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中国工业化的源头，很多人都会“言必称西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现代社会大多数人，对工业化真正的成因与源流缺乏基本的了解。
现代人之所以会认为工业化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这是因为，西方的工业文明是近500年工业化不间断积累的成果，而中国则经历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过程，来自近现代历史的主观印象和宣传的原因，造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印象：中国的工业化成就，是复制移植西方的结果。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并不是建立在原生文明自我成长的基础之上，西方工业文明的种子，正如 普罗米修斯”从奥林匹斯山盗取天火一样，窃自文明世界的中心。 自古迄今，中国从长期的引领全球，到痛失“工业化”成果，再到“工业化”的失而复得，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得与失。一个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缺少必要的人、财、物和长期积淀的技术，产业的存在与发展就缺少相应的基础。所谓工业，是不同于农业生产与服务业，以原料采集与产品加工制造的产业或工程。工业化是社会分工协作发展成熟的结果，有些把古代中国定义为农业社会的学者，刻意无视或否定工业文明的根与源，要把中国工业文明定义为西方文明的附庸与延续。身处工业文明，我们所在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规则同样能够解释久远的历史，一个成熟的工业社会，都需要资源、技术与商业社会中所形成的巨大市场，而维系这个文明生态系统的，则是国家能力。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出现一定规模的工业技术、工业产品，产生符合生产力水平的工业体系与制度保障看成工业化门槛的话，我们可以追溯到3000年之前的商代。
先秦，礼乐时代的工业化
坚持殖民地史学立场，秉承西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历史创作者把商代定义为奴隶社会，与其说是叙述历史，不如说是编写故事。无论散落于全球著名博物馆的殷商青铜礼器、战车和兵器的种类、质量和规模，还是商代青铜文物所体现出来的工业设计、金属冶炼与产品制造能力来看，商代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代。商代文明的源头，则需要在更早的二里头、石峁、陶寺、红山和河姆渡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周天子分封诸侯，规定“天子之城九里，高九仞；公侯方七里，高七仞；侯伯方五里，高五仞；子男方三里，高三仞……天子兵车万乘，大夫百乘。”表面上，这是周初封建奠定的礼乐制度，但在表象之下，却是中央之国对诸侯之国的工业规模限制。参照1922年美英日法意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超级大国衰落，战国七雄作为新兴霸权国家崛起，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各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获得空前发展。韩国宜阳被称作天下铁都，秦国箭头的标准化生产，楚国弩机的精工制造，吴越的刀剑工厂，各国战车的标准化与模块化生产，各国的铸币体系，都体现了鲜明的工业化色彩。
在先秦的工业化进程中，《考工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最值得强调的工业文明阶段性成果，它是人类文明有文字以来，数千年技术成果的系统整理与纪录。它完整的体现了国家力量在工业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秦汉，法制时代的工业化
春秋战国的天下混战标志着先秦礼乐社会的崩坏，而人类历史和工业史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秦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商鞅变法，在更新了国家操作系统之后，秦国迅速确立了与东方诸国的比较优势。秦法中的激励机制、标准化与责任制塑造了一个帝国的进取精神与工业气质。
冰冷、简约、厚重、真实。法律，是对工业化的最好保障，纪律是工业化的结果与体现。
始皇帝一统天下是对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的最好解释，而秦帝国是国家主义的最佳体现。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争霸之后，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秦帝国的精神才被汉帝国真正学习继承，天下由乱而治，汉帝国的国家力量日渐稳固。在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之上，汉代的纺织、冶铁、军工与包括耧车、水车在内的农业水利技术与产品不断涌现，在军工国防与生产生活中得到推广应用。
