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马克斯 • 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历史上与马克思和齐美尔齐名的社会学家，他百科全书般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全景式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让人们在阅读其文选时会感觉到仿佛进入了知识迷宫。我们必须看到，恰恰是德国一代代的社会学家、理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于中国今天的崛起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往往是从深刻思辨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分析描述。考虑到尼可拉斯 • 卢曼、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卡尔 • 马克思、马克斯 • 韦伯、格奥尔格 • 威廉 • 弗里德里希 • 黑格尔、尤尔根 • 哈贝马斯等各个领域的著名思想家都是德国人，可以说，德国的确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高产的民族。今天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迫切需要理论建构和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为中国振兴的伟业提供稳定性的、总结性的和抽象性的高屋建瓴的战略，这就离不开对理论资源和营养的吸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国将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的国家。
马克斯 • 韦伯在其百科全书的经典著作《经济与社会》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非常重要：韦伯区分了人类行为不同种类和动机模型。简单而言，个体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组织的行为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感性和传统性四种不同的行为。情感性和传统取向性的行为比较简单，前者是指人的行为主要根据主观的情感而来，后者则是根据过去文化、历史、社会或家族的传统而来。而另外两种行为分类则对我们分析今天中国文明的济世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工具理性指涉的是行为中“手段的理性”和“方法的理性”，人们设定一个功利化的目标和成功标准，然后根据这样的目的采取理性的方法和手段，以便以有效和经济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行动就是工具理性。而当一个组织机构或是民族国家、或是人类社会为实施功利化目标，并为此设计正确的手段去达到目的，也是属于工具理性的行为。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类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行为背后具有的伦理、道德、宗教、美学和价值体系等观念，是人们目的行为背后道德合法化的基础和精神来源，是属于人类更高的精神层次、宗教层次和道德层次的体验。 工具理性的行为着眼于人们如何有效功利地完成特定目的，而价值理性则赋予了人们行为精神基础与道德基础和行为的终极意义。工具理性的行为关心的是完成某项行为的手段和“工具”，而价值理性要问的是人类行为背后的道德基础和伦理基础。工具理性关心效率，成长，利润，价值理性关注的则是人类的精神，美学和行为的终极价值意义。
在社会学经典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崛起是有其精神基础的，即资本主义的利润与改革之后的新教思想两者的奇妙结合。以加尔文主义、路德教派、英国浸礼宗与贵格教派为代表的新教地区，恰恰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壮大的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经过宗教改革和文化再建构和重新诠释以后，新教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业阶层不再将财富和资本增值看成是罪过或是不符合宗教道德的行为，相反，新教徒认为获取利润以及资本增值是荣耀上帝的行为。人们荣耀上帝的方式不再是留在修道院里崇拜上帝，而是走进世俗世界，兢兢业业地工作，克尽职守，完成在世间的本分和天职，这样的行为就是荣耀上帝的行为，是得到上帝拣选的重要标志。新教的伦理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和繁荣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诞生是有其深刻道德伦理基础的，这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实现的统一。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实现了复式薄记，实现了对资本和利润的工具理性核算，实现了对资本、土地、劳动力投入的合理计算，从而极大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的迅速扩张，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工商企业主经商必须恪尽职守，诚实本分，遵纪守法，同时防止无节制的享乐贪欲，防止资本无限增长带来人性贪婪的极度扩张，而经济理性行为在道德上必须始终符合荣耀上帝和上帝祝福的基本目标。于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具理性促进了资本主义利润扩张的空间，而价值理性则始终如一面彼岸的道德镜子，促使资本家反躬自省，节约用度，而不至于过分贪婪享乐，这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的合理积累，使得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不断扩大。
在韦伯撰写《新教伦理》一书的时候，他以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特有的敏感直觉感觉到，在他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质变。资本主义在新教道德的基础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但是资本的飞速积累和资本权力空前的扩张，导致了资本主义逐渐踢开了自己的道德基础——新教伦理，越来越成为一台巨大而又冰冷的机器，在资本势力的扩张中，过去的任何道德都被碾得粉碎。资本主义宛如一只巨大的怪兽，将人类带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充满着肆意的享乐，充满着权力资本的诡诈；在那个世界里，人类一切的古老传统在金钱怪兽面前都一文不值，宗教、家庭、学校、教育、政治都面临着金钱化的可能，人类温情脉脉的感情也被冰冷的货币关系取代，人类的道德可以用金钱来购买。
应该说马克斯 • 韦伯是有别于卡尔 • 马克思的，韦伯被誉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就说明韦伯并不从基本制度上否定资本主义，但是韦伯对于工具理性扩张的深刻反思直指人心，异常深刻。
