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小小寰球”——处在充满矛盾和不断变化的斗争状态中的小小寰球。因此，他的思维结论，习惯于把斗争看得高于一切——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
在1966—1969年间，中国似乎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首先是敌对的美国，然后是同样敌对的苏联，使中国领导人加强了中国与外界的隔绝状态。由于忙于国内的冲突斗争，毛泽东甘愿让中国的外交关系陷于停顿，毛泽东甚至决定在1967年召回了所有的驻外大使。毛泽东认为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要比越南的斗争重要得多。中国在文革期间采取与外界隔绝的行动是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这些年间，北京不时发表强烈的声明坚定地站在全世界的群众革命运动一边，同时还全面排斥世界各地的反动政府及其领导人。1967年，毛泽东不仅把中国称之为“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还提出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军事中心和技术中心”。
1968年8月20日夜，苏联及参与华沙条约的4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占领了该国，目的在于改变该国执政党的政策。
毛泽东很善于举一反三，他可能把苏联进军捷克看成是蓄谋已久进攻中国的序幕，苏联已将导弹及其他兵种的部队开进远东伙伴内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点建立了新的发射架，安装了射程为2500公里至3000公里的导弹。
9月16日中国政府向苏联驻华代办递交3份照会，抗议苏联军用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
毛泽东或许认为，如果苏联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话，很可能是为了援助刘少奇及其他被清洗的高级干部。虽然他们实际上不再掌权，但他们在党内外的法定地位却可能仍未改变。例如，按党章和宪法规定，刘少奇仍是党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毛泽东无疑想打消他的国内外敌人对刘少奇所抱的希望，而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却给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毛泽东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讲话，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还谈到了国际形势，并且认为苏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要比美国的威胁大。然而，会议公报却把苏联和美国说成是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敌人。美国侵占越南，苏联入侵捷克，所有这些都是进攻中国的前奏，是苏、美纠集各自的盟友从东西方进攻中国的序幕。
在中共“九大“召开前，中苏之间的中国东北边境发生了一系列冲突，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在中国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全面戒备状态。1969年4月1日—24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在国际局势愈来愈紧张的情形下举行的。如果中国不久将遭受严重的进攻，那几乎不可避免地就会导致一个内部混乱时期。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应该服从谁和不应该服从谁。而在前三年，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几乎每一个全国性领导人都受到过攻击。因此，现在到了给那些将实际行使权力的人以法律权力的时候了。
到1969年夏天，四川、贵州、山西、新疆、西藏及其它一部分省市重新出现动乱局面。
新疆出现内部骚乱的同时，又与苏联武装部队发生了冲突，中苏间长期争执的焦点在于核武器及把它们的射向远程目标的装置，在帮助中国向独立的核武器发展道路后，赫鲁晓夫自己也大吃一惊，并设法阻止中国实现这个目标，但已为时已晚，在赫鲁晓夫倒台几天后，中国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10月27日，又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装有核弹头的中程导弹。1967年6月17日，发射了第一颗氢弹。中国宣称不久将利用多级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有一次，毛泽东说：米高扬同我说，有他们的原子弹就够了，他的原子弹可以保护我们，苏联其实是想控制我们，不要我们生产原子弹，苏联怕我们不服他们的控制，怕我们得罪美国。我们是从来不受谁的控制，也不怕得罪哪个，我们是搞定原子弹。我常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谁也不想受限制、控制、吓唬。你控制，我反控制。谁也不要想做我们的太上皇。
中国的核试验引起了苏联军政领导人的关注和担忧，因此，他们在1968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导弹部队，在中国边境建立新的发射装置，并安装带有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显然，苏联向中蒙边境集结导弹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中国的战略设施。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中国怎么办呢？毛泽东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
毛泽东这时想与美国联络，他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毛泽东对外政策的大幅度转变。毛泽东说：“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尼克松总统深知打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门的重要性，在1967年10月，尼克松发表文章说：“从长远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70年2月，尼克松又说：“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60年代末，在美苏争霸引起的世界动荡中，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剧变化。按照毛泽东1964年关于美苏之间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提法，“第一中间地带”，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风起云涌，有力地打击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第二中间地带”西欧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增强。美国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进一步削弱了对其盟国的控制，这不仅有利于西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快发展，而且为中国冲破美国设置的障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美苏争霸世界造成的新的战争威胁，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对，更加深化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西欧发达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如何使所有反对战争的力量汇合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而共同努力，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思考的重要问题。
