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学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这个名字对中国知识界和民众来说应该并不陌生，1980年代初，我国播放了一部电视政论片《迎接挑战》，当时相当轰动，其中就提到了汤因比的“文明挑战与应战”理论。在那个中国还相对落后的时代，他的理论在国人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随着汤因比辞世时间已久，在社会学科的主流讨论中，汤因比这个名字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但恰恰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非常有必要来温习一下这位被誉为“最后的宏观历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观点。从历史中去汲取智慧和养料，永远会让一个国家保持理性，获得智慧。
汤因比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一个核心理论，就是文明起源的“挑战和应战”。人类从古代到今天的各个社会，都曾经面临着外来的挑战，如果内部少数具有创造力的精英能够根据外部环境的刺激和挑战做出适当的回应，甚至改变自身的体制进行应战； 又假设这样的挑战不至过于沉重和超负荷，（因为过于巨大的挑战可能毁灭一个社会），同时这样的挑战又不至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微小的挑战无法激励内部足够的动力），在一个适度的挑战中，就可以引发少数具有创造力的集团的回应，那么社会就进入了文明状态。比如中华文明的起源——黄河文明，它所产生的地理和环境条件就非常符合汤因比的理论假设，一方面是广袤肥沃而又松软的土地，一方面是一年一度的黄河泛滥，华夏族的先民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环境刺激，在这样的特殊地理环境里终于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
汤因比通过对世界各个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研究，认为普遍而言，人类文明都会经过“起源 — 生长 — 衰落 — 解体”四个阶段，“挑战—应战”机制导致了文明的诞生，文明成型会继续经历不同的挑战。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一个文明走过不同的“生命周期”：首先，是在混乱混沌中，文明的新因子不断结晶成型；然后在统一帝国和统一的和平下文明成熟；接着，少数执政精英创造出“高级宗教”，形成国家统一的教会、统一国家的思想和精神文化；在最后阶段，文明形成和发展初期善于迎接挑战的、具有创造精神的少数精英逐渐退化成为少数统治者，随着权力的腐败，文明渐渐进入衰退周期，少数精英再也无法应对挑战，最终导致了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灭亡。
汤因比认为人类社会从古到今一共形成了26个文明，其中16个文明已经死亡了。作为人类文明研究的理论家，汤因比持有一种文化悲观决定论，他认为，人类各种文明最终都摆脱不了生命周期的逻辑。晚年，他在《西方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每个文明的发展并不是按照线性逻辑在发展的，文明兴衰的历史轨迹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取决于每个文明面对外来挑战时的反应能力，取决于每个文明中具有创造力的少数能否动员和引导多数来迎接和回应挑战，胜利女神总是向那些能够在挑战中迎难而上的文明招手。
根据汤因比的分类，某些社会或是古代文明面临的挑战过小，因而激发的文明反弹的能量和活力也很小，因此某些文明数千年来都处在停滞发展的阶段，比如澳大利亚的原著居民和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而某些文明面临的环境却过于艰苦、挑战过大，因此文明的发展也非常缓慢，比如在极地严寒中生存的因纽特人（今天散居于格陵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在南太平洋群岛时刻面临海啸、火山或是其它自然灾害的波利尼西亚人。而更多的古老文明在历史长河中已经逐步灭亡和消失了，比如人们所熟知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在小亚细亚如走马灯似、曾盛极一时又迅速衰败的各个古代帝国和文明， 比如准军事化社会的亚述帝国和亚述文明、赫梯人的古代文明、苏美尔人和米底人形成的古代文明等；欧洲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也曾经辉煌一时，远远领先当时所有的文明形态，今天也只在岛上留下一些残垣断壁。 甚至有些古代文明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以至于今天的人们都无法完全确认这一文明是否存在过，比如神秘的大西洲文明，人们只能根据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猜测它曾经的存在，历史的确给今天的人类留下了无穷的问号。同样，美洲玛雅和印加文明的衰亡也让人扼腕长叹。
汤因比同时也非常精确地指出，在一些古代文明衰落的同时，也有一些古代文明转化成为了新的子文明，而且文明的核心主体国家今天已经不再单独构成一个文明了，比如古希腊文明，今天已经转化成为现代西方文明，而希腊本身今天则是一个相对弱小和普通的国家；而在东罗马帝国基础上形成的拜占庭文明则转化成为今天的斯拉夫和东正教文明。
汤因比同时又指出，世界上还有一类文明，经久不衰，文明的载体也始终如一，这类文明虽然古老，但充满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在面临挑战之际反而会不断重新激发活力，使自身得到更新，这样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少数。汤因比所指出的特殊长久、适应能力与众不同的文明，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
II 为什么中华文明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
公正地说，（笔者个人认为），除了中华文明，还有两个伟大的、对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独特文明，即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印度文明为世界贡献出了印度教和世界性宗教——佛教，而犹太文明的信仰犹太教则是西方宗教的前身，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犹太文明对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也具有超级历史延续性和持续性，其文明也在同一个文化主体民族身上经历上千年而延续下来，应该说这两种文明同中华文明一样，都书写了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但是印度文明和犹太文明又与中华文明有所区别：首先，印度文明诞生于外来入侵民族——雅利安人对印度次大陆的征服中，从其本源来说是外来民族征服了原著民——达罗毗荼人，然后在综合本地的土著信仰的基础上建立了婆罗门教文明，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印度文明是外生文明，而本土的原著民实际构成了最低种姓人群的来源。 而犹太人曾经丧失国土两千余年，流落在世界各地，直到1948年才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犹太复国运动建立了以色列国，做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虽代代繁衍，但却是一个长期没有国家载体的民族。