资本主义的迅速扩张将全球卷入了一个纯粹的物质社会，在一个纯粹的工具理性扩张、而缺乏价值理性的社会。资本主义一方面带来的是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和生产理性化，同时也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在资本和物质主义挂帅的情况下，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工业化无限制的扩张和消费无止境的扩张，终于使人类社会自己异化了自己，将目的当成手段，又把手段当成目的，人类匍匐在自己创造的货币、财富和自己设计的工具理性目标之下，忘记了人类的本质究竟是为了什么，GDP的增长究竟是为了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
离开了价值理性和精神层面的审美和道德伦理，人类的发展就可能走向自我沉沦的终点。这几乎是包括韦伯、马克思和汤因比在内人类所有重要思想家的共同观点。如果没有价值理性，那么工业生产可以肆无忌惮地摧毁我们这个星球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态系统；如果没有价值理性，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克隆出千千万万的新新人类；如果没有价值理性，那么军事工业的工具理性扩张可能创造出人类前所未有的屠杀同类的杀人机器，美国在日本投掷的两颗原子弹就让人看到了世界毁灭的可怖场景；如果没有价值理性，那么人类民族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工具性扩张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可能带来的就是原始森林的彻底毁灭和消失。
由蒂姆 • 伯顿导演的、根据罗尔德 • 达尔小说改编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向我们展示的就是工具理性扩张下的人类社会的悲剧。巧克力工厂生产出了巧克力积累成山，形成飞流直下的巧克力瀑布，龙头船航行在棕色的巧克力河流上，整个世界仿佛都是在围绕着巧克力而旋转。而参观的儿童也在资本主义的消费诱导下成为巧克力的奴隶，每个儿童都尽其所能地尝遍各种巧克力，而且贪婪地追寻着人类毫无节制的物欲，在声色光电味上都受到巧克力工厂的诱惑，愿意永远生活在巧克力的工厂里。影片中 ，只有一个小孩子查理要求离开巧克力工厂，回到他虽然贫穷，却充满亲情的家庭。
人类成为物质的奴隶，资本在全球高奏凯歌，这是哲人韦伯的担忧。今天西方在批评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环境污染的时候，最应该反躬自省。诚然，后进的国家必须做到物质强大，必须成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国家，才能在这个物质和军事决定一切的世界里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西方，也始终有一小部分人对中国充满着热切希望，认为那里的一切会真正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是人类未来进步的唯一希望。这批民众往往是具有全球主义视角，他们高度关注人类社会未来的转向和生态发展。他们对中国给予热忱的期待。那么，中国可以担当这样的责任吗？
II 汤因比、韦伯和马克思，从伟人的思想中探索人类的共同性
很少有人会将历史学家汤因比、社会学家韦伯和社会政治学家马克思放到同一个角度来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但凡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但凡人类的高级宗教和道德体系，都会具有人类的一些共同特点，因此都能深刻认识到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和共性，又实际上形成了对人类普世的文明关怀和道德思考。
其实从深层次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马克思建构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韦伯建构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还是汤因比念兹在兹的人类精神文明和世界超级宗教融合，都离不开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终极价值理念的人文关怀，都离不开对人类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会关怀，更加离不开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展望。社会主义强调的终极目标是人类极大的物质自由和人类精神的终极解放，汤因比强调人类要逐步从物质文明转移到精神文明，韦伯强调的宗教伦理道德和美学价值，其实都是在更高层面的对人类社会的精神追求。一个完全将人类生活物化和金钱化的社会，一定不是一个理性的人文主义社会，一定不是一个符合人类精神世界自由的社会。
由此，我们理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非常重要的。并非说人类不 需要物质财富，不需要货币金钱，不需要工具理性，相反，在一个物质极度贫乏的社会，人们第一渴求绝不可能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追求，而是对人类基本需求温饱和衣食住行的渴求，进一步才会是对更高物质财富的追求。因此，今天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和人民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完全是合理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结合，偏废任何一边都非常危险。仅仅谈价值理性，而忽视了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或是超越历史阶段去追求完全脱离现实的价值理性，我们过去就吃了这样的苦头。但是单纯的工具理性也是危险的，仅仅在物质、器械、经济、工业和军事上实现空前的理性化和工具化，带来国家的空前发展，但是在精神层面完全是荒原，那么人类很可能进入一个物质泛滥和金钱泛滥的世界，成为道德的荒野，在这样的社会里，财富无论怎样积累，社会充满的却是更多的嫉妒，浮躁，仇恨和不安定。
脱离了价值理性的单纯的工具理性是很危险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在国家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动员能力，以及在军事征伐的工具理性化方面的确全世界首屈一指，但是完全缺乏价值理性带来的工具理性有时候却会给一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工具理性甚至演化成集中营和战场上机械屠杀同类的冷血“理性”，这是多么可悲的人类惨剧！
而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恰恰在于将人类的社会终极价值异化成手段，而将手段和工具异化成为人类的目的。人赚钱是为了活着，但是人活着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资本主义恰恰将金钱、消费、名牌、商品、享乐等这样的工具异化成为人们一生中追求的目标，通过大众媒体将其塑造成为人生唯一最高的追求。于是人们在自己创造的金钱和名牌商品前，向人造的物质偶像顶礼膜拜。当整个人类社会仅仅按照工具理性组织起来的时候，人们就放弃了精神层面的思考和精神层面的追求，成为消费和物欲的奴隶。当整个人类将唯一目的设定在物欲和物质的时候，由于人类的物质欲望的无限性和人类资源的有限性必然发生矛盾和冲突，最终就会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覆灭。
