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这一让中国老百姓切齿痛恨，让执政党头疼，让高层领导者不知如何是好的现象，在中国滋长了几千年。近二十年逾烈，发展至顶峰，甚至有危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危险，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谈谈这个话题。
一、腐败现象的普及严重程度。
这一现象首先是从政府官员处滋生，开始时，还只是比较高档珍贵的礼品，诸如名牌香烟、名牌红酒、白酒、名贵手饰、黄金手饰、中档字画、古董之类，任何事情都是从小开始逐步变大的。
记得70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开始了，资源开始成为商品，一些有商业意识的人便开动了脑筋，想什么办法才能让资源向自己靠拢、并聚积？其实很简单：掌握这些资源调配权的人。当时什么都是国家的、政府的，因此，政府官员就是重大目标对象。国家最高层，国务院各部委就是资源的主要掌控者，其次是省委、省政府、地委、市政府，县一级相对就比较缺少可调控的资源了，因为县一级直接面对最穷、最底层的农民。最初是以集体腐败或单位、法人腐败为主。各省市到中央各部门去跑政策，要批文，带上当地的土特产，本省产的名烟名酒，通过各级领导的秘书或下一级干部，以表达一点敬意、一点热情、一点感情的方式将物品送出。
当时，由于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情感纽带在人际、组织交往中占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跑部委、党政国家领导人比较勤的单位、部门自然好处就多一点，因为给谁都是给，给多给少弹性很大，也并无不可，更不用说犯法。谁也不会去想当时那样做会给十几、二十年后的国家和社会带来无穷的隐患。于是送者乐意，收者高兴。腐败就这样在基本灭绝了三十年后死灰复燃。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涉险能力也是逐步升级的。腐败也是如此，从烟酒礼品、首饰金银逐步演变到现金、股份、红利、别墅、汽车、美色、护照，一切你需要的，一切用金钱可以换来的，一切可以给行贿者带来好处的。烟酒礼品多了，无处可放了，于是官员的太太们便动脑子，将这些不花钱的礼品拿到售卖店去换取现金，便宜点无所谓，反正没成本的。售卖店的老板也愿意，以最便宜的价格收进，以低于市面价售出，中间还有很大的利差，何乐而不为？人们现在可以去查查80年代全国各单位、部门的帐单、凭证，任何单位都免不了有礼品报销单。送礼的单位得了好处，个人从单位中又能得到好处，而选礼品的钱又可以从公款中报销，不仅如此，在送礼行贿的过程中，又产生虚报、伪报、开大票的次级腐败。一单位花了1.2万元买烟酒、花了伍仟元买土特产进京送礼，目的达到了，批文拿到手，政策松了口，回单位报销时，票据就变成了二万伍仟元，多报了八仟元，这八仟元被两个送礼的干部私分，其实他们没分那么多，他们花了四百元买发票，赚到这八仟元现金的两个干部就开始动脑筋了：我们每月工资才两百多元，一年不吃不喝才挣两千多元，买台电视机就四千多元，这日子苦熬是到不了头的，这种挣钱法多容易啊。没几年这些干部就积累了不付任何劳动和代价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资本，同时结下了自己随时可用的人脉关系，有了钱，底气足，有了人脉关系，胆子大，于是这张网越结越大，这张网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处级干部、司局干部、部委干部、高干子弟、太子党逐步都罩在这张网下，大家结成利益同盟体，向地产、股票、能源等领域进军。
腐败以礼品的形式重新在中国大陆畅行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便开始以现金的方式向各个领域渗透，大家心知肚明，受益最大的是各级政府中掌握各种有价资源的官吏。然后逐步向行业、专业领域渗透。
银行业是渗透最早，范围最广的行业，因为它拥有任何人都想得到的东西——现金、资本。而现金资本又是中国大陆最紧缺的资源，所以，银行业暴露出来的问题，较早也较严重，你给我贷一千万，我按2%—10%的比率返现金给你，所以与银行某主要领导熟或有某种特殊关系的，都可衍生为利益获得者。有些漂亮女大学生被单位高薪招聘来，专门负责银行领导干部、实权官员的公关工作，大把的现金从美女的裙下贷出，大把的现金回扣又返到银行官员的口袋。
