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求知与探索是一个民族崛起的标志
德国伟大文学家、诗人、思想家歌德的作品《浮士德》是德意志文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其主人公浮士德是位一生矢志不渝地在知识上不断探索的学者，对浮士德来说，生命就是无止境的探索过程，是无止境地对真理追寻和求索的路程。浮士德是位永不停止和永不静止的探索者，在他看来，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完全掌握所有的知识，因此个人在寻求知识的道路上应该永不停歇。在德国文学史上，浮士德逐渐定型成为一种对世界的探索和求知欲望的象征，“浮士德精神”代表了对丰富知识和无限世界的永恒寻求和无尽探索。
歌德的《浮士德》问世半个多世纪后德意志民族终于迎来了国家的统一，在迅速工业化和科学化的历程中，“浮士德”精神逐渐扩散成为一种全民的“民族精神”。在19世纪下半叶，人们发现了一个对世界充满思考的民族，一个对世界无比好奇的民族，一个对未知世界充满问号的民族，一个全民重视教育和科学的民族。这个民族对世界不断探索，这个民族为世界贡献出了层出不穷的发明。无限和未知展现在一个有进取心和上进心的民族前面，促进一个民族去创造、发明和对永恒进行哲思。在这一个时期，德意志民族在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之中后进追赶先进的典范。
“浮士德”精神积淀成为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是一个国家上升和民族崛起的标志，展现的是一个自强不息和勇于上进的民族心态。历史上德意志无祖国，1871年卑斯麦统一德国之前，德国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和无数个封建小邦国组成的杂乱的“地理名词集合”。在德国统一后，整个民族从后进到先进的精神动力已经为德国崛起做好了思想准备。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才刚刚形成雏形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就已经为之一变，从过去的弱者心态、封闭狭小的封建邦国的心态转眼间就转化成为一种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的开放心态，这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急速工业化和现代化时期精神领域的迅速嬗变和跃升。
世界历史上不仅存在着大国权力转化——大国衰落和大国崛起的现象，而且也存在着大国“民族心理转化”的现象。19世纪中后期德意志民族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全民都处在强烈上进的“求知欲”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也产生了日式的浮士德精神，日本也开始了全方位地、孜孜不倦地，有时近乎贪婪地学习西方世界，那个时代也是日本探索世界的时代，也是日本迅速向上迈进的时代。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则初步显示了一个未来超级大国的气质。美利坚民族不仅演变成为全世界民族的大熔炉，更成为积极求知和向上跃升的一个新兴知识大国。一部马汉的《海权论》奠定了美国外向进取的海洋世界观，于是，新科技、新技术、新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了同一个国家。历史经验告诉了我们，每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过程，都是一个以极度开放的心态向世界探索和求知的过程，而自我封闭保守则是国家衰落和国力下降的标志。
21世纪初，我们看到了“浮士德”精神再次随着大国的兴衰而发生了转移，这次，在地球的东方，一个旭日东升的新兴世界强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世界求知的过程。在这波世界权力转移的新浪潮中，“浮士德”的探索求知的精神也在发生转移。在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经历了1978年的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转折后，一个古老的民族焕发出青春的心态，一场全民的学习运动和一个民族的求知欲被充分激发出来了，一个历史上遥居世界第一、却在近现代史上屡屡落后的民族，即将要展开决地大反击。只是这次反击不是一场军事上的战争，而是追求“知识权力”的一场空前竞赛，一场学习和探索无尽世界的空前激烈的角逐。这场竞赛势必彻底改变整个人类世界的权力主导、思想观念和文明结构。
笔者曾在1980年代读过一篇文章《迎接挑战》，其中的一句话直到今天仍让笔者印象深刻：先进的未必永远先进，落后的未必永远落后，只要抓住机会，就可以后来居上。
II 中国学习世界
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后进追赶先进的政治经济综合工程，是一个文明悠久而又暂时落后的民族的一次决地大反攻和一场超级追赶赛，这次追赶的精彩程度和惊心动魄远远超过了近现代史上另外数次追赶的成功故事——日本的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应该说，邓小平和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政治家不仅具有高度的战略远见、战略智慧和战略勇气，而且这一批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彻底塑造了新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这里并不是要否定马列主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基本论述，但是要强调的是在特定历史大趋势和社会发展大规律的总体走向下，一个对国家民族的未来高度负责的、有战略眼光的政治精英集团，一个特定的政治家，特别是高瞻远瞩的伟人，往往能在社会经济的总体大势下起到推动历史进程的作用。