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的张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人类从文明的角度来说需要其他非西方的文明来建立更高层面的发展模式。
III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国将统治全世界
1973年，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英国人汤因比步入了生命的最后年头，但他还没有停止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探索，在不断出版新作的同时，汤因比与当时还人在中年的日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人类关于21世纪发展的的漫谈式对话，长达近两年。汤因比和池田，一个是西方人，一个是东方人，互相抛开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狭隘和隔阂，开始在精神自由的海洋里进行高屋建瓴式的、面向未来的全景探索。恰恰是这样的自由漫谈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许多对于未来的思考和设计都体现了汤因比对中华文明的无限寄托。
可能让池田微感失望的是，作为一名西方当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亚，而中国文明（并非日本文明）将提供给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汤因比心仪的东方文明，不是在那个时代经济上升和物质繁荣的、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而是依然在动乱中徘徊、物质生活依然相当贫乏的中国。尽管面临的是一位日本文化界的顶级名人，汤因比也直言不讳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新路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尽管汤因比相信上述国家都是东亚文明的代表。池田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东方知识分子，从知识结构上来说，相当西化，但是从文化内涵的修养来说又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学者。从认知系统的开放程度来说，这两位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已经摆脱了简单的国族主义，成为思维高度开放、思想相当世界主义的、站在整体人类社会道路上来思考人类未来的学者。
汤因比的心里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单纯的西方人，他早就摆脱了狭隘的西方优越主义思想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而池田大作也没有将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日本人，而是一个立足东方、吸收西方而面向世界的世界主义者。两位未来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对话和探索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去回味和借鉴。
汤因比坚信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才能避免民族国家因为狭隘国家利益的追求而带来人类社会的灭亡。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西方社会是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就再有没有形成一个天下主义的国家来统一西方世界，而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分裂和灭亡之后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轴。西方文明在过去几百年对世界的武力征伐将世界带入到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西方凭借经济上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使全世界各个文明被迫学习西方文明而自强，以避免因落后而无法在世界生存。因此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影响了世界，在政治上却完全无法为世界建立一个整合和统一的、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世界国家”。西方不仅无法为世界提供永久和平的整合模式，而且西方本身内部都无法统一，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试图统一欧洲，最终都以惨败告终（池田大作1982，德文译本）。
在未来人类的利益整合和利益协调的过程中，汤因比也非常不看好西方的民主模式。池田作为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的东方学者，坚信未来世界的统合的方式应该是根据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原则和人民自愿的原则，因此世界民主是统一世界的关键。而汤因比作为文明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则以穿透五千年历史的深邃眼光指出，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社会和社会之间的民主协调，那么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无尽的争吵和争端中走向衰落，而这样的漫无边际和漫天要价的民主进程很可能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迈出任何一步之前，就在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中灭亡了。汤因比非常睿智的指出，人类历史上长时间的和平和“世界主义”国家从来都不是出现在民主协商之中，而民主的雅典恰恰在民主内部争端中而走向衰亡（汤因比1964）。
笔者认为，汤因比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在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深思，西方式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变迁，曾经是人类制度文明象征的西方民主制度现在已经逐渐僵化和腐化，成为西方继续前进的障碍，西方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后民主时代”不可避免地到来。如果再把西方日渐势衰的多党竞争民主移植到“世界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来，那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世界上200个国家，只要每个国家有10个政党出来选举，那么全世界可能就有2000个政党出来。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已经让人们看到100多个民族国家一旦利益发生分离，任何一个微小的协调都是多么困难，更遑论要建立一个世界政体和世界国家了。而且采取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一个60亿人口的世界国家中也是非常可笑的，即使60%的选民公投同意某一项议题，按照多数票决应该得到通过，但是剩下的40%依然有超过20亿的人口。因此多数票决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忽略20亿人口的主观想法和情感意志，这样的民主极易演化成多数专制，恐怕带来的不是什么世界和平，而是一场新世界大战，世界各国分化成为2000多个政党，20000多种政治势力，然后完全缠斗在一起，接下来就可能是世界更大规模的分裂、解体、原子化。