国土规划部门，土地是最好的谋利资源，因为它直接联系着百姓的住家，土地被政府部门从老百姓手中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征到手中，以权力支配的形式批给关系人，从中谋取大把利益，早期的地产商是不需要盖楼的，只要争到地，一转手就是几百万、上千万的利润。现在只需去查查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带的楼盘，首次用地是什么单位，该单位的负责人是谁，就知道，最好的地都是最关键最主要官员的子弟、家属、亲戚、朋友、情人的。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一直刮到现在，如果说银行业的腐败之风加重了现金腐败的法码，那么，房地产界的腐败之风则导致了腐败贵族群的出现，房地产领域的腐败少则几十万，高的几千万，还加国内、国外别墅。
交通行业，国家投入几万亿的资金用于全国各地高速公路的修建，其中腐败的行规标准是5%，在5%范围内来行贿受贿是正常现象，一条投资四十亿人民币的高速公路，其中有二亿是专门用来行贿各级与该公路相关的主要官员的，所以有全国各省市交通厅厅长副厅长没几个不落水，没几个不下马的，有的甚至前任下马不到半年后任又下马了，原因太简单不过了，当厅长已五十好几了，既使升任副省长又如何？不如赚个千把万，老来逍遥自得。
工商税务部门，记得十几年前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沿海某税务局任稽税员的小伙子，他要到管区内二百三十家私营、合资、外资企业去核税、查税，那时还没实行国税、地税分离分征，而中国的各类企业，不少是有偷税、逃税、避税等税务问题的，这可为稽查员大开了生财之门，因为这二百三十几家企业并不是要求每个必查每个必处分的企业，查谁稽谁就是稽查核员说了算，于是每个企业都向他送红包，有的三百、有的二千，也有上万的，过一个中秋节他小子收到的过节红包12 万多元，春节更多，二十六万多。我问他每个企业的钱你都收，怎么交差呢？他说，你以为这些钱我一个人得，我自己又要往上送礼，这是行业内铁哥们教的，我自己拿60%吧，40%用来行贿我的上司及局领导。交差很好办，选几个送礼很少，问题也较突出的，象征性地处理一下不就得了，我虽拿了他的好处，可我可以明白告诉他，你的问题太严重了，按规定是要处罚十几万的，我给你活动了一下，象征性交个一万八千算了，老板不乐意也要愿意，因为他不敢投诉，我的同行照样会给他下马威，而且他的公司的确有问题，其实这是黑吃黑，政府部门中，这种黑吃黑现象也太多了。
工商部门的腐败就更明显了，查没假冒伪劣产品、走私产品，交钱送钱就可以放行，产品出去后照卖，甚至有了更合适的外衣----已经被处罚过了，可以放心大胆的卖了。办一个工商执照要拖上三个月半年的，还要跑断腿，这是不花钱不走关系的办法，而如果找中间人中介机构办，多花五仟、一万，三十个工作日内一定办妥。为什么？有钱分！工商人员要从这本不该交，但被逼无奈只好交的五仟、一万中拿走60%—70%，年检年审卡你的就更多了，不参加法律培训班，不予年审，总之要交上千儿八百的才让你过关，这哪是为民服务的国家职能机关，这些人哪是吃纳税人的粮食养活的公仆，是老虎，是酷吏，是黑手党。有次朋友拉上我去一工商局长办公室小聚，我们进去落坐后，局长回他办公里间打开保险柜存入红包，柜门一打开，大叠红包倒出来，保险柜都装满了。
公安、法院、检察、监狱这些理应最清廉、最干净的也最权威的执法部门，也不能幸免，吃了原告吃被告。律师的从业收费，有30%是要向法院、法官进贡送礼的，我把它叫分成，公安是利用车辆牌照、查验车辆赚大钱，利用查禁黄贿毒赚中钱，利用查户口、上户口、办证照赚小钱。有一个省的公安厅，曾经一次性走私车辆二百辆，浩浩荡荡几个车队，挂着公安的牌儿公开走私汽车，无人拦阻，每台车赚了3—10万元，内地一个市，三个月内放三千八百个走私车牌，每个车牌公安局收3万元，中间及主要领导人私分3 万元，主管副市长及公安局主管车辆交警的副局长撤职一年后重新任用，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组织处理干部的惯用手法，其实是在欺骗人民，欺骗纳税人。
海关、检验、检疫等国门单位腐败就更不在话下。执政的政府各个职能部门都陷入到腐败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甚至连执法部门都没能幸免，紧接着的就是行业风气的糜烂，民间道德的沦表，我们从医疗、卫生、教育和民间制造业来分析吧。
