说，如果说宣传机构是一艘蒸汽轮机动力的舰艇，那么现在新华社就多了一项柴油动力辅机的功能，使得全舰的启动速度大大加快。
这项改革看起来不大，但意义非凡，而且来之不易。这等于让新华社自己把关，也就是让新闻机构自己把关（当然责任也要自负）。如果对宣传机构有所了解，就能知道这其中有着什么含义。
“3·14”事件对于中国媒体业来说，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这点以后可以细说。
从直观角度来讲，3·14是西方媒体被迫大幅度远离事实真相进行报道的典型案例。他们很多一线记者其实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后方编辑不会发你写的真实情况的。他们也知道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在中国公信力的下降，但他们所服务机构的立场和老板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当时全西藏只有一位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依稀记得来自《经济学家》杂志，他的确是说了真话的，但根本没有媒体敢于或者愿意报道他的说法，包括《经济学家》杂志自己也只是不显眼的说了几句而已。
十三
今天说说通讯社的经营和财务：
同是通讯社，处境不一样。有富的流油的，像路透、彭博这样的，也有穷的揭不开锅的，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家通讯社，还有风云一时的合众国际社。
顺便说说，这合众国际社当年可是任何一本新闻教科书上都承认的世界4大或者5大通讯社之一，在1983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通讯社”词条里，称世界上最主要的通讯社有7家，分别是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苏联新闻社和新华社；1984年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提到，世界主要通讯社是美联、合众国际、法新、路透、塔斯和新华。结果这家老店，当年的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却在1985年和1991年两度申请破产，关闭了大部分分社，裁剪了大部分雇员，现在即使在美国国内也不再受太多重视，让人很是感慨风云变幻。
合众国际社的衰落，主要就是因为它太过拘泥于通讯社的传统业务，总还想靠出售稿子过日子。但在媒体利润逐步向广告业和收费信息集中的今天，这种思路已经过时了。不光是合众国际社吃了这份亏，美联社也是一样。以至于当年一场伊拉克战争下来，美联社就财政困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几年加强了视频业务的销售，才相对好一些。
有过的不好的，就有过的好的。路透就是现在年销售额和利润最高的通讯社。最近几年来，路透的总收入都在30亿英镑左右，税后利润大概在3、4亿上下。相比之下，美联社每年总收入不过只有6、7亿美元，而且连年亏损。
再分析路透的收入比例就知道美联的问题出在哪里了：路透总收入的65%来自销售和交易类产品，也就是前面说的金融信息和交易平台之类的东西。真正传统通讯社的业务，也就是针对媒体用户的销售收入，只占路透总收入的6%左右，甚至还不如研究和资产管理类产品的销售比例（大约13%）高。
财政状况直接会反映在一线工作。以俺的见闻和听闻，彭博、《华尔街日报》这种媒体的装备器材的确不错，但美联的装备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档次（据说美联总部有很多人仍使用CRT显示屏），虽然肯定不会影响工作，但气派上不一样。
路透美联之外，还要说说法新。法新社每年收入大概在3亿欧元左右，差不多20多亿人民币。与路透和美联不一样，法新社算是一家半官方的通讯社。法国政府以订购法新社电讯的形式对它提供补贴（用户是法国的所有政府机构和驻外机构）。这个补贴现在每年占到法新社收入的45%，以前最多的时候占到70%。可以说法新社主要就是靠这个“铁杆庄稼”过日子的。
法新社当年没有进入经济信息领域，后来法新社的领导人对此一直都很郁闷，但为时已晚。美联社也是一样。为了开拓新领域，法新和美联在视频新闻产品方面很用心，现在有不小的进展。
至于国内的新华社，比“三大”要复杂一些。
新华社虽然是国家通讯社，但国家只负责一部分财政经费，大部分都还要自筹。
现在看，新华的主要收入来自两方面，一是传统业务，一是新华社旗下的报刊。新华社比“三大”强的地方，就是新华社有一批实力不错的报刊，这样能保证起码的利润。比如国内第一大报《参考消息》，每天300多万份，按照一份6毛钱（明年零售要改到7毛钱了）计算，每天“盘子”就是150万左右（订阅是每份5毛），一年下来不是个小数目。据说每年利润都有2、3个亿。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是中国国内证券市场的三大报之二（剩下一个是人民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效益也不错。
再下来，像《半月谈》、《瞭望》的销量看起来也挺好，特别是《半月谈》，简直是时事政治考试的必备物品哪。
随着去年推出新华08产品，新华社现在也开始大举进入金融信息市场，目前的收益看起来还不会太高，但以后这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与此类似的还有手机短信，似乎很多地方都已经开通了“新华手机报”，这个东西以后应该是能挣钱的。
中国的报纸发行量其实很难“注水”，因为行内其实大家彼此都是清楚的，发行渠道很少，各印厂往往也是既印张家的也印李家的，所以谁都知道谁的底细。
大概能注水的主要是“阅读率”，比如某些我们都知道的报纸，虽然单位都要订一份，但没人看。
我个人很不喜欢南都，南都系的很多东西，隐形广告和软稿非常多，而且个人感觉他们有不少人新闻道德不佳。
前几天有这么一位先生（还算有些小名气），要澄清个什么事情（也算有新闻价值），由于对新闻媒体了解不多，就去找了nd，nd的记者说要30万，这先生就拒绝了，后来那记者又说：“10万也行……”，那先生依然拒了，找到了我所认识的一家媒体，这家媒体属于官气比较重的单位，一般只对新闻感兴趣，所以一分钱也没收，就给把采访做出来了。
而且nd很喜欢自我炒作，前几年那个什么“人头马喝哭志愿者”的事情，仔细看看报道就知道了（十几个人吃了2、300块钱，而且那瓶“人头马”从价格看很可能是假酒），完全就是在给当地政府下套，我一直怀疑是当事人讹钱未遂（私下说说，仅是怀疑，不能当作呈堂证供），所以想办法报复县里。
个人认为，如果是单纯的车马费，份额不算太高，收了也就收了，这是现实工作，而且很多单位的内部规定也许可一定限额以下的这种交通费用。
但利用所谓“舆论监督报道”什么的名义来讹诈地方，实在是很可恶。记者的名声就是这么坏掉的。
十四
就在宣传系统对3·14事件后宣传工作进行总结和反思时，汶川地震发生了。
根据新的规定，新华社在第一时间发稿，其后各新闻媒体都转动了起来。
做媒体的人大都知道，此时有关部门根据新的思路提出，新华社和央视记者可以到震区采访，其它地方媒体不要跨省到灾区采访。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这个规定是无可厚非的，要采访就免不了有负面的报道，而你甲省或者乙省宣传部管的报纸，怎么能跑到四川去行使舆论监督报道的职能呢？这是不正常的。
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计划没有变化快，形势总是比人强。此时各地记者们纷纷已经进入灾区，视频、图片、文字……报道的效果，大家也都知道：不仅是大家很受感动和震撼，领导们也一样很受感动和震撼。中央领导纷纷赞扬一线记者的表现，赞扬媒体的表现，外国媒体也纷纷惊叹于中国媒体此次的反应效率。于是，那个规定也就没人再提了。
在这次地震中，央视首次实现了连续7天直播同一事件，效果奇佳。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央视的直播，这次地震在我们记忆中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顺带一提，就在几天前，央视联合全国50多家省市地方媒体，成立了“中国电视新闻直播联盟”（China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Alliance），这家联盟的卖点就是强调“信息首发”和“电视速报”，号称要实现“全国电视新闻直播常态化”。据说他们将来打算把成员延伸到县级电视台，俺很期待能看到这家联盟真正做大做强。
汶川地震后，系统内进一步认识到，要掌握舆论的话语权，就是要充分利用媒体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信媒体自己对很多问题的判断力。因为现在媒体也大都带有商业色彩，捅出了漏子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要相信媒体的自律能力。其实很多西方国家就是靠资本和媒体自律来管理的，即使是媒体控制比较严格的日本，也就是靠记者俱乐部发通稿的形式，很少搞行政管控。