两汉外戚与豪强把持朝政的结果，造成了国家力量的分裂，最终演化成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世家豪强与中央帝国是天然对抗的，他们是实质上的诸候，自始皇帝一统天下的时候起，封建诸侯就是反集权反统一的分裂力量，秦帝国则是基于暴力力量的国家主义。世家豪强在新的帝国内部发展壮大，他们天生是集权国家的敌人，他们需要解构中央集权，解构国家力量，因为只有支离破碎的国家，才能转化为他们可以消化的现实利益。
权力的分裂与破碎造成了思想文化与国家意识的分裂淡化，进而全社会在现实层面裂解为更为细小的碎片。国家力量的分散为自由思想的泛滥创造了条件，谈玄佞佛的务虚之风，民族融合的国际思潮泛滥成灾，进一步瓦解了国家力量与民族意识，最终造成了五胡乱华与文化病毒入侵的双重灾难。
隋唐工业体系的重建与教训
杨坚在神州乱世中一统华夏，通运河，开科举的背后，是重建国家主义，为以后华夏千年的历史奠定了设施基础，制度基础与人才基础。与其说隋亡于暴政，不如说杨坚杨广持心太急，享国太短，时局变幻，来不及消化整合各方势力，建构完整的国家力量，来不及育天下之才而用。当初汉朝初定，用了整整四代人，才完成了国家的大一统。直到唐代，重建国家主义的短板方才基本补齐。
战争永远是体现工业化成果的最直观手段。唐东征高丽，战日寇，北平突厥、南抗吐蕃、西征葱岭。无论是远征日本水师战船还是能让“人马俱碎”的陌刀，都代表了唐代工业的最高水平。与唐代工业水平相匹配的，是代表近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省六部制度；是《唐律疏仪》所体现的国家法律制度；是以《算学十经》、《唐本草》在内的科技文教体系；是唐长安城坊市布局承载的高度发达的经济活力……
杨良瑶开启了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唐代瓷器出口中东与非洲。
国家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唐代的最大的教训是夷夏之防弃而不用，无原则的开放，毫无防备的兼收并蓄。在这一点上，唐太宗与魏征分歧明显。魏征坚持华夏传统夷狄观：“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强必寇盗，弱而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唐太宗则坚持兼容并蓄的观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萧梁侯景之乱的灾难就在眼前，而李世民视而不见。
然而有唐一朝“国都六陷，天子九逃”，而造成这一恶果的最大成因，不能不说是李世民的天真一手造成的。
今天，那些不热爱国家，不热爱华夏民族，以牺牲主体民族利益，无原则的让渡华夏民族利益，引进劣等民族的人与势力，已成为华夏民族最危险的敌人。五胡乱华痛失半壁江山，安史之乱又把国之繁华付之一炬，青史在前，白骨可鉴。
宋代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近代化与全球化
“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政治清明，文化繁荣，技术进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不少欧洲人眼中，人类文明的近代化，是从宋代开始的。如果说，杨良瑶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尝试，而在航海术与进一步发展的工业体系的支撑之下，宋代才是全面开启全球化的时代。
宋代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宋代建立适应近代化工业体系的文官系统不无关系，在强敌在侧，重商主义，和社会教育普及等因素的促进下，出现了技术革命，产生了活字印刷术、火药、车船、水运仪像台、宋代瓷器等重大发明、工业成就与阶段性成果。轮桨驱动的战船最早产生于唐代，《旧唐书李皋传》中，记载“挟二轮蹈之，掀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杨么义军一种二十四轮车船，它的上层建筑分成三层，高达十丈以上，可以载一千名士兵。1183年，南宋陈镗建造了多达90轮的车船，受到宋孝宗的奖赏。
鉴于唐代教训，宋代采取以武抑文政策，对武将与藩镇严加防范，造成文官管理武官，外行指导内行的情况，军人的求战之心被文官系统的死死压制，虽然军工体系庞大无比，出现轮船与火器等跨时代的工业成果，但没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战争优势，没能把将士的进取之心转化为国家力量与国家意志，以至于出现以输币求安为主导的外交政策。在宋代，岳飞身死风波亭的悲剧并不是孤立事件。当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成长起来以后，包括官僚集团和军队在内的整个社会对利益的追逐，致使他们对蛮夷入侵的危险缺少必要的警醒与足够的准备。物质文化的繁荣，让整个社会都陷入“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迷梦之中。阴柔之态尽显，而阳刚之气无处施展。虽然两宋创造的物质财富冠绝全球，但在庞大的中产阶级与市场经济自由散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国家力量被粉碎与解构，求战者少而避战者众，完全没有集权国家主动出击，封狼居胥的意志与决心。无论东京保卫战、采石之战还是钓鱼城之战，都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城邦而非作为国家共同体抗击外敌。作为睥睨全球的文化强国，工业强国，宋人的血气与勇气，抵御外侮的国家力量，被精致的文艺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消磨殆尽。苟于安，苟于利，寇数至而故态不改。不设防又缺少危机意识的肥羊，终不免于虎狼之口。
