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作者：王翔

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军事变革有着很深的感受，十四年前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海湾战争使中国军人从迷惑中惊醒，一场新军事风潮悄然无息地占据了心灵版图。当时我还是一个列兵，只知道背记法典，操练技能。后来在陆军学院的野战作业，空军部队的夜航训练中思考了一些与现代战争相近的理论战法，便冲动地想把它记下来。现在想来，那只是一种萌动。多年后，一位将军对我的思想产生了质的影响，使自己的这份萌动转化成了执著，将男儿的激情与热血融入到国家，军队的命脉中，是多么振奋人心，激励自己呀！

每次站在指挥所窗前，映入眼帘的总是对面军博大楼顶端的铜铸标志。遥想七十八年我军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不免思绪难平，感慨于怀。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作为军人，我想到了千千万万为国战死沙场，魂聚不散的中国军人，想到了二十九军，想到了张自忠将军、杨靖宇将军、左权将军……同时也想到了皖南事变的新四军，血染河西走廊的西路军。我读军史，是让自己记住——中国军人到了我们这一代，不单单去怀念、感伤，重要的是转变观念，研究和构架适合未来战争的新军事思想。只有这样，中国军人才会少一些忧伤，多一些强悍。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刘亚洲将军。

刘亚洲，中将军衔，籍贯，安徽宿县。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刘建德，时任解放军二十一军一八七团政治委员，母亲陈于湘，于二十一军解放温州时参军，在一八七团任职。刘出生不久，二十一军即赴朝鲜前线。朝鲜战争停战之后，二十一军家属们纷纷入朝。随母亲入朝，住鱼隐里附近。一九五八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返国，在山西省太原市育英小学学习。(育英小学为军队干部子弟学校，于一九四八年在河北平山县成立，第一任校长为罗瑞卿夫人郝冶平。)一九六六年九月，升入育英学校初中部，旋即爆发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二十一军由山西移防陕西，父亲时任六十三师副政委，进驻宝鸡。当时学校停课混乱，刘亚洲却利用这段时间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一九六八年三月，被父亲送到步兵一八七团“英雄八连”锻炼。(“英雄八连”是由国防部命名的连队，曾在淮海战役中狙击邱清泉兵团，战剩六人。)四月，“英雄八连”赴陕西延安制止武斗。烽火连天，道路中断，由二十一军报请兰州军区批准，正式参军。从战士当起，尔班副，班长，排长。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二年被部队送到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学习。一九七四年产生文艺创作的冲动，于课余时写了不少“手抄本”在同学中传播。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陈胜》。一九七五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首都机场)宣传处工作。当时民航隶属空军。一九七九年民航与空军脱离，调入空军，在联络部一处任干事，从事对外空军调研工作。一九八三年报告文学《恶魔导演的战争》以新颖的题材、犀利的笔触，尖锐的思想，震动文坛。九月，空军报社罗军、王哲伟流氓团伙案件发生，因借过两盘录相带给罗军，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一九八四年行政级别由正营降为副营。在受处分降职的次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两代风流》。八月，老山战争爆发，随总政组织的作家代表团赴云南前线。中途车翻负伤，仍坚持前住，受到前指表彰。年底，在意义十分重要的全国第四届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一九八五年以前线为题材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出版，引起极大争议。许多报刊参与讨论。米家山根据故事拍摄了电影，遭电影局否决。三月，应美国国务院新闻出版署邀请，与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一道访问美国，历时一月。一九八六年由联络部调入空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创作室，专事文学创作。在周鹤官副部长关怀下，由副营直接提到副团。五月，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讲学。一九八七年在美国历时一年，在特定的场合下维护了国家尊严，受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表扬，回国后立三等功，晋升为正团。年底，率中国笔会代表团赴瑞士参加第五十一届国际笔会大会。一九八八年八月，调中央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任干事，晋为副师职，授上校军衔。九月，率中国笔会代表团出席了在南朝鲜汉城举行的第五十二届国际笔会大会。受总政联络部岳枫部长委托，开展对南朝鲜的秘密工作。一九八九年五月，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金坚范一道出席了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五十三届代表大会。正值北京学潮，西方同攻中国代表团。作为团长，做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中途退出笔会。中国与国际笔会的交流至一九九七年才正式恢复。一九九〇年八月，调总参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因对南朝鲜秘密工作成绩突出，立二等功一次。一九九一年重要作品《广场》出版，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出版。一九九一年秘密访问台湾。回大陆后，此行在台湾曝光，引起台湾朝野极大震动。一九九三年一月，调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任副主任，军衔晋升为大校。一九九六年六月，军衔晋升为少将，一九九七年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二〇〇四年三月提拔为空军副政委。