有时候，一位真正具有高度智慧和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甚至能够培育一个民族的精神或是创造一个民族的新精神。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笔者不是在宣扬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史观，笔者一向属于“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不是个人，而是一种制度才能真正建立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基础，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根本。但是制度并不是天然生成的，制度也是由人们建立起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代政治家自身的行为表率就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走向甚至对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态产生根本而又长远的影响。可以想见的是，美国如果没有华盛顿和亚当斯，那么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就很难在一个新生的国家生根；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麦迪逊和汉密尔顿，那么美国甚至很难形成一个国家，到现在可能还是一个散乱成五十多个国家的“邦联”。德国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开始就拥有了高效廉洁的公务员系统、发达的教育体制和严密的民法法典体系和法治国家的传统，德国的整体民族精神是得益于众多诸侯国的一个——即“普鲁士”的塑造。“普鲁士”的严谨、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塑造了整体德意志的精神，而“普鲁士”的精神又和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卑斯麦紧密相连。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批有远见的政治家，特别是邓小平本人，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行为特征模式，这表现为中国人一种强烈的接近世界、联系世界、走向世界和渴望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高度开放的精神，一种积极的探索世界、探索未来、探索人类一切已知和未知领域的民族探索精神，一种对于先进事物、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人类一切进步思想近乎狂热追寻和迷恋的精神。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曾经这样评论中国政治家、企业家和企业员工：“他们具有鲨鱼般地猎取知识的精神”。世界著名的趋势专家和未来专家阿尔文 • 托夫勒也在2006年著述的《财富的革命》一书中惊叹中国赫然出现在世界上，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学习处理和创造方面体现了惊人学习能力和鲨鱼般强烈的获取愿望。他认为，中国人永不停止地索取外部世界的数据、信息和思想，而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领域，也扩散到经济、金融、管理、社科、法学等人类一切学科和领域，在托夫勒眼中，中国有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体的决心（托夫勒2006）。东方“浮士德”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凝结成为整个民族的对知识和信息狂热和经久不息的探索。
本来，共产主义国家给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总是一种“落后”、“保守”、“僵化”和“意识形态”的感觉，一些不了解中国或是没有到过中国的西方民众以为中国就是苏联和东德的翻版，我们过去的确也经历过“意识形态为纲”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中国不仅封闭了自己的国门，而且闭上了双眼，对外部世界封锁了自己的心灵。而这一切都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最重要的巨变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国家总体实力和物质层面的空前变迁；而另外一个是国民心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从一个曾经僵化的“意识形态为纲”的社会一跃成为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一个全民学外语的社会，一个全民探索和求知的社会。
1980年代中国的国门才刚刚打开，改革开放的气息才刚刚渗透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的时候，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来了一个彻底的翻转和解放，从中国的三国、水浒、东周列国，到日本的动画、动漫和故事片；从美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译制片，再到南斯拉夫的二战故事片；从神奇古怪的古埃及、马雅、印加文化和众神之车，再到丰富的科学普及读物，再到十万个为什么、百万个为什么，上下五千年和世界五千年，在中国人面前打开的是思想、科学、文化和社科的万花筒和知识宝库，中国的千百万青年尽情地吸收着知识海洋中无尽的营养，1992年以后的中国更加速进入一个全民探索和全民求知的新时代。