这个思路在此后的奥运会、神七、三鹿奶粉等事件里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奥运和神七且不提，三鹿这个事情值得说说。因为这是一起由地方媒体记者（上海的《东方早报》）掀开的大盖子，其后各中央和地方新闻机构纷纷大力跟进，把事件越整越大，最后成了世界级大案。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要在以前，多半是事情报道到半途就会戛然而止，然后在半年后由新华社发个很简单的通稿，各电视台电台念念，报纸转载一下，称“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云云。民间谣言和西方新闻媒体的抹黑，钻的就是这个空子。陕西宣传部门处理周老虎案，依然走的是这个思路，所以反而给了周正龙翻案的空间，以后少不了还得再折腾。纯从技术角度说，如果当初他们真想把这事办成铁案，那就应该让周正龙在电视里态度诚恳的认个错，然后再拍上几集电视片《周老虎真相》之类的全国放一放，再花银子在nfzm之类的报纸上登几篇貌似公证的专题内幕采访，周此后就很难再翻案了。
三鹿的报道，好就好在各新闻单位都基本上得以自主采访，自主选题，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媒体规律去报道这件事情，因此没有给外界留下“补空”的空间，民众想要细节？有得是，就怕你看不过来。这就基本断了谣言的生存空间，也断了西方媒体炒作的空间。
总的来说，今年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改革需要契机，而今年的各件大事，几乎次次都成为契机。这是中国媒体事业和新闻业的幸运，也必将是国家的幸运。
十五
短说两句，关于湾湾的媒体。
首先是所谓“政治性”，其实湾湾的电视主要还是以社会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政治新闻没有那么多，只不过我们这边只要报他们的东西，大多都是政治新闻，最后给大陆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台湾新闻节目政治性强。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中视晚上8点档的新闻节目（相当于新闻联播），一开始通常都是社会新闻，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政治新闻一般都排在后面，除非是扁被抓这样的政治新闻才会放在头几条。这也说明了台湾社会的现状——八卦第一。说实话，我很担心中国大陆的电视媒体将来也发展成这个样子。
湾湾基本上没有类似CNN、BBC、NHK国际等这样的纯新闻频道（中天资讯这样的频道恐怕还算不上），这个也说明他电视观众的取向。
个人不成熟的观点：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电视总体上是向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方向发展，所以通常商业化越严重（越看重收视率），就越浅显甚至浅薄。学校里有句话：“学者令电视深刻，电视令学者浅薄”。实在很有道理。
然后说湾湾的通讯社，其实就是中央社（其它的基本可以视为无物）。
我时常看中央社的电稿，感觉一般。CNA实力不强，关注点以岛内新闻为主，然后就是大陆新闻和一些重要国家新闻。由于它官方通讯社的定位，他主要是作为台湾当局的“喉舌”来用的，扁当政时，他的新闻对大陆敌意很重，变着法的要挤兑你几句。但马上台后，他的新闻风向有了很大的调整。这一方面是因为马更换了中央社的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社的干部职工政治觉悟高，积极领会领导意图，善于自觉学习运用国民党中央的最新精神，毕竟干活儿的人都还是那些人，但调子却大变了。
中央社也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好像还办了个“商情网”，但影响在岛外不大。现在岛内新闻竞争比较激烈，我看台报用中央社的稿子也不是很多，估计他们的经营状况也不会太好。
通讯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指正经的通讯社，野鸡店不算在内）。要搞个世界性通讯社，没有80~100家国外分社，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路透我记得大概是180个，美联大概是120~130个，新华是100零几家。你别看新华和别人比起来显得土，但很多大家印象里鸟不生蛋的地方，也都有新华社记者。这是国内任何一家媒体都做不到的。国内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驻外点多一些，能有40家左右。著名的央视其实只有一二十家驻外点。像这次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央视在偌大的印度干脆就没有人。只有新华社在孟买的几个人在不停的发稿。
100多家国外分社，每家都要有房，有车，房子往往是富人区，车子也不能太差。再加上分社人员工作和生活费用，没有财力是玩不转的。
以台湾岛内的小市场收益，中央社根本不可能做起一个大通讯社的架子。所以还是让他继续躲进小楼成一统吧。
他们的记者，职业素养还行，细节做的可以，宏观格局差一些，可能和文化背景有关。收入以前听起来很高，现在听起来倒也就那么一回事儿了。
十六
其实，只要一个国家的广告业特别发达，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就不会太差，关键就看你怎么用，敢不敢用。
成熟的媒体业是高度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只要素质不太差，都可以给你包装成适合当总统的样子。
美国那个体制，能当上总统的，后台老板手里也都有一把媒体~~
今天首先要称赞一下胡总新年讲话的布景设计。黄色背景，讲台颜色很大方，国旗位置也比较合适。唯一遗憾的是顶灯的灯光过强，头发和上镜框反光过多。如果顶灯能换成灯箱，颜色再柔和一些，就更好了。
咱们的干部电视讲话，背景和灯光是个老问题了。国家领导人还好些，地方上那些记者招待会，俺时常都替他们着急——大红背景板，射灯从正头顶打下来，连层遮挡都没有，脸上一团白，经常把好端端的同志拍的跟蜡像差不多。要么就是背后放一排大盆绿植，从电视上看，台上领导个个头顶（或者肩顶）芭蕉叶，那效果真是…… 还有那些省里各厅的新闻发布会，就是红蓝两色背景板，贴几个字，效果好的也不多。看这个东西往往能看出当地的发展水平。比如大家没事儿时可以研究一下陕西关于华南虎的那几个发布会。
领导人出场的场景设计，是个大学问。在美国，都是由专门的班子（通常都有好莱坞工作经历）负责的，比如这次奥巴马的胜选讲话，咱们可以仔细看看，就很有讲究：背景是黑色的（布什讲话时的背景板往往是蓝色）深夜，很适合奥巴马的肤色，这样摄像机就能把奥巴马拍的相对亮一些。国旗的位置也很合适。
咱们这边，在这方面，还没有形成特别有效和成形的制度。每次两会结束时总理答记者问，背景都不一样，也是一直在试验。07年那次没搞好，颜色太浅，记者拍照时，闪光灯会把总理的影子直接打在背板上，结果被外国媒体拍了一堆滑稽戏效果的照片（比如温举右臂，伸出一个手指，表情颜色，但他背后还有一个影子，也伸出一个手指，跟猴子似的 ），今年的就吸取了教训，颜色深了一些，不知加灯光没有，总之不会再出现去年的情况了。期待看看明年咋样。
十七
俺在前面帖子里说过，新华社目前开通的并不是电视台，而是视频供稿的节目，对象是各地的电视台和视频节目用户。
但是，再下一步，可能就不一样了。传说中的“新华电视台”，中国的ＣＮＮ，是完全有可能的。其实，现在如果你看到新华社的视频节目，你就会发现，除了用户不同，它的所有运作都是按照电视台的方式来做的，虽然还不完善。屏幕上角的“新华ＴＶ”字样，也能够显示出他们的发展目标。
南华早报那个450亿的消息，应该是有些背景的，并非完全是捏造。经过2008年的折腾，国家对外宣非常重视，而且宣传系统也的确需要投资。你修个铁路动辄几千亿，给自己花几百亿建个电视台搞几份报纸，有何不可呢。
这就像咱们居家过日子，但凡要上些层次，还得给自己订几份报纸杂志的。几百亿，分十年给，对于现在的国家财政来说，完全是“毛毛雨”
当然，这笔钱怎么花，应该好好筹划筹划，不能乱用。XH是要大幅度扩充驻外分社，央视好像也把几个大的国外站点整合了，不过人员还是个难题。21世纪人才最宝贵，现在大家都深有所感。要找到趁手的人，真难。
PS，这笔巨额投资的消息传出后，我跟一个xh的人聊天说，你们平均每人差不多能摊2百万了，干脆分行李回家吧。对方深以为然~~~
最近这么几个消息，都是很有意思的：
1，XH在视频领域的扩张；
2，“新华08”被定为国家重大工程（似乎是这个名字，总之发改委批钱的那种）；
3，央视开通新外语频道，并整合国外驻在机构；
4，《环球时报》发行英文版。
现在，这几个东西都处于很不完善的状态，估计《环球时报》的英文版甚至都没什么人看。但是，只要坚持下去，终归有一天，新华社会是路透和美联那样有影响的通讯社，央视会有像CBS和NBC那样的地位，XHTV将是中国的半岛和CNN，环球时报会如同华盛顿邮报那样，成为别人揣测中国和世界发展方向的窗口。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有这样一批媒体中的航空母舰。
国内现在能做国际新闻的机构很少，央视驻外站点只有十几个，驻外人员大概还不到５０。中广站点倒有４０个左右，但后方实力有些弱。新华这一百多个驻外机构算是数量最多的了。
毛主席当年给ＸＨ的要求是：“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地球都听到我们的声音。”现在就看他们怎么落实主席要求了。
十八
国内的媒体业不发达，外宣也不可能做得好到哪里去。
不过，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这种“对外报道”如果做得好，很可能反过来成为未来中国媒体业改革的方向。成为一种新的“出口转内销”的形式。
