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枪杀黑胭脂色，可留狐裘为比肩。
--自题
八十一
如果我们看一下发生在贵州瓮安和云南孟连的事件，可以初见端倪，即是政府部门未能解决地域内部的各种利益纠纷，最后将警察力量摆上了台，希望能够通过暴力威慑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众则希望通过挑起冲突，把地方政府的盖子揭开，以寻求高一级，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而解决长期以来不能解决的利益纠纷问题。
这种情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极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区利益冲突白热化导致大规模群体事件，民众对政府系统，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强，这就给予了中国政府一个难得和可贵的时间缓冲，使中国政府可以从容的解决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问题，而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整体动荡。
理解这个问题很关键，这样才会得出对中国这个社会的现状和发展一个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过激的反应来解决并非致命的问题。在现在中国政府的两个施政重点上，一个是发展，一个是稳定。这两个重点本身就是矛盾的，稳定要求的是少变化，而发展则是带来最大的变化，但是变化就会造成不稳定。反过来，不稳定就会阻碍发展，没有发展，社会虽然静如死水，但也就安稳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变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国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绸缪，提前规划，似乎有些强人所难。对没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骤上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现实的做法似乎应该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发展带来的问题一大堆，把它们的轻重缓急弄清楚，不得不解决的大问题，如环境污染，通货膨胀，基本民生，贫富差距拉大，当下重药，摆上日程，而对第二等的问题，如就业机会，政府管理水平，贪污腐败，公权力无制约等问题，可以放到第二步。对小程度的地区性的乱局，不需要过度紧张，就像人经常得小感冒一样，不断的可以增强免疫力，而不致于突发重病。
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奋斗的目标，但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而忌病畏医，采取高压手段来寻求一个虚假的稳定。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口号下，造成经济生产四要素的资金，技术，土地和劳动力，对当地政府来说，自然知道那些比较稀缺，那些比较过剩。当一个穷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们来投资，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才会令这帮吸血鬼跑过来。如果不是在这些穷地方可以逃避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更健全的劳工保护，这帮混蛋干嘛飘洋过海，穿山越岭的过来创业，冒这么大的风险？而当地政府给予的各种优惠，不计算官僚们经手的好处费，自然是通过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来使这些外来投资可以为当地经济添加活力，创造出繁荣局面，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为自己升官建立政绩。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明白一个官员的屁股会坐到那一边。你觉得他会去得罪物以稀为贵的投资外地商人，还是多得赶都赶不走的外地民工？这从整体上可以在一部分民众未能得到其应有的经济利益为代价，但就对整个社会具有积极作用。要解决这个矛盾，一个办法就是放弃以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开始平衡思考发展中的民众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协调，即胡锦涛号召的科学发展观，采取重质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经济发展可以趋缓，但是当地的群众则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避免一个高速的GDP数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数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里饭多了，可是想烧政府大楼的情绪却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进行一个标准的人民民意普查，通过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个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为对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评判标准。而地方政府则应该逐渐有意识的退出经济发展的参与角色，不再直接介入当地的各方利益纠纷，开始扮演一个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变成维持社会次序的力量，而不要变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锋。而且对一个地方的有限的乱局不要过度反应，乱用重典。恶人需要恶人磨，苛吏，恶官，这类所谓的“国家罗汉”，也必须由暴民，刁民去制约，大不了烧几个地方政府的大楼，事后对违法犯纪的官吏和暴民同时秋后算账，反而对长治久安有好处，打完这些官民两边的害群之马，理性的温和的当地势力才可能抬头。
如果看一下中国近期的发展，大致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沿海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投资商来自香港，劳工来自内地。当地人要么通过亲属关系帮香港老板亲戚做管理阶层，或者偷师学艺成功，自己出来当老板。当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确，让市场机制处理外地劳工的薪酬问题，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层的利益。因为这些被剥削的外地劳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当地政府的人际关系，所以没有组织和人脉可以向当地政府进行挑战。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资，由于沿海和内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当于半年的内地工资。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工人的欠薪（在经营条件好，世界经济活跃的前些年不成为问题）和因为工伤引致的残废赔偿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各类企业来自世界各发达国家，也带来对什么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释，加上开始有来自商家对熟练技工和工人对企业认同感的需要，市场机制开始调整工资水平，以减少频繁的跳槽带来的产出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减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开始回到家乡，用几年的血汗钱开始建立自己乡下的企业，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劳工短缺现象，使工人在生产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竞争位置。而在中国经济下一步必须调高产业换代，由发达的沿海地区向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强制保护工人利益，为中国创造出可以和日本竞争的高技术工人阶层，就必须有新劳动法这样的法规出台。
