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建立真正的功能分化社会
根据德国比勒费尔德社会学派的重要社会学理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功能分化”。功能分化指涉的是人类社会从封建时代的阶层分化和人治社会逐步向更复杂、更多元的社会过渡的过程，在这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子系统逐步实现功能的自治和自律。根据比勒费尔德学派的观点，西欧和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开始呈现功能分化特征的地区，社会的各个系统如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法律和艺术等开始按照自己的功能和内部逻辑进行再构造。由于每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必然导致每个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原则的不同。功能分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被重新组织起来，其运作的模式大大不同于过去阶层分化下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帝国社会，社会开始按照各个系统的规律运行。
由于西欧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经历了近乎千年的停滞，因此启蒙思想和文艺复兴带来的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浪潮如洪水般冲开神权政治的栅栏，先是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威尼斯和其他城邦国家市民阶层的崛起，后来经过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动，一个古老的社会体制——阶层分化下的封建社会，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在中世纪神权政治的体制下，宗教结合了政治垄断了整个社会的运作，因此形成了罗马神权帝国的超级腐败问题以及极端压抑和僵化的社会气氛。西方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始于与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在启蒙时代和宗教改革以后，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特别是经济领域新兴的市民阶级，希望摆脱宗教政治（神权）的束缚和压抑，开始构建符合系统规律的资源配置方式，比方说，艺术希望按照艺术审美来构建艺术作品和艺术思维，法律试图按照法典和司法本身的逻辑来构建司法体系，而科学的探索期待按照科学的求证和科学理论来推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每个系统都在与神权进行不懈的拉锯战中赢得了系统的相对自治和功能“自律化”（Luhmann 1998；Stichweh 2005)。
由于各个系统的资源配置都开始按照系统本身的内部规律运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社会组织能力的进化。每个系统摆脱了宗教和政治的直接干预，因此得以按照自己的组织模式建立系统内部的复杂性，这样就可以在系统内部促进该系统持续不断的演变和繁荣。我们看到西欧16世纪以来的文艺繁荣、科学发现、教育自治、司法独立和经济领域内市民阶层的崛起，反映的都是社会开始功能分化的过程，每个系统从神权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后都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都产生了难以想见的“系统活力”，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就是社会的思想和财富开始呈几何基数的增加（Luhmann 1998；Stichweh 2005）。
西欧和美国的功能分化的发展对人类整体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对权力的驯服。人类自从进入漫长的阶层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帝国社会）以来，权力都是所有社会资源配置的中心，社会的运作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上——下”垂直结构，从来没有系统理论的“限制权力”和“宪政法治”的概念。尽管在中国古代帝国组织的社会里，皇帝的权力也不是完全绝对的，也受到中国特有的“德治”、儒家的伦理思想和儒家士绅集团的制约，但是权力毕竟是巨大的，深入到社会各个细胞和角落。无论是阶层分化时代力量强大的帝国，还是封建社会，还是更加原始的部落社会和狩猎型社会，人类都没有真正摆脱权力的“任意性”和“专断性”。
因此在逐步界定了神权政治权力界限的欧洲，由于“神”与“权”逐渐分化成为独立的“宗教系统”和专业政治集团的“政治系统”，过去的无限权力现在被缩限成为一个系统的权力，过去的宗教大地产、宗教司法和宗教裁判所被取消，分别由“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来执行其系统的功能。功能分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特权被剥离的过程，是一个“人治”社会和“权力”社会向“规则社会”过渡的过程。一个社会因为开启了对权力的限制，部分驯服了权力的任意性，使得社会由“上——下”垂直的阶层分化社会开始向横向的功能分化的“系统社会”发展，社会的复杂性因此得到几何基数的扩张，科学、教育的独立使得思想才智被充分调动出来，而经济系统的独立也使得社会财富得到几何基数的扩展。驯服权力的“任意性”的确是人类迈向更加文明的起点，是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Luhmann 2002）。
西方社会学主流界固然可以很出色地解释西欧和美国的功能分化社会进程，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却往往被人们忽略，那就是西欧和美国对权力的驯服当然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但是其产生的最基本根源还是——市民阶层，即资产阶级的需求。由于在15世纪资本的利润逻辑和资本增值逻辑推动下资产阶级需要扩大市场，资本财富的急速扩张急需摆脱神权政治的压抑，产生符合经济本身规律的资本增值。从这一点来说，马克思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分化的原动力还是来自于市民阶层的权力壮大，他们要求限制神权政治，要求监督政府的权力，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比如产权的保护，议会的建立，甚至法庭最初的功能，主要是着眼于对新兴市民阶层财富的保护。这在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带来了社会各个系统相对的功能自治。但是不要忘记，“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很难完全实现功能分化的，仅从“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我们就知道资本的力量是乐意促成下面一种社会形态——也就是整个社会是按照“资本”的逻辑来重构和组织，资本居于高端，可以渗透到社会各个细胞。这样就存在着各个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这次不是神权政治来干预科学、教育和司法，而是资本的逻辑如同洪流一般冲垮了各个系统的界限，使得整个社会出现泛商品化的特征 。
