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无法解释的中国经济奇迹
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中国主流的经济学家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和难题，究竟该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所创造的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奇迹颠覆了经济学上的许多“不可能”的论点，比如一个国家不能长期持续保持发展二十年以上，又比如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高峰和低谷总是周期性相伴，又比如没有有效界定产权关系就不能取得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等等。中国经济的奇特不仅在于长时间的稳定高速增长，更多是体现在其许多特征明显不符合现代西方经济体的制度性要求。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招来了很多嫉妒，也引发了许多关于中国不可持续发展论和中国崩溃论的臆想。但在中国发展的现实面前，这些预言一次次落空，凡是试图将意识形态的观点嵌入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模式中，最后都被实践证伪，而单纯用西方经济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的“常理”又无法解释清楚中国这个“特例”，于是中国经济奇迹又成为中国经济例外，中国经济例外又成为关于中国经济认知的悖论。
笔者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范畴不仅仅牵涉到经济，又深深牵涉到社会政治体制和社会各个系统的发展，因此单一从经济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有所突破。如果能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结合起来，就能更加综合广义地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各个学科实现跨学科的结合，未尝不是一条创新的思路。期待未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学家能够广泛合作，更多地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拓宽视野，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不可思议的成功。 这里笔者将提出自己的一套分析模式，尝试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对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进行宏观层面的总结。
II 毛时代的制度遗产
在分析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就是改革开放前留下的制度遗产，这是理解今天社会制度变革的一把重要的钥匙。笔者认为，前改革时代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制度文化遗产，那就是一个高效能、强组织的政府（参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籍印度经济学家亚马蒂亚 • 森关于中国经济的观点，Sen 2005）。
造成近现代史上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和现代管理协调能力，国家能力的薄弱导致了社会呈现低度组织化的状态。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军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在全社会的组织能力、军事组织能力、财政税收组织能力和工业管理的组织能力方面都非常涣散和薄弱，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时候，一个GDP虽然庞大、人口众多的古老文明却不断遭到凌辱和侵略，这充分体现了中、西两种不同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组织能力的社会所产生的国家的“效能差”。由于缺乏组织能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是非常缓慢，时断时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共是一个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的政党，其对中国社会的组织程度的改造非常成功。中国从一个涣散的、破碎分割的、弱组织化的“原子社会”迅速转变成为一个高度纪律性的、高度组织性的面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组织社会。人们可以从民主人权的角度批评毛时期的中国是如何落后、专制极权，但是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是毛领导下的中共真正结束了150年中国纷乱和被侵略凌辱的局面，同时结束了中国社会弱组织和无组织能力的一盘散沙的状态，成为一个高度紧密凝固结构的高组织化的社会。中国政府也发展成为一个高效能、高组织的全能主义政府。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的管理结构深入到中国最基层的细胞单位，通过土地改革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中国社会基层的控制，结束了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中“皇权不下县”的乡土社会和家族社会的基本治理格局，建立了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参见刘涛 2007，2009）。从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来看，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的税收汲取能力大大加强了，中国从鸦片战争100年来的“弱政府”和“低财政汲取能力”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强”政府。1952年，国家政府的预算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1957年则达到29%（参见王绍光，1999），而相较于毛时期中国政府强大的财政组织能力，晚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多只占当时国民产值的1%到2% （参见Lardy），而1928年在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南京政府的税收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由于在晚清和旧中国，国家组织结构极度涣散，使中国即使在拥有相当数量的GDP的条件下，依然无法将国家力量和资源进行整合，这使中国在列强入侵的情况下国家能力薄弱，屡战屡败。