池田和许多东方国家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都容易把西方民主神圣偶像化，将西方民主看成是一种超验的想象和神圣符号，一提到这个词语往往就赋予了自己某种道德崇高。而身为西方人的汤因比显然站得更高，看得更深远，通过对人类五千年历史的融会贯通，他看清楚了人性的短视和浅薄，更识破了人性中的恶，因此深深知道理想化的激情从来不能代替人类具体制度的构建。喊民主口号最容易，最易使人热血沸腾，但是建立真正的制度却是最难的，最艰苦卓绝的。简单地将民主搬出来，认为民主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这不仅是认知上的极端幼稚，而且极端不负责任。
的确，20世纪后半期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无数生灵涂炭的教训，人类无论如何也是在向进步文明的方向上发展，汤因比当然知道现在的人类不能再像过去的帝国那样依靠武力来统一，因为在核武器时代运用武力统一就意味着人类同归于尽；而人类也绝对不可能依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来实现统一，那样，人类恐怕还没有完成世界整合过程的百分之一，就面临着过度工业化和环境破坏的空前灾难了。西方文明在汤因比眼里看来是无法主导人类未来方向的文明，美国更是以罗马帝国“暴力征伐”特征而演化成为一个军事主义的帝国，而这在汤因比——这个对人类古代的军事化文明素有研究的智者眼中，绝对是一个衰朽文明的先兆。那么世界出路在哪里？
在由池田和汤因比对话组成的这部厚达400多页的书里，汤因比给出了完整的答案：世界的出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他甚至认为未来中国可以“统治”世界。为什么汤因比会有这样的看法？汤因比在与池田的对话中总结了八点原因：
一． 中国在漫长的二十一个世纪里，尽管也多次经历过混乱和解体，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完整地守护了一个超级文明，长时间生活在一个文明帝国的稳定秩序中，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的世界主义模式可以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 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都保持着人类社会中最可贵的天下主义的精神，恰恰中国文化距离狭隘的民族主义最远。
三． 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中国文明符合了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
四． 儒家和佛教思想中都存在合理主义思想，使中国人在漫长的时代里有分寸地建立和坚守着自己的文明。
五． 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义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非常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六． 东方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以及反对针对自然和环境世界的统治和征伐欲望。
七． 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民族已经显示了，亚洲人同样可以在西方人领先的领域赶上和超越西方人，例如在经济和技术领域日本人所显示的卓越的超越能力那样（那是在1970年代，中国崛起的序幕还远远没有拉开）。
八． 日本人和越南人在西方人的优势和霸权面前，展示了勇气和信心，日本人在经济领域，越南人在军事领域都展示了巨大的勇气（汤因比这里指的是越南战争）。因此这再次证明了亚洲人未来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关键是要将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转移到人类历史和人类新文明与和平建设领域。
（参见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以上八点由作者根据德文版本翻译和整理，参见池田大作1982：277到287页）。
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因此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因此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证明了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通过文化情感的纽带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国家。因此在汤因比眼里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国家”，这里的文明既含有古代文明帝国的意思，也含有文化情感纽带深刻联结的意思。汤因比的观点明确指出了中国从本质上是文化的概念，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
身为英国人，汤因比却痛斥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人面对古老中华文明的残忍和暴戾，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汤因比说道：“对过去的中国，拿破仑曾说：不要唤醒酣睡的巨人。英国人打败了拿破仑，马上就发动了鸦片战争，使中国觉醒了”。汤因比认为：中华文明曾经长时间在半个世界居于文明世界的领袖地位，现在西方人强行将中国拉入西方的民族主义世界，那么睡狮猛醒之日，中国就不再是像过去那样统治半个世界，而是统治整个世界。中国人的世界观、哲学观、思维模式和对天下的认识，完全与西方的不同，如果中国人展示出历史上那样的物质力量，那么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中国引领全球走向世界主义的国家，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世界大同（参见池田大作1982）。