医疗卫生行业的腐败是从建医院大楼，采购医疗设备，发展到采购药品，各环节都有腐败，都存在行贿受贿，那些没有这些相关权利的医生们怎么办呢？他们可都是聪明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明白院领导赚了些什么黑心钱，他们想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处方权和医治病人的治疗权，医生的腐败是从接受病人及家属的红包开始的，他们接受这些红包的时候，心里是平衡的，这是病人及家属自愿给的，我也的确医好了他的病，解除了他的痛苦，接受病人或家属的感谢应该没什么，于是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可要是不接受的话，这些医生们的心理就不平衡了，张医生和我是同一天到医院报到的，他不就运气好分到了设备器材处，混了几年，当了个副处长，可他这几年比我神气多了了牛多了，打牌动不动要打三百、六百、九百，买衣动不动登喜路，买鞋要巴黎原装，手表戴劳力士，去年还拉我去选车。我也是副主任医师了，也是心血管科副主任，我应该比他强，比他牛才对，院领导阔是人家命好，有官当，这年头，为什么这么多博士，硕士削尖了脑袋，放弃专业也要往官场上挤，利之所在。
于是收受红包发展到索要红包，发展到与药商合作开药赚钱。现在一个省级大医院工作八年左右医生的正常收入大约是三千到五千元，内地平均是三千元，沿海发达地区是五仟元。但药商和红包等灰色收是正常收入的1—2倍，医院从病人处除了赚取治疗费外，还能赚取15% —30%的药费收入，还不包括各药厂大约5%—10%的赞助款。而医务人员的工资完全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金。病源量较大的医院，其小金库的钱少则几千万，多的几亿，不信卫生部突击查查，审计暑突击审计一下看看。不过很有可能，卫生部自身就有很多问题.
医疗卫生部门的腐败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病人的医疗负担加重，无论是经济的还是心理的负担都加重，有病治不起在其次，找谁医治，他们开的药我吃了之后副作用严重怎么办？本来只需天吃一种抗生素的，医生给我开了三四种，两个礼拜也吃不完的抗生素，我该不该吃，长此以往，我还该不该相信医生？作为病人，我们不懂医，医生不值得信任了该相信谁？
腐败毒瘤在教育系统的扩散腐败在医疗卫生系统的扩散加深，药商与医生相勾结对病人下手谋利，导致的社会及人际阴影是惨重的。因为与人们健康、生命息息相关的领域被不合法违背良知的逐利行为污染，人们的心灵创伤无处可以医治。最受苦的是底层老百姓。可是家庭教育，少年，青年的成长受到不健康思潮的影响，这可是影响人一辈子的大事，家长们无所适从，不知该怎么办好。教育部门的腐败是从高等教育开始，逐级向下漫延，直到幼儿园都在其中。
大学拥有的是紧缺而又令人羡慕的资源，文凭的发致，学位的授予，大学基本建设投资项目，教材的采购、售卖。招生过程中的收礼、送礼，学生考试中的透题、放分，教师之间为争取职称评聘的送礼、行贿，学术论文的抄袭、发表，只要能带来效益，产生利润，而又在教育系统内大家心照不宣的都可以干。高等教育单位后来又大兴办公司，借风上市，在金融、股票市场大赚钱，如果国家把审计纳入高教系统，我可以断定，腐败问题严重得照样让你目瞪口呆，初、高中、小学、幼儿园是怎么腐败的呢？好学校大肆收编外生，学分差几分几十分的考生，按分论钱，这是名牌、升学率高的学校最好的生财之道，择校生，后门生赞助费涨到了小学每个学位4.5万元，中学6.5 万元。每学期还要交2000-5000元高额学费，比上大学的费用还高，造成孩子起跑线的不平等，不公正，在他们还未涉足社会，还是一片童心的年龄，就领略到了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父母为此所付出的昂贵经济代价，孩子们不懂事，玩兴重，学业成绩不太理想，父母无计可施时就用经济的砝码压他们，造成他们心理紧张，不堪重负。
更可怕的是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们。老师常常要学生带话回家，时而是赞助100元，时而是购买什么课外书，还有购买玩具、校服。每套校服150-200元，可全是尼龙化纤材料，成本最多20元一套，学校为了赚钱哪管孩子们穿上这样的衣服不透气、不舒服。一次一名小学三年级老师告诉全班学生学校十周年庆，要求每学生家长最少赞助100元，越多越好，结果有两位学生家长抵制这种作风，写信告诉学校不能这样做，更不应要求孩子们回家要钱给学校，学校的行为不当，对孩子们影响也不好；还有五位学生家长只给了五十元；结果该校要求每个班主任将学生家长的赞助金额按多少排名，在班上公读。最多的赞助了五百元，最少的是某某同学一分没有，结果那两位一分没带给学校的小孩子第二天怎么也不肯上学了。更奇怪的是，只给了五十元的五位小朋友，其中有一名是班长，成绩特别好，每次是班上的第一名，就因为家境不好，不给班主任争面子，两个星期后被老师撤了职，不能当班长了。后来我调查不少学生及家长，问此类现象普遍吗？此类现象在城市普遍，在农村基本还不存在。有很长一段时间，小学、初中老师接受学生家长红包、礼物。家长们的目的是希望老师关照自己的孩子，多鼓励、少批评，多给机会—班干部、少先队、学校活动等。而如果家长不识趣，学生在班上是要受点委屈的，一是老师经常点名批评，说话难听，二是调整座位，三是告诉其他同学不能与该学生一起玩，不允许互相接近，孤立孩子，多么可怕的现象，就为那一点点小利。