这个新法规立即就会推高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工成本，迫使这些地区从低利润的服装，制鞋和玩具的外来代工，至少换代成中利润的电脑，机械和通讯设备的外来代工。而随着工人和质量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就知道工人技术不是问题，工人工资进一步上涨，中国的企业就无法再以产品代工的身份去赚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须靠联想，华为之类的品牌与人竞争。这是一个必经之路，因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国，一旦名牌产品如索尼，思科必须走到越南等地去寻求低工资，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不会超过中国自己的品牌。竞争就变成了销售，包装，广告和服务这些软活儿。
中国政府在新劳动法上一定要坚持住，不然的话，中国的发展将走入死胡同。
八十三
当然不是所有靠外来劳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冲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众的介入，这些冲突的规模要小很多。比如发生在广东惠州的湖南人对地方政府的冲击，颇类似当年广东人在上海的小刀会对当地政府的挑战，这些行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纠纷无关，而更是当地政府为当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为其生活和生存空间的博弈。其中恶劣的行为如山西的砖窑事件，以绑架外地的童工为奴隶，但就受到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默许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来人口总是要吃亏和受气，这似乎是个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国，常常被当地人欺压和盘剥，往往又投诉无门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来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国家的劳工。
与珠江三角洲的理想发展不同的是，在贵州和云南这些地方，当地的人民没有办法去寻找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来剥削，只能承受最后被人吃完肉，喝完汤后，舔盘子的机会。而与广东各级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当他们维护商家利益，也维护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损害外地劳工利益，这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外来商家利益时，就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经手这些工作的官员，由于没有替罪羊可以拉出来宰，只能满足自己私人，亲属和朋友的利益，而牺牲广大无关紧要的百姓，这样就导致了他们和他们的群众基础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民主选举是毫无意义，因为无论你选出什么样的官员，如果他所面对的是同一张大饼，无法照顾普遍利益的话，最后的结局还是要抢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对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得到实际的变化。更为危险的是，当官员们不得不通过非经济的身份来寻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话，由于他们不能用语言和文化，来区分“我们”（说广东话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们”（韶关以北的北方佬），“城里人”和“乡下人”之类，更恶劣的汉人和“蛮族“（少数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丑陋的头来。
靠完全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似乎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因为目前对西部和内地的开发大多是以资源和能源为主，调整合理的价格，让穷地方多留利，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这样可以把这些地方的利益大饼做大，是当地政府官员在分饼的时候，困难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对矿山等资源进行国家专卖制度，凡是参与开发的企业必须缴纳特殊费用，在他们获利得到保证的同时，对他们的利润率进行限制，使当地百姓吃剩菜的时候，还是有点油水可舔。在一个就是发展中国自己的“公平贸易”系统，减少对落后地区产品的压价收购，取消不必要的中间环节，让这些地方的产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级市场直销。
如果说美国民主中最值得学习的部分，则是将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说前一阵美国纽约的民怨对警方的过度使用暴力不满。事情是一位第二天准备结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后一个单身派对之后，被警察50几枪射杀。结果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后对付黑人的警察一样，被宣判无罪释放。当然了，黑人们又会走出来抗议几天，最后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国不一样，对警察的不满，不会变成对纽约市政府的不满，而对法院的不满，又变成了探讨为啥法律程序中的几个普通陪审员的问题。而在中国一个集中的政府，当然有效率高的好处，但也有要承担所有责任的坏处，比较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美国的村镇大会（Town Hall Meeting）因为与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关，讨论的事务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议（让专职政治骗子没有机会），可以为中国地方政治的决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务的民意参与提供一个好的例子。这个大会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于选举镇长，而是在于对镇子里的大事直接咨询和发表建议。对任何市政方针提供正反双方的辩论和公证会，以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广泛性。在中国各大城市的分区，和小城市的镇子里，都不失一个可以借鉴的好方法。