现年五十三岁的刘亚洲将军，一直被外界视为具有革新精神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其作品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分析预测了国际间的争端与突变，并被后来的实事佐证。刘亚洲在八十年初就以一批描写新军事变革的战争作品著称。他的《恶魔导演的战争》、《那就是马尔维纳斯》、《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充满阳刚之气的作品，为刚刚走上改革之路的中国军队开启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口。各大军事院校纷纷将这几部作品视为教材。因其思维敏锐，观察视角独特，他的作品一度引发争议。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国人的思维有了质的转变，人们关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对描写外军动态和未来战争模式的作品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一些呼吁新思想、新作品的文章也显露出来，人们开始接受了这位带有国际视角和前卫思想的中国将军。

回首二十世纪的一九八四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年头，思想领域似乎一夜换了季节。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九州一扫十年阴霾。中华文明要复苏。中国又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人们开始修补曾被自己民族撕裂的文化。在文学界，一批作家开始检讨曾经流逝的青春，伤痕文学堂而皇之成了主流作品，文化反思成了当年流行的时尚。一时间，禁锢已久的思想，失去了政治载体，人性中的忧怨汇集到了文艺领域，伤痕文学仿佛与爱不爱国牵扯在一起，文学的功能又一次不情愿地披上了外衣。在批评和喧闹声中，刘亚洲未被染指，而是开始了另一种探寻。这一年距他的长篇历史小说《陈胜》发表已过去八年。八年前，刘亚洲二十四岁，是武汉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小说《陈胜》的出版年代，时逢中国思想蹒跚阶段，当时流行一种不成文的社会认同感，只要你意识到什么是“主流”，社会就会很快地接纳你。权威文化造就了一批作家。刘亚洲不在此列。三十二岁的他没有逗留在这样的氛围中，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远渡重洋，放眼世界。短短几年时间，一批带有国际观察视角的《攻击攻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作品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古有诸子百家的思想氛围，昔日我们却有意无意地认同了一家之言。这是文化倒退。庆幸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争议作品”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大国的希望。这期间，刘亚洲的前卫思想给一部分人带来了深思。中国在摸索中又走过了三年。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兔年，此时的南方改革如荼。始于战略考虑，中越老山鏖战转入冷战阶段。刘亚洲以作家身份深入前线。当国内民众情系前线将士的时候，刘亚洲却用政治家的视角反思了此役。通过调研，他果断向决策层进谏，一篇《老山作战应当立即停止》的内参引起了中共高层关注。六个月后，老山作战停止。十二年后，已是少将军衔的刘亚洲寄情昔日战友，相继写出了《二马》、《王仁先》等纪实作品，又一次回应了老山之役。读者哗然。

一九八八年，刘亚洲利用国际笔会第五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汉城召开之机，与韩国外交官员进行了接触，并将与韩建交的意义写给决策层，引起共鸣。刘亚洲的外交新思维，得到了中共高层认同。两年后，刘与叶选宁（叶剑英之子，时任总政联络部部长）陪同一位国务院副总理会见了南韩特使，为中韩建交奠定了基础。同年十二月，刘亚洲写给军委高层的《中国军队必须进行改革》一文受到广泛关注，新华社《内部参考》分两期刊载此文。其中一些观点被半年后的政治风波所证实。这时的他早已超越了作家身份，刘亚洲沉稳的行事作风和睿智的思维方式被中共高层圈定，为日后步入高级军官行列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刘亚洲来说是跌宕起伏的人生阶段。他经历了从失败到成功的痛苦过程，终于以其特有的雄健奔放的文笔，深邃犀利的思维和纵观世界风云的胸怀，在大陆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一九九二年四月，刘亚洲以其双重身份访问台湾。开创了中***员访台的先河，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当时两岸的坚冰。事后，港台媒体喧嚣报道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秘密访台经过。国民党大佬郝柏村传过来两句话：一、只要开放大陆党政军人员赴台，第一个就邀请刘亚洲。二、刘来台后，我一定见。如他不来，通过他安排的人，我也一定见。可见刘亚洲访台意义重大。