本来，在经济系统的范围内是按照资本增值和商品利润的逻辑来发展的，这完全符合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运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始终处于超级强大和强势的位置，如果其权势不能被有所限制，那么就会出现不该被商品化的社会系统也被商品化和资本化的现象，这表现为政治权力被高度“异化”；银行信用和国家货币等基本国家职能被资本掌握；选举高度被资本势力操纵；司法体系虽然限制了政府的“滥权”，但是无法限制超级富豪的“滥权”；普通居民与资本力量打官司等于是倾家当产；甚至学术领域等开始出现大量“商品化”的渗透，凡是符合石油商、金融资本和军火商的观点，都可以大行其道，而真正有利于社会长远利益的研究成果可能却被束之高阁。2010年年初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具有深远意义，也就是取消企业界和经济界对政党选举捐献上限的限制。在金融危机之后，不仅资本的权力没有得到缩限，反而是通过最高法院的形式来放任资本对政治的影响。过去多少还存在的顾忌现在却用法律的方式消除，由此可见，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已经是合法化而且被法律所鼓励。奥巴马虽然称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为“无耻”，但是即使贵为美国总统，面对资本“洪水滔天”般的势力也只能望洋兴叹。
这有点像我们中文所说的“前门送狼，后门进虎”，以资产阶级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但是却无法限制资本自身的权力，于是另外一种新“阶层分化”诞生了，在这样的“新阶层分化”社会中，配置人类一切社会系统的并非封建社会中的权力和神权政治，而是资本无所不在的权柄。由于各个系统都需要财政货币才能生存，因此，如果不从源头上控制资本的权杖，那么资本就会反过来控制整个社会，这样，国家权力、司法、科学研究、教育文化和家庭都存在被商品化的可能，人类告别了一个困境，陷入了更大一个陷阱，就是“资本”不受约束的非理性扩张。
这里就要提出笔者的一个新理论视角——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可以结合功能分化的理论，而且必须结合功能分化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站在更高的战略视野上来分析后美国时代的世界走向和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总体设计。当今世界看起来是“群龙无首”、一片乱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已经失去了绝对的道德权威，其制度模式也不再被人们盲目追捧，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制度模型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时间来磨练成熟，更需要大量持续不断的改革。可以说，当前阶段，世界在整体范围内失去了方向感，许多民众感觉到无法定位。
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只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才真正科学地涵盖了功能分化的涵义。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才能真正遏制资本主义的单一的“资本性”，社会主义强调的不是单一原则垄断整个社会的运作，而是整个社会按照“社会公益”、“社会整体价值观”和“社会多元化逻辑”来组织社会，这就必然包含了对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科学系统、教育系统、司法系统等不同功能领域的促进。政治系统代表的是国家，经济系统代表的是市场和资本，在国家和市场之外的其他系统其实都是“社会”，“社会”就应该是“社会”的，应该按照不同社会系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来进行结构组织，“科学”就应该立足于科研求“真”，而不必迎合“权力”和看“资本的眼色行事”；法律就应该是真正的合“法”，司法既不应该受到权力的直接干预，也不应该受到资本无所不在的渗透；国家的公共权力更应该从源头起控制强大无比的资本势力，使资本真正被驯服在市场经济本身的范围，而不应该反过来绑架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和“异化”各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此科学能够求“真”，艺术能够求“美”，司法能够合“法”，教育能够符合“教育规律”，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的非单一逻辑——资本控制一切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化”、“社会公益”和“社会参与”的基本趋势，在摆脱了资本对社会一切领域的过度干涉以后，社会各个系统才能根据系统规律发展出人类精神解放意义上的高质量的科学、教育、法律、艺术和文化，所以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社会更高的阶段。人类社会100%的功能分化也许是理想状态，但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性”是一个多元逻辑的综合，因为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而资本主义的“资本”则是单逻辑垄断社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较，当然是社会主义更可能切近功能分化社会。
所以，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再度兴起其实是人类自西欧启蒙时代、宗教改革以来的第二次伟大的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为人类贡献的是限制权力（神权），解放个性；第二次伟大复兴是限制资本的任意性，让资本回归到本身的系统内为人类做出贡献，而不是控制整个社会和世界，这次解放的意义绝不亚于第一次文艺复兴，反映的是人类更高阶段的自律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
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封建制度，因此在一个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权力盛行的社会，社会主义必然面临过去传统中带来的“限制权力”和“驯服权力”的难题。社会主义因为其本质的“社会性”和“整体利益取向性”就决定社会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必然是关注“社会”的，而社会又必然是多元和多中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类享受的必然是更高阶段的解放和自由；同时，社会主义又必然在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和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形成更高形态的社会制度。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权力在“驯化资本”上已经具有了天然的巨大优势，资本主义无法摆脱的“银行控制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异化公共权力”的基本弊端，我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着“限制权力”和“驯服权力”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非产生于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是产生于落后的封建社会，过去阶层分化时代“权力配置一切资源”的人治传统依然广泛地存在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还必须广泛地向一切先进国家学习“宪政”、“法治”，并建立更高阶段的社会民主政治。
