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化道路上常见的认识误区
中国迈向现代化之路上有几大常见的思想误区，有的是从历史传统因袭而来的，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代化新时代产生的，如果这些误区不得到彻底澄清，那么中国未来崛起之路上我们还会经历一些不必要的弯路。
第一个常见的观点就是“藏富于民”。笔者最近看了《贞观之治》这部电视连续剧，整个电视剧再现了盛唐的历史和唐太宗文治武功的一生，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视剧。但是有一次唐太宗在与臣下讨论民生时，导演安排唐太宗讲了一段非常带有现代经济学色彩的话，大意是唐太宗训斥经济大臣，为什么要征收新的税收到国库来，为什么要积累这么多钱到中央，他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不扰民，需要的是清平治理，“藏富于民”。这段话显然不光是在展示唐太宗的英名和远见，更像是针对现实经济状况而言，代表了相当民众的一般看法，认为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因此应该效法古代英名君主唐太宗的“轻徭薄赋”。这样的观点在国内一般是容易引起共鸣的。
第二个常见的观点是跟新中国前27年的道路有关系，因为那个阶段实施的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经济生产效率很低，资源配置很不合理，高度扭曲，因此在改革开放实施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削弱国家促进市场活力，削弱中央促进地方”的观点一度成为流行观点，再加上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联手在全球推进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削弱国家，加强市场”于是一度成为神话般的意识形态，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中国也难免例外。中国在198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削弱国家、增进市场”的改革模式，直到2000后我们才渐渐意识到这种观点的局限和不足。
第三个常见的观点跟第一、第二个观点紧密相连，认为中国要持续发展经济，就应该为企业松绑，走减免税收的道路，减税是灵丹妙药，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活力。持这样观点的人士引用福布斯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振振有词地证明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因此减税是势在必行，非此国家经济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
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认识论的误区，听起来很有道理，也有相当说服力，很多人会接受这样的观点，所以在这里笔者设法一一加以澄清。
第一种观点，如果是相对于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战乱之后，君主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那是完全正确的，笔者任何时候都赞成不与民争利的观点，也非常佩服唐太宗的雄才大略。但是如果把国家必要的税收收入和“藏富于民”对立起来看是不正确的，无论是封建主义的国家、帝制皇权国家，还是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都是国家的根本。普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更是税收国家，税收是国家的生死线，没有国家基本的征税能力，国家的基本功能都完不成，何谈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保障，即使是在汉武帝和唐太宗时代，如果不是以国家的基本财力为依托，何谈对匈奴和突厥几十年的战争，汉朝居民可能时时刻刻要面临匈奴的骚扰，唐朝可能不断面临突厥侵略，寝食难安，在这样的局面下何谈大汉盛世与大唐盛世的全面展开，何谈经济全面的发展，何谈真正的休养生息政策。“藏富于民”如果表述的是合理的征税、合理的民间资本积累的话，那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解读为国家税收越收越少的话，甚至认为国家减少税收才能刺激经济发展的话，那就是非常片面的。中国历史上明王朝实施的就是一种保守内敛的财政税收模式，跟宋朝积极进取的发展工商业、扩大工商业税种的积极财税模式不同，保守的洪武皇帝朱元璋欣赏的是古典的所谓“轻徭薄赋”的征税方式，认为不与民争利，可以保朱家王朝万年。洪武时代的税收方式让中国一下子倒退到唐宋之前，不仅没有扩大工商业的现代税收的税种，反而倒退到以农业土地税收和盐税为主的传统税务项目上去。整个明朝时代，人口急剧增加，中国工商业规模已经使得中国来到工业化革命的前夜，如果是用宋朝的思维方式治理明朝，中国历史将彻底得到改写。明代中国，而不是英国，将成为当时最有可能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遗憾的是，明王朝不仅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文化专制，更为致命的是，明朝使得中国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阶段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明王朝终其276年统治，都没有有效地发展社会中间层，更没有建立中央财政和地方官员的有效联结，使得中央税收汲取能力极端低下。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中，用宏观历史叙事和国际历史比较的方式显示了明政府的财政税收低效性，其研究结果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根据黄先生的计算，16世纪后期明政府每年的各种税收合计只有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上升到1.5亿，而平均到每人则是0.2两白银；而同期的威尼斯城邦税收竟然达到300万金托卡，折合36万盎司的纯金，而威尼斯的人口仅为10万，这等于人均税收是3.6盎司的纯金。明王朝的每人0.2两白银相较威尼斯的每人3.6盎司纯金，双方的差距竟在200倍到300倍之间，即使考虑到威尼斯是城邦国家，财政来源以海外贸易和工商业为主，但是这样的差距的确是太惊人了。黄先生继续指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赋税能力扶摇直上，人均土地税能力已经是清王朝的八倍，最后英国的税收终于超过了人口百倍于其的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帝国是在“藏富于民”，后来的大清也是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却在不断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和国家管理能力。