例如，现在很多突发事件，对外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报道，但对内不做报道。
由于有对外报道的要求，所以对媒体的快速反应、报道组织、报道方式等能力都是有要求的，媒体也在这种报道中积累能力。
这样，等将来对内报道更加宽松时，媒体只需要把此前用于对外报道的那套东西拿过来用就是了。
其实我感觉，央视就是这样。虽然他们现在很多节目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自己也都知道，很多缺陷都跟现状有关系。他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基本的东西做好。将来如果电视业全面放开竞争，他们只需要往上加东西就是了。到时候他们肯定还是国内最好的电视台之一。
最近央视2频道搞的“华尔街风暴”直播，三个多月，这是国内前所未有的。不管内容如何，这说明了制作方的业务实力——要搭班子、组队伍、搞外联、租卫星时段，观众看在眼里的，只是专家说了什么，主持人说了什么，而这些东西是最好改的，最容易提升的。最难的是幕后的、具体操作层面的东西。央视现在恰恰是把最难的东西都解决了。
1，XH的驻外记者水平，应当用“参差不齐”而不是“惨不忍睹”来形容。好记者不少，水平不怎么样的记者也有一些，周秩君应该算是中上吧。其实好记者大多不出名，这也是XH的业务特点决定的。另外，关键还是俺前贴的哪句话：除了这家，也就没别人了——央视的重心仍是在国内，中广整体实力有限，几大报就更不必说了。
2，学新闻的少，倒不是啥问题。其实做记者最好是学法律、经济、历史、外语或者国际关系，学理工的也挺好。新闻主要是个经验科学，业务性和实践性很强，对“新闻专业”倒是不很看重。中央级媒体招人，或是国外的很多大媒体招聘，很少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以我的观察，做得好的记者，也很少是学新闻的。现在驻外机构里记者水平的问题，大多是媒体自身人才培养体制存在缺陷造成的。
3，有政策当然好，不过我这个帖子实在是不愿讨论政策问题，对帖子不利。能有半岛的外部环境，那自然很不错。
4，西方媒体的做法并非是“削弱”驻外点，而是通过加强雇员制来加强驻外点。像在索马里、阿富汗这样的地方，路透这种机构通常会有若干个报道员和上百人的“带薪线人”队伍，这个效果是寥寥几名驻外记者无法比拟的。XH现在也开始使用外籍报道员，效果还行。伊拉克战争时，XH在巴格达的报道员在世界各大媒体里首先报道了战争爆发的消息，时效比CNN快了10秒钟。这次加沙冲突，XH也是在靠两个巴勒斯坦籍的报道员在干活。以后各大机构在第三世界国家可能都会大力推行这种制度。另外，半岛的驻外机构实力还是挺强的，特别是资金很充裕。
不是我乐观，而是因为我对现实中的困难估计得比较充分，所以心态比较平和。 宣传体制的大改革，没有78、79年那样强有力的顶层推动，是做不到的。所以现在不如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再说，即使是没有大的改革，小的进步也会带来很多机会，对于个人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最近10年来，媒体业的每一个进步，粗看起来大概都不大，但是细看起来都有许多动人心弦的细节。
1，关于国际性大媒体和政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政策转变就能必然带来世界级的大媒体。台湾和日本就是例子。有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对媒体没啥限制，但真正做出来的通讯社、电视台、报纸，其实并不多。在这里，政策转变也许是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即使是政策转变，要做的事情也有很多。
2，关于XH，他们在更换了领导之后，动作还是很大的，且看他们的进展吧，有进步总比没有好。
3，纸媒削减驻外人员是个大趋势，现在纸媒不少都很困难，恐怕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到处派人了。还是多用通讯社和独立记者的稿子性价比高一些。空降记者有时候管用，但要是遇到加沙这样的情况就完全没戏唱了。
4，关于新闻议题的设置能力，是个大事儿，以后可以慢慢聊。另外这个和外交政策也有关系。国内管国际新闻的不止是ZXB，还有总理衙门。另外，现在“自采率、首发率和落地率”终于成了热点词汇，今后也许会有些进展。
5，办国际媒体，只要这个媒体愿意，又出得起银子，就让他办好了。在这个行当里形成适度竞争有好处，最后总要有一批机构撤回来或者干脆垮掉，另有一批机构能做大。
6，环球时报的英文版，我也很期待看看，嘿嘿。
环时我每天都看，不过不是为了看内容，而是看他怎么报内容，还有就是看他的版面广告有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您是一名有一定素质、对国际形势有较深入了解的有为青年，那么环时不看也罢，因为环时的定位就不是给你看的。
环球时报内部的标准，就是让民工看得懂。而且文章深度也定位于最普罗大众的层次。
所以，尽管我非常不喜欢其中某些带煽乎劲儿的文章，但必须承认，从报业的角度来说，这份报纸做的不错，满大街文化水平不高的老头或者普通劳动者，也能从中获取乐趣。
一份国际时政类报纸，十几年的历史，就能达到每年百万份销量，不容易。
不过环时也因为这个风格受过不少批评，比如当年打卫星那次，别人都遵守纪律没报，只有它报了，皑皑。
大众看的东西和小众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比较准确的定位，是“浅显”（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浅薄”），而不是“错误”。
浅显不是坏事儿。《读者》也很浅显，但人家在商业上的确很成功，应该学习。
而且，作为日报，没法不浅显。除非是《参考消息》这样的文摘报。
以后环时如果想上层次，就可以每周出一份周刊，作为深度版就行。现在他们办的环球人物周刊其实就有这个意思，只是还没做好。
媒体发展到今天，掌握话语权最重要。
仅就学术角度来看，市场选择的确有时是逆淘汰的，因为市场讲究的是盈利，而不是做学问。
日本今年倒闭了好几家严肃的中产阶层月刊和周刊，市场不景气，中产阶级没人订刊了。有本刊物从销量从当年高峰时的65万掉到8万，惨哪。
但是，那些炒作明星绯闻和刊登女优套图的周刊，还是卖得不错。没办法。日本已经是报业很成熟很发达的国家了，依然这样。
十九
其实新华社这样的机构，自80年代就已经不再靠财政饭了。据说现在是财政管30%，绝大多数都要靠自己创收。
我倒是觉得，有钱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就是要先把钱投进去，才能出成果。
正如90年代后期的军工企业一样，投资刚增加的时候，不大看得出效果，但10年以后，到了今天，就慢慢开花结果了。
以前对国际新闻太不重视，把驻外记者当作驻外人员来对待（从行政上倒也没错），待遇按照外交部的来办，有时还不如外交部的。新闻机构的驻外分社、记者站，资金充裕的不多。
结果怎么样？
使馆的人，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居多，出去也不方便，有个啥事儿多半是公务活动，吃饭有食堂，衣服有置装费，除了高访和突发事件，通常工作压力不大。
而新闻机构的人，平时要出去采访，不采访时要四处活动、结交（请吃请喝本来就是新闻记者工作的一部分），工作压力大，花钱的地方又多，而经费和待遇却往往非常不理想。
以某机构驻北欧某富裕国家的同志为例，初级职称（相当于随员），前年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00美元，甚至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
这样的收入，让人很难积极开展工作。有人指责XH和中广的记者喜欢转发当地报纸的新闻，自采稿件较少。但换了任何人（财主除外），到了那个环境下都是一样——你根本没有经费也没有精力去做自采稿。
工作经费受限制以后，直接会影响到业务：你这个地方的记者站，要不要买发电机（具体还涉及买多大的发电机，因为直接决定了此后你这个地方每年的燃料费用），要不要配海事卫星设备？要不要租卫星专线？要不要配越野车？要不要雇当地人员？这些有一项解决不好，都够记者挠头的。
去年缅甸台风，事发后电力通讯全断，国内急需知道当地的情况，如果有海事卫星设备，当地中国记者就能在第一时间把报道传回来。但就是没有，因为各机构经费都有限，所以海事卫星这种东西得先紧着平时通讯就不靠谱的地方。
要不是后来外交系统大涨了一次工资，这些新闻机构的同志还得继续穷下去。即便计入最新的工资增长，这些同志也不富裕。中级职称（正科级，相当于三秘）每月大约只有1300~1400刀，在穷国差不多能对付一下，在发达国家也就是刚够生活。
待遇上不去，说什么都是白搭。人家真有本事，也就都转投到其他部门 其他单位去了。正如你说的周轶君（从XH跳槽到了凤凰），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我们体制之前的一个习惯，就是对楼堂馆所路桥大坝舍得投钱，但对很多“软”一些的东西却比较吝啬。现在，吃了亏，终于明白过来味儿了，打算花钱了，这是好事儿。
仅靠花钱，肯定还无法建成一个好的新闻单位。但是，没有大的投入，肯定是办不成事情的。
像通讯社、财经信息机构、电视台这种东西，是高投入高产出的事业。所谓“150亿”，如果分十年来投，1年15亿，对于央视这样的单位其实根本不算什么（其实人民日报的创收经营的也很不错）。分5年来投还差不多。
新闻理想固然很重要，但是，搞一个大的事业，上万人甚至数万人参与的事业，不能仅靠理想，还必须落实投入，否则必不能持久。