而在新中国，这一切发生了根本变化，配合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和财政组织能力使中国社会管理逐渐实现革命化、军事化、组织化，整个社会组织管理及其严密，当中国军队和美军在朝鲜半岛交手的时候，西方列强第一次体会到新中国组织下的军队像一种坚硬的“铁石结构”，尽管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份额远远低于1840年时期的水平，但是组织能力的巨大差异使晚清的中国社会更类似“砂土结构”，脆弱而散乱，不堪一击；而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像一块坚硬的“钢铁”，任何外来结构碰上去都会觉得坚固强硬。正是依靠这样的结构，中国才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效率完成土地改革，消除各种传染疾病，改造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并彻底消除封建势力残余，彻底消除了危害中国100多年的鸦片遗毒，迅速荡平西南土匪和叛乱，实现了对边疆地区的完全控制和直接治理，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时期社会的“坚钢”结构，中国就无法完成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重要的任务——建立一个统一坚强的、政令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毛泽东时期的土地改革、扫盲运动和全国健康医疗制度的建立成为改革开放后重要的基础红利（参见亚马蒂亚 • 森的观点，Sen 2005)，站在1978年来看，中国虽然非常贫穷，但是社会的基本体制远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加适合于现代化。
然而这样的社会“坚钢”结构既可以高效完成其他任何国家和政体下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一旦出现失误，也可能造成更大的灾难。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以至于最后达到顶峰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现代化事业带来巨大灾难。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全能主义毕竟忽视了现代社会各个子系统日益功能分化和自治的社会规律，其着眼点还是用政治来运行社会的一切，运用政治来解决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呈现“泛政治化”的现象。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全能主义固然可以非常高效，但由于政治扭曲了各个系统本身的逻辑运行，最终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源严重错置，权力的边际效益随着政治运动的增加而降低，而权力过度干预社会造成权力也逐渐低效，而人民的热情也随着理想主义的过渡“膨胀”而日趋递减，于是社会的基本“非功能分化”和“反功能分化”的状态就逐渐阻碍了社会的经济和生产的发展。
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前改革的三十年，在完全用政治主导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出现了国企低效运行、生产资源低效配置、需求和供给严重背离、生活日常用品严重短缺的各种状况。而革命式的发展经济的手段毕竟严重脱离了经济规律本身，产品的生产也不能反映千差万别的消费需求，人民的生产热情也大幅度下降。当然同1949年相比，中国建立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也掌握了部分军事工业技术，成绩还是巨大的，但是横向与先进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距离被大大拉开了。特别是在人民生活水平、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生产力等各个领域，中国同西方的先进国家的距离变得更大了。比如改革开放初期，100个中国工人生产的汽车只相当于一个日本工人的水平（参见陈经关于中国经济的论述）。而在西方合理化生产的推动下，无论是从管理水平、组织水平和生产水平等各个角度而言，西方国家都拉开了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和考察团出访的时候常常震惊于中国之落后，震惊于中国与工业现代国家的管理水平差距是如此之远，中国不仅落后于西方世界，也大大落后于亚洲四小龙，甚至落后于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于是在198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弥漫着一股危机和“迎接挑战”的气氛，担心中国被开除“球籍”，历史将中国逼上了改革之路，接下来的中国只有奋力一搏，背水一战了。
III 中国的“明治维新”
改革以来的中国政府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远见的、最富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政府，其经济改革走的是一条强势政府主导的增量改革和存量递进的现代化之路。纵观人类近现代史，如此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世界发展规律，极富心机地全方位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政府只有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而可以肯定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从广度、深度、战略高度还是从绩效的角度以及对于世界的意义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未来历史的发展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的西方国家，都会参照和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人类自从开始有了统一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概念以来最伟大、最壮阔、最不同寻常的一次成功，其成功也带有多层面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深谋远略的谋略家、为未来而设计的战略家和具有远见的思想家都会永载世界史册。
我以为中国经济奇迹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中国政府虽然积极学习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先进经验，同时参照西方各种先进的经济理论，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忘记自己制度遗产中的长处。仅此简单的一点，就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联、东欧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之间划出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改革的战略高度和深度在这里高下立判。中国的政治精英非常精确地看到了计划经济的严重缺陷和经济体制的低效性，根据时代需求和社会接受程度不断向市场经济进行演变，从“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到“计划经济和商品调节相互补充”，再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手段，本身并不代表社会性质”，最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走的是一条增量和存量改革的道路，可以说，除了要考虑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渐进性和每个时代人们的接受程度的允许值以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最终是不可能被绕开的。中国政府的成功在于，改革的同时善加利用了本身制度的长处，革除弊端的同时不忘记善用过去时代留下的“红利”和遗产，如此，过去的重大失误被迅速纠正了，过去制度中有利于现代化的部分却被充分调动起来了。