元代郭守敬、王祯等人所取得的技术成果，可以看作是宋代技术继承与发展。蒙元作为一个朝代，本质上是基于暴力恐怖主义，进行民族压迫的蛮夷共同体，并不具备文明国家主义的特征与能力，不及百年而亡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
明代，传统中国工业化的巅峰
传统中国的工业化巅峰出现在明朝，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我们今天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郑和远航图，实际上是唐代杨良瑶远航中东与非洲的航海图。坚持殖民地史学的洋奴们，想通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操作，来隐藏郑和时代的中国人完成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完成全球测绘的历史事实 。而从李兆良和加文·孟席斯《坤輿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1421，中国发现世界》等作品中，今天的我们能得以还原明代环球航行的轮廓。在17世纪之前的世界，能够进行全球测绘，完成《坤舆万国全图》的国家，需要同时具备强大的造船能力、成熟的航海技术、专业的技术人才队伍和强大的保障体系，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无论是还未完全从黑暗中世纪走出来的西欧小国，还是驾着小帆船的北欧海盗，都不具备远洋航行与全球测绘的专业能力。传教士最出色的能力，不是传教与传播科学技术，而是撒谎与欺骗。
在工业方面，明代已经出现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技术体系和与之匹配的人才体系，这是数千年华夏文明积淀的总爆发。中国先贤用数千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科学基石，在有明一代终其大成。在《算学十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以《算学宝鉴》、《几何原本》为代表的数学体系；在《黄帝内经》、《伤寒论》，宋元四大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以《本草纲目》、《瘟疫论》、《景岳全书》、《外科正宗》为代表的医学体系；以《农政全书》、《圃史》、《植品》、《泰西水法》为代表的农业水利体系；以《坤舆万国全图》、《肇域志》、《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地理方志体系；以“十二平均律”、《乐律全书》、《舞谱》为代表的近代艺术体系；在郭守敬《授时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以《崇祯历书》为代表的天文学体系；以《新制奇器图说》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体系；以《海道针经》、《更路簿》等为代表的航海学体系；明故宫、武当建筑群、明长城背后的建筑学体系；广船、福船、沙船背后的船舰制造业体系；以《天工开物》为代表的综合工业学术体系；以《永乐大典》为代表的百科全书等。得益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与对知识的重视，我们今天才能从浩如烟海的历史纪录中粗略的还原出中国人建立的工业体系与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18年10月18日，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中德历史研究项目丛书的第一本书籍出版，书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汽车》。孔子学院历史研究员戈尔德•特莱菲尔博士（Dr. Gerd Treffer）研究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蒸汽四轮汽车于发明于1676-1678年间的中国北京。这一发明比卡尔∙弗里德里希∙奔驰(Carl Friedrich Benz)和戈特弗里德∙ 威尔海姆∙ 戴姆勒(Gottfried Wilhelm Daimler) 早了近200年；比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早了近150年。时至今日，传教士作为科技文化间谍早已臭名昭著。鉴于满清反文明、反技术的野蛮作风，南怀仁的技术资料只可能来源于那个刚刚消失的文明时代。
出生于1571年的明代科学家，发明家王徵著有《新制奇器图说》一书，书中记载了“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吸、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动、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沈、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等24种发明，这其中提到的“火船自去”，极有可能就是蒸气机的原型机的一种。