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体制前所未有地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如果我们能够在权力的节制和民主政治的参与上逐渐接近西方，甚至超过西方，那么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得到真正的实证。 社会主义将不再只是理论上优越，实践中落后，而是一种真正先进的社会制度。
II 为什么社会主义才能促成真正的民主自由
刚才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进步意义在于驯服了权力，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制度进化历史上的重大突破，这也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不断借鉴和学习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但是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端在于其虽然驯服了政府的权力，但目的却不是为了真正让民众参与广泛的民主管理，而主要是着眼于从资本的利益上看守政府的权力，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损害资本集团本身的利益。当然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也有促进大众民主选举的一面，但是议会政治的基本运作还是着眼于为资本家看守国库，防止政治家“监守自盗”。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弊端在于可以较好的看守权力，但是无法较好的看守资本。滥用权力容易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但是资本绑架国家利益却很少成为媒体报道的话题。奥巴马愤怒的向银行的肥猫宣战，痛斥“贪得无厌的肥猫”绑架国家利益，也只是图个口头痛快，真要改起来，任何环节都是千难万难。 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在“资本逐步渗透到社会一切领域”的先决条件下，很难成为真正的“社会化”民主，而民主在一切领域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商业化”的痕迹，只有在资本的权柄被真正节制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的公民民主，而不是被商品化和资本化时刻操纵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可以深刻了解到社会主义的确是人类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更高阶的制度形态。资本主义出于本身的利益发展出节制权力的现代宪法政治和民主，而社会主义不仅制约权力，而且牢牢制约资本，使其必须往符合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方向上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必定是更高阶段地实现了“社会化”的、调动整个社会力量来参加国家管理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由于防止了民主被严重商品化而形成的“民主异化”和“民主赤字”的现象，才可能真正实现各阶层、各团体广泛的协商式民主和社会参与式民主。 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往往脱胎于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封建自然经济，落后的经济基础必然会制约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权力”本身的制约，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社会主义必定应该逐步推广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获得真实的对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实现真正的对社会民主的参与，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要求。否则，在抽象的、非具体的“人民”或是“国家”的名词下，缺乏的是真正的实体承载，最终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权力成为少数人统御的权力，而远离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本质（参见彭守仁对于小生产意识的精彩讨论，彭守仁1988）。
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封建历史漫长的国家，“权力文化”、“官场文化”和“人情关系文化”深深嵌入到人们的思维中，而且历来民主传统薄弱，因此我们更应该树立真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信仰，因为“社会主义”由于其超越“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决定其必然是民主的制度，必然在更高的制度层面监督政治权力和资本，也是真正意义上发挥人们能动性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更需要我国一步步走向增量民主的道路，而且一定会建立超越西方民主制度的宪政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需要不懈地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探索。我们现在的体制在“公权节制资本”上已经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拥有的优势，但是在如何节制“公权”本身上，仍然是一大难题，需要未来的继续改革、探索、创新和完善。如果能够解决好这两个环节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真正来到了人类社会制度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另外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一般人们总是拿发达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来比较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多么自由”，“美国多么自由”，反过来就是要显示社会主义是多么缺乏自由。