毛主席最擅长以理想吸引人，但他那个年代，新疆和西藏的工资是全国最高的，一个军官能养一家子人，三线工厂的工人收入在当地都是消费的主力军。
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的驻外新闻机构虽然没有钱，但国内却定期会向驻在国派去货船，运去各色水果蔬菜土特产品，由使馆分给这些各路分社和记者站，上好的香蕉、苹果、鸭梨、水蜜桃……他们的货币收入虽然不多，但日子总的来说过的不错。
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当年在做记者时，跟周总理合过影，说起那个时代的驻外生活，总是颇有怀念之感。
现在，国家稍微有了些钱，应该把资源略微向这些机构倾斜，对于国家肯定有好处。
就算居家过日子，总要订几份报纸，而且一开始难免花冤枉钱。但时间长了，明白哪份报纸好哪份报纸差，就行了。办媒体也是一样，总要先把银子投出来再说。
二十
今天说说最近在宣传系统炒的比较热的词——“三率”，也就是新闻的首发率、自采率和落地率。
我们的新闻机构，做国际新闻存在的最重要的老问题之一，就是“三率”低。
首发率低：正如上面所说，驻外新闻机构大部分点少人缺，XH虽然驻外点多一些，但是困于经费和待遇等问题，新闻采编实力无法与三大通讯社和CNN这样的大电视台相比。如前所述，别人可能在一个国家就有一百多个付酬的“线人”，这个“消息灵通”不是白来的。所以，国际重大新闻事件，基本上都是由西方新闻机构首先发布的消息，我们的首发率很低。
自采率低：我们现在大部分国际新闻都是转抄国际媒体或当地媒体，当别人的“二传手”，自己的声音少，这一方面容易变成别人的传声筒，另一方面也会漏掉真正对中国有用的新闻，更重要的是，这样也就失去了作为媒体的影响力，只有转抄的新闻，别人不会重视你。对通讯社这样的机构来说，没有自采也就没有了产品的竞争力，别人买“三大”的新闻产品就足够了。对电视台来说，则降低了电视台在业内的地位。比如前天我听到央视的一条消息，开头就是“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医疗团队最近研究……”这种转了几道手的消息，报出来只能给电视台丢人。
落地率低：“落地率”是指国外媒体采用我们发布新闻的比率。我们的对外宣传也好，提高国际影响力也好，最重要落实在国外媒体的版面和电视频道时间上。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极少采用中国媒体发布的消息，XH的对外稿件，在欧美国家的用户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华人报纸。第三世界国家倒是有一些用XH等等中国来源的报道比较多，这以后也许会是一个突破口。实际上，非洲兄弟很多也都不喜欢西方媒体的调调，但自己又没有实力办大媒体，因此很希望中国媒体能说几句公道话。
当然，“三率”里也有做的好的，就以“首发率”为例，最近几年来，中国媒体在一些事件里也成功地实现首发，其中值得书写而俺此时能想得起的有这么几件（根据模糊的回忆写的，如果细节记错了，概不负责 ）：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新华社做到了全球首发，速度不仅快于“三大”，甚至快于CNN10秒。这个记者是新华社雇佣的当地报道员，这也说明了银子的重要性。
1999年，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人民日报》吕岩松首先报道了这一消息。这位老兄有一点很强，在从馆内撤出时，他还记得看了表，所以确定了被炸的具体时间。
2008年，巴基斯坦万豪酒店爆炸，XH做到首发，其原因是记者当时就在酒店大堂，险些成为受害者。
最后这个例子比较特别，2006年9月19日午夜（亦即9月20日凌晨），泰国政变。新华社在19日晚10点多发对外稿称，当晚泰国发生政变。当时泰国陆军的坦克刚刚开出营区大门，还没进城……其他国际媒体都是在政变真正发生后才开始报道的，而XH实际上是“预告”了政变的发生，从“首发”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政变报道已经做到了极致。不过大家应该也能理解，谁都不愿意炒作这次成功的“首发”。
从已有的成功经验看，要做到首发，几个因素必不可少：新闻机构在当地有够用的资源（人力、物力等），上级单位要给政策，允许雇佣报道员和发展“线人”（这涉及到钱和外事纪律），新闻机构要给员工以足够的培训，这在炸馆的例子里就很清楚：馆里那么多人撤出来，在现场的一片混乱中，吕是第一个打电话回来的，这就是素质。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例子里也是一样，当时XH的这位报道员其实还没有听到轰炸声音，而是听到了防空警报，但他当过兵，一直在算计开战日期，觉得就是这次，所以立即发出了一条消息，叫做“巴格达上空响起防空警报”，这样的写法很艺术，既先声夺人而不会出错，也能给后面的报道留足余地和后手。
自采也是一样，当然，也要有机制上的刺激，因为以前对媒体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要求，比如前面提到央视那条“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医疗团队最近研究……”的这种消息，其实央视只需要驻美国的记者打几个电话，跟大学方面确认一下就行，这样就可以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一个医疗团队对我台记者表示：……”这样的开头，也就算是自采了。时间长了，自己的东西多了，才有人爱看。
落地就复杂多了，后面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只能慢慢来，先从第三世界国家做起为好。
二一
理论上来说，情报人员在各个行业都会有，记者里也许有，但不会多。
记者这一行不是谁都能干的。一个优秀的有关部门人员不一定是个优秀的记者。一名好的驻外记者，需要新闻单位多年培养，特别是通讯社和电视台记者，工作压力大，任务繁重，对工作能力要求很高，没有系统的培训、各个新闻岗位（编辑、记者，国内记者、驻外记者）的长期工作经验，很难胜任现代媒体的工作要求。你派一个人，号称是记者，到了那边稿子写不好，照片拍不好，或者是每天不干正事儿（很多驻外新闻机构的记者工作都很忙，一天到晚都要采访，没空干别的），不就相当于明白告诉对方你不是记者么？
至于XH的内参，只是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跟所谓“tegong”之类的事情更是不沾边。你可以仔细看看我上面写的帖子，介绍的很清楚。
另外，各国对那种身怀第二身份的记者其实都是很警惕的，真正的记者也都不太愿意有这种“同行”存在，因为这会导致驻在国收紧对记者的控制，影响正常的新闻采访。不必把有些工作想的太神秘，工作就是工作。对记者来说，能把新闻事业做好，把国家的媒体业发展好，就已经是最大的贡献了。
记者没有外交豁免权。
二二
1，理论上来说，新闻媒体都是有管理单位的，掌握的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网络肯定是要宽松一些。
2，《参考消息》的模式很难复制，那不是有几个翻译就可以搞起来的。表面上看参考消息不需要自己采写，只需要翻译，但实际上它的的人员数量比《环球时报》还多。有很多名校出身、受过良好训练的新闻翻译和编辑在为这份报纸工作。如果让你搞一个网媒来复制参考消息模式，你首先需要6、7个语种的翻译，然后每个语种都需要3、4个人以上（因为你的出稿频率最差不能慢于《参考消息》这种日报，这就需要夜班和周末值班人员）；然后，你需要7到8个普通编辑岗位，这样才能把网站分为时政、财经、军事、科技、社会、涉华等几个基本的频道，接下来，你同理还要为每个编辑岗位再配2到3个人，以满足夜班和周末排班需求。这粗略算下来，你已经至少需要40人以上了。这还不算财务、人事和办公室人员。
你知道40个好编辑和好翻译的市场平均月薪水平么？一年下来，没有6、700万的人员费用，是养不起这样一支队伍的。
这还仅仅是人员费用而已。4、50人的办公场所需要多大（最少要有25个工位）？你要订多少国外的期刊报纸（大部分报刊都没有全文上网）？你的设备硬件投入是多少？而且还要有初期的网站推广等等。
这个门槛，虽然不高，但也不是那么低。
《参考消息》的成功，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3，关于“天涯”和“凯迪”——网络有时的确很难管理，失之过严和失之过宽的地方都有很多。
早年间，《参考消息》是内部读物，所以转载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加入那个什么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现在，参考消息能够转载的原因大致如下：
1，《参考消息》是新华社的报纸，新华社和一些新闻机构签订有相互使用对方产品的协议，比如美联社之类的。因此可以使用对方的新闻产品。
2，其次，《参考消息》是中国销量最大的报纸，读者不仅是普通人，也包括很多高层和决策人士，很多外国媒体希望借这张报纸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所以并不阻止《参考消息》转载自己的报道。
3，（这一条记忆比较模糊了）按照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规定，如果外国媒体没有特别禁止，《参考消息》也可以在支付转载费用（就是稿费）后使用对方的报道，这是完全合法的。而这个稿费并不高，对大报纸来说不算什么。
二三
地方电视台归省委（或者市委、县委）宣传部领导。
至于关系，在工作上，就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宣传部门会提出最近这段时间的报道方针，需要树什么典型，需要报什么不报什么，电视台就照做好了。