在《新制奇器图说》面世以后，热爱传播知识与技术的转盗士邓若函找上门来，然后末世苦闷、报国无门的王徵就皈依了天主，然后就有了邓玉函口授，王徵执笔的《远西奇器图说》。南怀仁蒸汽机的原型机是否来自王徵，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于转盗士之手，出现于17世纪的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足以证明，包括蒸汽机在内的大批现代科技的源头在中国，出现于那个奠定现代社会基石，出现于那个亡于内祸外患的伟大的时代。在朱棣之后，明朝的藩王并没有形成实质的割据势力，而是加速形成资本黑洞。这与葡西两国的没落同出一辙，但在中国，这并不是主流，不是主要原因所在。土木堡之变摧毁了大明核心力量，自此以后，皇帝被一众官僚架空，整个国家成为官僚、军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社会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泛起，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到明代后期，西方教廷、建奴集团加入利益共同体，国家的危机日渐加深。在买办官僚、割据军阀、建奴集团与西方势力的内外交攻之下，一个伟大的文明烟消云散。现代国家的崩溃并不罕见，相比中国朝鲜，阿根廷的没落与欧美在新冠肺炎事件上的失败，显示了民族精神与国家力量在解决危机时所发挥的作用，而自由主义与去工业化，只能导致国家基础与民族精神的消解。如此看来，以刘大夏转移宝船资料为标志的去工业化，和以徐光启勾结转盗士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导演的“国际合作组织”，其目标与手段就容易理解了。
明太祖终其一生完成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努力，到头来又一次被内部的敌人联合更加凶残的敌人反扑了回来，而华夏民族悲惨的命运，需要500年后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来实现。
满清，文明黑洞
满清的壮大是辽东军阀养寇自重的结果，到了明末，作为影子政府的朝廷已无力组织资源根治养虎之患，拥有实力的资本家集团却没有意愿帮助政府，眼睁睁的看着虎兕出于柙，祸乱神州大地。资本家的眼中只有钱，没有国家，没有人民，没有良心，指望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改善人民生活，与指望老虎不吃人一样天真。
处于蛮荒状态的野猪皮集团在一帮典宗卖祖的奴才的簇拥下得了天下，它们想得不是要把这个国家建设的更加文明富强，而是想着如何把锦绣河山变成一个大猪圈。
在借鉴北朝、辽金与蒙元的统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文明主体进行彻底的解构与粉碎，对文明成果进行转移、销毁，对文明意识进行彻底的清除。
对于华夏文化精英，如不愿归附为奴才，要么身首异处，要么流放。
对于文明成果，要么送给主管国家图书馆、国家科学院的西方转盗士，要么借文化工程与文字狱的形式删改毁禁。
对于消解民族意识，先是剃发易服，留发不留头，进行顺从性验证；然后通过包衣奴才编纂的奴才教材进行教育驯化；接着就是严格限制教育规模，让知书达礼的人文华夏，变成举国蒙昧的化外之地。经过满清几代人的努力，华夏民族的识字率由明代的高峰，跌入识字率不及万分之一蒙昧社会的边缘；从一个神采飞扬的天朝上邦，变成一个个趴伏于地的奴才工场。
基于满清反文明的本质，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抵进国门，满清的野兽爪牙已不具备自保的能力，它所霸占的势力范围，马上就成为掌握先进技术的西方野兽争抢的肥肉。
到了晚清，随着主体民族力量的恢复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势力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之路，然而，这无疑是列强殖民体系内与虎谋皮的尝试，无论胡雪岩的惨痛结局还是北洋水师的覆灭，都是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满清这种文明黑洞，不存在发展成为文明国家和建立工业基础的土壤。只有满清覆亡，中国才会有希望。
民国，有国不如无国
从1912年满清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国在大陆仅仅存续了37年。建国伊始的孙袁之争，使得这个短命的政权带有宿命的色彩。孙中山向袁让渡权力，抛去表面光鲜的政治宣传，足见以孙为首的革命党并无一统江山的决心与能力。而事实上，在义和团与太平天国之后的革命党打着来自西方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口号，此时并没有比前两者更多的群众基础。袁世凯则不同，虽脱胎于野蛮黑暗的满清政府，但他却是华夏主体民族与精英阶层觉醒与自主掌控国家命运的开始。小站练兵，朝鲜抗日的成功实践，让袁世凯有了自己的班底与基础。然而西式的议会选举让北洋政府深受掣肘，为了真正掌控权力，整合资源，实现更大的发展，袁世凯选择回归帝制。也许袁世凯有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雄心壮志，然而，满清300年反人类、反科学、反文化、反工业的积弊，海关、税务、科技尽授于洋人之手，使得工业、人才、舆论完全掌握在列强与买办手中，而当时整个社会都是“民主、自由、平等”浅薄无知的拥趸。