到这里，应该说是真相大白了，汤因比提到的“中国统治世界”不是指中国军事征服世界，甚至也不是中国物质财富征服世界，而是中国人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而带来的文化引领世界，确切地说，汤因比要表述的是，中华文明将如同历史上的那样，从东半球世界一隅的中华文化影响下的“天下国家”，成为世界性的“天下国家”。在外来的征服和侵略下，中国文明将再次像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最终在文化上征服外来征服者，这次，因为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世界社会里，所以中华文明的同化力量将发生在全世界。汤因比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潜力和影响能力，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主导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和文明转型的巨大能量。
汤因比告诫我们，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在政治上，却留下了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从政治意义上看，这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现在，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汤因比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成为新“世界国家”的思想伦理基础和文明典范。
笔者认为，汤因比在1970年代的论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阅读发掘，站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复兴的高度去认真审视，这是一项无比重要的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中国在GDP总量上超过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意义。
IV 中华文明可以贡献给21世纪的人类什么？
在中华文明百年转身的过程中，西学东渐，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浪潮中也有迷失过自我的阶段，全盘西化或是彻底废除自己文明因子的极端言行不断在我们国家上演。但中国终究是个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人的文明主体性和文化自觉意识远远超过其他非西方民族。要同化中华民族是最困难的，要西化中华民族更是痴人说梦。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悠远的国家，人们可能一时失去自信，但是一旦中国现代化的势能被激活，中国文明延续不断的深厚因素就会迅速迸发出来。因此，试图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西方可以休矣，一旦中国人的哲学观改变，文化主体意识回归，再怎么进行演变都不可能成功了。相反，中华文明强大的韧劲和文明同化力量一次次证明，欲想演化中华文明，必将被中华文明演化，西化将来可能要成为汉化。世界文明力量的对比和竞争在21世纪才刚刚拉开序幕。
其实笔者常常也觉得困惑，我们今天的世界，包括文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受到西方的影响是如此之大，近现代以来仁人志士们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就是学习西方，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思想，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在吸收学习的基础上，我们拿什么贡献给世界呢？看看划分成为“左”和“右”的中国人激烈争论中国是否要引进西方民主，是否要回归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哪个阵营，其实都在使用西方的概念和西方的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社群主义、新自由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民主主义的划分，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身为东亚文明主体的中国人尚且几乎完全在使用西方的范式和概念，那更遑论地球上其他非西方民族了。
西方对我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是无所不在的，那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拿什么来贡献给人类的二十一世纪？我们拿什么来提升人类文明？笔者认为，中华文明正如汤因比预言的那样，是大有可为的。中华文明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未来的世界做出重要贡献。
一． 西方文明崛起后逐渐将物质主义和技术进步主义扩展到全世界，改善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提高一国科技水平，这已经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基础价值观了。但韦伯谈到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仍然在闪烁着智慧的光辉，西方资本主义的初始崛起是有其自身的宗教来源——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的道德理论基础的。当资本主义的冰冷机器取得空前胜利的时候，新教伦理道德就完全被抛在了一边，西方成为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社会。而西方社会的宗教，本来应该起到道德教化和道德检验的重要作用，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失去道德、伦理和美学的价值观基础和价值观主导。
当西方的工具理性无限得到张扬，而价值理性却急剧萎缩的时候，社会的物质进步和工具理性的极具扩张就有可能对人类世界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特别是工业化的无止境扩张，消费的无限制扩张，人的欲望结合金融资本的超空间、超时间的无限扩张，这已经导致了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社会环境被人类贪欲“殖民化”的巨大困境，曾经是进步的西方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果没有伦理、美学、宗教和道德的价值理性，那么人类越往前一步，就越面临毁灭境地更近了一步。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道德和价值观念，而西方世界的个性主义极度的扩张，把“我”拔到无限高的位置，将超验的道德降到无限低下的位置，西方社会将民主和自由等人类的“工具理性”描述成为绝对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方文明在创造“人造偶像”和“人造宗教”，但是人类社会的真正价值理性方面，西方仍然面临巨大的真空。