在实际操作里，在很多地方，电视台都是当地肥缺，是宣传系统安排干部的好地方。
另外，对于有些领导来说，要解决亲友工作，电视台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工作稳定，也没有什么风险。
另外，省里市里搞个什么会议、活动什么的，需要视频档案，通常也都由电视台解决。
至于媒体的过度娱乐化，恐怕还是跟国家政策有关系。
我们国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惯了，不健全的政策，就会带来有时很扭曲的对策。
这就跟电影业一样，由于条条框框太多，所以干脆跳出来一些人说“不跟你玩了”，这些人拍电影纯为到国际上去拿奖出名，然后再回来拍些利润高的东西挣钱，一点也不受你条条框框的限制。媒体发展到一定高度后，应当分类型，比如娱乐类的就专走娱乐类，时政类的走时政类，财经类的走财经类。
但现在在国内，走别的类型雷区太多，走娱乐型限制最小。
所以湖南卫视的选择可以理解。
类似的可以看东方卫视，因为后台比较强，所以在时政类的内容上也曾经有过尝试。
二四
关于AV大火后的事情说几句：
zxb这次的作法很不恰当，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对这件事情遮遮掩掩，比这件事情本身造成的损失还要大。一件安全生产事故，出在了新闻机构，就这样处理，让新闻单位今后如何去监督别人？
就在2月6日，央视在《焦点访谈》节目中还对武汉汉正街大火进行了反思报道（或者就可以说是舆论监督报道），其中从各个方面分析了汉正街火灾的前因后果，对当地有关部门火灾后不思反省只顾欺瞒的做法也进行了批评。
这正是——说人前，道人后，一下掉在跟前头。
但是，有关部门这种作法并不出人意料。由于一些人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对当今社会的认知水平所限，他们必然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这种反应。
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说，这终究是暂时的，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个别人挡不住的。
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求，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求，中国媒体产业发展的需求，都会成为推动潮流向前的动力。
二五
1，新华社是正部级单位，没有必要去为哪个平级单位做什么掩护。收集新闻信息所谓“情报机构”是两类不同的性质。早年间，由于中国与大部分其它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所以的确有外交等部门的同志用新华社驻外分社的名义驻外，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驻外点多是因为新闻业务的需要，通讯社是新闻产品的批发商。
如俺在前面所述，现在通讯社业务高度发达，单个新闻从业人员的任务非常繁重，如果不是新闻机构自己培养的人，不熟悉业务，就很难承担起这份工作。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拿一个本一支笔就可以做记者的时代了（当然纸笔仍然是基本工具）。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拥有一个有效的新闻机构的重要性，不亚于拥有一条有效的隐蔽战线。
这也充分说明了本帖的意义——还是有很多人对“通讯社”和各类新闻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陌生。
2，报道自由，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多的，这是个大趋势，跟意识形态无关。现在很多条条框框，并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而是来自封建社会“家丑不可外扬”之类的传统，以及封建官场的种种陋习。
3，新闻自由和新闻真实的确不是一个概念。
二六
广电总局也是正部级。
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所有的电视频道都要归广电总局管。
所以XH要办电视台，很显然触及了广电总局的势力范围。
这件事情已经很早了，大概得追溯到上个世纪。
最有意思的是，据说当年在广电总局否定XH想法的领导，后来成了XH的领导。
这就是神奇的世界啊。
二七
关于人民日报，首先你可以看看这个页面，已经比较全了：http://www.people.com.cn/GB/50142/104580/index.html
不知道你是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我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人民日报地方不错，以前是在王府井的一座单独办公楼，后来审时度势到东三环外拿了一大块地，现在成了CBD附近最大的院子，外面是寸土寸金，里面则是机关大院的做派，楼间距大，也都不高。而且院子里还有一些家属楼，现在10号线一通，交通也很方便。
人民日报本身没什么好说的，就是那样一份报纸，工作不算很忙，就是夜班有时候会比较熬人，不过文字工作都那样。人民日报下属的报纸也很多，其中最挣钱的是环球时报，还有证券时报等等。前面说过环球时报要出英文版，希望他们能做好。
人民日报在创收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下属的公司以前业绩很不错。驻地方省里的记者站待遇挺好，位置也都不错，比如在浙江的记者站，就是西湖边的一座楼（其实他们的记者站只有几个人，其他楼层都租出去了），视野极佳。报纸记者也不忙（像新华社这样通讯社的工作是非常忙的，因为要讲时效，而且工作量没有上限。而报纸的版面毕竟容量有限），所以要俺说算是中央新闻单位里在地方过的最舒服的一伙子同志了。
至于本部的收入，各部门各自不同，同时也看个人了。毕竟现在媒体工作冷热不均，有的记者靠外快过的很好，而不那么能折腾的人就只能拿一份死工资。
从个人发展来说，想做官别去这个地方（也别去xh）。当然，报社本身级别没问题，也是正部级，地方的记者站似乎前些年提成副局级了。
大致如此。
二八
对香港媒体，不必太在意（像俺这种每天都看的实在没必要，真心话），因为大多数香港媒体（除了大公和文汇这样的），思想还都是跟着西洋的那套东西转，就像最近洋人小炒作了一把《中国不高兴》，所以香港报纸就也纷纷追着做，其实书里说了什么，他们也大多没仔细看（他们对此事的报道我基本上一篇一篇的都读过了一遍）。
随着香港特殊地位的消失，香港的衰落是必然的，香港媒体的影响未来也必然跟着衰落。实际上，就我个人感觉，如今ZY对于香港媒体的很多说法已经不在意了（而香港媒体曾经是我们了解西方的窗口），除非是有些涉及香港本身的事情。
至于大公和文汇，实在没啥可说的（我这个帖子不打算说违心的话）。
台湾媒体，我前几年还是很关注过一阵子，那时每天必看中视晚上8点档的新闻（相当于我们的新闻联播），不过时间长了也就疲惫了，如今大多数报纸只看标题（成了标题党），因为几乎看了标题就知道他们大概会说什么。
不要用“蓝”或者“绿”的二元思想去理解台湾或台湾媒体，那就和用“保守派”和“改革派”理解大陆那样，必然会出问题。台湾媒体只有具体议题之争，并没有什么主义之争。至于一时的蓝或者绿，背后还是利益。你说中央社是“蓝”还是“绿”呢？它08年以前有时对大陆的腔调堪比《自由时报》，但现在经常做精神分裂状，大概是换人还没换彻底。
二九
1，西方媒体涉藏报道的主流，绝大部分是歪曲西藏事实，或是片面陈述西藏历史的。这个毫无疑问。说起宗教自由，在当年西藏农奴制条件下，有几个农奴去的起拉萨朝拜？又有几个农奴能在自己家里摆上佛龛？现在政府对西藏的宗教自由放的很开，以我这种没什么宗教偏好的人看来，甚至感觉有些过宽，毕竟寺庙人员也是国家公民，也应当遵守国家法律，违法也应当同受法律惩处，之前有段时间政府过于放纵某些势力了。从经济上说，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经济的支援是有目共睹的。这个和土共爱不爱听没什么关系，去年海外涉藏行游时，很多人并不支持土共，但这不妨碍他们认为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妨碍他们反对达赖的宣传。
2，西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个人感觉其核心是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问题。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当地政府的施政存在很多缺陷，这些在内地表现为官民矛盾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矛盾的缺陷，在西藏有时会表现为民族矛盾（我不认为西藏有实际上的宗教矛盾，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那样成规模的宗教战争）。现在西藏的很多问题，是受到了发展程度和政府能力的限制。我时常遇到有些西藏的具体问题时会感到：这个问题如果让浙江、上海或者北京之类地方政府解决，或许会妥当的多。但西藏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就是这个水平，跟西部大多数省份没什么区别。我们可以想想，陕西可以出周老虎，四川可以出抗震救灾中的种种问题，山西则可以3年换4任省长一个临汾甚至找不到人做市委书记，那么西藏怎么可能能够置身事外成为一块净土呢？