而且中国乡镇的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并不是唯一成功的范例。浙江依靠私人企业，和江苏依靠乡镇企业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鉴的榜样。当然这些地方的人民素质比较高，开放程度比较大，见多识广，加上心灵手巧，并不一定在中国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并不是中国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够达到富比江南，只不过在如何带动共同致富，减少快速贫富分野方面，有所帮助。
在如何重建中国乡镇这个大课题上，从清末，民国，到人民共和国，有过很多实验，也有过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其总的趋势都不是如何将这个层次当作其自身来建构，而是如何将所谓城市里的先进方式，从政治体系，文化建设，社会组织等方面，试图向“落后保守”的小城市和乡镇推广和渗透。而中国的所谓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广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其形式上的非中国化和乡村作为中国传统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间，当然具有一定的冲突。国民党号召的新生活运动，和共产党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压制乡村，想强行在乡镇推行现代化的过激例子。
毛泽东政治革命的成功却是一个完全的对这种趋势的反动，即以农村和乡镇包围大城市。因此中国的改革家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即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中国的传统（并不是现代化一定是非中国化），创新出一种新型的新乡镇体系，而不是简单的把大城市的发展，完全照搬到这些地方。因为在中国宽阔的内陆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东莞的深圳化，和韶关的东莞化来解决。
也许中国应该花一些时间，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建设方法，以及德国巴法尼亚州的先例，加上中国苏南，皖南和浙南的实例，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当然以乡镇为主体，就必须最大可能的让乡镇居民和精英们对地区的事务有极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而不是来自于“发达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训斥。从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应该从现有的乡镇选举发展一步，开始定期的透明的乡镇大会，对短中期的重大决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学习当年共产党1930-40年代在乡镇依赖民意施政的好传统，不断通过专业化的经济，教育，卫生，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地方上的各类党内和党外的能人，都包括进来，逐渐将社会的非政府机能从现有的政府体系转移出去，最终形成一个小政府和大社会的新局面。
八十五
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误区在于，现在某些理论派人士，对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过高，以为只要有了民主这个“好东西”，一切疑难杂症都会在这副灵丹妙药之下，迎刃而解。这种荒唐的想法颇似当年文化革命期间有关资本主义的苗和社会主义的草之争。
西方社会通过自己数百年的社会实践，发展出来适合自己传统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国人以为可以越淮而橘，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发南柯一梦。中国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不光是西方的，还有东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们自己的台湾和香港的各种政治实践，然后针对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进行渐进的，实验性的尝试，不是以建成一个叫什么名词的模式，而是立足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最终为自己创造出一个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于中国文化的多元化，我们最后的结果可能还是几种不同的模式。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个懒惰，不愿意动脑筋创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许多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最大的误解，以为美国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不知道美国的实际政策并不是由民选出来的领袖人物决策。美国的精髓是自由资本主义，而大家都知道资本是不能靠民主来决策，而必须由专业的精英阶层操作。象每个不同的社会一样，其社会制度必须保障认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说美国的资本（金融）家，中国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会里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须以社会制度保障他们的利益。
英国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当，在继续保持英国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国人担任）和银行界（渣打和汇丰英资银行为发钞行）的支配地位后，开始向香港华人开放其他经济领域。在英国人实行的立法会上，为了保障有钱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组别与民选的方式，使有钱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商家人士为他们的代表选举之后，又可以在小圈子里在选一次，以保证在立法会里的一定份额，可以在任何改变法律前，充分考虑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于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为的民粹主义。