十年间，刘亚洲以其前卫的思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从一位知名的作家转变成了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其间的辛酸与坎坷难以言表，误解与攻击随时跟来。有人曾引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来评价历史人物。中国百年近代史人才辈出，国之大幸。我认为，在社会变革阶段，志士仁人能爱国也能卖国，爱国方法只一种；卖国方式千百种。志士、君子能改变历史；流氓、阿飞也能影响历史。我心余悸。如果说中国的崛起是必然，那么，军队的改革是必须。刘亚洲近十年提出的一些战略从另一种层面上讲是不给那些变容没变节的人提供产房。中国军队将军不少，但“生活将军”居多。真正能夜以继日研究战法，一心为国的人如数家珍。

回看中***史，能把心境留于后人评说的人应属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开创者之一。就义时年仅三十六岁。六十年后，刘亚洲将军思想通幽，用自己的心境来悼念瞿秋白。《瞿秋白的梦境》一文发表后，我心归宿。文章忠义并举，沁人肺腑。捧读多年，心潮难平。今将刘亚洲将军的原文转录，与大家共勉。

瞿秋白的梦境

进九寨，临长海，暗云低垂，飘起雪花。下五花池，漫步熊猫海，细雨霏霏。湖水晶莹。层林尽染。山恋排闼而来。浮云如轻纱，将青山半遮掩，尤显妩媚。我深深凝望，忽如受剑刺：此情景我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紧张地思索。一生中屡遇此情景：一件明明是刚发生的事，却似曾相识。但今天的情景不像，它的确发生过!终于，我记起来。这是瞿秋白的梦境，也是我的梦境。数十年前读史，读到瞿秋白就义前一夜，至为感愧。蒋介石枪毙其命令已下，第二天就要行刑，于瞿秋白而言，这是最后一夜了。这一夜，他睡得特别香。他梦到了人世间最美丽的山水。青山隐隐。流水淙淙。小路蜿蜒曲折。夕阳依偎着亲吻着额头。小鸟在欢唱。百啭千声随意移。醒来后秋白脑海中浮现出许多唐人的绝句，遂用唐诗凑成一阕：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 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我惊愕不已。明天就要处极刑，前一夜竟平静如此。瞿秋白文弱，可他羸瘦的身躯内竟蕴藏着这么伟大的力量。他是真正洞穿了生死的。早就听他讲：人生有两大快乐：睡觉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小休息是小快乐，大休息是大快乐(大意)。过去只当他一时豪迈而言，现在，方知他真是个不怕死的种。看看自己，当是羞得不能自容。死亡倒也不惧，可每逢有事，睡觉总成折磨。不是辗转，就是噩梦连连。清晨醒来，双眼皮肿成单眼皮。不过也就是为处分、爱情、文采、别人的只言片语和一时挫折而苦，统统是些鸡零狗碎。瞿秋白是高山，我连平岗都算不上。我曾设想，我如他般就义，走向中山公园时，像他那样高歌《国际歌》、《红军歌》，在草地盘腿而坐，独斟独饮，而后含笑道：“此地很好！”从容饮弹，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像他前一夜那般宁静安详，恐不能够。行为可以强撑，思想却是无奈。骗别人可以，骗自己不行，骗心灵尤不行。我羡秋白，愿为秋白捧一掬泪。他的生命定格在三十六岁上，可他的灵魂必将千秋万代徘徊在中国上空。万事就怕想得通。他想得通。一件事，想通即达天堂，想不通就沉落地狱。他的躯体进了地狱，他的心灵进了天堂。我反复吟哦他的诗，昏昏睡去。我竟来到了他诗中描绘的场景中。就是今日九寨沟这片山水。难怪熟悉如斯。我凝眸，再凝眸。我成了瞿秋白。时光倒流六十年。我一袭白衫，手捧唐诗，款款行于曲径。思想通幽，万事皆空。天地间空无一人一物。我在向这多情的山水告别。明天将远行。我的眼睛湿润了。