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民族压迫”或者“宗教迫害”才出现的，这里面的因果关系很清楚。否则，总不能说内地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中共压制达赖才导致的吧。
涉藏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尤其在一些同志还没有解放思想之前。
西藏的一大问题是社会发展程度的问题，这不仅仅是经济生活。
另外就是政府管治问题，很多事情在内地是官民矛盾，到了西藏就是民族矛盾。
三十
埃菲社是西班牙的，不过现在做拉美业务比较多。
第三世界国家媒体业总体上发展有限，但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印度、埃及、墨西哥、南美的几个国家（巴西阿根廷秘鲁之类），有一些报纸和电视台做的还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当然，半岛也是一个，如果我们把卡塔尔算作第三世界国家的话。
通讯社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前面咱们说过，这个东西需要的投入大，不是谁都能做好的。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通讯社，比如蒙通社、朝中社、越通社、摩通社（摩洛哥）等等，但基本就是起发布一些官方消息的作用。
第三世界国家里，最有可能做出有世界影响媒体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另外中东合在一起也有做出来的希望（比如埃及的人才加上石油资金）。但这需要时间和漫长的试错。
三一
这个就是俺前面说的金融信息服务系统。
全世界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在用汤森路透和彭博的终端炒股炒汇炒期货买债券甚至买黄金。
利用这个东西炒股的收入的确相当可观。
但是，最关键的是，开发和控制这套系统的人如果也炒股，那会怎么样呢？
最近国务院的决议要求将上海建设成为金融中心，这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建设自己的金融信息系统。
据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前面提到的“新华08”的。
三二
平级单位相互的确管不到，但平级单位各自在上面也都有人，这还要看上级领导的权衡。
“部级”对于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固然很高，但在天宫里面也只是站在大殿门外听宣的那种。
中国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好办的事。
你可以看看目前新华视频的情况，现在还是比较初级的，估计要过几年才能成型。
http://www.xinhuanet.com/video/
三三
首先看你怎么理解“挑衅提问”。
据我感觉，即使在外国记者里，成心找茬踢场子的记者还是极个别的，毕竟人家也要工作，关系弄太僵对谁都没好处。之所以很多记者的提问在我们看来过于刁钻或者挑衅，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还不太习惯他们的工作风格。
很多记者在他们国内也经常把政要或者政府发言人折腾的鸡飞狗跳，他们的媒体就这样。
这样对活跃媒体有好处，不过弊端是时间长了，有些人舍本逐末靠嘴皮子搏出位，影响了媒体的深度和专业性（当然，也许他们根本不在乎媒体的深度和专业性）。
至于我们这边的驻外记者，偶尔也会踢个场子啥的，不过大多是欺负欺负达赖之流。
关键是，你问的太刁钻了，国内也没有媒体可发。
另外，以上评论不涉及财经类记者。由于财经类媒体近年来开放程度较为宽松，现在我们一些高端的财经记者已经很有水平了，并不比国外同行的普遍水平差，现在只是缺时间而已。
记得以前行里有人这么说：３年培养一个社文记者，５年培养一个政治记者，８年培养一个财经记者。
以此来说明财经记者成才的不易。
当然，据我看，如果政治类报道放宽松的话，培养一个政治记者可能所需要的时间还要更长～
三四
目前的新闻发布会，据俺所知，发达国家大部分都不设那种即席翻译，而多是用同声传译（如果有翻译的话），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都是一样。
国内也属于一个过渡阶段。
比如外交部的日常新闻发布会已经不设翻译了。
国新办的发布会，我不记得有没有翻译，似乎也不是总有的吧，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用同声传译。
至于两会的发布会，俺个人觉得设翻译纯属是为了给发言者留出思考的时间……
这里的确有个心态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干脆就很少让外国记者提问，五角大楼也一样。
三五
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上市了。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动作很大，首先是人民网的改版，然后是环球时报的英文版，接下来据说要成立报业集团，将旗下除人民日报外的很多报刊推入市场。
这也算是跟得上新闻出版行业的形势了。
XH和人民先后在去年更换了领导，今年以来都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现在就看CCAV的了。原本AV今年也该更换领导的，但着火后似乎一直还没什么声息。
三六
首先您要明白，真理部的第一属性是官僚部门（此处的“官僚”不带贬义），必须从理解官僚机构运转的角度去分析它的举动。
从一个负责任官员的角度去想：既然领导同志说了要搞爱国主义教育，那么不在新闻联播里体现一下，肯定是不合适的。
这里还存在一个新闻联播的性质问题：这个节目的第一属性不是新闻，而是相当于机关刊物的电视版，所以传达文件是它的一个职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看不看是自己的事儿。
这就像你不能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去理解《人民日报》一样。
不过有一点我也一直觉得很好笑：从这么多年的实践来看，最爱国的就是群众，最需要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却常常出入于庙堂。
三七
报刊本身基本上都是靠编辑和主编们自我把关的，没有专门的意识形态把关人员。因此采编人员的意识形态也就决定了报纸的意识形态。
zxb等等机构会看这些报纸。另外如果有特别出格的事情，肯定也会少不了有一批人到zxb去告状。所以事后追究还是能做到的。“冰点”那次事情就算是事后追究了，再比如最近一次处分的新闻造假事件。
南方系这个事情很复杂。首先是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原因。
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一些言论和做法的确后来为朝廷所采纳（不管这些东西现在看有什么问题），而在朝廷内部的意见讨论中，有些人，有些话不方便在北京说的，也都放到广东（或者干脆放到香港去说）。这是有历史背景的。
所以不要单独地、孤立地去看南方系。应该说，南方系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为很多想说这种话的人（这些人不一定都在南方 ）提供了平台而已。而这个平台，自然也是代表了一个群体的利益。这个群体并不仅仅只是在南方系的报纸上存在。
三八
兄台是在说“中国不高兴”？
这本书能出来，能在一个月卖60万册，就已经说明一切问题了。
至于媒体的“反应”，其实出版之前就应该知道哪家报纸大概会是个啥反应。“一片打倒”倒也说不上，还是有不少报纸持明里暗里支持的态度的。有的地方宣传部甚至建议全市各局领导人手一册（不过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俺倒不赞成）。
至于朝廷，其实主要怕这本书吓到洋人。
现在洋人也的确不经吓，这本书其实也没说啥，就把他们吓成这样。
当然，不管是朝廷也好，宣传系统也好，思想状况肯定和社会差不多，也是左中右都有，这个没什么可奇怪的。
三九
昨天（注：2009-5-9）单位组织去了八宝山公墓，悼念“5·8”烈士，十周年了。
三位烈士的墓就在任弼时同志的墓北边，一上坡就是，愿意自行去悼念的人也很方便。
在我们排队鞠躬的时候，旁边还有自费从上海赶来的悼念者。
现场还看到了朱、许二烈士的父母等亲人，场面让人悲怀不已。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人（似乎是朱颖的奶奶或者姥姥，或者妈妈？）坐在墓碑前，不断的用手拍着墓碑，用天津话说着：孩子啊，你妈妈（读第三声）爸爸来看你了。
大概因为我们昨天去的比较早，现场的人并不多，而且烈士墓周围很狭小，和其它墓混在一起，感觉其实有些苍凉（个人觉得军队应该给这三位烈士立碑，如果没有5·8，军队现在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虽然有几十个人，但朱颖父亲还是站在那里，含着眼泪，很郑重地和我们一个一个握了手。10年，他老了许多。
