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近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总统奥巴马对美国的战略定位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这并不难理解，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其战略话语是什么，所实施的战略都是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或者领导地位。作为唯一的霸权，美国最大的国家利益便是维持这个地位。但历任总统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是不同的。比如小布什政府奉行单边主义，而奥巴马政府则奉行多边主义。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单边和多边同时存在，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新战略文件中，最大的变化是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文件首次呼吁中国要肩负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responsible leadership role）。在冷战后半期，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可说是对付前苏联的“准”同盟。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等。
G2不可以加以正式化
美国当然是从其国家利益的角度赋予中国这一新角色的。美国意识到，“新世纪的重担，不能只由美国独立担负。我们的敌人希望见到美国因为扩张太快而耗尽国力”。在这个认知下，美国就要调整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新兴大国的关系，重新定位这些国家的国际角色。因此，文件提到美国要与俄国建立“稳定、重要的多层次关系”，重申正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又说“我们欢迎巴西的领导”。对中国，奥巴马在表示两国间的人权分歧“不应影响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的同时也声言会监督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并作出应对准备。美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定位的调整实际上早已经开始，从用G20取代G8可以看出。
近年来，中美关系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所说的“G2”的形成。但对很多人来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被G2”的。中国官方也没有承认G2。实际上，G2是不可以加以正式化的。从结构上说，在G2内部，中国仅只是帮手，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美国处于结构的顶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只有责任而没有领导权。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需要合作，同时美国也在政策操作层面给与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一些空间，如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中国的权限。不过，因为美国在诸多关键领域持有否决权，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而中国对美国则没有实质性的制约力。
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还是不能相比。尽管经济实力在成长，但中国本身还缺乏履行国际责任的手段，更不用说领导权了。因为同处一个结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通过美国确立的体制来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很难想象，中国能通过美国确立的机制来享受国际领导权？
中国不能正式接受G2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认识到中美两大国不能决定国际事务，这不仅和中国的“国际事务民主化”的目标不相符合，而且如果这样做，中国会面临无穷的国际压力。
但是，“被G2”的理解也不够确切。G2是客观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上的G2结构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进而，中国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的上升，形成今天所看到的G2结构。
中国需重新思考其国际角色
不管怎样，G2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新定位是这个客观的新结构的要求。那么，中国本身呢？很显然，中国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国际角色。
首先是中国的国际定位。传统上，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当然还没有成为发达国家，但也已经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定位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中国不得不负起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责任。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不仅仅是中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反映，也是政治和战略上的考量，即对国家安全和反霸权主义的需要。同样，现在对这个认同需要做重新考量，不仅仅是因为客观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也是战略和政治的需要。不管中国的实际能力如何，从国际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已经大大超越了发展中国家的范畴。
中国也面临大国外交的新问题。在美苏冷战期间，大国外交是为了竞争国际空间，即美国阵营和苏联阵营。但现在则不同，因为中美两国同处一个体系。尽管中国离美国力量的距离还非常之远，但目前中国和美国是最接近的。日本在美国的（军事）体系内部，而欧盟毕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就增加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向整个体系负责，但站在这个体系顶峰的则是美国。因此，一些人就分不开对体系负责和对美国负责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两类责任之间有重合，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处于体系的高端，都必须为这个体系的稳定负责。但这两类责任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体系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体系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体系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很简单，这个体系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同处于一个体系之内，但同时又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中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又有冲突。
要在同一个体系下处理共同的问题，这需要中美两国拥有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观和对处理问题的方法的共识。如果这个层面没有一点点共识，那么不仅共同的问题很难解决，更严重的是冲突会加剧，甚至比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还要坏。在冷战时期，美苏各有自己的阵营，双方之间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慑之外，没有其它实质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很危险，但美苏双方的互动并不多，日常冲突也因此很少。中美共处一个结构，互动是日常事务。一旦遇到要处理具有全球性的问题，就需要两国具有一定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在伊朗、朝鲜等问题上，美国近来越来越要求中国和其保持一致。（可以预见，美国的这种要求会越来越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价值（不同的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但那种处理国际问题上的、具有工具性的共识和价值也不是不可能取得的。这就需要两国进行经常的对话，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不过，两国对话达成共识并不是要排挤其它国家的意见，否则就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美共治”的G2结构。
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
国际权力结构性的变化又影响到中美双边关系。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但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双边关系都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传统上，发达国家多在美国阵营，并且一直以来，它们和美国一起共治世界。现在它们遽然发现一个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国家站在它们之上，能够扮演一个比它们自身更重要的角色。在很多场合，这些国家的作用每况愈下，甚至在一些场合，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这表现在哥本哈根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和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美国一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还是非常巨大，而且还在加大，这就决定了两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认同度高于对美国的认同度，这不仅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的传统认同，而且在利益方面，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接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如果不慎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人们“推出来”充当发展中国家的领袖。这也反映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被”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西方发达国家争“领导权”，结果导致其它发达国家的不满。就是说，中国不当心承担了一份不应当、也不希望承担的责任。传统上，中国争取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今天当中国开始向体系的顶端接近时，中国如何作为会影响到国际秩序的民主程度。
如前面所说，美国对中国的新定位是从美国利益出发的，中国当然不可以承担一份没有能力承担的领导权，过分承担国际责任或者领导力既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力不从心。不过，因为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崛起，体系本身客观上也的确在呼唤中国的责任乃至领导权。怎么办？这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的考验，这不仅关乎于中国本身的发展，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而且也是世界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一直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早期的“敌人”、“竞争者”到近年来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和“负责任的大国”等。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