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说：“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跌得粉身碎骨的。这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都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都跌得粉碎，何况我们呢？”这段话也许能从一个侧面了解毛泽东在分析各种情况后所下的结论。
７月24日，毛泽东当着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的面说：“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又说：“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去。”有了毛泽东的公开支持，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活跃了。26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时再一次指出：“全国95％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销工作组。
７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被造反派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说了自己的心里话：“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以致“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当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来到会场会见代表。
８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使用了大字报这种非常手段，无疑等于向全中国人民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这个司令部。
在借用群众力量的基础上，8月8日，八届11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８月10日晚，毛泽东独自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的群众，他对学生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此后不久的中央领导人露面的报道中，刘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之后，从原来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
面对毛泽东的大字报，刘少奇仍处于一种有分寸的状态。而毛泽东采取的仍然是进攻的策略。
在造成了一定声势的形势下，10月9日，毛泽东将各省、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的是解决中间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排除所谓来自党内各级干部的阻力。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作了自我检查。他们的检讨稿都曾送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首肯。毛泽东在刘少奇检讨的初稿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他建议把稿子以草案的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征求意见。
10月24日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他说：
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主义。刘、邓错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自己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兵兵讲清楚。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谁会打倒你们？
10月25日，毛泽东在全体会上的讲话中，又说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要想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人。……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还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人干这件事，就上海发起。
对于运动的现状，他乐观地说：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学生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想到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的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对于今后的运动，毛泽东的设想是：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可总结。
11月３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毛泽东特地走到了刘的面前与他交谈了十多分钟，给人以错觉，显示了毛泽东的宽容大度。
1967年１月13日深夜，毛泽东用车接刘少奇谈话。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态度和蔼，似乎他与刘少奇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而刘却一再表示自己犯了错误，这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应当由他承担，他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愿意携妻子、儿女去延安老家种地，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毛泽东听了刘的一席话，沉吟不语，不住地吸烟。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正面回答刘少奇的辞呈，也没有提刘少奇“犯错误”的问题，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临别，还亲自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客气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1967年２月14日，北京怀仁堂会议室，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室两边，阵线分明，一侧坐着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另一侧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和李富春、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几位副总理。对抗在逐步升级。
谭震林指着张春桥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说到这里，气愤已极，站起来就要走，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又说：“过去我犯过错误，以后，还可能再犯错误，在中国革命漫长历史中，我并不是始终站在毛一边的。我不能保证今后不再会反对毛。”
之后，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情况，说了谭、陈的表现，并说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果然，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立即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搞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好吧，我们走！把北京留给他们，陈伯达发配，康生充军，江青绞死，张春桥、姚文元枪毙，我和林彪回井冈山打游击！”最后，毛泽东作出决定：“不能再等了，必须坚决反对这股逆流。”
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并把这次对抗，称之为“二月逆流”。于是，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浪潮，更激烈地攻击党政军领导机关，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全国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全面夺权剧烈发展。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政治局。
由于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和派性斗争的升级，1967年夏季，全国一些的武斗达到高潮。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并出现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浪潮。
1967年7月14日，中央文革派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王力驱车来到华中工业学院，属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名称为“新华工”，王力马上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一来，引来了一场飓风。
另一派是“百万雄师”，它与当地部队属一派，这样就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
谢富治、王力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叫来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针对当时部队官兵的行动，训斥道：“这是要干什么？要造我们的反？立即下命令，都撤走！马上撤！”
陈再道回答他们：“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无能为力了”。
7月20日，部队部分干部和战士的质问发展成围攻，而且把王力揪上了卡车，拉到了军区大院；在那里围攻成了批斗,他们撕了王力的领章,摘了他的帽徽,他也被搞了“喷气式”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二Ｏ事件”。
当周恩来得知武汉发生了事件后，立即命令武汉军区派兵护送毛泽东到武汉机场，然后让毛泽东乘飞机抵上海，这一次也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不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百万雄师”、声讨陈再道的大会。毛泽东说：“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他命令杨成武：“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之后，王力、关锋、戚本禹要揪军内走资派，这样就扰乱了毛泽东的计划。毛泽东下了决心，先抓王力、关锋，后抓戚本禹。
1967年7、8、9三个月，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达到了顶峰。
在外地巡察的毛泽东，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十分高兴地说：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谈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起，谈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当时听了武汉地区情况的汇报后，指示道：“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
1967年9月2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准备过国庆节，他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又说：“明年春天结束文革，接着开九大，除了有问题的，很多老同志都要参加九大。”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作如下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
在掀起批判《修养》浪潮的同时，毛泽东还通过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评论，向刘少奇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神攻势。
1967年３月28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针对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刘对家里人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希望有机会在中央委员会上辩论，他希望有机会在全国人民中进行辩论。然而，在当时他实际上比“阶下囚”好不了多少，在应有的范围内，他的申辩权已经被剥夺了。在批斗会上，刘少奇连开口说话的起码权利也被剥夺了。
中央文革以推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一案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头子”，随后，又写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攻击刘少奇。此时的刘少奇，在与对手的搏斗中继续下沉，他实质上过着的是半软禁的生活。除了每天看看报，在中南海大院看看大字报外，他的活动天地就是自己的住宅，他所能见到的人，就是住在一起的亲属、工作人员和不时闯进他住所的造反派。他的最大安慰或许就是他坚信，历史只会向前发展，他的孩子们还会成长。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1967年８月５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张贴一周年。为纪念毛泽东的大字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三百万人的誓师大会。与此相呼应，中南海里,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各处的院宅内，同时召开了所谓的“批斗刘、邓、陶大会”。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斗争会上，刘少奇的答辩不仅被不停的“打倒刘少奇”口号声打断。此时的刘少奇已是鼻青脸肿，腿被打伤。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1967年8月7日，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书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已失去自由。”但这一切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之后，通过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刘少奇定为“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而此时的刘少奇已百病缠身，处于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状况。1968年10月５日，刘少奇突然两次悲愤交加，失声痛哭，或许是他觉得生活对他太残忍了，太不公正了。
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的反复，至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1968年10月13日至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原八届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中，有71%的人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侯补中委中补了10人为中委，才刚过半数。原八届中央侯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也只有9人。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等，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刘少奇在病榻上听见了公报中有关他的结论，仰天长叹，默默无语。从此，刘少奇完全明白了，什么样的辩驳都是徒劳的，他只有用无言表示抗议。
1969年10月，刘少奇被押解到开封。11月14日，刘少奇去世，在火化场，一具标有“烈性传染病人”被火化。他的火化身上填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