其实，自由都是相对的，在人类迈向完全的自由王国之前，不可能拥有完全真正的自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西方，他们可以切身实地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限制太多了，“社会禁忌”一点也不比我们少。例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左派”、“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党”等，许多西方媒体都讳莫如深，非常自律地不去报道。金融危机以后，面对如此巨大的全球金融灾难，如果真正地展开体制上的反思和讨论，恐怕资本主义很难再有任何合法性。但是西方媒体鲜有从制度根本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所决定的，主流媒体都会技巧性的避开不谈。在西方世界，社会主流观念永远都会按照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观技巧性地封杀那些反思资本主义的左派观点。公正的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都有各自的自由，各自的不自由和禁忌，都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对体制异质的观点和力量的排斥，其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哪种制度做得更技巧一些、更隐蔽一些和更高明一些。
但就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着眼于人类的解放和更大的自由尤其是更高层面的自由而来到世间的。尤其是人类在脱离了资本权柄无所不在的束缚之后，才可能真正迈向人类精神的自由境界。因此要说自由，未来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在财富的创造上持续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物质力量的充分支撑以后，表现出来的也必然是自由的大幅度增加。而最终在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的自由，将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自由的充分结合。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每往前一步，就会在更高的层面上促进人类的民主制度的提升和自由程度的提升。未来人们将会发现，公民的民主权力和言论自由权力将随着中国物质财富的巨大提升而提升，慢慢地我们就会发觉我们不会再在制度上羡慕西方了，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中。很有可能出现的一幕是：二十年后不是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民主自由，而是中国政府要求西方改革落后的“商品驾驭民主”和“资本驾驭自由”的现象，实现真正的“社会化民主”和“社会化自由”。在那样的时代来临以后，世界价值观的输出就不再是单向的自西向东，而是自东向西了。
III 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保障人权
由于真正在节制了权力和资本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保障公民的人权。我想，我们一定不能将人权的定义拱手让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因为人类的制度形态除了替代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只有站在人类优秀文化和人类已经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念之上，才能真正站立在全球道义的制高点，建立真正成为符合人类正义感和人类良心的更高阶段的政治制度。
在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社会都形成了人道主义的观念，形成了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的公民权的概念，形成了对人类尊严和人道尊严的基本保障，形成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在内的公民权价值体系。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商品化人类一切领域”的基本特性，使得人权的保障深深受到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一旦人权形成了普遍的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就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社会制度，成为人类应当遵守的价值规范。比如反对酷刑折磨，反对未经审讯逮捕，反对非法拘禁等，这应当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标准。既然在资本主义都能发展出这样的现代人权观念，那么社会主义作为更好的、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就不仅应当接过人类文明价值的伟大旗帜，同时在更高的基础上更加真实地保护人权（对比徐显明2001）。
因此，在人权问题上，当未来社会主义向更深层次发展，社会主义的优势更加深刻体现的时候，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继承者，同时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不重视的社会权——社会保障权、社会福利权、社会人权、教育权、健康权等在全球范围内加以促进。随着人类普遍“社会化”、“理性化”和“非商品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应该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真正节制了权力的任意性和资本的任意性、节制了权势者的专断以后，才能真正在更高阶段更好地保障人权。 资本主义在节制权力方面的确走在我们的前面，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艰苦的制度改造和现代制度的建构，而在节制“资本的专断”方面，资本主义由于其制度本质难以真正做到，这里社会主义就有巨大优势。 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人们的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民主和社会监督，更要求对权力的监督和对法治的根本建构，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是高度重视人权的。
我很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哪怕缺少一点社会良知和社会的人道主义关怀，也不会去关心千百万在恶劣工作环境中、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工人的悲惨境遇；他们缺乏哪怕是一丝人类普遍的良心和社会道德，就绝对不会孤身去和整个制度和体系作斗争；他们哪怕是缺少一点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的信念，也绝对不会去为千千万万与自己丝毫不相关的赤贫的工人去呐喊；如果马恩没有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资本论》这一不朽巨著的。
