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方
社会结构是“人们各种社会关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1〕本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动。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美国社会学一个学派的兴起。第一次变动是美国从农村社会（Rural Society）向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转变，芝加哥学派在这期间兴起。第二次变动是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互动（Local Interaction）转变为全国互动（National Interaction），哥伦比亚学派出现在这一变动中。这两个学派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它们集中表现了社会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它们的研究重点及研究方法分别统治了整个学科各30年。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怎样在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兴起的？为什么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学派总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相伴而生？本文将简要分析这些问题，重点阐述美国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学发展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指出目前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沸腾的城市与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诞生于本世纪初，其繁荣时期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个学派是怎么形成的？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经历着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变动。当时的芝加哥城把这场变革的主要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芝加哥是美国中西部交通、商业及金融中心，在开发西部的进军中，它是美国文明的前哨。１８４０年，芝加哥是个仅有４０００多人的小镇；１８９０年，它的人口数量达到１００多万。〔2〕人口暴涨使芝加哥在美国城市排列中从第２３位跃居第２位，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大都市。但城市人口激增还不能全面反映这种社会变动。移民的大量流入，才是美国这场社会变革的最显著特点。１９００年，芝加哥市１７０万人口中，１／２在美国之外出生。“新芝加哥人”中，有从中西部大批涌来的农民，但更多的人来自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移民的涌入，多种文化的混合，使由于城市人口激增所造成的社会失控陷入几乎无法扭转的危局。整座城市动荡不安。１９１０年，斯蒂芬斯曾这样描述：“芝加哥充满了暴力，肮脏不堪；人们无法无天，相互憎恨，处处喧闹。它敞开着犯罪的大门；它进行着厚颜无耻的交易；它无知而又野蛮。”〔3〕
芝加哥学派从创立之初，就把自身的命运与这座“邪恶之城”联系在一起了。当时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斯莫尔作为学派创始人曾提出：“社会学应当为芝加哥的社会改革作出贡献。”〔4〕这个学派的其他重要成员也对芝加哥的前途充满关注和热情。他们把城市当作“社会实验室”，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重点涉及城市社会问题、移民及其同化及社区亚文化等。这种社会研究所包含的前提是：揭露社会问题可以促进城市正常秩序的建立。当３６万波兰移民涌入芝加哥后，这个城市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华沙和罗兹的第三个最大的波兰人聚居区。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０年，芝加哥学派的托马斯教授和助手一起，研究了这种大规模群体迁移中的移民同化问题，发表了题为《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的论文。这篇论文被公认是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帕克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人物，在他的指导下，一批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论文涌现出来；如：《芝加哥的黑人》（约翰逊，１９２２）、《黄金海岸和贫民窟》（佐尔博，１９２９）等。这些论文后来都成为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一个新时代。它所倡导的实地研究，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社会学以理论研究为重点的发展方向。这个学派对城市化及由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以及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社区调查、参与性观察、定性分析等，在３０年内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本世纪４０年代初，移民浪潮趋于平缓，城市秩序走向正常化。美国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这一历史时期基本结束，芝加哥学派也逐渐衰落。
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哥伦比亚学派