这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看到中华文明中的“天人合一”、“人与天地参”和对自然的尊重恰恰构成了21世纪人类社会转型的伦理基础（对比辜鸿铭2006）。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物质财富，而是说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发挥工具理性的同时人类一定离不开价值理性。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是能够认识到人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动物，人具有道德和伦理，否则人类的器物越是发达现代，人类可能对同胞的屠杀就愈加残酷，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就愈加肆无忌惮。东方宗教和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和”的精神，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仁民爱物”等都强调生态世界和自然世界也是系统，是社会系统之外人类赖以生存的系统，人类最终追求的目标一定是符合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文明，因此中国文明将补充西方工具理性扩张带来的价值理性缺乏的真空，将人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文明境界 。
其二，道家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知荣受辱”的思想不仅指导了未来中国强国之路，让中国人深深知道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的道理。中国的哲学观决定了未来中国领导下的中国世纪和中国化的全球世界必将大大有异于西方崛起时代对世界的攻伐。正是西方对世界的无限度的征服和攻伐才会导致物壮则老，大盈若冲。西方对世界攻击得越凶，衰败得就越快。根据中国人的哲学和世界观，中国化的世界是一个真正文明教化的世界，中国可以成为超级大国，但是中国绝对不会成为超级霸权。在这里，老一辈政治家宣称的“中国永远不称霸”真正显示了中国的智慧。一旦一个国家如日中天，如果不加约束和谨慎，从王道滑向征服世界的霸道，那么如日中天的顶点也就是衰落的开始。对于中国这样的天命世界大国来说，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并不是难点，关键是中国能否避开历史上一切强权的教训，不要进入物壮则老、大成若缺、强盛后迅速衰败的状态。历史上的古罗马、马其顿，20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后来的苏联、今天的美国，走的都是物壮则老的衰败道路。
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能生生不息，道教的“知雄守雌”的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是老子说得好：“所以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之争；君子之德，功成不居，不敢为天下先。”中国在物质财富上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后，又能主动放弃霸权，而用文化的精神力量来塑造世界，这样看似不争的中国反而会以文化的力量无形影响整个世界。
三，面对西方的工业化社会带来的地球毁灭性的发展，道家的“知雄守雌”和“物壮则老”的思想不啻是敲响了人类精神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警钟。如果人类还沿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继续无限制地掠夺地球环境资源，人类发展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还好，世界上还有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本来就强调人是小宇宙，每个人都在与外在的宇宙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因此人类的发展必定将是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相互和谐的发展。
从中国的哲学世界观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今天中国的绿色革命和环保革命绝对不是偶然的了。东方的价值理性，结合了西方的工具理性，将人类的福利发展逐渐和新能源、绿色能源结合起来，这将大大修正工业文明的偏差，会将人类社会带领到全新的文明阶段。中国在太阳能、风能、水能、混合动力轿车、核聚变技术等方面的飞跃性发展展示的不仅是中国在物质和技术上走在了世界前面，更是物质和技术背后的中国价值观开始发挥影响人类世界的巨大文明力量。
四是儒家的“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将对西方“文明冲突”起到有力的防止作用，这对于21世纪的人类和平、文明共存和世界大同将起到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西方的宗教和哲学思维习惯的是线性思维和绝对主义思维，当然，这对建立透明良好的政治法律体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将线形思维和绝对主义思维运用到对世界文明共处和共生上，就是非常片面和危险的。过去，西方是武力征伐世界，殖民非西方社会，现在则是强调普世价值观的强力输出，在面对弱小国家的时候就采取暴力价值观输出。西方的绝对主义思维导致了“不在我这边，不遵守我的价值观就是敌人”的线性思维模式，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在文明的交流中很有危害性。
对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观点，虽然很多西方学者批评他的偏执和民粹主义，但是西方思维中的确带有“普世价值暴力观”的痕迹，无论中国人如何解释“和平崛起”，无论中国人如何表示善意，西方世界的主流舆论都在一步步将儒家文化圈塑造成为西方文明的敌人。西方的文明在21世纪不但不能符合人类世界大同的潮流，而且不断祭出“文化霸权”的大旗，人为地将历来和平的、天下主义的中国描述成为敌人。在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陷于文明冲突的时候，在巴以之间无尽的硝烟中，在恐怖主义袭击西方的浪潮中，人们看到，西方世界将世界带入了无尽的“文明战争”和“文明冲突”的泥淖中。
中国文化特有的宽容和融合的特质注定了中国文明是文明冲突的调节者，中国哲学将为人类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相互尊重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道德基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不断融合的民族，春秋战国到秦代、三国两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再到后来的满清入关，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吸收外来文化、容纳外来文化、最后同化外来文化的海水一般的包容力量。因此中华文明本来就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包容了其它外来文明的一种开放世界主义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开放协调和容纳性将为世界真正带来文明整合、文明学习、文明吸收与文明共生的重要契机。