中国的政治群体和精英并没有简单地被亚当 • 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和盛行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迷惑。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几乎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部转向了代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这就使得东欧、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和拉美部分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欧跨国企业和主要金融寡头的盘中餐。1980年代的中国民众才经历改革开放不久，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与西方的迅速接近让一些过于天真的思潮开始流行，有人认为只要全盘西化和全盘资本主义，中国就会成为像美国那样富裕的国家，某些右派知识分子的想法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那些国家的一般民众的幼稚心态非常相似。此时，中国重要的政治家把握了正确的大方向，他们对世界局势的变化可以说洞若观火，没有陷入“单纯市场经济”和“万能市场经济”的陷阱，也没有陷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企业和金融寡头集团为中国准备的“资本主义”和“多党民主”的陷阱。 中国深深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根本优势是一个高效能、强组织的政府，可运用的制度优势是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因此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人力资源优势在于优良的、教育水平较好的、健康的劳动力；基本劣势在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资源低效配置和现代管理水平、生产力的低下，当然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差距就更大了。
如果不懂得区分制度遗产中已经有的优势劣势、长处短处的话，不懂得的社会渐进改革中的路径依赖规律的话，一旦走上与过去制度完全断裂的发展道路，抛弃了过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政府高效能和强组织的能力，甚至将自己的改革交给外在的力量比如西方资本寡头和代表西方利益的所谓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话，那么国家的利益就会被拱手让渡给外在的强势资本利益集团了。由此可见，中国的执政精英非常清醒、非常冷静，既没有被西方的忽悠和苏联东欧的剧变所改变，也没有固步自封，而是依然坚定学习西方世界一切先进的制度、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坚定地将改革的主权、速度和方向完全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为重要的是，制度中留下的正面遗产为中国政府所继承，但是一切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大目标，这就是中国的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核心。
用一个基本的词汇来概括中国的改革，那就是从一个高效能和强政府主导的干预一切经济行动的体制过渡到一个高效能和强政府主导的、微观放开的、刺激活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制度中的遗产在广泛地发挥着作用，但同时政府开始意识到，经济必须以经济本身的方式来进行，经济必须以尊重经济规律为前提。应该是市场供需、价格信号和市场本身的信号，而不再是党中央来决定微观的企业该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新经济体制开始发挥经济规律的同时，国家对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经济无序的状态进行广泛的调控。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功地将一个高效能、高组织能力的全能主义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依然高效能、具有高度动员组织能力的、然而职能充分转换的政府。全能主义政府脱胎换骨成为一个高度服务型的政府和懂得经济规律和微观经济运行的政府。中国在微观上已经成为高度放开、高度强调竞争和自由的经济体制，经济规律得到充分发挥，市场活力让整个国家充满了竞争气息和一股巨大的向上提升的动力，同时政府也知道“市场不是万能的，没有市场却是万万不能”这个基本道理，深刻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市场可能带来的无序性和对社会生产的摧毁性影响，因此国家高度的调节能力和宏观的组织服务能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现代化本身要求的就是市场效能、国家效能和管理效能的同时扩大，需要微观的经济系统的功能分化和按市场本身的规律运行，同时需要强有力的国家管理和组织能力来调节市场的无序性和盲目性，更需要国家高度动员能力来建设四通八达的基础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港口、机场、桥梁和现代的物流管理体系）等，更需要国家高度的组织能力来改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的外在条件，还需要国家对经济发展、社会政策和生态平衡的协调管理。政府能力必须强大、高效、现代，管理组织水平要不断加强扩大，同时市场也要充分竞争和具有活力，这样的结合才是正道。不少国家游走于“大政府，小社会（市场）”或是“小政府，大社会（市场）”的周期性变动，而实质上现代化需要的是“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强效能。只有懂得这个基本道理，才会在21世纪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和强势的地位。
走进今天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竞争，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市场的气息，仿佛是20世纪初期美国的翻版，与20世纪初期美国不同的是，中国还有一个高度强化能力的、具有现代效能的政府，其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纵观世界，能如此好地结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优势，协调左右关系的，具有强大学习能力和学习意愿的，唯有今天的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失”在对市场规律的忽视和市场竞争的缺乏，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在国家组织能力不足以节制资本和金融集团，两者的弱点都被中国深刻地洞悉和克服，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入佳境。
IV 不同层面的经济理论
古典的自由经济理论比如亚当 • 斯密认为，根据不同的生产优势，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交换相互取得利益，使得相互进行贸易国家的福利总量得到增加。由此产生了经典的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产业比较优势进行交换，都可以增进贸易双方的利益。而后进国家根据贸易交换理论，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取得需要的工业成品，从而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的转移升级 （斯密 2007）。