哥伦比亚学派起始于本世纪４０年代，与芝加哥学派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再是城市社会问题，而是个人行为问题，如：读者与听众研究（Audience Research）和市场研究（Market Research）。研究方法也改变了，小范围的社区调查为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所代替；研究者不再进行参与性观察而改用问卷搜集资料；计算机处理资料及一系列统计技术的应用，使得精确的定量分析取代了定性分析。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拉扎斯菲尔德。他是一位数学博士，后来兴趣转向社会学。１９４０年，他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由于拉扎斯菲尔德被公认是２０世纪对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具有最重大影响的人，〔5〕人们通常把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归功于他。这正确无疑。但如果把视野扩大一些，便可以看到一幅描述哥伦比亚学派如何兴起的更准确的图象。
本世纪４０年代，继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之后，美国社会又经历着另一场变动。这是社会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一种转变。全国市场的出现是这一转变的主要特征。１９４０年以后，美国消费品制造业的集中趋势发展很快。战后（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大公司兼并的企业数是战前（１９３５－１９３９）的三倍。〔6〕５０年代后，这种趋势发展更快。兼并与集中使市场由局部扩大为全国。人们购买全国数家大公司生产的名牌洗衣机，取代了本州、本县生产的搓板和洗衣盆。大众媒介也在同期取得了重大发展。与３０年代初期相比，１９４６年全国期刊发行量增加了两亿多份，电台数量增加了２００％，有收音机的家庭增加了２８２％，达３４００万户。〔7〕１９４６年后，增长趋势持续不减。几家主要的期刊及广播公司控制着全国大部分读者与听众。以大众媒介的发展为前提，广告业迅速兴起，充当全国市场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介人。这时，人们的注意力从各自的社区转向全国，依据来自全国的信息作出各种决定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全国市场的出现带来了社会互动结构的转变。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已不再是老板与顾客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纽约人依据报刊上的广告便可决定购买洛杉矶食品公司的产品。全国市场加强了个人在社会互动结构中的地位。在地方化的社会互动结构中，个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际关系、个人与家庭的联系及个人在社区内的影响。但在全国化的互动结构中，个人成为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任何传统的社会关系都不再限制他的发展。社会互动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这种转变，使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日益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地区性的新型互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极是全国性的大公司，另一极是个人。两极依赖大众媒介来连接。这种联系方式是非直接的。
美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提出一类新的社会问题，即读者与听众研究和市场研究问题。大公司与个人之间的间接联系，造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结构性的距离。生产者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却没有渠道收集遍布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信息。影响产品销售的原因是什么？新的生产计划该怎样制定？这一切都含混不清。在大众媒介的传播中，也有因能力有限而难以寻求答案的问题，如：有多少听众收听某广播公司的某一专题节目？什么样的读者阅读刊登在杂志上的广告？
拉扎斯菲尔首先参与了读者与只众研究。40年代初，他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应用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所在的纽约市是全国商业、金融业中心，广告业中心及大众媒介传播中心，这成为哥伦比亚学派发展的重要条件。应用社会研究所通过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为美国新的社会结构中相距甚远的两极（大公司和个人）创造了联系的机会。拉扎斯菲尔德与哥伦比亚学派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培养了一代年轻的定量分析社会学家。在其后的３０年内，哥伦比亚学派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研究重点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统治着整个美国社会学。
美国社会结构变动与社会学的发展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就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常规科学传统是由一个公认的理论决定的，这个理论包含着研究方法和技术，它指定什么疑难问题要加以研究，并且什么样的解决是可以接受的。”〔8〕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学派代表了这种常规科学传统。这种常规科学传统由“问题”、“方法”和“判断标准”三部分构成（这里及下文的“问题”是指构成研究对象的疑难问题）。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社区失序，如：暴力、贫穷、种族歧视等。研究方法以参与性观察为主。判断研究成果依据是否揭露了社区失序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哥伦比亚学派的“问题”集中于个人行为，研究个人的社会特征怎样影响他的消费行为及其他社会行为。这个学派以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反映个人特征的各种资料，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分析个人行为。在回归分析中，个人行为变化中的大部分能够得到解释，被认为是较成功的研究。由于这两个学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方法”和“判断标准”，它们各自在３０年内吸引了大批社会学家，为美国社会学界进行了研究定向。