中国虽然是一个被西方媒体世界时时刻刻丑化的“共产党国家”，但却具有世界上最开放的心灵和最亢奋的学习心态。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空前活力和空前求知欲的“共产党国家”，在国家的整体思想定义为马列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实际走的是吸取人类一切文明养料的道路，学习资本主义体系下一切先进的思想、技术、管理经验和理论资源来壮大社会主义，同时吸收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一切有利于中国富强和中华文明复兴的所有可能的思想原料和理论基础，在一切领域上大规模地向世界学习，向一切先经的经验学习。1978年，中国的开放性的政治经济工程，中国的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彻底解构了封闭保守和僵化教条的清教徒规则，重新建构了一个民族的开放心灵和学习精神。21世纪最受瞩目的是一个民族心态的巨大转变，浮士德的求知欲望展现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身上，从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中国走向世界第一强国和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一个具有十亿人口以上的民族成为心灵开放的学习民族，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智慧的民族开始发动所有的能量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世界上一切的先进经验，以充分开放的心态吮吸着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养料，这是人类最大的一次心灵解放和思想解放，也是地球上人口最多民族的能量的逐步释放的过程。于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成为当代中国人无止境探索的对象，当代的中国人充满着好奇、充满着问号、充满着对世界一切未知领域永恒的学习和探索，一如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日本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
这是一个学习的时代，是一个无尽探索的时代，中国政府符合时宜地倡导 建立“学习型社会”，号召和鼓励全民学习和终生学习。中国的考察团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考察所有的领域，从道路桥梁设计到高速公路建设、从海港建设到海洋货轮通关、从矿井安全生产到职业病的防治、从地热清洁能源到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从垃圾分类技术到绿色能源的推广运用、从经济金融制度到货币银行体系、从社会福利制度到社会保险制度、从民法刑法到社会法、从司法体制的完善到政府部门的改革，凡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的任何制度，中国人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学习索取一切先进国家的知识，在学术领域的交流也延伸到任何学科领域内。而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的考察团和旅行团，现在真正是普天之下都有中国人，从西欧、南欧、到斯堪的纳维亚，从美国到中美和南美，从中东到非洲，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游客。去年笔者在冰岛旅游的时候，甚至在地球的北部之巅，也多次遇到中国的旅游团。
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是和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产生兴趣和认知开放的程度成正比的，一个国家越是对世界和未知充满着探索和寻求，就越会正向促进一个国家的整体活力和探索的力量，这将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特别是对社会科学带来持续不断的原动力。相反，一个国家越是自封为唯一先进、唯一完美和最高等的民族，在心态上视其他所有民族为“次级”的或是“原始落后”的，关闭一切对外部世界学习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就必然会面临权力全面下降和国力持续衰退的结果。
今天的西方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奇妙地调换了位置，中国是表面封闭下的开放心灵和学习精神，西方则是表面自由下的封闭心灵。曾几何时，美国人的主流群体开始只观看美国的新闻和电影，只阅读美国的报纸，甚至是不同的群体只观看自己愿意阅读的（带有政治倾向）的媒体，欧美人自认为自己就是世界中心，凡事不合欧美范式的就是错误的，就是落后的，就必须得施加压力或是施加暴力去改变。当一代中国人聚集了所有能量在学习西方的语言、学习西方一切先进思想的时候，当一批批中国人赴国外学习学习进修各个学科的时候，当中国人用各种不同的外语在西方各个不同国家的论坛上与“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作不懈还击的时候，有多少西方人从内心深处真正愿意来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语言、中国人的心理模式和中国人的哲学文明？
除了近期一些英美媒体开始深层次地报道中国以外，（包括一些严肃的汉学家和社会政治学家开始深度研究中国千变万化的“活力”社会），大多数欧洲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永远是一成不变充满西方意识形态的“欧美八股文”的论调，其基调几十年如一日的僵化老套：中国是邪恶的；中国的当局是专制的；中国人是不敢批评政府的；在中国凡是赞扬中国政府的都是被洗脑的，而持不同政见者则都是伟大的有良知的中国人；反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中国人都是中国政府的雇佣军，甚至一些媒体连篇累牍地误导西方受众，说什么中国留学生60%以上都是执行政治任务的间谍。