通过研读刘亚洲二十年间的著作，不难发现其作品都在强烈的表达一种思想。前期作品以国际军事领域为主，后期涉及历史、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思想的表达之强烈是罕见的。尤其近几年推出的《刘亚洲战略文集》更是立意新颖，寓意深刻，话语空间极为深广，充满了思想与智慧。读后令人生发出一种激情，使人更加理智地面对现实以求发展。从刘亚洲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其思想的张力与激情都是源自一个爱国将军的情怀。他对中国未来战略构架与评估远远超越了军事领域，构成了战略思想的连贯性和可操作性。他将外军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剖析和总结，提醒中国军队应该从中吸取一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用全新的作战理念来缩小与外军的差距。为此，他也招来了一些人的不理解。人的思维转变是需要一个过程，正如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对小平同志也是不理解的。任何先进的理念和革新的思维都是通过实践来推广的。香港无极卫视《时事开讲》节目就刘亚洲的战略思想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中国需要军事改革新思维，而刘亚洲的作品恰恰代表了解放军作战思维的转变。外军思想库和美军一些机构，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刘亚洲军事战略作品。他们发现中国的思想库已抛弃以往冷战时期对美国的战略研究领域，而是直接触及美国的最新战略构想，给美国军事战略和新的军事部署带来了挑战。过去二十年，中国军队历次体制编制调整都在以减少军队员额为主导，部队内部机构改革行动迟缓，加上解放军战略思想过于守旧，使得军队的训练作战效率提升受阻。美军担心的就是刘亚洲的战略思想和解放军战略调整的步幅在逐渐缩小，如刘的战略思想进入主导，解放军的作战思想和治军方略将进一步跃升，从而会直接影响美军战略部署的预期目的。

刘亚洲将军有一句名言，军队的现代化和军队的改革是在脖子以上，不是在脖子以下。就是说你肌肉练成再大的块头，拳头练的再硬没有用，首先你要有一个高智能的大脑，然后由大脑向四肢输送神经，这样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他列举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战例，为什么每次伊军与美军交锋必败，俄军在车臣数年不果，苏军在阿富汗损兵折将，而美军一去就摆平了？关键是美军掌握了信息战，首先将你的通讯设施和首脑掐住毁掉，让对方溃不成军。刘亚洲讲到，中国是用战略防守，如果是等你放进来打的时候，不宜形成战斗力。而是觉得中国应该和美军一样，不是思考明天的战争，而是思考后天的战争。中国应该走出去，就是以进攻为防守，以攻为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刘亚洲将军说，中国应该走出苏式的战略思想的坟墓。

回顾历史，从新民主主义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思想变革已近百年。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政治与思想永远是孪生兄弟，密不可分。过去我们读史喜欢关注战争与人物，而恰恰忽略了文化与思想。春秋百家一闪而过，秦汉文化独统著称。中国文化从汉武帝开始突出儒家为首的思想体系。农耕文化代表着皇权至上，子民安生思想的形成。明末，多尔衮入关，清军开始强制推行异族文化，一下捅了小农经济的马蜂窝。中国乱作一团。清军刚卸甲，便悟出民生的最佳方式便是农耕，不是游牧。农耕能使人集群结亲以求安逸；游牧却使人不断扩张带来掠夺。于是乎，崇儒、尚佛便被统治者赋予新的内涵而沿承下来。

刘亚洲在《农民问题》一书中，分层次、分阶段来阐述农民与国家间的血缘关系。文中把歧视农民观念形成的根源追溯到文化层面上来理解，找到了歧视农民的原因和教训。作为后辈，我深爱自己的祖国，但不泛谈爱国。因为爱国是要付出感情和精力的，只有了解中国历史，我们才能从心灵上去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翻阅历史，我发现自古以来，统治者都把土地和人口看成是功绩卓劣的唯一标准。农民少时，怕外夷掠夺土地，于是鼓励多生，过分强调人口基数。农民多时，又产生了恐慌，生怕人多义起，不利于江山社稷。于是出现了愚民文化链。一锁就是几千年。锁出了传统，锁成了美德。封闭锁国的根源就是思想滞后；民族性格的弱点就是不敢袒露心声。刘亚洲文中所举事例，深刻说明了农民问题的本质特点。引人深思，令人警醒。在观念更新的提法上，不是一味强调思想创新，而是在旧的做法和新的观念中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分割线。