因此，古印度虽然是同中国一样保持连续性的文明，但却起源于外来民族的征服，因此带有“外生”性质，而犹太人文明在地理空间上出现了文明和地理空间分隔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具有超级连续性的文明长时间缺乏地理空间的载体，被迫背井离乡，居人篱下，散居世界各地。反观中华文明，它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内生”文明，其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到整个东亚大陆，而且中华文明的地理载体从来没有中断过。据此，所有文明中，始终保持文明基本内核连续性和保持国土领地的文明，同时又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内源”文明，而非“外源”文明的，仅仅只有我们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这又绝非偶然，笔者认为，这是有深刻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的：
一，历史上，华夏族人口的迅速扩张对周边其它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张力，人口增长绝对是古代文明一个重要因素。华夏族的先民其实来自于河南陕西一带，但在人口扩张的条件下，其治理范围不断由中心向边缘扩张。周边夷戎狄苗蛮或是百越等民族在与华夏族的拉锯战过程中，逐渐离开他们的祖居之地，逐步向东和向南方向移动，而华夏族凭借人口优势和文明组织上的优势，使其他民族例如百越逐渐无法与华夏族抗衡。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十倍或是百倍优势的人口往往是湮没抵抗的最佳利器，在一个人口上占据绝对优势、文化先进民族的扩散中，其他民族要么外迁，要么就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步接受同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
二，华夏民族在周朝经历了文化上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塑造，经过周礼对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确立，再通过孔子编撰《诗》《书》《礼》《义》《乐》《春秋》，华夏民族在文化上率先进入高度发达的文明阶段，文化典籍的编撰构成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基础，成为华夏族集体认同感和优越意识的重要来源。文化和文字成为联结中华文明最为坚固的情感纽带，可以在面临任何挑战或是逆境的情况下顽强地保护着中华文明的核心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历经千年依然长存。
三，文字是人类文明社会的重要表征，在社会学家眼中甚至是部落分化社会到阶层分化社会之间的标志。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文字既不同于世界上一切其他国家的字母文字，同时也有别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国的汉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等不同原则的造字法，这既超越了简单的象形文字，将语义的表达大大扩展，同时克服了字母文字容易引起方言向新语言转化的现象。考虑到中国疆域广大，各个地方的方言差别甚巨，尤其是江淮以南的方言更是纷繁复杂，如果采用字母文字拼写，那么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中国可能演化出大大小小几十种新语言，而新语言往往是产生新认同感的开端。而借助世界上唯一的方块汉字，无论区域文化如何丰富多彩，无论中国人如何远离故土，“书同文”都成为中国人强大的文化认同感的基础。
四，由于中国地处亚洲大陆，民族成分构成复杂，考虑到历史上华夏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生存空间的争夺战，考虑到百越民族和其他民族散居在华夏族周围的事实，一个逐渐成为亿万民众主体文化的文明，一定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明。正如笔者在本书《大国作为》第三章关于中日文化的比较中曾经提到过的那样，中华文明发展出来的是一种开放的世界主义文明，日本发展出的是封闭性的、以高度均质种族为中心的亚文明，而西方近现代文明也是以基督教文化结合西欧各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构成的。因此中国人、日本人或是西欧人都具有很强的优越感，而中国人的优越感是建立在文化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恰恰是西方的产物，而不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强大只是在西方世界逼迫和面临国家危机存亡之际一种本能反应，而日本人的优越感则带有极端狭隘和危险的种族主义精神气质。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民族成分的复杂构成有关，与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有关，也与亚洲大陆的基本地理环境格局有关。凡是在开阔的大陆地理环境上就容易形成一种“多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其对于各种宗教和文化的存在往往采取宽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概念与其说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概念。凡是认同中国文化的胡人，都可以成为中原人士，前提是他们接受中华文化。唐朝的时候，许多波斯人、大食人、扶桑人和高丽人都在唐朝做官，能够作很好的汉诗，礼仪上完全归化于汉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他们都属于中原人。