现在整个社会只要有职务，利用职务，有权的利用权力，有关系的利用关系，买官卖官啦，贪污受贿啦，以黑吃黑啦，抓住把柄扼诈啦，无奇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腐。政府机关、企事单位、高层低层无一幸免。老百姓无职无权、无关系、无门路怎么办？他们照样有生财之道，他们可以造假豆腐，他们可以做假酒，做毒大米，他们可以制造大头奶粉，他们可以做假帐，他们可以偷税、漏税，他们可以做一切他们想做的事。因为他们不怕道德谴责，因为他们不相信还有良知、天理，因为他们在做这一切伤天害理的事时，心理是极不平衡又是极为平衡的。极不平衡的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级干部，有职有权的人在拿了纳税人的工资之后，还仍然如此无法无天，无所不干，利欲熏心，背天理违人性，干尽不耻于民的勾当？还在广播、电视、公众场所恬不知耻地大讲什么法律、道德、公正、平等。他们过最奢华的生活，全国最高级的餐厅是他们在吃饭，最好的宾馆、别墅是他们在住，最好的办公楼是他们在用，最好的学校是他们的子女在上学，甚至最漂亮的姑娘都揽入他们的怀中，可他们为何还如此贪得无厌，不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极为平衡的心理是：我无法生存，也没人为我着想，这个社会已经黑白颠倒，人伦丧失，公平不再，我们也干点挣钱快，本钱少的事吧，比起那些贪官污吏来，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医师、教师来，我们这样做也坏不到哪去。这才是这个社会不断出现连正常社会想想都汗颜的丑事、怪事来。不断有假冒、有毒食品出现，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深沉的思考？！
我们连每天必吃的东西都不安全了，我们还怎么生存？！贪那么多钱，你将在无任何安全可言的环境中挣扎着生存，钱又有什么意义？！！而且，这种社会的基本道德底线的冲破，就是源于二十几年的送礼之风，社会和国家灾难更是如此，我们现在要着手整顿、改变、重建高尚道德之风，是如此的艰难而收效甚微。反腐之招，中央高层可以说是招法用尽，也无济于事，甚至有逾演逾烈之势，下级看上级，群众看干部，全党看中央，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必须从正上梁开始入手，严整吏治，改革现行的用人任命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刹住腐败这股歪风。
腐败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肌体的神经末稍。现在要说是某某干部很清廉，人们听来都不会相信，都觉得奇怪，而说哪儿哪儿又出了个大贪官，人们会认为是很正常的啦，几个不是这样，政府官员的威信降至了最低点。政府官员是代表政府的,官员失信了,整个社会的诚信也就大成问题了,这又是今天我们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
你所领导的百姓根本就不信任你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可是你还在台上，还管治着他们，这可如何是好！
我们来探究一下“腐败”这个社会疾病的根源所在吧，主观上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纵横比较之后有心理落差，导致心理的不平衡。
客观上，是制度建设没跟上，制度上有严重的漏洞，体制大转型时期，经济制度转变太快，而弥补漏洞的制度、方法又没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了有空可钻，后来发展到钻空的人越来越多，洞也被钻的越来越大，堵不住了，导致腐败的洪水泛滥。
其实，我认为还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最高权力层在国家建设和国家、社会管理中的某种不足造成的。要管理好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健康有秩序、遵法守法的社会，得必须懂得社会科学，懂得协调与平衡，用严谨、科学、制度、规范、法律的手段来着手制度建设，而这种制度建设是建立在人性、人权的基础上的，即一定要从人性，人本为中心点研究制度建设。