无穷的偏见、恶意的诽谤、八股文般地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宣传、意识形态的胡诌和被威胁的心理狂想、对中国崛起感到的嫉妒、红眼和沮丧、对黄种人文明可能跃升为地球第一文明感到的嫉恨交加，这一切都使西方更像三十年前的中国，甚至很像1840年前的中国，对世界的变化采取“鸵鸟政策”，对中国巨大的进步成功视而不见，或是故意负面报道和恶意诋毁，或是干脆用欺骗手段误导西方受众，如此，西方世界面对充满活力的中国的时候，自己反而越来越形成封锁的心灵和封闭的认知系统，公众和媒体在这样的狭窄认知的循环中对中国的了解偏差越来越大，在全球化中，在知识的超速更新的时代，在一个信息知识以超过工业社会百倍速度扩散的现代信息社会，这恰恰是致命的信息盲点和知识劣势。
如果说西方和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那么即使从了解对手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做到真实了解对方，将一个对手真实的长处和短处传递给公众，促进增强本国人的竞争意识，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胜。西方媒体蓄意的抹黑和传达完全扭曲的观点固然可以让西方受众一时取得精神胜利的快感，但是对于本身的竞争力来说，却是百害无一利的。试想，一代中国年轻人都在以好学和奋进的心态学习西方的语言，了解西方的优势和劣势、长处和短处，而西方学习汉语或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不足中国对西方了解的十分之一，反过来说就是中国面对西方获得了至少10倍以上的信息优势，在未来的中西竞争中，这是西方社会致命的信息盲点。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闭关锁国的失误让中国痛失了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那么现在正好颠倒过来，中国在知识吸取和探索学习上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前进和扩张，而曾经是中国老师的西方在中国的巨大进步前却封闭了自己眼睛，封锁了自己的心灵。看来世界权力和知识的转移真是人类永恒的规律，一个向下旋循环和衰退的文明，的确是很难挽救回来的。
III 谁能主导21世纪的世界？
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康纳在2009 年著述的《第二世界：大国时代的全新秩序》一书中提出了G3的概念，认为环顾21世纪的全球，真正能够主宰世界的是G3，那就是美国，中国和欧盟。不仅是因为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实力最强大，而且也因为这三个地区对全球各地都具有影响力，它们的模式都分别为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和仿效。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特别是三大权力中心分别提供了各自的模式——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和布鲁塞尔模式，这是构成G3的根源。
那么G3中谁能最终真正主导世界呢？卡纳在该书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哪个国家和地区能够适应21世纪的变化，不断变迁、不断创新，具有强大的柔韧性，那么哪个国家和地区就能成为G1。因为21世纪的世界太复杂，社会分化的局面太繁复，社会变化的节奏太高速，因此一个能够不断学习、创新和调节的社会才能真正成为领导世界的超级强国。康纳认为，生物进化的漫长过程中，并不是体积最大和最善于攻击的生物生存下来了，而是最善于适应环境，同时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生物才真正得到持续不断的物种延续。恐龙虽然体积庞大，但还是灭绝了。今天的世界依然是同样的道理，并非越霸道、暴力运用最多或是最有攻势力量的国家能够引领21世纪的人类文明，而是一个物质力量强大，但同时又善于学习、改变和创新的超级经济体才能真正卓尔不凡地领袖全球。
对比欧盟和美国，我们还是不禁再次感到邓公的伟大和远见卓识。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一个永远对世界表示谦卑和学习的民族、一个懂得学习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来壮大自己的民族、一个懂得“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民族、一个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鼓励自己的民族、一个不断创新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民族，才能够在千变万化的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中不断根据时势调整自己，使自己的政策永远处在理性动态调节中，才能真正跟上超速前进的二十一世纪，才能在光速般信息流动的社会始终处于信息强者的地位。积累了这样智慧和学习精神的民族只会越来越强，最后真正到达世界民族之林的颠峰，成为独一无二的世界领袖。
“浮士德”精神让一个民族强大，让一个民族探索，让一个民族永不停歇的创新和奔腾，让一个民族永不静止地往上跃升，让一个民族永不满足、永远充满前进的动态势能，这样的中国，必定是永葆青春的中国，永远面向未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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