根据亚当 • 斯密经典的市场理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个体，所选择的行为也是增进自己利益的理性行为，而市场就是无数“理性人”的结合。当每个“理性人”都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增进自己利益的时候，那么在总体上就会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效益。 恰恰在这里，德国19世纪中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修正了亚当 • 斯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理性人和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会失灵的。他批驳道：个体也有非理性的行为比如犯罪、贩毒和非理性消费，而市场看不见的手也有可能造成资源分配的失效，同时市场绝对不是万能的，市场不会去负责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市场更不会去负责国防和外交，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因此李斯特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亚当 • 斯密微观经济理论的宏观国民经济理论， 他认为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建立公共法律规范，需要运用公权的方式确立市场秩序，更需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进行补足，修正市场的初次分配的结果（李斯特 List 1930）。
尤其值得我们今天高度重视的是，李斯特认为贸易量的增加本身并不一定带来国民经济和国家福利总量的增加，其间的关键因素是培育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增加，而生产力的提升才能真正保证一个国家的工商业水平长远的竞争力，真正促进一个国家长远福利总量的提高。因此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是否具有质量，判断国家A和国家B的贸易交流是否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必须判断在经济发展过程和贸易交换过程中生产力是否得到根本提高。李斯特非常有远见地指出，财富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而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而为了获取财富而损毁掉一国长远的竞争力是愚蠢的。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必须分析，通过财富的获取是否能促进一个民族国家创造经济的能力——即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这才是最关键的。因此有时候即使放弃一些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是培育了一个国家长远的竞争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那也是值得的（李斯特 List 1930）。
应该说亚当 • 斯密的观点符合了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需求，同时符合了英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鼓吹，英国希望建立“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价值规范，希望通过符合英国国家利益的世界观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英国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下。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则非常精明地洞悉到了，表面的“世界主义”假面后面掩藏的是强者的利益——也就是大不列颠的一种价值利益观。 这就好比让一个小孩子和成年人角力一样，弱小的一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必败无疑。李斯特通过对欧洲多个国家包括英国起家的历史分析得出自由贸易从来都是强者对付弱者的武器，一个国家应该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决定是否要实行自由贸易和在何种程度上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李斯特 List 1930）。
由此李斯特提出了著名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他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分成不同的阶段：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业阶段、农业阶段、农工业阶段和农工商阶段。在前三个阶段，也就是原始未开化阶段、畜牧业阶段和农业阶段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因为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农业产品的价格优势和比较优势进口工业产品，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国家已经开始进入到工业化初始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农工业阶段的时候，应该采取保护国内幼稚工业和幼稚产业的做法，防止本国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工业产品被潮水般的外国工业品冲跨。李斯特认为，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道路是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唯一出路，是任何落后国家前进的根本目标。所以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应该对重要的工业产品进行阶段性保护，就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阶段一样应该得到充分保护。值得赞扬的是，李斯特并不完全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认为，在一个国家的高级发展阶段，也就是农工商业的阶段，当国内的工业产品已经富有竞争力的时候，这时候就应该主动要求参加国际间的自由贸易竞争，要求别国打开市场，通过自由贸易取得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优势。对此李斯特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当一个人通过梯子爬到高处的时候，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梯子踢掉，以免别人爬上来。 而英国在同荷兰和印度进行贸易的时候，曾经严格要求国内采取保护性关税，防止来自于荷兰的工业成品和印度的棉纺织品进入英国。一直到英国在相关产业取得绝对优势的时候，才完全开放国内市场，转而要求别国无条件实行自由贸易。