我们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官本为中心设计制度的，一切围绕着长官意思意志转，以长官的利益、好恶为出发点，便官不便民，利官不利民，权力大大，责任小小。人文关怀，人文体贴，人性关注，人性体现得太少，这个社会长期以来，冷漠多过热情，刁难多过尊重，责备多过检省，推诿多过承担，关爱难以启齿。
提倡无条件尊重他人的处世道德观、价值观
尊重他人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道德风尚和价值取向，就会以自我为中心，损害他人利益就会觉得心安理得，就不会有自我内疚、自我遣责的行为。中国将无条件尊重官员，尊重上级形成了主流社会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了政府各级官员只能接受尊重，只能听好话，听不进不同的声音，更是容忍不了杂音、批评音、反对声音的不良恶习，把职务批评、工作评价、百姓争论等一切有利于公共管理，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争论、论证，甚至学术上的争鸣，都视为是对官员、对政府、对上级、对执政党的不尊重、不信任，从而抹杀了这个社会的舆论自由和言论自由，从而也导致了因不同声音无法发出，错误决策和错误思想可以得以漫延、甚至泛滥成灾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和持续十年之久，难道还不是执政党的灾难？可这一民族性、国家性、历史性灾难难道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我认为与党的执政风气不良、提倡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假、大、空有关。
假是不说真话，弄虚作假，大是大鸣大敢，无中生有，空是虚报、浮躁、不踏实地、不干实事。把对人的尊重变为对某一个人、某一些位高权重人的崇拜。批评、检省的声音无法发出，从而导致错误无法得以及时纠正。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难，中国大约饿死二千六百万人，如果有一种不同的声音发出来，当时人为错误得以有效的控制，灾难就不至于延续那么长时间，人也就不至于死那么多，执政党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的时间就会更早，这个国家就会更早地复苏、振兴。
中国人的价值观里，尊重他人是有条件的，如果他尊重我，我就尊重他，人敬我三尺我敬他一丈。如果他不尊重我或我判断不出他尊重了我，对不起，我不会尊重他。由于有不尊重他人的心理准备，恶言相向或拳脚相加，随处可见，吵架声，辱骂声到处可听到。有时这种不尊重的行为是偶然或不经意的，是预测不到的，控制不了发生的，于是不必要的灾难就变成了无法挽回，人多时不经意被撞了一下，汽车上被人踩了脚，上班时因故迟到一会，这种种情况下，你都会听到辱骂、指责、批评等诸多不尊重的言行；而如果我们将尊重他人做为无条件的价值和道德取向，我们就会自觉得从心底做好准备，时刻准备着首先尊重他人，即使遇到突发事件，偶然情况，也会宽容和原谅，从而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尊重，这个社会就会多一点和谐，多一点自省，多一点自我修炼和自我教育，犯罪和不道德就不至于那么普遍和毫无心理阻碍。如果无条件尊重他人成为了主流处世道德和价值观，人们就会自觉地问问自己的言行：我这样做有尊重他人吗？有损害别人吗？即使当时无人知道，我这样做了，会心安吗？会坦然吗？会自在吗？良知上会不会受遣责呢？
提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百姓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施政、理政观
中国腐败之风如此昌厥、严重，与官本位价值取向息息相关的，只要你做了官就受人尊敬，种种优势、特权、利益都向你倾斜，甚至同一种个性，同一种风格，同一套方法，在你升官前与升官后都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你脾气粗暴，当官前是无修养，没教育，升官后是有个性，办事效率高，你官位越高，个性就容易被褒扬。