美国的做法就是，把国家政治里非常重大和关键的经济政策权利，从民选的政府里分离出来，而由私人机构去控制。这个系统就是有名的美国联储局系统，其权力移交和美国的选举无关，其内部运作则是由美国的各大金融机构控制，而且其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定，则不需对公众负责。美国联储局名义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光可以不听命于选民选出来的政府，反而可以用专家管理的名义，实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联储局由十二个分行组成，而这十二个分行则由美国各大商业和投资银行控股，由这些银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长。这些主要银行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业银行花旗，美国等等。当然总统和国会有权任命联储局的主席，但是这些职位，以及美国政府里财政部长，都是来源于华尔街的专家（如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当然要以这些金融资本巨头大银行（以及团结在这个核心周围的股票行，交易所，证卷商，行用社，房贷商，保险商等等）组成的华尔街利益集团来决定。
八十六
而在决定经济活动和资本流向，利润分配这些重大决定时，美国的普通公民是没有话事权的，只有华尔街的股民们可以通过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对联储局表达少数的“有钱”阶层的民意。如果你觉得这些大银行的老板们坐下来，为联储局的下一个货币政策做决定的话，不考虑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太天真了。那么可不可以对这些会议的全部记录进行媒体监督呢？不可以。联储局会在一个月后，公布开会的纪要，但是按照美国法律，联储局不会为这些会议保持完整的记录，其受到国家机密保护的程度比中央情报局还要厉害。
基本上，联储局是一个即是政府部门，又是私人机构的怪胎，但就是美国一个真正话事的政府。美国大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美国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联储局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不到明天天亮，就会有一场革命。本来，联储局的任务是通过这帮自我约束的保守主义的金融大亨们，来抵制民选政府里的民粹主义盛行的国会和行政部门，对美国的经济进行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控制，但是当这帮大亨肆无忌惮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顾普通人民的权益，就会出现现在这样的系统崩溃的危险。而美国当前由次贷危机带来的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信用危机，和联储局的胡作非为具有极大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虽然美国历届总统候选人在参选时，都会打骂中国来增加选票，因为美国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国，被西方媒体推到极致，使美国的普通人民被洗脑。但是这些赢得了民意的总统们在当选之后，却个个实行和中国合作的政策，不惜与民意背道而驰，其中一大决定因素是因为华尔街的大亨们和中国关系不错，期望能够通过代理中国人口袋里的庞大积蓄，来赚取巨大的利润。当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国人可以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得到双赢的话，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中国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虽然我们不应该排除美国的大银行以控股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的各大银行的运作之中，同时公平的让中国的各大银行已可以以对等的方式，参与到美国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国国会使绊子，挖陷阱，迫使中国金融机构的参与必须放弃投票权之类的流氓行径。
另一个就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听信华尔街的大亨们出任的专业顾问的意见，和中国来自香港金融界的买办混混们的建议，所谓让中央银行独立化，是中国的中央银行国际化，变成这些华尔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环。中国的中央银行还是必须听命与中国政府的国务院，是其成为服务于中国整体经济的一个宏观调控机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机构而绑架。
美国另外一个限制民主政治的机制是，选举中对初选制度形成的高门槛政策。如果你想参选，就必须参加进民主和共和两党，受到其利益集团操控的现有格局的严格控制。初选的起始金额是1千5百万，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来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团，一个热身赛就会令你弹尽粮绝，无以为继。
八十七
所以最后剩下来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对现有的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和竞选承诺，作出一定的妥协，而保证这些集团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够将公众利益对私人受益者进行合法的输送（不然，干嘛当初出钱给你）。而看一下美国政府的行政机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经济部门，如财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个大头，就是对外关系中的国防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而这些部门的技术精英则由石油大亨，军火大亨和国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过由退役的将军们和政府官员，在这些企业出任高位，又由这些企业资助的各种思想库，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兰德基金会，外交关系研究会等等智囊组织，提出方案，然后大家就瓜分美国政府最大财政份额的国防预算。
当然美国在世界次序上，还是要采取内王外霸的方法区别对待。对自己一类，如号称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国际社区（International Community）”当然还是要用谈判协商的方法，以王道来分赃，但是对非我族类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阴谋，随便牺牲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民风淳朴的普通士兵，在为上帝和为美国梦想而战的名义下，令这些可怜的青年人们那血来换取这些私人企业的高额利润。
而美国内部的无聊纠纷，就通过繁杂和低效的法院体系，让普通人们为一些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或毫无现实意义的意气之争（比如可不可以堕胎，同性恋可不可以结婚之类），在这些法院的各种一审，二审，上诉，反上诉之间的冗长的程序中，浪费时间，耗来耗去。国会则是作为美国民主的门面，让各种声音在那里炒得不亦乐乎，除了为地方分猪肉而不顾及美国整体利益，忙于通过肉桶议案外，美国国会最拿手的把戏，就是在美国对世界各国国家和他们半打子都扯不上关系的事情，发表议案，进行抗议。比如说，中国的西藏算不算独立国家，土耳其当年对亚美尼亚人动武算不算种族屠杀，法国炸薯条该不该改名成自由薯条，等等，忙得不亦乐乎，而自己国家的问题，只要民主党和共和党发觉，不可能在爆料过程中，可以打击对方，而让自己上位的话，两党操纵的媒体就会只字不提，当没事发生过。