60年代末期，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地位的斗争加剧，美国的霸权地位日益衰落。美国人发现在美苏间的抗衡中，利用中国这张牌是很重要的，因为中苏矛盾已到剑拔弩张的地步。打“中国牌”将大大增强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地位。尼克松政府从这种目的出发，调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集中在欧洲及其侧翼战略重点地区与苏争夺。因此，积极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便在“三角外交”中争取主动。另外，缓和中美关系，也必将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
基于这种考虑，尼克松在1969年1月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向中国发出了和解的暗示：“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期间，我们的通话线路是畅通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的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1970年2月，他在提交国会的外交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6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格局是复杂而微妙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争霸世界的过程中，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了美苏双方都在注意的一支力量。美国在调整全球战略时，想利用中苏分歧对抗苏联；苏联担心中美联合打破美战略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命运，而且牵动着美苏态势的变化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
1969年3月下旬，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苏联，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样，在中苏两国剑拔弩张的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于9月11日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苏两国政府首脑的会晤及其达成的谅解，使中苏关系有所缓和，促成了中苏边界谈判的恢复。
中共政府首脑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使美国急起直追，加快了走向中国的步伐。1969年12月，在中美会谈中断近两年后，中美双方的代表又开始了接触，商定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样，如四位老帅所预言，通过谈判“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一个新的战略格局在1969年底初步显现出了轮廓。
在世界上，中国开始摆脱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的局面，以不依附于任何大国的独立姿态，成为与美苏并列的一支重要力量，初步构成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初步构成，减少了中国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造成的压力，使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捍卫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增加了主动性和灵活性。
随着中国国际环境的相对和缓，使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大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5月20日，他在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声明中又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应该看到，从号召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要准备打仗，到认为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世界上制止战争的因素大于发动战争的因素；从准备核大国打核战争，到看到核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这里，毛泽东除再次肯定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作用之外，还看到了几个大国对于维持世界平衡的相互制约作用。
当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毛泽东说：有人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害怕呢？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毛泽东伸出他的小手指），而苏联原子弹有那么大（他伸出他的拇指）。苏联和美国的原子弹加起来（他把两个拇指并在一起）有这么大。一个小手指怎么能够对付两个拇指呢？
斯诺问：“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苏联人害怕中国吗？”
毛泽东说：听说他们有点怕，即使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只老鼠，这个人也可能吓坏了，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比如：中国挖防空洞，苏联因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中国人钻防空洞，他们怎么能够打别人呢？
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是谁打了第一枪呢？苏联人叫中国人教条主义，后来中国人叫苏联人修正主义。中国发表了苏联人的批评文章，但是苏联人不敢发表中国的批评文章。后来他们派了一些古巴人，随后又派了罗马尼亚人去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毛泽东说：那不行，如果必要的话，要争论一万年。后来柯西金本人来了，在会谈时，毛泽东对他说：“他将减一千年，但是不能再减了。”
毛泽东提到美国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是不行的（毛泽东把两手摊开）。
毛泽东说：我只是这个世界上打着一把有漏洞的伞的独行僧罢了。
斯诺又问：“你是什么时候终于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呢”。
毛泽东说：决定是1965年1月作出的。那时候，他把一份就要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提交政治局。那个纲领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结果，这个运动首先在军队中进行，由林彪领导。接着扩大到农村公社去，后来在城市里慢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纲领的第一点，明确地抨击了“党内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要求撤他们的职，此刻，它成了新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第一点。毛泽东说：刘少奇就在那次会上竭力反对这第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