笔者认为，在思想理念领域把“藏富于民”与国家提高税收汲取能力对立起来是一大误区，也是现代化的障碍。因为我们一般把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阶段描述为“藏富于民”，而认为封建主义的中国正是因为横征暴敛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历史的真实面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大幅度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能力，明帝国、清帝国的税收汲取能力却低得惊人，国家连官僚体系和军队的正常俸禄开支都发不出，只能鼓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其它前现代化社会都有相同特征，比如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统治者苏丹可能很残暴和专断，但是国家普遍的管理能力、组织水平和税收汲取能力却是低下的，因此充其量是一个专制的“弱国家”。这与我们传统的观点不同，认为专制君主是无比强大的，恰恰相反，大多前现代的帝国管制水平都很低效，远远不能和现代国家相比。其实，资本主义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国家管理范围不断扩充的过程，因为要促进私有企业的发展，要建立商业信用，要促进金融市场，要发展贸易和工商，就必须理清产权关系，就必须通过大量关于商业、信贷、破产、遗产、产权等法律，而这些都需要国家扩充其国家机器以实现其现代管理功能，而国家机器（政府部门、议会机构、法院）运作的财政来源均为税收。正是因为国家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建立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和商业秩序，通过了大量的现代法律，建立完备的现代司法体系，现代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也才会出现西方商贾富可帝国的现象。如果说有“藏富于民”的情况，这显然不是因，而是果，我们不能倒果为因。事实上，是日益强大的国家能力和全面的管理体系促进了“藏富于民”，如果国家秩序一团糟，想藏富也无钱可藏。古代帝国与现代工业国之最重要的差距是现代管理能力的差距、国家税收汲取能力的差距，无论封建专制看起来如何强大，究其实质是个国家现代能力完全缺乏的国家，也是社会组织水平极端低下的国家，因此仅仅强调“藏富于民”的说法的确是偏颇不足的。
第二种看法笔者已经在崛起策二十二和二十三多次提及，现代国家的功能分为古典职能和现代职能，古典职能包括国防、外交和内政秩序，包括全面完备的现代司法体系、法院、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离开任何一条古典国家功能，什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谈不上，因为国家的存在是一切的基础；国家的现代功能包括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环境保护和经济服务等，离开了国家的现代功能，就会出现公共产品严重生产不足以及人力资本遭到损害的局面。如果说古典国家功能保证了国家生存和建立了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秩序的话，那么现代国家职能就是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两条功能离开任何一条，都不会有国家的生存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过渡经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国家都大幅度扩张了国家管理功能，因此要削弱国家去发展市场是荒谬的，也是违反世界潮流的。国家和市场都是现代社会重要的机制，都必须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同时强大，双方的存在是一种强烈的互补关系，也就意味着，国家和市场不是零和关系，而是相互服务于对方，因此应该提出“扩大国家管理能力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说法，而不再提“削弱国家”或者是“小政府、大市场”的说法。如果非要用强弱关系来表示国家和市场，那就是“强国家，强市场”最合适，两边都不能偏废。
如果第一和第二种误区得到澄清的话，就不难理解第三种观点。税收是国家古典功能和现代功能的基本来源，是国家的生存基础，减税在西方国家是民粹主义政治家最爱使用的选举手段，用来取悦选民，诱使选民投自己的票。减税听起来很取悦民众，但却是最不负责任的政治手段，民众第一反应总是很高兴，觉得自己可以少纳税，收入就更多了。但是选举政治中的政治家从来都不会明说减税后的后果，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下降，那么国家该如何完成本来应该完成的职能呢？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在选举中很少提到这一点，其实结果也是明显的，国家势必削减公共项目和公共支出，缩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经费，然后把一些项目顺势推向市场，美其名曰“扩大公民自己的责任”，实际上却是在推卸国家的责任，最后公共支出删减的后果还是要由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民众来承担，因为高收入群体无论怎样改革都可以购买昂贵的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而普通老百姓一旦失去国家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的保障就可能立即陷入困境。因此笔者提倡在我国的国情环境内，一定要慎言减税，因为我国公共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水平本身就很低，公共产品和设施非常不足，社会保障网络覆盖率很低，国家要扩大现代管理效能，就必须持续扩大国家税收汲取能力。考虑到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依然偏低，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三个百分点，那我们就更加应该慎言减税，而是应该建立全面的税收管理系统。