美国社会学在新旧学派的交替中得到了发展。新旧学派的根本差别在于它们所提出的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不同。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美国仍然存在着暴力、贫穷与种族歧视，这些曾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重点。但是，哥伦比亚学派把注意力转向了读者与听众研究、市场研究等以个人行为为中心的新问题。正是这种研究方向的转移，促成了哥伦比亚学派。美国社会学的历史表明，在一个学派所代表的常规科学传统中，“问题”是核心，“方法”服务于“问题”的解决，“判断标准”表示对“问题”解决的接受程度。没有新的“问题”提出，就没有新学派的产生。
为什么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能够提出具有定向性质的新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学派均产生于美国社会结构重大变动之际？社会结构变动与定向性问题的提出有什么联系？为了解答这些问题，首先应理解“结构断裂”这一社会特征。在美国，每一种新社会结构的形成都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漫长过程；在这过程之初，旧的社会结构瓦解了，新的社会结构尚待健全。这时社会呈现的特征是“结构断裂”。这一特征导致了社会失序。结构断裂酿成了社会疑难问题，社会失序体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能够引起众多社会学家的关注，使问题具有定向性质。
本世纪美国社会第一次结构断裂发生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时期。当千百万移民涌入城市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脱离原有社会组织，进入了现代生活”。〔9〕他们长期以来一直遵循的民俗民规已经失效，新的社会规范是什么？大批移民对于城市社会关系的无所适从，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正是这种结构断裂酿成了芝加哥学派提出的社会疑难问题。
第二次结构断裂发生在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化到全国化的转变中。全国性市场造就了以个人为一极，以全国性大公司为另一极的新的社会互动结构。这种结构把大公司的兴衰存亡与消费者的个人行为紧密连接在一起。个人行为以前所未有的魅力吸引着大公司的目光。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过长，使得在地方化互动结构中直接考察个人行为的大多数方法无效。全国性大公司对于消费者个人行为的考察无能为力，这又一次显示了结构断裂的特征。第二次结构断裂酿成了哥伦比亚学派提出的社会疑难问题。
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没有社会结构的变动，没有结构断裂这一特征，就没有这两个学派赖以形成的核心问题，也就不存在这两个学派。然而，是谁首先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作出反应？是谁第一次提出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不仅是美国社会结构变动的产物，而且是学术精英所创造的产物。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和哥伦比亚学派的拉扎斯菲尔德正是这样的学术精英。他们对社会变动高度敏感，善于识别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同时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为解决不同的社会疑难问题，提出了适当的研究方法。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表明，美国社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表现出结构断裂的特征；这种结构断裂酿成导致社会失序的疑难问题。正是这种疑难问题，为学术精英创造社会学学派提供了条件。因此，观察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首先应分析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正处于第三次变动之中。这是社会责任结构从分散到集中的变化，它始于本世纪６０年代。社会责任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中人们责任关系的模式。这种责任是对合法权益，即应该享受的不容侵犯的权利的保护。责任与权利，存在于社会互动之中。例如：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互动中，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是消费者的权利，生产者的责任是保证产品质量，而消费者的责任是服从市场价格，以保障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权利。没有互动关系，就没有责任关系；互动关系的变化也会导致人们责任关系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社会互动结构的特点是地方化。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区之间都有较密切的关系。由于互动对象相互承担责任，那时的责任结构是分散化的。例如：养育子女、赡养老人是家庭的责任；地方教会除了办学，还承担排除社区内部纠纷的责任。第二次社会结构变动以后，传统的互动关系消失了，分散的责任结构也不复存在。全国市场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发展，把人们的互动关系扩大至全国。在个人为一极，各种全国性机构为另一极的新的互动结构中，朋友、家庭与社区不再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而全国政府的作用却越来越显著。社会责任结构呈现集中化趋势。