广义上而言，李斯特的国民经济理论可以看作是对重商主义的一种发展和完善，而不能看作是对重商主义的否定。重商主义强调的是通过贸易来获取贵重金属——比如金和银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一个全球的世界市场以后，商业和商人的利益急需得到国家的保护，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族国家和资本力量的相互配合和相互联结。而李斯特的理论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自由贸易和阶段性的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的理论，但是从本质而言，李斯特的理论是着眼于一个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而建立一套有利于民族国家竞争力的国民宏观经济理论。通过不同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施，一个后进的国家可以迅速追赶和超越先进国家。因此李斯特要建立的是“自由贸易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自由贸易理论“的阶段性浮动和不断调整的政策，而不是僵化教条的单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思想核心就是，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家的核心利益，不断进行阶段性政策的浮动和调整，以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李斯特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后进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一把钥匙，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采取的就是李斯特的浮动自由贸易和浮动阶段性保护理论，德国在短短时间内一跃成为超级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后发制人，在煤、铁、钢、化工、纺织和染料工业等许多领域全面超越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例如德国钢铁产业本来极其落后，可是到了1913年一战前夕比英法俄三国的总和还要多，英国需要100年完成的工业革命，德国压缩到50多年就完成了，成为后进国家的超级成功明星。 理解德国的成功，必须要理解李斯特的方程式。
V 中国的强国方程式
中国1990年代以来奇迹般的飞速崛起是与上面两个理论有相同和不同之处的。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由贸易的理论影响（比如1980年代以后的拉美，1990年代以后的东欧、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国家实际上又采用了贸易保护理论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1970年代以前采取进口替代政策的拉美，包括埃及、叙利亚在内的部分伊斯兰国家等），从效果上看，似乎单独采用某种理论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很好。虽然某些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和对国内产业进行贸易保护的政策，一些国家的工业体系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就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管理水平、生产力和工业技术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其实是越拉越大，再往下发展可能面临“失败国家”的悲惨局面。而从社会主义阵营直接过渡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完全不加区别地采取了亚当 • 斯密“自由贸易”的现代版政策之后，对如狼似虎的西方跨国资本完全打开市场，结果是国内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遭到绝对剥夺，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国有产业和基础工业以惊人低廉的兜底价格转让给了西方跨国公司、金融巨头和与跨国资本相勾结的国内经济寡头（波兹南斯基 2004）。可以看到，无论是简单地采取贸易保护还是贸易自由主义理论，都不是强国之途。
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比如日本和东亚的四小龙国家，采取的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应该说是亚当 • 斯密自由贸易主义理论和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优势结合：一方面，国家采取补贴和关税保护的方式，对特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给予保护，通过国家的引导促进某些重要工业领域如钢铁、半导体和汽车行业迅速具备竞争力。 我们也必须看到，当时的东亚四小龙和日本处于美国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内，为了在红色苏联和中国的周边地区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样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任日本和四小龙单方面取得自由贸易的好处，在日本和四小龙在崛起阶段，放任其物美价廉的工业成品长驱直入地输入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同时对日本、南韩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内部采取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国内市场封闭政策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样，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既可以大大利用自由贸易的好处，又可以封闭本国市场，白白占了很多便宜。
日本在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找到一个产业迅速崛起的强国方程式，那就是通过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同时采取李斯特的理论对特定产业进行保护，这样在自己产业做大的同时又不断输出产品到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同时日本的市场高度封闭，使得西方国家的产品难以打进日本市场。应该说日本崛起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美国心甘情愿的“输血”和让步，任何一个国家在当今世界都不可能实现“吃白食般”的崛起，而其他已开发国家仅仅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日本的崛起不仅有本国人民的努力，也包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包围中国和苏联的算计，特别是美国力图促成在红色中国周围繁荣的小经济体遍地开花的假象，诱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幻想。而远离美国包围圈的菲律宾，尽管二战以来一直完全模仿美国的自由市场和多党竞争之民主形式，但是直到今天身处后进国家和失败国家之列，这充分证明了日韩的模式是不可能被完全复制的。