社会主义者必定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信念和人道关怀的信仰，是真正的人权捍卫者。在人权的问题上，中国不应该仅仅在西方的进攻下进行防守，而是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上，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人权而奋斗。社会主义只有和普世人权相结合，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才能真正体现人类永不停歇的人道关怀，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制度赢得全世界的尊重，重新点燃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主义的深厚信仰。我坚信，在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时候，一定会在人权的保护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人类社会守护人权的典范。
IV 中国崛起带来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复兴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期，人类历史上演了前所未有的“制度移植”和“制度嫁接”的精彩故事。一个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巧妙地借助了以前誓言要推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更加注重制度历史的继承和学习，将资本主义制度积累的优势平移转化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中国的确是借助全球化和资本跨国流动的历史良机，将整个世界的生产线都转移到了中国。
这当中，其实已经深刻展现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西方各国“走资派”要走，生产线要离开母国，到全世界寻找生产要素、价格要素、劳动力和市场最优化的地区，资本流动带动着生产线、管理经验、市场重心和研发中心的逐步转移，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无力阻止这样的全球移动。其实资本是无国界的，资本谋求的是其本身的利益，这并不必然表现为国家整体利益的提升，某些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国家长远利益的损害。资本要求离开本国全球流动，就是资本逐利的根本表现。资本家真的是无祖国，全球化就是要建立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是要把全球变成跨国资本不受约束的超级自由天堂，要把全世界变成一个大公司，将地球变成一个超级的经济系统和超级的株式会社。
全世界任何地区都很难抵挡资本的全球化的势力和超级扩张，西方由于其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使国家很难阻挡制造业资本的潮水般的涌出现象，很少有人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使得西方世界逐渐走向制造业空心化和国力衰落。而跨国资本自以为是的全球扩张和全球资本天堂的建立最终促成了他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也就是世界资本以最快的速度与最集中的流量流入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促进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促进了中国超速的、不可思议的崛起，这是跨国资本势力始料未及的。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必然发展的结果。中国由于几大因素的有利结合，必然在这场全球资本流动的大时代中成为最大赢家：一是中国过去社会投资的红利带来的高素质和廉价的人力资本；二是中国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市场和最大的潜在消费市场；三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远远优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三大要素的综合使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无可取代，要么到中国来，要么失去世界市场。资本逐利的本性注定他们最后一定会到中国，当数万家零组件、配件公司和上中下游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中国形成了群聚效应后，实际上世界的制造业离开中国已经不可能。 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单独依靠投资，而是必须依赖零组件和配件的聚合。一个外资公司可以离开中国到更便宜的印度、越南和印尼去投资，但是一到当地就会发现其基础设施落后中国不下二十年，而且更关键的是，其它相互配合的产业在当地完全缺乏，经济发展依赖于产业和零组件的广泛配合，于是绕了一圈，还是得回到中国。
本来跨国资本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不仅能够控制西方国家，更能玩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于股掌之中。跨国资本正沉浸于“新成吉思汗”的资本征服全世界的胜利之中，眼看苏联——这个国际资本一统江湖的最大的敌人轰然倒下，再看到苏联背后的东欧小兄弟也都“弃暗投明”，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直接交到了跨国资本的手里，又看到中国也转向发展市场经济，吸引外资，一个全球资本最后要攻破的堡垒眼看就要被冲垮，跨国资本不禁洋洋得意，于是就有了美国学者福山于1992年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的观点，翻译成时髦的语言就是：资本势力江山一统，成为全球的霸主。
人太得意和轻敌会出错，一种政治势力亦然。没想到的是资本促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空前壮大，在全球公众和中国公众本身都在纳闷疑惑“中国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金融危机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节制资本和银行的社会主义公共权力的本质，这与西方世界金融资本和银行资本操纵国家相比，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一种体制考虑长远，深谋远略，总是从长期和战略的利益来考虑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另外一种体制只考虑短期利润，财团把国家变成了公司，又把公司变成了国家，他们总是着力于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却罔顾国家的长远利益。