刘亚洲写的《大国策》从地缘、政治、思想等领域阐述了未来十年中国的国家战略与策略。回答和预见了中国为何苦闷百年？在识清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国家战略所犯通病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战略思维。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敢于检讨自己，把人民在看待国际事务时所持的抗衡心态剖析澄清。提出了“一个大国不能为发展而发展。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具体的、可触摸的。历史发展不可能等到所有条件都准备好了才向前迈进。我们需要战略产业。”中国大，中国穷，我们说了何止百年。面对清政日下，国民愚钝，孙文启蒙檀香山，游走日本海。武昌首义先取名誉，后取民心。大国觉醒。清政退位。西方国家做了三十七年中国梦，中华民国三十七岁即夭折。国民党输得糊涂。共产党赢得明白。我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大战略，可惜国父谢世，“三民”变味，加上党内人才单一，匪气太重，精于山头，国民党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战略了。而共产党的战略框架一直没变，马恩主义净魂。朱毛树旗。红军败北复活靠的就是大战略。回看我党历史，军队壮大一次，战略迭出一回；民心聚散一次，理论升华一回。每个时期都有精辟的战略出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提出不长时间，战争态势突变，我军大捷。历史犹新，只有制定大战略，国家才能大发展。聚我心乱他心的辨证关系是需要我们再思考的问题。求索历史，不如务实今天。

刘亚洲将军在《金门战役检讨》一书中，第一次披露了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攻打金门失败的经过。反思和总结了战役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为未来攻台之战提供了新思维，使美军更加了解和认识到解放军军事理念有了长足的发展和创新。美军研究越战失败的原因与解放军反思金门之战的目的相同，意义相近。刘亚洲将军写的《对台作战：战略评估》不同程度地对美国战略发展构成了影响，尤其在对台评估和对美分析中，直接触及美国战略底线，是美军最不想看到的战略思想劲敌。其《关于伊拉克战争》一书，以地缘战略的眼光和独特的战争视角分析和总结了美军在伊战中的军事理论、技术运用的特点和不足，提出了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空军的作用和未来信息战的发展空间，该理论引起了各国军方的极大关注。

启蒙思想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有其光辉绚丽的一页。启蒙运动最早是由西欧逐渐波及全球的现代化运动的思想步骤。清末的戊戌变法，民初的孙文五权学说，内战时毛泽东思想的生成，“文革”后邓小平理论的产生，都给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动力，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中国人民站起来，启蒙思想功不可没。创办于一九一五年，作为启蒙思想路标的《新青年》杂志，在一九二三年改刊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同年，文化界发生“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凸现了现化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这两个事件代表着启蒙运动的分裂和新文化运动的落幕。中国思想领域沉寂、泛起，又沉寂、又泛起，已过去了六十余年。中国的先知们发起的启蒙运动浓缩了二百多年的近代西方思想史。洛克、卢梭、尼采、马克思、易卜生、托尔斯泰、杜威、罗素等欧洲不同时代思想家的理论汇聚中国，这些欧美哲人的启蒙、反启蒙、批判启蒙的思想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外域现代性资源。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启蒙学者的思想带动下，中国终于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政治占据了思想多样性，人们的思维一时很难适应带有多元化的思想。“五四”并非一场纯粹的启蒙运动，其中包涵着启蒙与反启蒙的思想冲突。中华民族的性格由谁培育而成，我认为首先是人们的思想。其次才是政权、战争。纵观中国百年史，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先由思想始发的。满清后期，康梁上书变法求新，孙文“三民主义”救国，都是确立了强国富民的思想观，才推动了历史车轮。只有先进的思想才能让人民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因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号角，使封建与革新思想集一身的袁世凯即便窃取了革命果实也不得不悔恨而终。孙中山、宋教仁说了真话，奠定了民国基础；毛泽东讲了真话，才有了“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邓小平总结历史，结合实际，讲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理，中国才有今天。