美国社会责任结构的集中化，不仅使人们向联邦政府提出越来越多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而且联邦政府为了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各种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它们包括教育、卫生、就业、福利及住房政策等。６０年代中期签署的民权法、选举法、中小学教育法及医疗保健法等，体现了联邦政府对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作出的强烈反应。以民权法为例，二次大战以前，美国黑人大部分生活在南方农村。在分散化的责任结构中，他们各种合法要求的承担者是地方机构甚至某些个人。这种责任结构不利于取消种族歧视，因为分散削弱了合法要求提出者的力量。战后，许多黑人迁居到北方城市，即使留在南方的，也随着社会互动全国化的过程，开始与全国市场和大众媒介建立联系。黑人不必再向任何个人及地方机构乞求合法权利，他们在集中化的社会责任结构中组织起来，“为争取就业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10〕向联邦政府提出取消种族歧视的合法要求。１９６４年民权法的签署，标志着维护黑人权利的集中责任结构的建立。
８０年代，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的趋势仍在继续。１９８８年总统竞选中，如何对人们具有合法权利的各种社会要求作出反应，已成为获取选民支持的关键。人工流产、爱滋病及学龄前儿童的照料等社会问题，都成为两党政纲的重要内容。〔11〕在分散化的社会责任结构中，任何引起总统候选人激烈辩论的这类社会议题，都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那时，从没有人向联邦政府提出类似要求，因为这些责任都被认为应由个人、家庭或社区承担。
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同前两次一样，具有结构断裂的特征。社会责任结构集中化以后，联邦政府承担了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责任，但它的能力不足，表现为不能对与社会政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出准确与及时的判断。例如：某项政策涉及的领域该有多宽？正在实行的政策是否有效？某些政策是否应当继续下去或是否应当修改？联邦政府判断能力的欠缺，是由于信息不足。在分散化的责任结构中，关于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信息反馈是短距离的、直接的。责任结构集中化以后，政策在联邦政府制定，实行却是在地方上。信息传递不仅距离过长，而且是间接的。这给信息收集带来了严重障碍。原有的信息反馈渠道已经无效，新的有效的反馈渠道尚未形成，这是社会变动中结构断裂的特征。这种结构断裂使人们具有合法权益的社会要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影响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
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动向
当前社会变动中的这种结构断裂，为美国社会学提出了新的疑难问题。个人的具有合法权益的要求怎样结合成社会的选择？一项适当的社会政策怎样才能施展充分的效力？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当前美国社会学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尽管若干年前，这种社会政策研究还鲜为人知，目前也还没有形成像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那样的社会学常规传统；但它必定迅速占据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因为美国社会结构的每一次变动，都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第三次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以社会政策为研究重点的美国社会学正在孕育着常规传统的重大突破。为了充分理解这一新的动向，有必要说明什么是社会政策研究。
美国社会政策研究的种类很多。〔12〕当一种社会要求被较多地提出时，所进行的研究被称为“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这是在局部地区进行实验，以检验与这种要求有关的政策规定。这种研究为最高层制定政策时提供信息。一项社会政策实行的初期，通常进行“形成评价（Formative Evaluation）”。这种研究是为了发现政策在实行中的不完善处，提供信息给负责执行政策的管理者，他们有责任使正在实行的政策趋于完善。“总结评价（Summative Evaluation）”是关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它为较高管理层提供信息，以决定某项政策是否收到了预期效果，是否还应继续。以上三种研究分别在政策制定时期、实行初期和末期进行，研究结果为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提供了信息。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政策实行结果为研究重点。一种新的社会政策研究正在出现，它的研究重点不是政策实行结果，而是实行过程，因此得名为“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这种研究把与实行一项政策有关的各个部门看作一个组织系统，检验实行政策之初投入系统之中的钱、财、物等资源是怎样从最高层逐级向下运行，直至产生最后效果；考察在运行过程中资源是否以及为什么被挪作他用或效益不高，以至整个政策被歪曲。与那种仅仅以政策结果为着眼点的研究比较，“过程评价”更成熟了。它注重检验组织内部的各种功能，使社会政策研究向纵深发展。