五，由于中华文明在东亚大陆占据文明系列的绝对顶端，同时中华文明具有开放世界主义的特征，中国文明可以不断吸取外来文化比如佛教等进而转变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中华文明的吸收和借鉴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宗教特征”比较薄弱，主要涉及社会伦理和社会道德体系，所以，中国人虽然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但却没有绝对主义的宗教观点，这是中国文明面对外来文明时异常宽容的原因。除了历史上一些统治者在面临佛教和道教力量过于强大，以至对国家权力构成威胁时会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系统地从民间社会和国家权力而来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这是中国文化与许多一元宗教文明的重要区别。
六，由于中国文明具有世界开放主义特征，因此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天下”的世界观，虽然带有中国中心主义的观点，但却决定了中国文明本质上是内敛与和平的基本特征。中国人的华夷序列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道德心理基础上的庇护关系，尽管中华处在道德序列的顶端，但是中华帝王也必须以保护小国和周边的秩序为己任，因此中国的“天下”理想是一种世界和平主义的理想和秩序，而完全有别于西方崛起时代的“殖民主义”和“蓄奴运动”。事实上，中国周边的附属国在向中国进贡的过程中，中原皇帝给予的回报往往远远高于附属国的进贡，这导致许多附属国争先恐后地欲来中原朝贡。这样经济上不划算的朝贡制度只有可能存在于中国天下主义的治理结构中。如果按照现代的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来看，这样的亏本买卖是任何国家都不会做的。
中国文化的文明先进性、文化开放性、吸收性和宽容性，中国文明特有的世界主义的“天下视角”使中国文明的同化力量空前巨大，任何一个外来游牧民族，即使在其军事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征服的目的往往是彼可取而代之，即取代中原皇帝成为中华的新统治者。在历史上，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以至于毁灭本是一般规律，唯有独特的中华文明能够打破这个规律，就是因为中国文明的文化优越性和文明向心力所形成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一旦进入中原稳定下来，第一反应都是要恢复儒学，建立汉官制，恢复科举，成为中华文明的新传承者。五胡乱华以后，无数匈奴、鲜卑族人士涌入中原，起了汉姓，与汉人通婚，最终融入到中原文明的浩荡洪流中。
因此，历史上的军事征服中国者，后来都被中国文化征服，往往是少数民族征服了中原，最后反而成为中华一分子，中国的疆域版图就不断扩大。这点倒是后金的皇太极看得很准，在皇太极在世期间，虽然占领了明朝一些土地，但是坚决阻止部下对中原王朝的完全征服，他提出很深刻的一个问题：辽金夏，今日安在焉？征服中国的后果，往往就是民族特性被淹没，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因其宽容和先进，因其不采取暴力的方式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反而引得周边小国愿意臣服于中华。中华文明因为其对不同宗教的宽容，而没有产生任何对异教的迫害，反而容易使迁居中国的外来群体完全融合入中国文化。世界各国中最难同化的就是中国人和犹太人，因为中国人和犹太人无论到哪里，都有自己的社区，都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节庆和宗教信仰，因此要同化中国人和犹太人是最困难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犹太人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会建立自己的犹太教堂，参与自己的宗教崇拜，保持唯一的认同感，但在中国的犹太人却是个例外。
北宋时期，欧洲的犹太人由于在各地遭到宗教迫害，有一批就历尽艰辛，移民到中国东京（今日的河南开封），他们初到中国的时候，还完全保留犹太教的信仰，建立了金碧辉煌的犹太会堂。奇异的是，在北宋的开封，回教徒、犹太教徒和当地的中国人相处得非常好，犹太人第一次在一个国家免遭宗教迫害之苦。由于犹太人严守旧约圣条，宰杀动物时，严格遵守挑筋的圣训，因此中国人又称其为“挑筋教”。17世纪中叶后，开封的犹太社团的犹太特征开始逐渐淡化，今天这批犹太人已经完全丧失了自身的宗教特征，成为与周围中国人没有区别的“犹太中国人”了，这是犹太人被同化的世界独例。 这里，中华文明再次展现出其文明同化的强大力量，不用暴力，反而使人归心，这是中华民族海水一般地包容力量所致。
III 中华民族的百年转身
虽然因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独特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力量可以同化中华文明，但在170年前，中华文明遭受到空前的危机，也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周边游牧民族的征伐完全不同。首先，西方文明携着工业化、组织化和军事技术力量的优势气势汹汹而来，中华文明自从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比我们更先进文明的征伐。由于西方文明的狼性和进攻性特征，以和平的天下主义为文明基准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面临着技术主义张扬的进攻、侵略和杀戮。机器化的残杀和征服方式让一直疏于武备、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组织化、军事机械化的中华帝国第一次面临着可能亡国灭种和文明衰亡的命运。
过去三千年的历史给予中国人的从容和自信以及文明的优雅现在转变成为救亡图存的紧迫，转变成为文明的生存危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再到更加激进的全盘西化，这一系列变化无非反映了中国人对这样的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应对。无论如何，一个一直领先人类文明的古代文明被迫认识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可能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如同一艘巨轮必须改变航向一样，极其不易。而类似日本这样的亚文明和小航船，倒可以迅速转变航向。对于中华文明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笔者认为，近百年来，从林则徐、魏源，到李鸿章、张之洞，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蒋中正，再到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和伟人政治家为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拼搏的过程，就是中华民族百年转身的过程。