慢慢资本发现了一个事实，不是资本控制了全球，而是共产党中国节制了资本，这真的是人类历史上和制度变迁史上从未有过的精彩一幕。其实这早就有征兆，只是大家在金融危机前没有重视一些细节，更没有想到从理论上来总结这样的发展。比如沃尔玛——著名的全球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都拒不建立工会，而且狡辩说美国法律规定了工会组织必须有严格的条件，世界各国政府也奈何不了这样的综合实力超级强大的跨国公司。而沃尔玛最后在中国政府前低下了头颅，老老实实按照中国法律建立了工会。 这条新闻其实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显示在全球各国神通广大、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跨国公司被中国政府节制了，而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办不到。
最近的谷歌和中国政府之争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涵，表面上看这是个“言论流动”和“互联网络管理”的问题，其实这条新闻背后含有的意义非常深远，它凸显了世界资本势力和中国体制之争：一方寻求的自由其实说白了就是“资本无限控制世界的自由”，而一方强调的管理其实就代表了中国对资本势力的节制。究竟是哪一套规则和话语权取得相对优势，就显示了全球化中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和扳手腕——一方代表的是跨国资本的势力，一方代表的是实行市场经济、但同时节制资本的新版社会主义，结果是谷歌惨败。
也许是上天注定的巧合，在另外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另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市场狭小和国力微弱，采取市场经济后都很难像中国这样逐渐利用并节制了资本，而且开始后发制人，在全球推广自己的模式和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在中国复兴的确有其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广大，不是中国消费群体的广大，不是中国政府动员能力的强大，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单一民族国家想要锁定跨国公司都是难以想象的。居于全世界前五百强的许多跨国公司，其市值甚至超过某些发展中国家一国的国民产值。因此跨国公司是全球化世界的新型巨无霸，真正可以作到富可敌国，西方国家受其制约，发展中国家更是小心谨慎，免得触怒一些巨型公司。只有中国有条件可以将全球的生产线完全挪移到中国来，使跨国企业反向依赖中国，受制于中国的游戏规则。同时中国的模式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雄壮而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可能会在全球和平推广的基本局面。总之，没有资本的逐利特性和全球化，就不可能有资本如此大规模流入中国，就不会有中国短时间内如此迅猛的崛起，而中国崛起又具备了节制全球资本的能力，促进了另外一种“国家节制资本”模式的崛起，这种模式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强国的梦想，而且有效地节制了资本，让跨国资本统治全球的梦想基本破灭。而世界各国目睹中国的空前成功，得到中国模式的启发和示范效应，必将激发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牢牢掌握自己民族的命运。
未来社会主义的复兴需要我们在吸收人类已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真正在实践中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很遗憾，中国的一些极端左派力量还是一再从领袖的个人崇拜、人民公社和“文革”中寻找理论资源，来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这其实是南辕北辙，完全走错了道路。一个进步的国家，一个进步的社会制度，必定是符合人类理性直觉和文明基准的制度，必定是符合人类人道尊严和人类解放的社会制度，既然我们过去制度中一些不好的因素比如阶级斗争、文革中对公民人格尊严肆意践踏等，是过去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错误和偏差，我们就不能再运用这样的理论资源，来开历史的倒车。这样不仅不能促进中国的进步和复兴，反而会让中国离现代世界越来越远，当然就更谈不上复兴社会主义了。
既然资本主义都懂得保护人权，那么社会主义应该当仁不让地接过这面人类共同理想的旗帜，更好地保护人权；既然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发展出了民主，作为一个更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就更要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应该建立更好、更高、更真实的社会民主；既然资本主义社会都强调“宪政”和“法治”，那么社会主义也更应该当仁不让地接过这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火炬，探索建立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宪政”和“社会主义法治”。
一个真正促进民主、人权和法治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中“资本节制社会各个系统”的固有矛盾，必将真正长远地促进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在人类经历了过去两种制度的血腥斗争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之后，两种制度的竞争和角逐开始进入到了文明竞争和文明角逐的时代。当前全球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西方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神奇地实现了“共生”现象，中国、西方谁也离不开谁。这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打击中国难以找到“着力点”的根本原因。未来两种制度的竞争将是文明的竞争，和平的竞争，将是对更高生活水平、更高生产力和更高科技水平的竞争，将是对更好更真实的“民主制度”的竞争，将是“人权保护”和“人道尊严”的竞争，将是“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的竞争。谁做得更好、更成功、更有效率，就会具有实证的巨大“合法性”，另外一种做得较差的制度就会逐步面临“合法化”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持续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财富，中国的国民财富总量超过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候，社会主义就将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空前的吸引力。如果我们的民主体制和对人权的保护做得比资本主义制度要更好，那么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就可以在未来的历史中成为全球的共同信仰，逐步和平地取代资本主义。
中国模式，还需要不断磨练、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的巨大成功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成功，必将在全世界引领社会主义制度的复兴，最终诞生引导世界的中国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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