而排除了上面的可能，也就是说单纯的自由贸易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完全被西方强国、跨国企业集团和国际金融集团控制，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国；而单纯的幼稚产业保护可能导致的是无法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尤其是无法同西方国家发生联系并通过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来真正地自强复兴；而试图综合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和亚当 • 斯密的强国方程式，既实现广泛的贸易保护，又大量出口到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当然不会坐视不管，毕竟天下没有白食可吃，而且强者总是试图控制弱者并将其经济产业链条牢牢控制住，使其成为经济殖民地而被牢牢锁定在西方跨国集团的利益链条上，中国是如何杀出重围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出乎意料地成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世界技术强国的呢？
中国在1990年面临的是非常特殊的国际环境：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扩展使全球产业面临重新分工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的全新局面；另外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流动正在寻找便宜的、生产资料价格低廉的新生产基地。一个人工、土地相对便宜并且具有丰沛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就会在这场空前的跨国资本争夺战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国在1993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由1:5.8调整到1:8.28，此后十来年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都紧盯美元，直到2006年方允许其浮动升值。这是中国强占全球化先机的最重要布局，使得当时流向东南亚国家的外资转而大幅度流向中国，此后，这样的资本流向再也没有改变。中国成为全球外资投资的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和世界工厂。可以想见，没有中国精英的精心布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席卷全球的局面是绝对不可能凭空出现的。高速的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依靠资本的流入和有利的生产要素的结合。在1993年，中国具备了一切高速发展的条件，一个高势能和高效的政府，一个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政府，而这个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以前的全能主义政府转变成为一个管理调控经济的政府，从一个无所不包的干预一切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开动最大能量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政府，从一个计划一切经济活动的政府转变成为一个开始尊重经济系统本身规律的政府。再加上毛时期的制度遗产，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沛的、具有初级教育水平的熟练劳动力，再加上土地和产品价格的比较优势，中国为一场现代经济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赶超创造了一切有利的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一切对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恐惧和关于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将会崩溃的预言最终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事实的发展证明，不是中国的经济崩溃了，而是中国的经济机器以狂飙突进的速度碾碎了其他与中国类似比较优势国家的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的强大能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最终代价是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欧洲国家与中国类似阶段的产业几乎被中国制造业的全球扩张浪潮所吞并，纺织业和机电业的所有生产过程几乎完全转移到中国，而欧美的重型机械制造业在2000年以来也加速转移到中国。而且中国的制造业呈现的占据一级就将一级完全兼并的态势，也就是说，凡是与中国制造业相冲突的国家都被中国的产业所吞并。而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几乎低、中、高端各级产业都出现中国全面突破的景象，中国不仅完全占据低端和中端产业的生产，也以极快的速度向高科技领域、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里挺进。
用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既异于单纯的亚当 • 斯密的自由贸易主义理论，也异于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同时也明显不同于日韩的单方面吸取自由贸易的好处、同时封闭国内市场的东亚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但同时中国的成功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亚当 • 斯米、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和日韩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综合优势。中国的成功就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成功，是中国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成功，也是全球化本身的成功。中国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比较优势的理论，根据国内产业的比较优势和相对优势将全世界的制造业挪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比如珠三角到2003年就形成了五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长三角则形成六万家零组件的产业聚落，而同期日本东京都大田区的零组件供应商只有八千家，全球产业在中国形成了经济史上最大的聚合，这是中国利用自由贸易的巨大成功。同时中国又并非单单采用幼稚产业的保护理论，而是实行了一种开放中的保护、保护中的竞争、竞争中产业的做大做强。对于一些重要产业和事关国家整体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的领域，中国更多强调的是开放，大力鼓励中外合资企业，同时不让外资的力量占据绝对优势地位。通过开放中的广泛引进和接触，通过贸易合作和工业合作中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迅速缩小了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管理水平、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 中国对国内的相关产业也给予了一定的过渡时期的（短期）保护，用国家的力量大力促进核心工业产业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水平，充分培育了国内核心工业产品市场。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保护后，国企、民企和外企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进行充分的竞争，促进优胜劣汰，使中国市场弥漫了空前的竞争气氛。
