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杂的制度安排作简练的概括不失为话语建设的一个好方法。理解中国，特别是解释“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原因，可以把重点放在解读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中国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上。这种解读可以简称为“一国四方”——“一国”，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四方”指的是中国在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民主制度方面，是“协商民主”，包括决策领域内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是“选贤任能”；在经济制度方面，是“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重要制度保证。
“一国”——“文明型国家”
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伟大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重叠。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中国“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可以被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四超”就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四特”主要由“四超”衍生而来，即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这其中的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这些特征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及其制度安排的独特性和路径依赖，意味着治理这样的大国需要考虑诸多的复杂因素，需要一个比较强势、有为的政权机构，它要能够解决好天灾人祸问题，要能够应对人口和疆土规模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历史上比较繁荣昌盛的朝代都与比较有为、比较包容的政权联系在一起。政权不有为，国家就走向衰败，乃至解体（如宋朝后期的状况）。政权不包容，国家就无法对各种复杂的利益进行协调，最终整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利益纷争而停滞不前甚至瘫痪内乱。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其能够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这种制度安排较好地保证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体现出中华文明的传统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的有机融合，也构成了中国与西方制度安排的最大差别，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制度保证。
“四方”——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一是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或“整体利益党”）发挥领导和协调的作用。中国迅速崛起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但不少人还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弱点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政党体制，因为“一党制”不符合西方界定的民主制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将无法应对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和中产阶层壮大带来的挑战。其实，中国成功的关键原因就是包括中国政党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个安排还可以继续改进，但它的生命力非常强盛，因为背后是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传承，同时也汲取了红色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许多营养。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的内涵根本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各个利益集团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各个政党都代表了部分选民的利益，然后通过竞选和票决制，你得 51％的选票，我得49％的选票，你就赢了，我就输了。一旦社会这样“分”了之后，就难以“合”起来了。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而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虽然许多西方政党也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西方各种民调结果都表明，多数民众认为自己国家的政党大都代表着特定的利益群体，而非大多数国民的整体利益。
“文明型国家”是“百国之和”，领导这样国家的执政团体不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党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对国家的发展和百姓的福祉负责，而且要对自己文明的延续负责。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一直提醒国人要“追赶”和“超越”英美，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为什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终要让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出现了“颠覆性”的错误，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帮助中国恢复平衡，一些整天想要颠覆中国的势力和国家还会幸灾乐祸，趁机落井下石。
从制度传承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建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组织规模最大、组织能力最强的政党。中国学习了西方政党的一些有益经验，建立了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但同时又拥有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我们可以超越西方政党模式。
二是协商民主。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这种协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是世界上其他政治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在西方国家，民主几乎被锁定在政治领域内，锁定在国家定期举行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在中国，协商民主不仅是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且也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具包容性和整合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一个决定哪怕是10％的人反对，那也是1.3亿人反对，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宜采用简单票决制中51％对49％、赢者通吃的方法，而是需要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人民内部的最大共识。
中国协商民主包括“新型民主集中制”这种决策体制。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决策比较能够考虑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中国政治制度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大概是世界上最强的。一个接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今天已经形成了“谋定而后动”的共识，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新型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请进来，走出去”等一系列具体的程序和方法。
从传承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和决策制度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种从长计议的传统。同时，也借鉴和发展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曾经对苏联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苏联模式走向僵化，苏联模式下的民主集中制越来越变成了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甚至变成了“一言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体制改革和创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强，这也确实是大势所趋，因为国家发展的任务越来越艰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复杂，没有大量的专业知识，国家是无法作出正确决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实行广泛协商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接一个的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也由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计划，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指导性规划。中国今天无疑已经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长远规划的国家，也是最能落实长远规划的国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决策机制。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进行成百上千次各个层面的磋商和咨询。正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宏观决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总体上高于许多西方国家的决策。
三是选贤任能。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是“选贤任能”。邓小平同志把中国最高执政团队的选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讲过，“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从思想传承看，这种“事业成败，关键在人”的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表达的都是这个思想。如今，中国从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查、征求意见、民调、评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然而，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上上策”（选出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与“下下策”（保证应该出局的领导人出局）的结合。