福布斯公布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是：我国诚实守信缴纳税收的企业其税率是不低的，这里企业的税率不光是营业税收，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这两项合计，显示从微观看中国企业的税率其实不低，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税负如此之低呢？归根结底是缴纳税收的企业只是一部分企业，而不少企业依然会逃税漏税和作假账，而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才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国家实际的监管能力和税收汲取能力依然不足。因此，我国建立的财产申报制度是完善税务监督系统的重要举措，同时建立健全的会计审计制度恐怕也是刻不容缓了。
二 数目字管理对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一系列关于明朝历史研究的书籍中提出数目字管理的独特视角论点，他认为中国15世纪以后落后于西方与中国落后的数目字管理水平有很大联系（试比较黄仁宇的著作《万历十五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大历史不会萎缩》、《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等）。数目字管理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化管理水平，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理性科学的方式、运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段进行精确的管理。资本主义崛起重要的特征是工商业的崛起、货币经济的扩张和理性化经营方式的发展，这其间首要的要求就是精确管理和集约式的管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粗放式”管理，这主要指的是非现代化社会，其数目字管理水平很低下，国家缺乏基础的经济核算水平和统计水平。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其经典名著《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提出资本主义产生其实是经济理性化的重要过程，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要求企业能够对其赢利状况进行精密的核算，要实现这样的企业管理，就必须有记帐系统和合理的复式薄记，就必须建立精密的财政会计系统，就必须有相应的能力进行实物计算和货币计算。韦伯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数目字管理”或是“数字化管理”的说法，但是在其广为阐述的经济理性化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当中是可以深刻体会到数目字管理对于西方国家崛起的重要意义的。
黄仁宇先生则把数目字管理从不同的对比历史研究中抽象出来，认为数目字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的秘密，15到16世纪英国是第一个实现了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而同期的大明王朝则是一个非数目字管理的国家。从国家层面意义上谈数目字管理，而不仅仅是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角度来谈数字核算，是黄先生的重要贡献。其内容所指涉的是：一个国家通过全面的数字化和集约管理的手段，对国家重要的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从而实现国家各个领域可预见性发展和科学预测。资本主义崛起阶段，正是和经济学、财政金融学、统计学、会计学和测量学推动下实现的数目字管理水平紧密相连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发展上重要的瓶颈，一方面中国是古代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数学水平在在西汉年间就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古代科学创造能力和数学领域的领先地位使得中国具有数目字管理能力的巨大潜力，而中国古代很早就具有人口统计、土地丈量、工程建筑、运河修建、漕运等国家能力，这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而近代晋商和徽商的经营中也具有很精密的赢利核算和记帐系统，可见，中国人从其智慧程度而言，不仅对数目字不陌生，而且完全可以抓住历史机遇迈向数字化管理的现代化社会。但是中国恰恰和近代资本主义和工商业时代数字化管理擦肩而过，其根源还是跟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系。笔者前面提到，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开放水平最高、最具活力、工商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宋朝时代中国已经历史性地来到工业革命和数目字管理的门口，只要再往前一步，历史巨变就要发生，但历史的偶发性让我们错失了良机：宋朝自从诞生那天起就处在毁灭性极强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他们的破坏性力量一直威胁着宋朝的生存，先后导致北宋灭亡和南宋灭亡，而当时工商业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并没有能够转化成新式的火器可以有效御敌，以至于蒙古入侵让中国直线历史前行的进程遭到空前逆转。及至朱元璋驱除蒙元建立明帝国的时候，整个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财税制度、文化元素、社会心理等都产生了逆现代化而行的发展，中国不是离数目字管理水平越近了，反而是逆向行驶，离数目字管理社会更远了。黄仁宇指出，明王朝整个漫长的时期，都没有对全国土地进行有效丈量，仅仅在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其间，明政府设法丈量过土地，设法摸清家底，弄清国家基础的税收来源。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和地方豪强的反攻倒算，明帝国唯一一次摸清家底的政策也无疾而终。明朝不仅在财税制度和土地丈量上开始落后于新教徒的英国，更在现代社会关键领域如工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数目字管理水平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明帝国逐渐被西方赶超，不是中国人的智慧不如欧洲人，也不是中国商人天生不具有数字化水平的能力，更不是中国人不精通数学，相反，多少经验都证明，中国人具有卓越的数学能力，中国商人也具有天然的资本主义精神，在15到16世纪这一大时代的转折时期，中国最缺乏的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管理型介入，缺乏国家制度层面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能力，缺乏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各个行业积极有效的统计能力和干预能力，更缺乏国家为理性经济行为、商业行为、信贷行为建立的普遍法律规范。中国单个商人数字管理水平不会落后于欧洲商人，但是国家体制的限制和制度的落后却严重制约了数字化管理水平的发展，也进一步严重制约了工商业迅速的发展。
