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家乡，到距家50里外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到1921年参加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党的一大，毛泽东实现了由崇尚改良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到初步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五个“半年”：毛泽东三易学校，又半年当兵，半年自学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的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他一读就是6年。他虽然熟读这些经典，但并不喜欢。虽不喜欢，但学习起来却也极为认真，这使得他从小打下了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后来毛泽东那些充满睿智的宏篇论著，还是那些大气磅礴的诗赋文章，都无不闪烁着民族文化的光辉。那时的毛泽东经常偷偷地阅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杂书”，书中的故事常常引起他深深的思考。像《水浒传》里聚集梁山造反的人物，是少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大英雄，而且这种影响是意味深长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水浒传》是一直陪伴毛泽东的书籍之一。书读的越多，毛泽东就越感到知识的匮乏，为此，他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歌，表达了对知识的渴望：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决心走出家乡，走出封闭式的私塾学堂，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到那些新式学堂学些新知识。但是，讲求实用的父亲却不想让他在学堂里呆得太久，尤其是不喜欢他总读那些没有用的“闲书”，而是希望他到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学成后回来打理和继承家业。对此，毛泽东极力反对，因为他实在不想一辈子小富即安，永远做个井底之鱼。为了能继续求学，他几乎动用了所有的长辈、亲朋和好友去当他父亲的“说客”。父亲终于同意让他继续求学，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冲，也开始了他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伟大人生。
初来东山学堂，毛泽东立即显露出他的超凡才华。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言志”中，毛泽东抒发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他的作文被老师们争相传阅，老师赞赏他“我们学堂多了一名救国材”。在东山学堂，毛泽东眼界大开。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老师们鲜明的爱国思想，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和西学的一些新学科，学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他第一次听说美国这个国家。当他听老师讲“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时，他说，“中国也要这样的人物”。在东山学堂学习的短暂日子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思想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只学习了半年。就是这半年，使毛泽东实现了由小时候信佛，以后相信孔孟，到信仰改良主义的转变。东山学堂是一所提倡“新学”的学堂，在这里，毛泽东深受康、梁的影响。他的同学文运昌（也是他的表兄）送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为倡导变法的书，这套书报，毛泽东“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他认为中国应当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富国强兵。他在读过的《新民丛报》上写道：不能像以往误国朝廷那样“法令由君主所制订，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应该像君主立宪国家那样“宪法为人民所制订，君主为人民所推戴”。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远离改良主义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康、梁的思想行动早已落伍于时代，但是，毛泽东毕竟从研究康、梁及其改良主义学说开始，使他的思想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
毛泽东读书极为勤奋，再加上他比同学们的年龄要大一些，更懂得学习的可贵。所以，东山学堂满足不了毛泽东如饥似渴的求知欲。他听人说，要想学得更多，就要到长沙去，因为那是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有好多更高级的新学校。而东山学堂的校长、老师、同学，看到他年龄较大，学习成绩又好，都建议他去长沙考中学堂，继续深造。
1911年春天，东山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贺岚冈对毛泽东说，愿意带他前往读书。毛泽东再次冲破家庭的阻力，挑着行李走到湘潭城，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并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夹在了父亲的帐薄里，父亲偶然翻到了，上书：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表达了青年的毛泽东立志求学和男儿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
毛泽东从偏僻的农村第一次来到新旧思想斗争激烈的长沙，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毛泽东在这里又度过了大约半年的学习时光。初到省城，毛泽东视野大开。他除了读书，开始更多的关注社会变革，并由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走向革命民主主义 。在长沙，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他由此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被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深深吸引。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民立报》并成为它的忠实而热心的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黄兴在广州起事震惊全国，学生中欲投身革命的人，已是跃跃欲试了。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中的一个。一天，他在校园里贴出文章，公开发表政见：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尽管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敬仰”，但对革命民主主义已有很高的热情。他毅然剪掉辫子，以示反清的决心。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异常兴奋，觉得正在激烈进行的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其中，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没有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混成旅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毛泽东在长沙革命军中度过了半年。他不怕吃苦，极其认真地参加军事训练。每月得到的七块大洋军饷，他基本上都是用来购买书报。这期间，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虽然这只是江亢虎所宣扬的社会改良主义，但他对这个新东西还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写信同东山学堂的朋友和同学讨论。
毛泽东跟军队中的大多数士兵以及正副目（即正副班长）和排长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常常帮助他们写家信和讲解报纸上的新闻，同志们都很尊重这个列兵，认为他有学问，他同士兵中的一个铁匠和一个矿工特别亲近，极其喜爱他们的质朴。1950年夏天，他收到当年同他有过友谊的一个副目的来信，毛泽东亲切地给这位四十年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副班长回了信。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毛泽东倍感失望，决定退出新军，继续读书，以探索新的思想。