社会的一切价值取向都用“官阶”、“官位”来衡量、作比较，然后决定敬与畏的尺度，官方将一切干部职务排为23级，知识分子中，中专毕业就算干部了，排最末一级，本科毕业是21级，乡干部是科局级，县长是处级，企业分中央、省、市所属不同，享受不同级别，有一家年销量五亿的市属企业，三万多人，厂是正县级，因为他婆婆才厅级，与该厂相邻的一中央直属企业，年年亏损二千多万，四千多职工，可级别是正厅级，这两家厂一墙之隔，本来有很多业务上的互补性，可两厂厂长攀比职务，官阶的高低，互不买帐，不相往来，舍近求远也不低就。市属企业厂长认为我官位虽低点但我效益好，我有钱，我要不要你的业务都没关系，你来求我了再说，你牛我照样也牛。中央属企业厂长认为：你效益好，有钱又怎么样，厅及干部会议，文件你都享受不到，而老子可以，我与你们市长是平级的，我找你的市长，我不降格，找你就降了格了，我即使需要也偏不找，吃亏的是谁啊？！由于这个国家是以官本位为主流价值观的，所以，一切利益、好处、特权都从这里出发，官越大特权就越多。特权是体现在资源、便利、速度之中的。所以，资源几乎绝对控制在各级大小官员手中，便利则是自下而上，逐级提供，速度则是自上而下由快到慢。
中央某领导一个电话，甚至不用电话，其子女或亲属就能到沿海某市书记那要到500亩中心商住用地，地价款先欠着，或先象征性交一部分，开发赚到了钱再说。启动资金不够，没关系，向银行行长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反正钱不是行长自己的，银行老板又不是私人老板，没人会在每个财年和你较这笔钱的真。
社会上出现了一突发事件或一件拖了几年的陈事，如果碰巧某高官知晓了，最好是就地、现场知道了，这事肯定能办成而且效率极高，官越大办事速度越快，效率越高。总理为民工讨工资一下午就解决了拖欠五年也解决不了的生计费。这是高官为民办好事，可我高兴、拍掌不起来，为什么这么小的事情，拖了这么久解决不了，高官一出面就解决了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不怕老百姓喊冤叫屈，不重视老百姓伸张正义，主张权利，却如此重视高官的一句话、一个批示、一张纸条，甚至一个眼神呢？这不是权力倒置、主仆倒置吗？高官应怕老百姓才对啊。
所以，中国一连串的怪现象就产生了，领导重视、批示的案件，加紧办、破例办，不惜财力、人力、物力集中办，坏了法律程序也没关系，老百姓又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没什么话可说，人力、财力、物力是有限的，往这案上集中了，就会削弱或减少正常案件的人、物、财力，所以，老百姓的案件就往后拖，由于领导不止一个，批示不止一件，可众多的领导又谁也不能得罪，所以把老百姓的事就一拖再拖，老百姓的怨气就这么一月月、一年年地堆积、积累，堆积、积累，时间长了，太久了，老百姓一方面麻木了，一方面你说啥他也不听了，更不用说，我积极主动配合你的号召，积极纳粮、主动交税。公检法司办案是如此，工商税务，财政办证是如此，海关、商检外事是如此，就业、就学更是如此。官本位的歧路走到头啦，不远处就是高墙、陡壁或深渊了。
某特大城市有一条道路，是车辆特多的主干道，大约四公里，只有设计好的三个立交桥交叉道。其中有一公里的路段没交叉口，持续了近十年，突然有一天，这一公里的路段中间开了一个活动的口子，可以过往车辆了，老百姓好高兴，方便多了。我于是多注意了一下周围的高档写字楼，这些写字楼也没什么变法，我于是打听最近省市高级干部中有什么人事、岗位变动没有，因为此口子绝不是为老百姓开的，如果是为了便民，应该是二十四小时都开，可该口子只有晚上七点前早八点后开，其他时间，活动铁栏就锁死了，走不了，后来调查到是某位高层领导人的夫人，也是高级领导调对面上班了，为了不让其绕行一公里，特设此口，晚上自然要关闭，因为晚上该夫人不上班，自然就不会绕行了。此口自然就要关闭，你说荒唐吗？不荒唐，你说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公务员办事不用心吗？办不好事吗？不对，他们太用心了，我甚至可以说，他们用心的程度比任何一个国家公务员都强，因为他们甚至用心到了上司的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心理活动的细心揣磨，只要把这种心思的十分之一用于百姓事业之上，用心为纳税人的服务之上，效益就会不堪设想地好。可惜用错了方向。
美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副总统到了，他居然连面都不出，因为当天他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还因为副总统到这个城市来，事前、事后根本就不通知他，副总统也是来办完事就走。要是在中国，是你设想一下还是我设想一下？我的设想是：要么该市长立即下马，要么该市长明升暗降，一定会有你难受的。可我又根本不需要去设想，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长，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副总统。
