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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1992年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日本经济因为泡沫破裂难以自拔，亚洲实力格局变化的同时，苏联的解体令欧洲国家发现了机会，迫切渴望填补这一新的空间，于是在1992年2月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这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南斯拉夫分裂，开始了历时数年的民族战争。
图1.11 苏联崩溃后，当时被视为挑战美国的欧盟在1992年成立时的签字仪式
当时的中国正确地确立了国内的经济改革发展是最重要的国策，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对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国无力也无心在世界事务上挑战美国的霸权，相反还采取了与美国合作的态度，于1992年3月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对美国来说，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和投资机会都是巨大的诱惑，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但是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成长为大国的潜力，又令他们担心。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而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他们不同的商业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对华外交政策的两大阵营。
一个阵营是“交往派”（Engagement）。这一政策派别主张美国通过与中国进行更多的交往，来确保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按照美国设计的方向转变。在这个政策的设想中，美国的企业界既可从中获利，而中国又会在美国的影响和压力下转变，成为一个美国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经济发达但政治、军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国。这一政策要求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例如让外国资金在中国的金融等关键行业里控制相当的比重。但同时又意欲逐渐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甚至不惜暗中支持中国内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国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个阵营是“围堵派”（Containment）。这一派别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以确保中国的发展不会对美国的强权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战。这个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国的军事预算，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中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然后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建立起军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国的经济生命线。在舆论上妖魔化中国，削弱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通过对中国的威慑，比如对中国分裂力量的支持，来迫使中国在经济利益上做出让步。
这两个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决的悖论。主要问题是他们都只是考虑到双边关系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意愿，因而缺乏双边良性互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二十四字口诀”(注:指“冷静观察，守住阵地，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二十四个字。)为基点，尽量低姿态，少露面，除了牵涉中国关键利益的事务，在其他无足轻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为贵，以让为主，为中国的发展争取难得的外部环境。
这种不对称不平等的互动，其实为未来的双边关系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种“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当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更加密切，获利匪浅的时候，其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就变得无足轻重，而成了口头空话。而与此同时，当中国的经济对美国和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的能力就越来越小。此时，中国在应对压力上进行策略上的调整，在人权问题上提出“生存权”的观念，让美国企业完全退出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并使美国政府不再把人权作为中美关系的首要考虑因素。至于美国国防工业比较支持的“围堵派”政策，同样存在问题，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中国的合作，而且中国周边的国家对围堵中国的提议并不是很有兴趣。
其结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国转变成美国的傀儡，围堵只会令中国变成美国的强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小心翼翼，埋头苦干，国力变得越来越强，90年代特别是2000年以后, 美国政治上影响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弱。
几个主要的事件决定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性。
1993年，西方国家试图在第二次世界人权会议上推行其“人权大于主权”的理念，试图以此彻底颠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宪章》中尊重会员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原有的联合国原则下，任何国家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当然，这个世界仍然大国横行，但《联合国宪章》最起码能让大国受到一些限制，对弱小国家具有保护作用。而一旦“人权大于主权”这一“人权帝国主义”成为国际法，所有大国都会以此为借口，对弱小国家随心所欲地进行武装侵略，把这个世界重新带回炮舰政策下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而对于大国如美国，小国家却没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权。可想而知，推行“人权大于主权”的政治企图遭到了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抵制。
同年，为报复中国在人权会议上的领导作用，西方破坏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努力，显示了西方的政治实力和对中国的不满。（注：当时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对此事件有详细描述。）
1994年，原本扬言要对中国强硬的克林顿，在亚洲各国和美国商界的压力下，宣布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美国政府以意识形态作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渐失效。但同时，克林顿建议美国国会大幅度增加对中央情报局的代理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官方背后支持的渗透机构，在最近二十年来取代了过去中央情报局在颠覆外国政府中的许多职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格鲁吉亚（2003）、乌克兰（2004）、吉尔吉斯斯坦（2005）、乌兹别克斯坦（2005）、白俄罗斯（2006）、缅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颜色革命”。）的拨款，并创立了不少美国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在全世界对美国重要的地缘政治重点地区，以民间组织的名义，通过支持目标国的反对派力量，以非军事手段的方式，开展有利于美国的“颜色革命”。
1995年，美国允许李登辉访问美国，使中美关系跌入谷底，增加了台湾问题的不稳定因素。
1996年，美国以台湾地区选举为契机，开始了中美双方在台湾海域的军事对抗，并引发了关于中美可能为台湾问题而战、并引发局部核战争的猜测。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大幅度加强。同年，由美国风险投机家索罗斯领头的西方金融资本家在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合谋下，对金融政策失误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发动了经济掠夺战。而中国以全国之力为后盾，在香港击退西方风险基金，并通过人民币不贬值，稳定了亚洲经济，使其他受到重创的各国能够幸存，从此确定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军在南联盟“误炸”中国大使馆。这一事件刺激了中国军队加快现代化进程，并让中国看明白了美国（至少在国防工业和军界）在战略上已经开始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转变。
这一切在小布什上台之后，却突然变成了一波三折的局面。
随着小布什入主白宫，美国由那些在对外策略上激进的“新保守派”当权，形成了小布什上台初期对华强硬的态度。然而，随着本•拉登的战士们将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入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华盛顿五角大楼，美国的首号敌人变成了中东的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中国则从美国的监敌雷达中暂时消失。
接着，美国以其一霸独大的超强实力对中东进行美国式民主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战争。这使中国在其权力真空中站稳脚跟。等华盛顿的战略家们几年以后再次回望中国时，已经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无可奈何，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希望能够在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面出击，抵消中国日渐增长的实力。
本书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不日即将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