毛泽东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警察、法政、商业等专门学校，都不满意。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第二年改为第一中学）。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青年毛泽东愈发感到读书的重要，所以学习起来也就更加自觉、刻苦。一位国文教员很欣赏他的文才，见他喜欢读课外书，便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揽》，这是自上古到明代共一百一十六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我们很难想像，这个十九岁的刚刚从闭塞的农村走出来的、刚刚睁眼看世界的青年，以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境界读完了这套浩如烟海的历史巨著，而且还写下了不乏真知灼见的体会性文章。现在有幸留存下来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也许是毛泽东诸多文字中能找到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不仅文字精炼、极具文采，更为重要的是立论和观点非常突出。如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沦亡之惨也。”由此可见，这时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又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也反映了他政治意识的逐渐成熟。
毛泽东在这所学校也是只读了半年，因为他觉得这种学校的校规太刻板，令人窒息，而且学校所开的课程也实在有限，远不能使他满足，所以他决定退学。
毛泽东对他认定的事情，是敢于采取哪怕是惊世骇俗的行动的。1912年7月暑假前，毛泽东不顾老师、同学的劝阻，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省立一中。他觉得上这个学校还不如自学好，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每天从寄住地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从这时起，毛泽东风雨无阻，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就进去，中午吃两块米糕，直到关门才离开。事情果然如毛泽东所愿，在他自学的这又一个半年里，他按照自己想法和计划，学到了很多，思想再次得到升华。在这里，他读了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类的书籍，包括世界历史和地理教材，近代启蒙思想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和约翰?穆勒的著作。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站在那儿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这时的毛泽东开始真正体会到了人类的知识宝库有多么大，世界有多么大。毛泽东自学的这段经历，对他人生的影响极大，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这其中，毛泽东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在思想层面上，他开始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上升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就在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愿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并深感“极有价值”的时候，远在家乡的父亲得知儿子在长沙“无所事事”，拒绝继续资助毛泽东。毛泽东居住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一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无法再住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重回学校，继续求学。
一个“五年半”：毛泽东博览群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决意报考师范学校。直接原因是为了能让父亲给予他必要的求学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同时，还可以得到学习的机会。另外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膳食、住宿及费用又很低廉。同时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毛泽东觉得开启民智，必须从教育入手。1913年春，毛泽东又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校长看到了他考试时作文答卷，连连赞叹：“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预科三班，该年秋，预科期终考试，毛泽东成绩优秀，编入本科八班，同学30人。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1903年，第一师范即创立于该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这所学校，不仅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是毛泽东以前就读的几所学校不能比拟的，而且学校的办学理念、教育风格也令人耳目一新。如学校特别强调“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强调要从人格、学识等方面全面培养学生。学校既注意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也注重吸引那些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来一师就读。这些，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成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问题，有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的青年。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见异思迁”，而是安下心来，用五年半的时间接受了一次完整的师范教育。
在一师，毛泽东遇到了许多像杨昌济、徐特立这样的好老师，他们的人品和学识都给正处于人生升华阶段的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杨昌济先生，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 杨昌济曾留学日本六年，毕业后又在英国学习三年，后又在德国考察教育一年，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有极深的研究和修养，所以，他特别主张搞学问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一定得有分析、甄别和批判的精神。杨昌济还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鼓励学生要“高尚其理想”，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可以说，毛泽东在一师读书五年半，始终从这位恩师那里受益终身。毛泽东也特别推崇徐特立先生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读书必动笔墨，这是毛泽东一直保留着的一个学习习惯。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每天写日记，读报写摘记，读书写笔记、作眉批，对不易找到的好书，有时整本地抄下，如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出版，他就借来，一字不漏地全文抄了下来，共七大本。
这个时候，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方法。他既善于“静中求学”，为此可以一个人跑到山林里，静静读书，也能够“闹中求静”，为此有时他特意坐在车水马龙的街心看书。毛泽东以他自己颇具个性的方式，如饥似渴地读书，除了认真地上老师们开设的课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他还广泛阅读国文、历史、地理、哲学，还不间断地阅读报纸和新来的书籍。在学校，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洗漱之后，就到自修室读书。课余时间他不是到阅报室看报，就是到图书馆找书，大家睡觉了以后，他还常常在饮茶室和走廊等处看书，因为这些地方的灯光是通宵不熄的。
一师时的毛泽东，不但贪婪地读书，而且开始用自己的视角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语言和观点分析和解剖世界，他读书的兴趣总是和对时势的关心结合在一起。受杨昌济老师道德救世思想熏陶，毛泽东写的文章《心之力》得了许多人羡慕的100+5分（满分为100分）。1915年以《新青年》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以其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崭新思想影响着毛泽东，他随即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而陈独秀则成为