四是混合经济。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它力求通过市场经济来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社会主义来保证宏观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它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混合；是计划与市场的混合；是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混合；是“市场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种制度安排是对西方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的超越。
中国“混合经济”延续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民本经济学”，即经济发展首先是为了百姓福祉，为了“经世济民”，其主要特点是经济与国计民生联为一体，经济与治国安邦联在一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一个政府如果不能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不能处理好各类急难险重，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时这种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贸易制度、现代银行制度、现代融资体系等，以确保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并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总体上看，我们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又要确保社会主义宏观整合的长处，同时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的“混合经济”不是机械地模仿西方市场经济，而是学习了它的长处，了解并尽可能地克服它的短处，并结合自身的条件不断探索体制创新。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一整套宏观调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组合拳，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2012年瑞士达沃斯论坛曾讨论过这样一个主题：“改造资本主义”，不少与会者把焦点对准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形成的“华盛顿共识”，即“市场原教旨主义”(核心观念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恢复经济平衡，不需要政府进行任何干预)。但随着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扩散和深化，它在整个西方的口碑从未像今天这样糟糕，可在我们国内，特别是理论界，“市场原教旨主义”至今影响还不小。
其实在市场问题上讲得最到位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2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中掷地有声地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我们才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过去数十年的实践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还需要不断完善，但已经带来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一些经济学家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理想的、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式，但他们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除了教科书上之外，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美国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显然不是，美国农业是高度补贴的，中国公司要并购美国公司遇到多少困难，华为公司要进入美国遇到多少障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要亚洲国家放弃政府干预，让市场来决定一切；而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际，美国政府自己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瑞士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也不是，瑞士农业也是高度补贴的，国家对于建筑业管得很严，不让其他国家来竞争，瑞士银行业的保密法延续了数百年，这是典型的不公平竞争。寻遍世界都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
如果说有，大概就是东欧一些转型国家了。东欧转型的时候有两个“休克疗法”，一个政治“休克疗法”，一党制变成多党制；一个经济“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完成了自由化和私有化。最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连自来水公司和出租车公司都彻底私有化并卖给了外国人，但你问一问匈牙利人民是现在生活好还是 20多年前生活好，大部分人会说20多年前更好。
实际上“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弊病在非西方世界早就暴露显形：西方 20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继续削弱原本就很弱小的政府职能，结果这次“调整”只能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告终；西方 90年代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也以彻底失败告终，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还是执迷不悟，最终把西方自己也拖入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其“理性人”的假设，实际上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反思过这种“理性人”的假设及其带来的灾难，他说他处于“极度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状态，因为“整个理智大厦”已经“崩溃”，他“不敢相信自己对市场的信念和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理解是错误的”。此外，今天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的手”已经包括了大量虚假的“看不见的手”。今天是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上用于投机的资金数十倍于世界贸易总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干预和保护，中国所有的资产都可能被西方投机大鳄洗劫一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西方许多人士就开始反思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英国女王曾询问伦敦经济学院的学者：你们为什么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西方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场关于金融危机的反思。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撰文“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以我的观点，经济学界所以误入歧途，是因为就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常常把披着精妙数学外衣的美丽错误当做真理……大多数经济学家死抱着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完美或近乎完美制度的观点……对很多东西视而不见。”美国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认为：次贷危机、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惹的祸。他指出金融家的自我监管是场灾难：“虽然总体来说，被监管符合金融公司的长远利益，但金融家们太愚蠢，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想赚钱，然后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如果这种观点的确是对的，那美国将有很大的麻烦。”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无疑，我们明确地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最受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用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美国梦”风光不再
但今天“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的书，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唐纳德·巴利特 和詹姆斯·斯蒂尔，他们俩是长期做调査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 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査,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囯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平均 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15%。他认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谁出卖了“美国梦”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给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避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来描述。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
或酝酿更大危机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 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是 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长达2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虛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说不定只是下一场危机的前奏曲。
也有学者认为，即使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获取了经济“复苏”成果的149%，最富有的1%的人拿走了“复苏”成果的81%，而其余90%的人的收入还在缩水。如果多数民众的收入持续下降，这又必然导致持续的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美国又该如何支撑其经济复苏 和增长呢？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