这种开放中促进保护，阶段保护后又刺激强力竞争的模式，这种对比较优势的史无前例的尽情演绎和发挥，这种对部分核心产业的国家保护和补贴，同时在一定时间段后放手促进充分竞争，这种广泛利用外资同时鼓励在关键核心领域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使得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有别于单纯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比较优势理论、重商主义理论和国家主导性资本主义模式的 “中国全球化道路”——那就是一定程度上利用比较优势，一定程度上进行阶段性幼稚产业的重点保护，但是却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重视竞争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由于世界各国企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日韩企业已经根据产业聚合的效应 大量聚集在中国重要的产业群聚地带，而且随着产业的群聚，跨国公司的研发基地也集中在中国，这使中国不仅充分享受到了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的好处，同时经济实力的迅速扩张使中国本身的研发实力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得到提高，中国不仅成为低端产品和中端产品的世界工厂，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成为高端产业的世界研发中心。中国发展的模式，就其速度和成就而言，已经超过了亚洲最成功的模式——日韩模式。
中国的模式和强国的方程式在于汲取了各种经济理论之长，抑制了各种经济理论的短处，尤其关键的是在开放中促竞争，引进中带有阶段保护，保护中带有强烈的促进竞争的正向激励机制，同时通过产业群聚实现了大规模的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国家高动员的能量和高效能充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组织资源来配合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规模和最高速度的基础建设，采取一切条件大规模吸引外资，培育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等。 在这里，高效能、高组织能力的、全能主义的政府成功地转化成为一个高效能、高组织能力、为经济服务的政府，而市场则形成了高度竞争、高度活力发挥的市场 。各种经济理论的优势结合、高效能的现代服务国家、高效能的市场竞争的结合是中国成功的强国方程式。
表格一： 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
基本特征
优势和劣势
亚当 • 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
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自由贸易交换。
按照比较优势逐步推进工业化。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国家可能被先进国家的产品挤垮。
弗里德里斯 • 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实行阶段性的自由贸易、阶段性的幼稚产业的保护，在时机成熟后实施完全的自由贸易
按照发展阶段的不同采取浮动调整的贸易政策。保护性的措施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市场的封闭和缩小
东亚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
按照比较优势出口，封闭国内市场，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降低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容易遭到强国的贸易制裁和报复。
中国的“全球化”模式
按照比较优势出口，开放国内市场，鼓励中外合资，对核心产业采取短期保护，在一定期限后鼓励国企、民企、合资和外资在公平条件下进行充分竞争。
充分结合了各种理论和模式的长处，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由于产业聚合使得发达国家很难进行贸易报复。 缺点在于过度依赖世界和全球化。
中国的“全球化”模式核心就是在开放和竞争中壮大自己，同时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了短时间的保护，政府在特定阶段对核心产业实行支持和补贴，同时更强调的是在一定保护期限后的各类企业的充分竞争，这样有力地促进了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在短期保护的同时防止了低效率和停滞不前，尤其防止了像日本模式封闭国内市场那样带来的国内企业的低效性和无竞争性。由于世界各国的产业聚合在中国的产业群聚效应，使得中国可以最大限度地借助世界的“合力”来实现短时间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时防止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实行干扰和围堵，因为西方的资本产业深深契合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任何对中国的打击或是压制最终伤害到的也是西方本身的利益。这样的产业聚合效应和产业联结效应使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利益、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实现了真正的高度整合，西方世界当年运用的打击日本的战术手段现在完全无法使用在中国身上，这不仅仅在于中国市场之庞大和中国综合国力之强大，同时在于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将世界各国的制造业全盘端到了中国，任何有损于中国的行为都必将有损于世界。西方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日本的中国，其崛起的模式也完全不同于日本，其对西方事实上已经产生的制约能力和约束能力也是日本模式难以望其项背的。 中国的模式也充分证明了其有效性，根据统计，在过去十年内，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得到连续不断的提高。美国经济咨商局的一篇关于中国企业生产力提高的报告认为，过去十年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更优秀劳动力的招募和企业快速向颇具现代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的重组。
不过我们要小心的是，中国既然是最大得益于全球化的国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时期，各个国家都开始祭出“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西方世界和发展中世界普遍处在心理不安的时期，世界可能出现的“倒全球化”的现象，也就是“全球化”开始倒退，各个国家和地区有回到区域化和民族国家市场封闭的趋势。这是必须引起我国重视的、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中国应该利用其庞大的综合国力引导和鼓励世界各国持续地走全球化之路，同时告知世界各国，任何从“全球化”往回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的模式已经完全和世界利益联系在一切，仅此就可以看到，本世纪必将迎来中国主导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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