他崇拜的人物。毛泽东曾说他当时非常佩服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毛泽东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彻底抛弃康、梁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向激进民主主义思想转变。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这不但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篇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最早的文献之一。此文并非就体育论体育，而是从国力弱，“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的高度谈起。
这期间，毛泽东越来越不满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尤其是新文化运动这样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不断地影响着毛泽东、改变着毛泽东。这时的毛泽东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变动。1915年，袁世凯为了使日本支持他复辟帝制，竟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主要条款。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汇编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挥笔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在我学子！”毛泽东还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沙城内散发反袁称帝的小册子。 这时的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和接触工农群众。在一师的高年级，他经常利用课外时间和附近的群众接触。1917年夏，他利用暑假和一位朋友徒步九百余里，足迹遍及五个县，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特别崇尚这样的社会调查，认为它既是“锻炼筋骨”，更是锻炼意志。这时期的毛泽东还十分热心地主持过学友会，创办过工人夜校。
与社会的实际接触，使毛泽东体会到要改造社会必须组织一个坚固的团体，要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1917年冬，他和几个朋友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8年4月，在蔡和森的家中正式成立。“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随着实践斗争的发展，到1920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学会后来成为革命群众运动在湖南的核心力量，许多会员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一直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敬爱。老师们认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是“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1917年6月，毛泽东参加一师学生“人物互选”，全校11个班，四百多人参加，34个人入选，他得票最多。
1918年6月，毛泽东从一师毕业，结束了他五年半的师范生涯，这标志着他完全走向社会。
两次赴京：毛泽东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两个月后，为了筹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同时便于在北大听课，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这使得毛泽东除了能够更方便地读到那些进步的书刊、报纸，有条件在学术空气最为浓厚的北大听课、参加学术活动，也使他有机会能和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接触，有机会接触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直接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前沿地带。这个时候，李大钊论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正陆续发表。在这样的氛围里，尤其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开始向着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毛泽东怀着极大的热情拜读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积极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毛泽东在谈及自己这段人生经历的时候曾说：“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19年3月，毛泽东和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去上海，在上海的20多天中，他两次参加学生们的联欢会。4月，病重的母亲在大弟毛泽民的护送下来到长沙，借住在岳麓山下的蔡和森家。毛泽东急忙回到长沙，赶到母亲身边。
一个月后，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作为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爱国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毛泽东受到全面、深刻的洗礼。远在湖南的毛泽东，以他的方式把自己融汇到了这场伟大的运动之中。毛泽东认识到，改造中国则必须从思想理论深层唤醒民众，所以，此后的一两年，他以犀利的笔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写下了大量的讨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檄文，毛泽东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湘江评论》、《新湖南》、《女界钟》、《大公报》等重要报刊上，由此，毛泽东进入了他著述的第一个高峰期。
毛泽东还把他的主张付诸实践。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组织、发动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这场斗争也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通过这场斗争毛泽东作为革命家的实践已经凸显出来了。12月底，毛泽东组织请愿团到了北京。他曾多次亲自带领群众到新华门，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示威。经过斗争，这场“驱张”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他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关键阶段。这期间，毛泽东与李大钊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关于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著作，与刚刚建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人也有很多的交往。毛泽东自己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读了许多关于俄国近况的书，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中文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极具重大意义的飞跃。
1920年秋，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在其后面加了一段话，指出“驱张”等运动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中国要有一个能够实现社会改造的坚固组织，就像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要创建共产党。
1921年元旦，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聚会，研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与方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毛泽东以他极为丰富的求学经历、不断转折与升华的人生阅历尤其是他已经树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慷慨陈词而又不乏理性地指出：彻底改造中国的，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取。会议对各种主张进行表决时，毛泽东等人的主张得票最高。这次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已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灾难深重的中国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极大地影响和加速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来源：《世纪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