于是这位生不逢时的一代雄主，用他的生命证明：回头的路，走不通。袁死后，北洋派系走上的军阀割据的老路，而这些军阀的背后站着各路列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觉醒。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国社会的底层矛盾表面化，学生与市民成为最早觉醒的一批人。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让中国人审视与反思自己的处境与面临的任务。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927年，正当北伐势头正劲之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革命政权的反革命行径充分暴露了其为反动政权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政权还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国民政府，其基础与本质都是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由列强扶持的买办政府。而张作霖与阎锡山的半生经营，全作了日寇的嫁衣。买办政府存在一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多一天要遭受苦难。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他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还是民国期间四大家族的所作所为，无不是把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有人的活着，它已经死了。有的时代存在过，却是不忍卒读的斑斑血泪，人们宁愿将它忘记。事实上，自从蒋汪政权以反革命政变表明立场之时，作为一个形式上才存在14年的政权，已开启自沉模式，而淹没这艘破船的滔天洪水，从1927年算起，只用了22年。
新中国，国家的回归
袁世凯的失败，证明了在列强共治的新战国时代，传统帝制的时间窗口已经关闭。新中国建立，实现了自明亡以后国家的回归、民族精神的回归与传统的回归。1919年五四运动唤醒的是国家意识。1925年的五卅运动唤醒的是民族意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五四运动的另一个任务，是西化与去中国化。五卅运动与此后的北伐解决的是打破旧秩序，而新的秩序如何建立，孙中山的施政纲领并未给出答案，而纵观中华民国主政期间，无非是在连绵不断的战火中从一个幻灭走向另一个幻灭。无论是周代的井田制，秦初实行的“黔首自实田”，还是明初流民的土地分配，都是国家力量主导下的生产关系重建，都是国家力量与国家意志的体现，也都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最稳固的基础。与民国不同，很多人对中共政权的印象只停留在南泥湾的锄头和大生产运动的纺车。事实却恰恰相反，现代中国硫酸的工业化生产，不是出现在民国政府，而是边区政府。而表现为农业生产的大生产运动，其本质却是工业精神与工业文化，是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的体现。
从最初手工作坊的边区造，到黄涯洞兵工厂，再到可以满足淮海战役的炮弹生产，新中国的工业进步速度，足以让世界震憾。很多人认为，若没有前苏联工业项目的扶持，就没有中国现在的工业成就。这是拾人牙慧的说法。前苏联的工业项目确实是雪中送炭，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但若没有这些，中国人并非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无非少一点，无非晚一点，无非牺牲大一点。苏联与中国的工业合作，并非单方面的施舍，而是互相支持。当时的中国，工业发展基础薄弱，但并不缺少人才。从“三钱”对中国的贡献，“民兵导弹之父”林烨、“波音之父”王助、朱传榘、吴健雄等人对美国的贡献，足见即便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仍拥有数量庞大的顶级科技人才队伍，这是华夏民族种族优势的最直接体现。只是很多时候，出于保密的原因，为了国家和民族，很多人选择做幕后的无名英雄。相应的，新中国把土地收归国有，把沦陷于列强之手的海关收归国有，收回租界，废除满清与民国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一手制造万县惨案的英国用紫石英证明了帝国的威权并不比土共的大炮更有说服力。挟二战余威，坐拥半个地球的美国不相信，中国人用长津湖和上甘岭证明了河山的界限。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人用两弹一星核潜艇确立了大国的绝对地位。
对于新中国而言，工业化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必然的回归，是传统的回归，是历史的回归，它从来都不是西方所谓“文明社会”对中国的馈赠。这一点，中兴与华为身有体会。从大明帝国1644年跌入黑暗深渊，到1912年黑暗政权的覆灭；从1949年之前的积贫积弱，到如今的全球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大国。400年，弹指一挥间。
来源：微信公众号“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