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文明某些地方的确落后了，的确落后于世界潮流了，因此这的确需要我们去学习，去改变，去改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改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不是要改掉自己的文化基因，更不是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而是真正奋力拼搏、全力挽救自己文明的一个过程。比如我们知道中华文明是羊的特性，西方文化是狼逻辑，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本性善良和平，但是为了自己不在这个豺狼横行的世界上被吃掉，为了未来世界的秩序是建立在中华的“善”逻辑上，我们今天就先得把自己变成一只狼，学会与狼共舞，变成一只比西方还要强大的狼，这样才可能制止狼的狼性，最终才能在世界上推广伟大的和平主义的中华思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真是中国千古伟人，在他身上体现的霸气、雄心和战略气概，彻底为温文尔雅恭谦让的文治中国补足了缺乏尚武精神这一缺陷。未来的中华文明正应该是文与武的结合，我们强大以后，应该更多体现是儒教的“文”和中华民族“我本善良”的特质，但当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超强的时候，别人也休想来欺负我们，因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经让中国人具有了另外一种精神特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国的确也吸收了西方文化很多先进的元素和养料，比如今天我们不再是草民，而是公民；今天我们不再是家天下，而是政党政治；今天我们不再面对北京皇城三拜九叩，而是强调公民民主。这些都是中国在吸收了西方文化后进步和现代的标志，我觉得这本身没有什么，更不意味着全盘西化，落后的地方的确就应该学习，不符合现代文化基准的地方我们就应该让它符合现代文化基准，中华文明的世界开放主义特征本来就是流动和不断吸收新鲜元素和养料的，这样敢于学习、海纳百川的中华文明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文王和周武王在率领华夏族进入全新时代的时候，也是大胆改革商代弊政，开始全新的文化和文明再造的。敢于学习先进文明，就是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标志，就是一个民族巨大革新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标志。
在21世纪的初期，中华文明再次上演了一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奇迹，每个文明都会经历的上升和衰落的文明规律，甚至汤因比提出的文明发展的四个阶段再次在解释中华文明的发展时失效。中华文明再次打破了文明兴衰的铁律，回到了世界权力结构的顶峰，成为世界上未来最有潜力的文明和经济生产能力最强大的文明。不要忘记，中华文明回归强国之列不同于日本的崛起，中华文明是带着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孙子等回来的，中华文明是带着自己的理论、哲学观、美学价值、道德信仰和世界观回来的，中华文明是带着悠悠华夏五千年璀璨文明归来的，中国是带着自己领先文明世界长达两千年的巨大荣誉感和使命感回归的，中华文明再次成为世界顶峰的文明，必然为世界带来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带来全新的世界观、哲学观和思维方式。
中华文明再次显示了自己历史上就已经证明了的世界唯一的文明再生能力和文明延续能力，“万里长城永不倒”，中华文明永不衰，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中华文明在经历亡国灭种的危机后，依然有能力再次跃居世界第一，夺回世界上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文明的超级奇迹，是一个历史上延续而来的奇迹，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文明创造的奇迹，是一个具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信条的民族创造的奇迹。
IV 震撼的预言：中华文明救世论
西方技术文明的扩张将全世界非西方社会都卷入了一个世界市场，无论情愿与否，世界各国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习西方文明，可以说，世界各国是在西方的狼性征服中真正被带进一个全球化世界的。而西方 也的确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制度，包括民主体制、法律宪政、公民社会、人权观念和功能分化。尽管西方世界从没打算要认真促进世界各国平等的人权，也不曾要真心实意地促进各国的法治进步，而只是想利用这些工具来进行颜色革命和颠覆活动，但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西方带来的这些观念，无论西方世界想利用他们来做什么，但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们就要吸收和学习，但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文明主体性而进行学习。
西方世界的技术文明和军事机械化组织对世界空前的征服，也带来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杀戮、屠杀和战争，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让人们看到西方文明技术和器械张扬可能带来的毁灭效用。在一战和二战的间歇，德国的一位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1922年以特有的悲观主义论点预言了西方文明的自我毁灭 （Spengler 1922）。当然，西方文明没有毁灭，反而在战后有了更大的繁荣和增长，但是技术无限的扩张带来的工业化、消费浪潮和对环境的污染也让我们这个星球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期，各种关于人类毁灭的预言此起彼伏，各种宗教都在预测人类的末法时期到来和人类文明的终结。西方的工业化在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同时，也让西方的技术文明和技术征服扩展到了全世界，于是世界各地都成为新式武器的试验场。特别是在非洲和拉美许多国家，人们拿着各个西方国家的武器进行着现代军事屠杀，同时西方工业物质文明带来的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环境的剥削也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星球可以承受的极限。