当大寡头拿走了国家的大头利益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扔下些骨头给其他没有这些特权的人群享受。因此国会和法院就是一个好的场所。各种非重要的团体，就开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出动自己的游说公司，开始收买各地的国会议员。当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军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为他们拥有政府，已经拿了大头，就不会再参与这些鸡毛蒜皮的蝇头小利之争。就会留下空间，比如说工会来游说他们的贸易保护法案，印第安人来游说他们的赌场，黑人来游说他们的公平发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门里，就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利益分赃。比如说邮局，税务局，车辆管理局，社会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统，就交给比如说黑人中产阶级等等，来垄断其利益。至于造成的公共教育质量低下就无关紧要，反正有钱人的子弟会在学费昂贵但教育质量高的私人学校毕业，而保证他们的竞争能力和特权。这些穷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还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实的毕业证书，去那些他们爸妈退休空出来的政府低层职位就职。而美国的法院则是用着一个慢慢运作的绞肉机，让人们在公平和正义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国人民可以每天从电视上和报纸上读到他们的幸福美满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两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国会和总统选举好莱坞大戏上演时，以为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那么这个民主选举游戏当然可以继续玩下去。
中国是不是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很多理论家会告诉你，其实任何制度都有其好处和长处，甚至会说民主制度虽然问题很多，但却是问题最少的一个制度。他们的说法也许没有错。中国拥有这样一个制度也许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应不应该用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换取这个制度？我们的改革家们和理论家们，在吹嘘这个制度尽善尽美的时候，是因为自己无知，食洋不化，传递错误的信息，还是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民呢？
美国的PEW公司刚刚推出他们的全球民意调查，发现中国的民意中82%的人民觉得中国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86%的人民觉得中国的经济状况很好。这些都是全球23个调查国家里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个百分点。
同样的调查在美国只有23%的美国人民认为国家走的路子是正确的。为啥自己和别人都觉得人民可以参与政治民主，改变社会的美国人民对未来的看法，要比没有这样大参与力的中国人民要灰心？这难道不值得研究东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的专家们思考吗？
并不是中国人民对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意见和没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伙儿对通货膨胀，环境恶化（宁肯经济速度放缓，就业机会减少，也希望改善环保），贫富加剧，地方政府腐败等等，都是意见很大，但大家对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满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和民众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加基层民众对施政的参与度，做到施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府人员的素质，增强对官员行为的党内和党外的监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员对媒体的干扰，在全国性民意论坛上，尤其是互联网的控制放开，形成一个普遍的各级政府对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国就可以对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无聊说教，无赖诬陷，无知指责，和无耻抹黑，无动于衷和不屑一顾，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废口舌和人辩论。
中国人更不需要低声下气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释，中国因为国情，因为落后，还需要等待更长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到底中国现在的情况有多少中国人满意，西方的现在的情况有多少西方人满意。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中国不需要选举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亚工学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开赌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统，不需要关塔纳摩的人权，也不需要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里意淫，认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过那些都是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仅此而已。如果他们仍然喋喋不休的话，告诉他们十年后大家在看看吧。
八十九
中国人应该感觉到很幸运，因为他们在这过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个喘息的空间，能够无大碍的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国投入的军费仍然超过世界总军费的70%的局面下，在中国常规军力仍然落后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况下，在以美国领军的北约指东打西，走南闯北的恶劣国际环境下，中国居然没有被人教训，自然和后院里那几根粗壮有力的狼牙大棒—战略核武器有关，但是也和中国让人馋得流口水的潜在的巨大市场，和中国政府倡导的开放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们心有盼望戚戚相关。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些脑袋比石头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几分血性，敢于向西方叫板的小国枭雄们，不断地将西方敏锐的鹰眼，从中国这个大块头身上吸引出去。这个反西方的阵营是中国在西方独断的丛林里谋生存，求发展的天然盟友，虽然在西方长期的军事打击，经济封锁，政变阴谋，和舆论中伤下，这些小国居然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燎原之态，为中国在争取善意的国际空间下和平发展，提供宝贵的同盟军作用。
