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论述到：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章夫在《成败——甲申360年祭》一书中说：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邹纪孟在《学而优则仕——中国文人的仕宦生涯》一书中论述说：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恒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在政坛上多如过江之鲫的文人中，有这两种“力”的人不在少数，如果这些人处于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舞台上，事情就有的麻烦。政治人物与生俱来的对权力和利益独占的欲望、嫉妒的心态，使得他们之间不要说和衷共济，连和平相处都十分困难，必定要争个你死我活。这就是“权力排他性”法则的无情。无数事例表明，权力和能力固然可以成就一个人的功业，也可能毁灭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
几千年来，中国的官僚就是这样，百姓的苦难死活可以漠然置之，国家的安危存亡可以视若无睹，但一关系到个人的乌纱帽，他们就绝不会掉以轻心。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是科技的，一是政治的。人在政存，人亡政灭，当一位主政者离开了政治舞台，他的那些所谓丰功伟绩，基本上也就灰飞烟灭了。政治并不是一步一个台阶地向上走，它经常是原地踏步式的重复，甚至是后退。政治如同磨盘，围绕着远古就铸就的轴心不停地旋转。看看今天所谓的民主制国家，比古希腊进步了多少？所谓专制制度国家，比秦始皇时代又有多大差别？
政治从来都是利益的角逐场，而不是道德的评判台，道德不过是中国的官僚们用以攻击和打倒对手的借口及武器罢了。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受到仇视的指责。不肯放弃权力和树敌太多，都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打击。
官场上的路，从古至今，同出一理：得要领者，得大自在；不得要领者，得小鞋。（《杂文选刊》01.5）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话是一个现代贪官说的。说明当官的目的就是发财，它与《官场现形记》中的说法出奇的一致：“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最好。”一语道破天机，“当官”与“发财”之间的“关巧”与“机心”，就在于把手中的权力变作自己的摇钱树。（《杂文月刊》159）
鲁迅说：“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说：中国仕宦的做官发财思想是中国特殊的官僚封建社会的产物。做官被看成是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何一机会发混财。
蓝野编著的《中国政府大裁员》一书说：
步入仕途的人，都把做更大的官作为事业目标。因为，官做得越大，管的事情越多，权力也就越大，也越能体现为官的价值。
然而，官场拥挤，人浮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