大唐盛世的时候，中华文化就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性，长安的胡服、胡舞、胡歌、胡食流行一时，以至于长安家家都能听到“胡乐”，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地的不同文明共处于当时的世界首都，交相辉映，构成了盛唐文明中浓烈的世界文明气息。大唐的海纳百川并没有导致本身文化基础的动摇，相反，任何外来文化传到中原后，中华的气息反而更加浓烈，佛教的文化和音乐、西域的音乐都融入到了中华音律中，印度的佛像则被改造成中土样式，无论在音乐、诗歌、文化、舞蹈、服装等领域，盛唐在吸收了世界文化以后又建立了更加璀璨的中华文化。
中国的“和而不同”是西方“文明冲突”的对立面，这是世界走向文明对话、文明交流和文明共生的起点。中华文明引导世界，但是各种文明又和平共存，相互促进，这是世界未来的发展趋势。为什么西方世界某些人非要用“文化冲突”、“你死我活”这样狭隘的文化思想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来看待世界呢？哲学观和世界观的不同，让西方永远难以理解“和而不同”对于世界各国多元文明存在的宝贵意义。
五是中国人通过儒家文明的思想和文明礼教很好地在历史上实现了主体文化统一下的多元文化的共存，这在未来会成为世界民主的重要契机。西方文明在历史上虽然发展出了个体的公民权的思想和一国内部的民主思想，但是民主仅仅被限制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范围，西方文明从心底来说，是希望用民主来动员本国公民的组织能力，提高国家的组织效能，同时利用民主来扰乱社会结构不同的非西方国家。对于更高层次的世界民主，西方世界不仅不积极，而且从内心深处持有否定态度。归根结底，西方世界在其他国家推行颜色革命、youthtube革命和袈裟革命等永远都着眼于制造非西方国家的内乱，阻挠其他非西方世界国家的崛起。
而儒家的“厚德载物，万邦咸宁”的思想，正好展现了东方文化“安宁”、“与人为善”和“繁荣共享”的特质。中国人善良、和谐的思维正好为未来世界的改变带来重要契机。中国人无论在哪里，无论是欧洲还是东南亚，在非洲还是拉美，都勤勤恳恳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从来不会用民主和颜色革命来颠覆别的国家。慢慢的，世界各国都会越来越喜欢中国人真正促进别国的“发展主义”和“多边繁荣”的模式，喜欢中国人“和而不同”的文明和谐共生模式；西方则会成为动乱和颠覆秩序的代名词，西方的某些机构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动乱，而中国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繁荣。中国文化中祥和与厚德的因素将充分促进世界在东方王道思想上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北京共识将远远超过损人不利己的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各国的整合因素。
六， 商朝开国国君成汤在自己洗澡的器皿“盘”上刻着一句流传后世的千古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就是说一天能够自新，那么天天都要自新，新了之后还要不断更新。成汤的这句名言是整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象征，作为一个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作为一个数千年不曾中断、唯一生存到今天的古文明，如果没有日日更新的精神，中华文明难以避免人类文明兴衰的普遍态势，汤因比提到的文明灭亡和文明兴衰的四个阶段，本来应该是世界自然规律，但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却是无限的。这样无限的生机深刻体现了中国易经中“易变”的精神，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要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不断改革，不断吸取，才能生生不息地延续在这个世界上。天道尚变，是《易经文化》的核心。《易经》中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表述的就是，在文化形态和社会秩序已经老化的情况下，再也没有新鲜的血液和养料了，这时候，为了避免僵化，人们就会考虑改变这样的情况了（参见陈志良1996）。
其实中华文明是一种永不停息、永远不断更新的文明，虽然在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下严重损失了文明的活力和民众的活力，但是，一旦中华文明在外来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刺激下开始了文明的新一轮“刺激——挑战”的效应，文明的势能在更高的阶段就被充分激活了，当中华文明吸收了西方的公民权和法治的思想以后，国民的创造能力和智慧就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中华文明自古以来面临挑战而不断创新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就彻底活跃起来。 而这恰恰符合了汤因比的理论，文明的生命力在于迎接挑战。中华文明迎接挑战的精神和“日日新”的能力是任何文明都无法企及的，如果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特质，就会明白现在中国学习全世界，中国从人类一切文明中充分吸取养料就不是偶然的。中国文明的特质在去除了专制主义的毒素以后，整个民族宛如得到新生，这很符合道家的“婴儿态”的思想。“婴儿”是人生中最柔弱的一个阶段，柔弱无骨，甚至无法防御自己，但是婴儿又是最具生命力的，必将战胜强者，取而代之。
中华文明能够善守自己的“婴儿态”，在历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后，依然在今天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这就已经证明，中华文明的确是人类社会非凡的一种文明，中华文明必将担当世界的大任。正如笔者曾经引用康纳在《第二世界》一书中的智慧格言：生物界中物种延续最长久的不是体积最大、最凶暴的恐龙，而是其它一些善于随着环境演变而不断演变的物种。 中华文明的确是生命力非凡的民族。
七，易经乾卦中描述的龙的各种状态，将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理论资源，这些状态包括：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群龙。潜龙象征着人活动初始的时期，这时候需要善于积蓄力量，必须创造条件，谨言慎行，等待时机。中国的韬光养晦就属于潜龙时期。潜龙之后就是见龙在田，见龙已经具备各种实力，开始出现在田野上，这时候就需要结交各种人物，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进入飞龙的阶段。从见龙到飞龙，龙的实力发生了巨大而又本质的变化，在这时候，做事还要谨慎，既要继续努力，也要继续警惕，因为进一步就要“或跃在渊”，“或跃”还没有跃，反映的是龙的矛盾，还没有彻底下定决心；而“在渊”则表示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往上一跃就来到全新的状态，而退一步还是可以潜伏在渊，这样就进退有据。可以说，今天中国就处在“见龙在渊”的状态。如果一个人进入“飞龙在天”的阶段，就进入了如日中天的阶段，是一个人活动的鼎盛时期和高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国家强盛和崛起的国势强大的阶段。中国距离“飞龙在天”的阶段已经不到10年。