预言美国社会学孕育着重大突破的根据是什么？一切“重要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异常”，〔13〕“异常”的发现、扩展及其适应构成了科学发现的全过程。美国社会结构的“异常”发展，为社会学常规传统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条件。这种“异常”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已初见端倪。当前美国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使这种“异常”逐渐扩展。
美国社会结构的“异常”发展，表现为社会学研究第一次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次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结构断裂，使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行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政策研究不仅正在解决那些新的社会疑难问题，而且正在使它自己成为一种信息反馈渠道，这个渠道是美国社会责任结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社会学第一次由立足于社会之外，进入社会之中，成为个人与政府及其他全国性组织的中介物。这种变化出现在哥伦比亚学派时代，在第三次社会结构变动中，它开始引人注目。
观察当前美国社会学在研究目的及研究发起者方面的变化，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异常”发展。
美国社会学第一次以提供信息为主要研究目的。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问题，目的在于发展社会学理论。托马斯的《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是他为了讲授“移民”和“社会态度”这两门课程而设计的研究项目。虽然当时的社会学家都关注着城市社会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直接干预，而主要包含于一种假设之中，即：揭露社会疾病可以促进其解决。在哥伦比亚学派兴起之初，读者与听众研究及市场研究都是以提供信息为目的的。但当具有定向性质的研究问题被扩大到各种个人行为时，多数研究在设计时仍然以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最显著的实例是关于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如何影响个人社会地位的大量研究，它们的研究目的显然不是提供信息。当前的社会政策研究，是以向政府或其他全国性组织提供信息为目的的。这种研究可以对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但这并不是政策研究的出发点。
美国社会学第一次主要由从研究成果中获益的行动者担当研究发起者。全国性的互动结构使信息具有价值。社会政策的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直接利益，那些受益者们根据研究结果决定如何行动。在芝加哥学派时代，却不存在这种直接的收益者。当时可能不少人阅读过《黄金海岸和贫民窟》等论文，但多数读者对城市社会问题不能产生直接影响，决策者们采取任何改革措施时，也不以这些研究成果为依据。哥伦比亚学派形成之初，全国性的大公司是市场研究的直接受益者，随着研究重点转向个人各种社会行为，大部分研究成果不再使特殊的行动者受益。第三次社会变动以后，美国社会学的多数研究成果都有了直接受益者，使得社会学研究的发起者发生了变化。芝加哥学派时期，社会学研究的发起者是学者或提供资助的慈善机构，这些人并不等待研究结果，以决定如何行动。与之相反，社会政策研究正越来越多地由政府和各种全国性组织发起。因为他们是行动者，研究成果提供的信息，对他们至关重要。美国联邦各部，例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部、劳动部等都曾是社会政策研究的委托人，他们委托具有研究能力的大学和社会学研究机构，进行特定的社会政策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社会第三次结构变动比前两次深刻而且影响重大。它把社会学研究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使社会学的常规传统孕育着重大突破。全面论述这即将到来的发展，尚有一定困难。可以预料的是，这一突破将使社会学的理论重点发生转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由于个人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是不重要的，社会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各种社会群体是怎样影响和限制个人的行动。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关于社会现象的定义规定了这一理论重点。“几百‘动作状态’，有定或无定，是由外界的强制力而使个人感受的；又或一种强制力，普遍的存在于团体间，且有他固有的存在性，压迫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叫做社会现象。”〔14〕其后有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个人价值观影响的分析等。全国市场与大众媒介使个人的力量得到加强，在新的社会结构中，个人虽然仍受到社会群体的限制，但同时又可以以自己有目的的行动影响社会的发展。个人的意愿怎样变成集体的选择？个人的有目的的行动怎样结合成社会系统的行动？描述这种个人到社会水平的转移过程，是当前美国社会结构提出的重要理论课题。面对这一课题，原有的社会学理论已显得能力不足，具有敏感性的社会学家们正尝试创建新的理论。虽然美国社会学界目前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仅仅是开始，但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所指出的：“毫无疑问，这个课题（指个人到社会水平的转移过程）是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最有前途的新领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