即使到今天，一个国家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依然是该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尺，越是发达的国家，对各行各业统计核算的能力就越高，就越有强大的管理能力，能在经济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进行精确集约型的管理，并进行各个领域的科学预测；反之，越是落后的国家，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就越低，就越缺乏统计核算能力，也就越是无法提供各行各业完备精确的数据，也就越是没有能力进行科学的预测规划，政策制定就越依赖于领袖人物专断式的、非专业化的任意决定。
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人文学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触，第一、二、三世界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水平的差距，也是国家现代管理能力的差距，更是国家提供数据能力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难查到，常常不完备、支离破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是提供数字能力最差的国家，许多基本经济、社会、人文数据完全缺失，有的国家甚至不能提供像样的人口统计数据，部分非洲国家自从摆脱殖民统治以来从来没有进行过全国人口统计，因此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关于某些国家的人口状况也只能采取“预测”的方式，实际上就是猜测。而第二、三世界国家在各个领域比较能够提供完备数据的国家比如南非、肯尼亚、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比较有秩序、管理能力较强的国家，仅仅从数目字管理水平而言都可以预测，这些国家将来会有不俗的长时间发展。而苏丹、索马里和阿富汗等一些处于战乱的国家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其数目字管理水平也是最落后的。
因此从数目字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一个现代化国家就是数字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个后进国家则是指数字化水平低下不足的国家。前几天查询关于各国税收状况的时候读到一篇关于巴西的报道，报道告诉我们巴西采取了先进的税收识别制度，实行税收识别号管理。每个人一出生就得到一个11位数的税收识别号码，而每个公司建立之日就立即被赋予一个13位数的号码。因此无论一位巴西公民在哪里工作，这个税收识别号将始终跟随，因此其收入都在税务局的管理范围之内，即使是公民在银行开户也必须提供税收识别号码。因此无论在任何地方，国家通过税收识别号码可以在国境上任何地方控制税源。这与笔者在德国的经历是相似的，任何一位公民，也包括有工作许可的外国人都有税收识别号码和社会保险号码，通过两个号码将有效地防止税源流失，同时这也可以保护公民，因为雇员在任何形式的企业工作都必须参加法定的社会保险制度，通过数字管理可以有效防止雇主不为雇员办法定社会保险。这里就充分体现了一个现代社会强大的数目字管理水平和数字化水平，没有一个完备的数目字系统任何国家功能都很难有效扩展开来。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对现代化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对西方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一些简单描述，比如西方社会被简化为“民主”的、“自由”的，似乎国家什么都不管制，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人性得到最大的自由发挥，而中国则是“充满管制”的、不够“自由”的。这样的对现代化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现代社会确切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管制社会，或者可以说是管理社会，自由只是在强大管理和管制能力下的有限自由，而不是国家不管一切的公民任意自由。现代社会中，一方面大家越来越个性化，可以奇装异服，可以有嬉皮士，可以听各国的流行音乐，可以到处去旅行游玩，可以有言论自由发表观点，可以自由地进行结社，从这些方面来看，个人确实是自由了，国家不会干涉公民的个人生活、个人爱好和民间社会的自治。可是现代社会里我们又失去了很多“自由”，比如每个孩子到7岁时无论他本人是否愿意、无论家长是否愿意，他都必须走向学堂，而这在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里到是一项自由，国家不会用法律的形式去规定孩童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就该上学；只有在现代化社会里，童工才是禁忌，而前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从来不会干预雇佣童工；在前现代化社会结婚是个体和家族的事，而在现代社会两个人结婚则必须达到国家法定的婚龄，须得去市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个体的行为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现代会社会里平时可以很自由，可是一旦上班却非常严格，工时纪律严格约束人们的行为，随便迟到早退必定受到严格的现代企业管理的约束，而在农业社会里，几点去田间劳作，每天工作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家，都是非常随意和任意的，是个人行为，而这在现代化社会却是组织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社会的“自由”是更少了；又比如个人所得税申报，公民必须将所得收入的一部分纳税给国家，一个人无论在国境范围内的任何地方都无法抗拒国家的税收管理，都必须依法纳税，每年还必须填写繁琐的税收申报单，而在农业社会国家，税收的管理是极其松散、混乱和碎片化的，国家没有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去建立覆盖每个居民的税收管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社会可能更自由，现代化社会更不自由。