飞龙在天之后，又会怎么样？人类的一切霸权和帝国可以被描述为“亢龙有悔”：“飞龙”已经是旺盛时期，阳刚之气很强，如果不知道检点，就可能脱离群龙成为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亢龙，由于飞得太高、刚气过盛，就进入了道家所说的“物壮则盈”“大成若缺”的状态。亢龙阳刚之气过强，负荷太重，已经是上下两难，因此开始后悔，所以称为“亢龙有悔”，任何个人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都得小心谨慎，居安思危，否则就会陷入不可收拾的境地，国家也一样。20世纪崛起的德国和日本就在崛起不久后就落到了亢龙有悔的境地，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也是典型的亢龙有悔，而今天的美国也已经是“亢龙”，不懂东方哲学的美国亢龙越飞越高，越飞越骄横，成为亢龙那一瞬间就注定了其不可避免的衰落命运。
对中国的崛起和复兴，中国的古老哲学给予了最好的指引：中国可以作一个世界强国，但是绝不能成为一个世界霸权。10年以后的飞龙一定不能成为亢龙，也一定不会成为亢龙，这是中国古老智慧的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未来强大的境界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强国的境界，是一种全新世界强国的范式，那就是中华巨龙引领下的“首出庶物，万邦咸宁”的群龙无首的境界。这里又再次呼应了汤因比的观点，未来的世界的统一不会再靠暴力和征服，也不能靠全世界60亿人的大民主，更不能靠西方的工具主义，而是要依靠中国的文化。当中国及其优越的物质力量配合中国的“万邦咸宁”的理想的时候，世界才会真正告别单纯的工具理性，进入到世界大同和世界融合的阶段 （参见陈志良关于龙的各个阶段的描述，陈志良1996）。
历史是一种回归，但又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更高阶段以全新形式的复归。
八是儒家的“仁者爱人”和“泛爱众”的哲学思想体现了深厚广博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有所区别的是儒家的“仁者二人，爱人也”，更强调的是以社会整体结构和社会整体价值取向为基础的“仁爱”思想。毋庸置疑，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体权利是现代人权观念的基本哲学基础，中国也充分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的保护个体公民权的思想。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伟大，但是没有看到过分高扬个人主义也具有危害性。当个人主义的思维危害到社会的时候，那么人们还能无条件的认为个人主义完全正确吗？美国一亿公民都拥有枪支，正是这个庞大的群体以“个人主义”为由坚决反对限制枪支的改革，这样的个人主义就是真正的保护人权吗？
在这里，吸收了西方个体人权观念的东方的“仁爱”思想将同时考虑到社群、社会团体和社会整体的利益，东方文明中以社会视角为中心的“人道主义”将是对西方人权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矫正。
V 中国文化引导世界时代的来临
中国文化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影响西方世界，欧洲启蒙思想时期刚刚从中世纪黑暗中道别的西欧人看到的是东方的理性思维和理性道德体系。中国儒家的“民为邦本”的思想成为西方近代民主体制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而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更是高度赞扬儒家“自然神”的理性主义，中国几乎成为西欧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精神基础之一。而老子曾经启迪了德国哲学家尼采和康德，《道德经》曾在欧洲盛行一时。一战以后欧洲在硝烟未散之际，开始出现了“东方文化救世论”的观点，这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后西方第一次在反思价值理性的问题。而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向我们中国人提出了一个事关二十一世纪、事关人类前途的重要问题：中国是只想成为世界上的五大、三大强国，还是想成为真正的中央王国？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中国是只满足于成为G2、G1，还是要以中华文明来王化世界？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仅是指中国的物质力量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 “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文明引导世界”并不排斥中国学习西方，相反，中国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 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改革精神，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共生理论，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中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华文明和平世界主义的天下世界观，中华文明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必将改变整个二十一世纪，促进人类世界向更高层次的价值理性方向发展。
公正地说，西方在崛起的阶段因其文化的进攻特性和工具理性扩张的特点，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宪政体制、公民社会和福利国家等现代思想资源，西方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影响是深远的，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正好就体现在善于根据时代而不断吸取先进思想，而在学习和容纳的过程中又不迷失本位自我，最终将外来的先进思想转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无限世界扩张，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物壮则老，水满则溢”的阶段了，西方文明每往下走一步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反面，文明的衰落在西方文明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积极吸收了西方个体思想、个体公民权、法治思想和功能分化的中国，可以在整体思维、多线思维、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多方面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创造出中西合璧、同时又保持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崭新的文明。
感谢我们的祖先赐给我们中华博大精深的文明和璀璨的智慧，不仅中国今天需要重新发掘中国文明的智慧，世界也同时需要中国文明的巨大智慧。一个生生不息的文明，在五千年的积淀下，以“新生儿”的姿态再次焕发勃勃生机，必将在21世纪为人类社会开辟出后西方时代的世界大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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