后来有一位自行前来的悼念者，对着烈士墓，念起了一段新闻，就是那篇轰炸南联盟使馆的美国责任人神秘死亡的消息，也算是对烈士的一份交代（尽管还很不够）。
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不容易，做一名中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更不容易。
但是，有很多人在努力。
四十
新情况（2009-6-8）：
CCTV，新台长，新思维，一上来就把以前那套做法给否定了。
总的来说，今后CCTV就是要把新闻频道向更加现代的模式改造。
虽然人还是那些人，但风格总算可以有所变化了。
现在那些具体办事的人都很抓狂，因为上面催着要节目调整修改的设想。
我个人觉得，虽然不会有质变，但能有一个比较大的量变，也就不错了。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人，是一切工作的关键所在。
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
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因某一批人的知识结构、经验阅历、性格气质所导致的。
四一
新华TV最近活动还是挺多的，很多场合都能看到带着他们台标的话筒放在桌子上。
他们跟开心网的合作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开心网订购他们的视频产品（正如报纸订购新华社的稿件），而新华则通过开心网扩大影响。
没有播出平台，是新华TV最大的问题。
四二
您真是个有心的家长，相信您的孩子会因您的做法而受益的，媒体每天播发的东西也有不少好货，只是需要家长挑选。央视的10频道算是目前做的不错的了，当然各个节目之间质量也参差不齐。
总之少看娱乐节目，少看那些脑残电视剧，肯定有好处。
另外，一定要多看些经典的人文类作品，还有地理历史故事啥的，哪怕您跟她用讲故事的方式说清大意也行。平时没事儿多逛逛博物馆，有假期时带她接触接触自然，这都有助于她更深入的理解媒体所讲述的东西。
经历和阅历有助于理解每天看到的信息。很多消息的弦外之音，知者自知。
至于推荐媒体，主要是不知道您女儿多大年纪。要是小孩子的话，恐怕订一份《中国国家地理》和《博物》之类的杂志还不错吧。
电视节目现在注水的情况太严重了。
四三
其实俺一直觉得，适度的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也是一种国家安全。
四四
说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对“匿名来源”这个东西的感受。
虽然我所服务的机构明文要求尽量使用具名来源的信息，但我也发过一些使用匿名来源信息的稿子，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1，在舆论监督性质的报道（或者就是说“负面报道”）时，被监督机构内部愿意提供信息的人士不愿意暴露身份，因此在公开稿中不具名，但我会保留有关引语部分的录音，以避免将来有麻烦；
2，在内参报道中，有时候要考虑内参被批示后转发回原系统的可能性，另外也有保密的问题，因此往往反而要避免暴露一些消息来源；但是这个时候通常上级会有人知道这些匿名来源的真实身份，另外也要保存好相关的录音证据；
3，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社会新闻中，临时拉来的采访对象，的确不愿透露姓名，有时候也就凑合了。毕竟新闻是易碎品，很多时候不值得付出太多成本，否则就无法将精力用在最需要使用的新闻上。
4，另外也有一些特例，各种情况都有。比如这件事情本来是甲单位管辖的范围，但我采访的知情人士是乙单位的，甲乙单位经常有联系，那么乙单位这位很可能就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越界评论甲单位的事情（哪怕是表扬，因为也许乙单位的头儿不喜欢甲单位），那么在最后的稿子中只好匿名。
总的来说，我觉得“匿名来源”对现在的新闻业还是有很大价值的。当然，各新闻单位都有内部控制的原则，通常情况下尽量都还是用具名来源。
关于“匿名来源”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在我们国家显的相对不那么突出，毕竟国内新闻环境不一样。
四五
国内电视剧行业已经做通了，以后是个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路子，前途很不错。
电影业……前途也很光明，只是现在还处于“道路曲折”的阶段。其实也有负责者对电影的现状很苦恼，但似乎还没有找到办法。
至于您说的“如果我们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恐怕也是难于说服别人的”，正是问题的关键。那些拍这种电影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想如何借项目圈宣传经费，他们自己信不信电影里所说的事情，都很难说。
四六
乌鲁木齐7·5事件。
这次zxb反映很快，很快就把焦点访谈作出来了（虽然做的很毛糙），不像去年拉萨那样，头两天都没动静。
应该多播放维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受害者的画面，今天新闻联播在这一点上就做的很好（强于焦点访谈）。
四七
2009年7月1日起，新华社英文电视专线已经开通，目前已经达到了每日播出90分钟的水平。在欧洲的一些超市里，目前可以看到新华的英文电视。
另外，同日起，人民日报改版，人民日报驻各省的记者站也都升为了“分社”，不过估计级别依旧是副局。
四八
说说前面兄弟提到的电影吧，那句“立即砸些钱”拍电影的话，让我想起说说电影的一些事。
前几天看了“博物馆奇妙夜2”（海贼版DVD），片子本身可以算作幼教片，但作为商业片也是不错的，那么，为什么我们拍不出这样的片子呢？肯定不是银子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要拍一部《博物馆奇妙夜2》，都会遇到哪些事？
首先，片中出现了林肯（而且还有恶搞内容）。按照规定，涉及已故dang和guojia领导人的影片，算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这种片子的剧本，是有专门的审批程序的，具体请搜索“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这一关键词；
其次，片中出现了美国军队，而且篇幅不短。这样一来，这部片子的剧本和样片，还要由zongzheng宣传部审查；
再次，片中出现了伊凡四世和拿破仑等外国领导人（而且是重要配角），这样的片子，需要经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参与审查。从官僚机构的本能出发，审查者不会希望你给他惹麻烦，因此，像目前的片子那样，无论是把拿破仑拍的猥琐，还是把伊凡拍的残暴，都很有可能无法通过审批。
第四，片中似乎还提到了几句种族问题（黑人飞行员），这个相当于在我们国家提民族宗教问题。好，您就等国家民委和宗教局的同志来提建议和意见吧。
第五，片子的基本前提是存在一块能让死人复活的石头，这事儿，有宣扬妖魔鬼怪玄幻题材的嫌疑，gdzj是对此有转么规定的……
以下第六、第七……若干
如果把上述涉及敏感题材的内容都删掉，就可以拍成一部和谐的中国特色的儿童片。
四九
作为参考，转帖一份文件，这是在网络上可以搜到的。
中共中央宣传部 解放军总政治部 广播电影电视部 文化部关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拍摄和审查问题的规定
中宣通[1990]16号
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军队各大单位政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 委宣传部、文化厅（局）、广播电影厅（局）：
遵照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意见，现将拍摄和审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凡表现我党、我国、我军历史上重大事件，或以描写担任和曾经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党的创始人和相当于常委的领导人）、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长、中员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书记、全国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职务的党、政、军领导人生平业绩为主要内容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和纪录影片、电视专题片，均属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此类题材的故事影片和电视剧，剧本须报送由中央批准成立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审查通过，方可拍摄。"领导小组"难以决定的剧本，依据不同情况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报送中央宣传部或解放军总政治部直到中央或中央军委审查。
此类题材的纪录影片和电视专题片，仍按原渠道送审，不必报送"领导小组"。