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现代化社会实际上是个监管社会和规训社会，国家表面上看更加自由了，事实上国家干预的程度更加精密化、隐形化和深刻化，国家力量配合精密分工的现代专家知识实现了对社会更加深入的组织和规训。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也认为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文明规划全面展开的历程，公民在某些方面的确更加自由，但是在更多方面却是被国家制度化的力量所规划、调控和形塑，国家通过大量制度化的机制让公民逐渐把外在的约束（Fremdzwang）转化成内在的自我约束（Selbstzwang），并自觉把许多规范看成是社会规范和公共规范，并将其看成是一种“超我”的社会化机制去遵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7岁就要去上学，18岁以后就要办户口身份证、服兵役，念完书以后就要去工作，60岁以后就要退休？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工作的时候每年都要进行税收申报，赚了一笔钱就必须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是现代化社会国家强大管理能力带来的人们社会化与自我控制的过程。我觉得把现代化社会描述成为监管社会是有点过激了，但是单纯把现代社会描述为“自由社会”也是不到位的，笔者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自由和强大管理并存的社会，国家强大的现代管理能力和公民自由同时存在，这构成现代社会一大奇观，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社会才更加准确、全面。
三 全面提高我国数字化管理水平
刚才谈到，现代国家持续扩大管理能力之过程中，最重要一环是扩大国家的数字化管理能力，也就是黄仁宇先生所提倡的数目字管理能力。数字化管理水平包括各个领域，比如经济领域、财政金融领域、社会领域、教育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人口领域、各个学科领域、公共安全领域等，所有领域都应该逐步实现数字化的精确管理。另外，每个领域下都可以细分出分支领域的数据，分支领域下还可以划分出不同方面的数据。比如说人口领域除了包含全国人口的统计数据外，还应包括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这之下还应该分化出各个县、市、自治州、自治县的数据；按照性别年龄而言应该依次分别出男女人口数据、18岁以下、60岁以上人口的数据，按照文化水平而言应该分化出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等数据，按照职业而言应该分化出各个职业群体的数据，按照城乡则应该分别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据，另外的一些重要指标包括宗教信仰、民族等，总之，统计越完备，数字化管理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我们搞清楚自己国家的情况，并进行各个领域的科学分析，有利于科学了解我国的社会结构，了解我国的一些优势和弊端，并有助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样如果我们拥有详细完备的教育领域的数据，也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的基本情况，有助于了解教育体制的问题，才能真正作到对症下药。比如说我们如果拥有7岁以上儿童上学比率和绝对数字的数据，我们就能准确把握有多少学龄儿童辍学或是家长没有履行义务教育的法律责任，如果我们有各个地区大学学费的详细数据，我们就可以根据当地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计算大学生家庭平均负担水平，根据这样的数据，我们能够迅速将社会存在的重要问题和不足通过量化的方式显示出来，迅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反映到高层以求增加一些公共领域的投资。社会保障领域所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和最低保障等，任何一个领域的参保人数、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享受待遇人数，以及享受这些待遇群体的基本职业、收入和家庭经济状况等，都是重要的数据，如果这些数据每年都能及时更新的话，那么相关研究者也可以及时进行专项分析和考察，得出社会领域变迁发展的重要趋势性结论，并有助于发现一些重要不足，理清改革思路和改革方向。
总之，任何领域的改革和发展都离不开详细的数字化管理和准确精密、完备周全的统计。包括我国GDP和人均GDP的合理区间是多少也至关重要，我们摸清楚家底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根据人均收入水平进行相应的产业规划，因为国际经济界的发展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进入年4000美元的时候，就是轿车产业飞速发展的阶段，那么根据科学准确的人均GDP数据我国就可以合理制定产业政策，提前进行产业升级和市场容量的科学预测，这些数据也可以为我国的汽车公司提供该行业市场潜力的重要参考。国家提供的标准化科学数据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这也有助于各个产业进行科学的规划，并有利于进行市场预测。
数字化管理水平除了可以理解为量化数据以外，还可以理解为质化数据，包括国家定期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及运用科学手段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的随机电话访问、分职业群体的访谈、问卷调查、抽样调查等，通过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调查可以了解民意，了解哪些方面政府工作有不足和欠缺，深入了解民间舆论对某些重大议题的看法及其变化，深入了解当代社会一些新趋势和民众的普遍心理，同时了解哪些领域可能是危机领域，政府必须未雨绸缪，建立好相应的公共设施，以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同时建立公共预警系统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对社会热点和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进行公共预警。
总之，量化和质化的数字化管理水平是一个国家走向进步文明的标志，我国现代化进程需要我们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数字化水平，这是国家现代管理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希望在中国飞速崛起的年代我们能够迅速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将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发达的数字化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