就在冷战的高峰期，在美苏两国各自将数万枚核弹头对准对方的时候，在美国对越南的一拨拨增兵的过程中，年迈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生命的最后年头作出了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预言：中国文明可以整合世界，中国文明可以拯救世界。
1966年，在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高峰期的时候，汤因比在其新著《变迁与习惯：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中第一次提到：如果美苏无法领导世界走向和平的话，那么未来只有中国可以整合整个世界。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展现出卓越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能力来引导天下。
汤因比在之前的《西方的未来》一书特别提到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认为中国的汉朝真正改变了秦朝暴力政治的特点，通过儒家思想的文化道德信条而将中国成功地引入了“天下主义的国家”。之后，汤因比进一步阐释道：中国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出色地展示了在一个上亿人口的庞大国家，通过文明认同的方式可以将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对待各个宗教宽容的基础上，中国文明吸收了各个宗教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因子，并保留了本身文明的特色。中国人这样的和而不同、宽容进取的“世界国家”的特色将为今天饱受战乱、杀戮、工业化污染的世界提供另外一条重要的思路。世界的未来在于逐步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建立真正的“世界国家”。鉴于今天的世界不能再依靠战争和征服来实现世界性的统一，因此中国留给世界的文化统一模式和“天下一家”的概念将为未来的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出路。未来人类如果要免除灭顶之灾，就要看他们似否能够像两千年前的中国人那样，建立一个“世界国家”。
1973年，中国还没有结束“文革”的灾难，汤因比与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池田大作进行了关于未来人类世界的对话，当池田大作问道：“如果再生为人，博士愿意生在哪个国家，做什么工作”时，汤因比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我愿意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种有价值的工作。”汤因比进一步补充道：“如果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要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池田在总结他和汤因比的谈话时提到：“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和、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对中国的这种悠久历史博士刮目相看。他还清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是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我想没有比这更振聋发聩的预言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1966到1973年间，中国还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提出的观点。汤因比博士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所作的预言和期待，应该说是他在一生研究生涯的最后阶段得出的总结。如果要说谁是真正具有超前眼光和远见的思想家的话，那么汤因比应是我们时代当之无愧的最具有远见的思想家。在他1975年与世长辞的时候，他甚至还没有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更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后奇迹般地发展和奇迹般地崛起成为世界坐二望一的世界强国。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任何迹象可以显示能够在物质上超越美国和西方世界。 汤因比的预言完全是根据大历史的发展，根据人类五千年历史的发展脉络，根据20世纪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经验，根据他毕生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结论。这样对中国的预测，是一种穿越历史的大视野，是毕生思索后思想精华的浓缩，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宏观预测，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具有无比深邃智慧的老人穿越了历史的走廊，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出了智慧的声音，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探路。
感谢汤因比博士，因为他的预测更加拓宽了我们的思路，更增强了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自信。既然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见中国引领世界文明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就无须再妄自菲薄，我们就更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世界的未来和中国文明对未来世界的贡献进行理性和长远的展望。 那么，我们究竟该怎么理解汤因比的预言呢？在新时代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能动地去探索和设计文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呢？历史的重担再次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索。
下一篇将紧紧衔接这个话题继续分析中国文明济世论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和世界历史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