在中国敢于讲真话的人多如鸿毛，可惜大都集怨于心，真话出口又轻如鸿毛。历史上有两个人既讲真话又得公心。他们是三国魏臣郭佳，唐朝名相魏征。赤壁败北，曹操马上哭郭佳；高丽战败，李世民立碑吊魏征。昨日，中华民国三十七岁即夭折；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六岁正当年。中国百年一梦多慷慨，靠得是那些轻生死，重兴衰的爱国志士。自古以来，敢言者大都是上层顶端与下层末稍，中间沉默部分是思想与生活的受用者——人民大众。顶端的敢言者大都为士大夫，为国献策，胸怀坦荡。末端敢言者多为市井民众，伸张正义泄发怨气。两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相同之处是敢言者尊重事实以理悦人。不同的是大人物敢言掣肘较多，压力很大，如没有为国舍身的勇气与忠心是不敢言语的。相比，小人物敢言如举石投江，瞬间平息，作用甚微，压力较小。可见刘亚洲将军身居要职，却忧患成文，力谏敢言，其心为公、为国情怀是非常难得的。如果人的思想都能以开放包容的态势去发展，革新精神就会融入到民族性格里，受益中华。像刘亚洲将军这样的敢言者，思想启蒙的继承者就不会被看成一个异数，而是新启蒙者的代表。他用全新的思维理念，给国人带来了鲜活的思想，拉近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距离。实践证明，中国要崛起，离不开实事求是的主导思想。敢言者必将得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发展到今天，如果不是拥有一批敢言者，改革开放能坚持到今天吗？正如九十年代初，改革改到了经济体制上，人们困惑不前，在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问题上，小平同志解答了这一难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骄傲。难怪俄国人说，“中国人有福气，遇见了邓小平，而我们苏联却没有出现一个邓小平。（大意）”一九七九年我党实践改革开放。十年后，成绩骄人，但问题接踵而至。何去何从，又是一次挑战。一九九二年一月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十月“十四大”定音，中国走上了“特色”路，国力大增，世界惊叹。今天，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平稳发展，令世界瞩目，但问题和困难相继而来。经济体制改革动力受阻，究其原由是部分政体机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党又面临新的挑战。为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在这样一个急待发展的阶段，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障。从刘亚洲的作品中可以意识到中国军队已开始了跨越式发展：转变军事思想、裁减军队员额、研发新型武器。其中军事理论和作战思维的转变迫在眉睫。解放军下一步要做的不仅仅是怎样苦练精兵，为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奠定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思维的重组，观念的更新，心态的平稳。只有理智地反省自己，正视不足，不断更新观念，才能应对未来战争。中国军人应牢记一条千古明训：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我们既不能像过去那样时刻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也绝不能认为现在是“无敌外患”的“太平盛世”。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每逢看运动会，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近年来，民间思潮在对待国是、国际争端时缺乏的就是理性的思维，开启国人新思想的人，简单定位于爱不爱国，是不理智和不全面的。把推动改革之士说成是空想者，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再也不能打压新思想了。国人想的应是如何运用新思想去构建中国的未来。旧思想在部分国人中造成的辐射，污染亦如漫天尘埃，至今未能落定。有人说刘亚洲战略思想以西方的思维模式为主干。其言论过于僵化，如果刘亚洲的作品，一味复制理想、避病颂歌，这样的作品多如牛毛，更谈不上启蒙与思想了。纵观中国近现代史，多少启蒙者在人们的声讨中沉寂下去。为此，在中国接受新思想首先要具有审视启蒙思想的良好心态，学会包容和审视现代启蒙思想，对争鸣思想要更加珍惜和爱护。由理解到支持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是国人的观念要转变，抛弃守旧之源，引进新思想，以勇于革新的勇气和坦荡的胸怀去迎接未来，这才是我们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要从思想启蒙者的作品中，吸取营养，然后再以觉醒者的智慧和勇气来面对未来。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