中国人应该庆幸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挨了几颗炸弹之外，中国基本上躲过了西方的军事打击，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大力改善国防的落后水平，使任何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成本越来越高，不符合战争的利润原则。虽然这段时间里，中国已经变成了北约的第一号敌人和打击目标，但是由于北约仍然忙着“攘外必先安内”，不得不投入精力解决南斯拉夫这个异类，忙着蚕食俄罗斯，并打通被俄罗斯控制的中亚能源走廊的出口，并由于西方的东进战略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一线受阻而无法兼顾。而西方的前线基地土耳其，则极有可能被开发成一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绞杀的新战场。
在中国的俗话里，有一句话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这句话其实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明白，来自西方之人本质上并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只是当你的猎枪口径够大，而且火力够猛时，他们就会不得不成为你的朋友。所以中国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应该是“猎枪大了有朋友，猎枪没有见豺狼。”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恐惧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来源于东方的匈奴是导致西方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起因，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胆寒。同样来自于东方的突厥，消灭了西方文明的最后领地东罗马帝国，占据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进入了没有文明的落后蛮荒时代。又是来自东方的鞑靼和蒙古，对西方民族进行又一轮的杀戮。可以说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以及把中国人妖魔化，都是有其历史和文化上的渊源，不是中国人大声说自己热爱和平，把凶恶的龙的形象藏起来，而是把憨厚可爱，没有威胁的大熊猫抬出来，就可以让西方人睡个安稳觉。
其实西方人并不那么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猫，表面上是一个安稳温顺，不和人撩事斗非的中餐馆端盘子的侍应，其实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龙一样，虽然在端盘子，却是个真正的龙战士，血管里其实流动的还是凶猛的到处喷火的龙的血液。这只功夫熊猫，由于他的可爱笑容，就比凶猛的龙更要可怕。
九十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在西方公众的形象仍然会被继续抹黑。不过中国人也许需要平心静气的面对这个情况。因为西方的媒体其实对广大的公众而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样更关心的是物价是不是上涨了，工资是不是调高了，工作机会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费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学校教学质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区里的治安是不是恶化了，诸如此类不被媒体精英们看得上眼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体精英们和专家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造成一个全民皆兵和同仇敌忾的假象，区区数人，比如说几个专职抗议人士，就号称一百万大军，摇旗呐喊，摆出一副声势浩大的场面。
中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对国际局势判断不清，自以为在这三十年的开放和发展后，可以在世界上开一个盛会，乘机露个脸，可以烧包一下。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欢庆自己的好日子，当然没什么错。只不过以奥运会作为契机，打开大门欢迎各方客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来助兴同乐的，哪些人又是来砸场子了。其实中国人应该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除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还包括了许多老朋友，穷亲戚的护持，在西方惹来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红眼，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贪婪的热眼，都是极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和外界交往，继续平和的面对外界的指责，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真正话事的大亨们，仍然有利可图，任何在国际舆论上对中国的口诛笔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对中国的实际利益没有损害。这样的日子多一天，中国的实力就会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过早的同西方在军事上的摊牌。
只有在中国自己的经济实力发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时候，当西方资本对中国市场的梦想落空，西方本性里希望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才可能重新抬头。正如当年大英帝国在鸦片战争前，对曼彻斯特商会的保证是，一个中国的省份的市场，就可以令这些商家做不完订单。只有在中国政府实行像清政府那样愚蠢的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才会成为西方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政府保持有限度的开放，能够在保障本国商业利益的情况下，不断的扔些甜头出来，中国应该还是可以争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环境，可以任由美国和北约在中国周边国家，开设军事基地，建立无效而耗费巨大的防守链，就像中国古代的长城，在真正对抗的时候，却不起实际的功能。
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还是要以寻求和谐，避免对抗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强烈冲突的能源争夺上，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国际反西方势力，借力打力，不参与西方垄断的国际商品定价体系，而是以中国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实力不逮的地区，抢占资源，支持非西方的势力抬头，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中国在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业与当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个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利用当地人民的势力来应付西方的夺利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