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般不要以文艺形式表现。凡涉及反映在世领导同志的作品，须经领导同志本人审阅。
二、凡已不担任上述领导职务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同志为主要角色的故事影片、电视剧和纪录影片、电视专题片，一般暂不拍摄。个别需要拍摄的，故事影片和电视剧须报送"领导小组"审批，并由"领导小组"视情况决定是否报请中央或中央军委及其有关部门审批。纪录影片和电视专题片仍按原渠道送审。
三、各故事片厂计划拍摄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其具体送审程序如下：剧本先经本厂正式通过，然后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初审通过后，再报送"领导小组"，经"领导小组"审查同意后，方可投入拍摄。电影双片完成后，再报"领导小组"和电影局审理定。"领导小组"和电影局难以决定的剧本或双片，先分别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定，如仍难以决定，再依据具体内容，属于描写党和国家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及党政领导人的，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报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直到中央审查；属于描写军史重大事件及军队领导人的，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报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审查。凡剧本中涉及在世领导同志的，其剧本还须经中央办公厅或中央军委办公厅转送领导同志本人，经领导同志本人同意后，方可投入拍摄。凡需上报中央领导同志的剧本，一律由"领导小组"负责呈文逐级上报，摄制单位及编导者个人不得越级上报和先拍摄后呈报。
四、凡准备在各级电视台播放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怙，其具体送审程序如下：剧本先经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部门和党委宣传部门初审通过后，再报送"领导小组"，"领导小组"通过后，方可投入拍摄。电视剧摄制完成后，须再报：领导小组"审定。"领导小组"难以决定的电视剧剧本或成品录像带，先分别请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等部门协助审理定，如仍难以决定，再依据具体内容，属于描写党和国家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及党政领导人的，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报送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宝剑、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直至中央审查；属于描写军史重大事件及军队领导人的，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报刊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审查。凡剧本中涉及在世领导同志的，还须经中央办公厅或中央军委办公厅转送领导同志本人，经领导同志本人同意后，方可投入拍摄。凡需上报领导同志本人的剧本，一律由"领导小组"负责呈文逐级上报，摄制单位及编导者个人不得越级上报和先拍摄后呈报。
凡属军队系统单独摄制的此类题材故事片、电视剧或纪录影片、电视专题片，须经摄制部门所属军队各大单位政治部初审同意后，再按上述程序报批。
五、凡报送"领导小组"的影视剧本，须附上剧本所参阅的各种史料的详细说明一式两份，以备核查。
六、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故事影片、电视剧或纪录影片、电视专题片都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史，不得随意虚构，不得随意拔高或贬损。
七、凡违反本规定擅自拍摄的此类题材影视作品，广播电影电视部有权不予发行和播映。凡擅自发行播映的，由广播电影电视部负责追究其责任。
1990年8月15日
五十
（关于这次新疆那事儿之后各大新闻社的表现）
先说国内的，总的来说，比3·14事件之后有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反应速度很快，新华社这次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消息，比第二名（法新还是路透来着？）快了将近一个小时。央视的第一批人马6号凌晨天没亮（夏天）就赶过去了。
其次，比较透明。zxb也吸取了3·14的教训，第一时间公布了大量数据和镜头，在事件的定性上没有落下风。现在看，一些主观上试图反华的媒体（例如前面提到的华尔街日报）努力要定性为“畏兀儿族和平表威，zhengfu强力镇压”，但现在大量视频和图片摆在这里，这些媒体只能通过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片面报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效果就差很多。
第三，重视宣传。这次允许大批外国媒体进乌鲁木齐，最起码给了一些相对客观的媒体报道事件的机会。
至于缺点：1，突发事件反应预案仍有缺陷，很多新闻产品相当毛糙（比如6号晚上的焦点访谈和新华的一些署名评论），仍有很大提高的潜力；
2，一些记者平日不用功，关键时刻素质顶不住（比如AV某出现场记者，连线时话都说不囫囵），这说明所在单位在应急报道队伍的建设上有问题；
3，对外国媒体歪曲报道的针对性不足。比如热比娅说的一些话，漏洞百出，到处是硬伤，完全可以戳破之。今天看到中央社和法兰克福汇报的稿子，已经罔顾最起码的历史和社会常识（中央社某稿非要说乌鲁木齐的汉人是被强制拉来充实边疆的），这都可以作为靶子。
再来说说外媒。
这次可能西方媒体一开始没想到事情会搞这么大，所以反应慢了一拍，基本上是从6号晚上以后才有了自采稿件，7号开始稿子才进入高峰。
调子基本分为几类：
一类是压根儿就不顾事实，认定就是“镇压和平表威”，比如华尔街日报，比如日本的几份报纸（读卖、产经），再比如台湾的自由时报，然后开始分析镇压背后的中国民族政策等等，这些媒体数量不少，但不过半。
一类是顾忌到基本事实，认识到事情是以某民族少数暴徒施暴开始的。但心里恨不得是wujing开枪镇压才好。所以这两天一方面把暴力事件归结于zhengfu的长期民族压制，一方面满街找汉族人打维族人的例子，然后放大。这样的媒体比较多，我感觉三大通讯社都属于这种风格。
再一类是比较客观的，就是描述，然后分析。比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媒体，俄罗斯媒体等。
香港媒体不少是反思内地民族宗教政策的。
五一
前几天在某家央媒，看到一堆人围着两辆卫星通讯车，外加一部便携式卫星通信天线，似乎是在做行前培训，可能也是去西边吧。
要说起来，现在不少媒体的硬件条件真是好多了，这次一有事情，海事卫星电话、铱星电话、北斗系统、大小耳朵，成几十台的向前方运。这在5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个时候，有些驻外机构，就是因为没有卫星电话，来了突发事件，断电后啥稿子也发不出去。现在好歹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媒体的待遇应该提一提。
这有些像10年前的军队一样，手里操纵的新舰新机价格都是过去装备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可工资没涨多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留不住人才。
现在这些媒体，合法的报酬太少，单位又都在北京，居大不易，于是只能是逼着大家想办法找辙，对本职工作也很难全身心投入。
体制问题很多。
五二
向各位同学说再见。
随着国家推进媒体国际影响力建设的步伐，俺也要奔赴前沿，为这项工作出力了。此去一任若干年，在国外上军网不方便，所以很长时间将不会再来。
这个帖子，一直想做成媒体方面的科普贴，但限于个人能力和水平，能够贡献给大家的东西有限。另外，有些国内媒体的事情，套句老话，叫做“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只能是看者自清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国是一个优秀的国家，中国的媒体，必将有影响全世界的那一天。这期间，虽然必然有源于外部的和源于内部的种种艰难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能看到目标初步实现的那一天。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中国媒体的点滴进步，多鼓励，多支持（哪怕是小骂大帮忙）。
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009-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