我有时在想，中国的领导人，一到某地考察，参观，前呼后拥，事前有招呼，事中有叮嘱，过程有粉饰，警车开道，百姓让路，几十人，上百人围着走一圈，接待单位要劳民伤神又费财准备半个月，花费的人、财、物都是纳税人的钱啊！真正的调查研究是轻车简行，了解到真实情况，回去后认真分析、论证、然后再形成意见，通过会议的形式达成共识，形成决策，这样不更好吗？一切以官为中心设计制度，行使权力，一切利益首先从照顾官僚阶层入手，这是有违国家、社会、民众公共利益之大潮的，现在在世界上还继续奉行这一套价值取向的国家不多了，而且都是威权或专制政权国家，而非民主国家。
要想逐步向民主国家过渡，就首先必须确立“以民为本，为民谋利，以人为本，尊重人性”的施政理政观。
确立尊重人权、言论和新闻自由让百姓选举管理自己公共事务的官员。
这一点，在中国短期内做到似乎还很难，可是不准备往这条路上走，只能是死路一条，任何其它的道路，二百年内都将是死胡同，走不通，因为200年内不会有新的经济形态，比目前自由市场经济合理，更健康的经济形态出现。
人的基本权力是人类经过漫长的世纪抗争取到的，是最适合人类和谐相处，共同繁衍和发展的，任何政治和利益阶层都首先必须承认并尊重这些文明社会之下的人的基本权力，该政治或利益阶层才能有存在的基础，有发展的空间。剥夺或控制这些基本的权力，政治或利益阶层就失去了统治和管理的民众基础，没有民众基础，政权就不会稳定，施政、理政的法理性就不充分，统治者就没有充分的自信心，施政就不会从容，理政就不会气壮。
中国共产党通过武力取得了政权，在武力的基础上进行了五十多年的国家管理和国家建设，成就巨大，很多的方针、政策也符合中国国情、民情，民众基础应该是比较好的。可是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强力的、极赋卓见的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目前自身执政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够透澈，对问题的要害，结症有了解，但缺乏迅速改变的勇气，其实，现在是最佳采取重大措施的时期，执政党现阶段危机突显，腐败特别严重，官僚队伍颓废程度惊人，官僚层的民众支持率极低，官员及公务员整体素质低下，而民众的期待又很高，只要高层痛下决心清肃，民众是百分百支持的，这样可以重新确立执政党的地位。重新确立执政地位后，全套新制度，全部新人马——党内民主选举，一党之内也可以让民众投票选官，千万不能任命各级官员，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从山东任命一个干部到四川去坐镇一方，统揽一切，而且权力巨大，制度建设又很脆弱，这是不科学也不人性的，于党、于国、于民都不利。
管理地方一方的官，一定要让当地的百姓选，执政党可控制该候选人的提名，不过，该提名也应是民主的方式产生。
任命官员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或主要土壤之一，几十年的实践已经完全证明了它的不可行，严重的缺陷，和极不利于民众利益，国家利益，而且，通过这几十年的实践，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现阶段实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普选，在中国又的确还存在太多的问题，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因素，执政党高层又担心失去把握和控制，中国是否又将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这是最大的困难之处。其实很好办，现在新闻媒体还在完全的掌控之中，调动这些媒体工具做正面的，选举的教育，拿出一两个城市作为政治特治特区试点，我想现在拿出一两个城市作为政治特区试点，其难度不会大于邓小平老先生1979年拿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试点，邓老先生自信、自笃、胸有成竹，魄力胆量兼备。他知道好处多于坏处，他知道这是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不同的声音会有，但不用怕，顶得住。那些不同的声音，先不去管它，也不去争论它，好了推广，经验出来了，事实摆在这，说什么也没有说事实有力，做不好，关掉它，不碍大事。所以当时，老先生没拿上海来试点，上海虽然晚了点，可在深圳经验的基础上，一旦实施经济改革，步子快、方向准、胆子大、着着有力、步步牢靠，几年就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了。政治特区同样在中国也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