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但腐败问题也严重困扰了中国的崛起。法国作家雨果在其小说《九三年》中有一句名言：对毒瘤开刀时，外科大夫最需要的不是激烈，而是冷静。我们处理腐败问题也需要这种态度。强烈的道德谴责和严厉的法律惩处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还需要走一步，看三步，从整体上把握腐败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如果说腐败是我们的大敌，那么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直至在中国全面崛起的大势中战胜它。
腐败系大国崛起的阵痛
中国腐败情况现在确实比较严重，需要我们认真解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所有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遇到过腐败上升的棘手问题，它们当时的腐败情况比今天的中国还要严重，但最后都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扭转了腐败蔓延的势头，大大减少了腐败，中国最终也应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工业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这段时期也是美国腐败最猖獗的时候。西方史学家称用“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s）和“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 等词汇来形容那个时代。卡内基和洛克菲勒这些大名鼎鼎的家族，都有很不光彩的发家史。
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资本的时代（1848-1875）》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至今拥有枪支的传统就始于那个时代。美国学者卡洛斯·拉米雷斯比较了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中美两国，认为美国当时的腐败状况比中国要严重许多倍。
同样，英国崛起的时候腐败也急剧上升，英国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议员的席位是可以买卖的，英国政府控制的东印度公司管理层极其腐败，被当时的英国人称为“人类的渣滓”。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官商勾结，今天日本许多大公司都是当年廉价卖给与政府有特殊关系者的。香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60年代，腐败也特别严重，不塞红包的话，连消防车都很难叫到。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名著《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解释了这种现象：“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现代化进行得最激烈的阶段最为严重”。国家现代化上升时期也往往是腐败上升的时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国家的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还跟不上，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大国崛起的阵痛。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经历了自己的工业革命，中国多数国民也经历了财富的迅速增长，同时中国也遇到了法治水平和监管水平一时跟不上的问题。最终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通过法治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来完成。
中国属“中腐败”国家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横向的国际比较。无论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还是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与中国可比较的（如人口在5000万以上）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腐败程度几乎都高于中国，尽管这些国家都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如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民主国家了。
“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排名放在180多个国家中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这种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显然非常不光荣，也不能让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最终也能做得更好。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中国国家的规模。欧洲一个国家的平均人口是1400万，中国大约等于100个欧洲国家。如果我们把中国分成“发达板块”和“新兴经济体板块”来看的话，中国“发达板块”的腐败程度要低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比方说，依我自己的体验，我认为上海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意大利，甚至可能低于法国。如果中国的发达板块可以做到低腐败，可以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那么中国其他地方最终也可能逐步做到。
考虑到绝大多数腐败现象都和经济活动有关，而中国的经济持续30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规模比10年前增加了4倍，比30年前增加了18倍，相比之下，印度今天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俄罗斯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发达国家的经济年增长率长期徘徊在1％左右，而中国的腐败明显低于印度和俄罗斯，也低于希腊这样的“发达国家”，这至少说明中国这些年的反腐建设和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中国可以做得更好。
此外，我们还要了解“透明国际”腐败指数的局限性。首先，“透明国际”把腐败界定为“滥用公职来谋取私利”（the abuse of public office for private gains），这也是西方国家普遍接受的定义。这个定义只关心公共部门的腐败，而不关心非公共部门的腐败；第二，“透明国际”腐败指数的英文原文是Corruption PerceptionIndex (CPI)，准确的翻译应该是“腐败感知指数”或者“腐败看法指数”，也就是说，它调查的是人们对腐败的主观“感知”和“看法”，而不是人们对腐败的亲身“体验”（experience）。“感知”和“看法”可以来源于亲身体验，也可以更多地来源于媒体的影响，甚至道听途说。
“腐败”在中国是一个泛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西方总体上是一个狭义词。例如，美国爆发了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五分之一的金融危机，但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腐败的定义越泛，媒体用得越多，人们自然“感知”的腐败也越多。如果把“腐败感知指数”或“腐败看法指数”换成“腐败体验指数”（Corruption Experience Index），调查的结果可能就会大相径庭。我自己曾多次在上海和北京询问参加我讲课的听众：你们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官员腐败行为”多还是不多，我得到的答复是“不多”，但大家通过媒体听到的、读到的官员腐败行为很多，在今天这个因特网和微博高度发达的时代，少数人的行为可以被无限放大，最终成为大家共同“感知”和“看法”的一部分。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上海和北京属于“发达板块”，腐败状况总体上可能低于其他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在中国不同的地方进行“腐败感知指数”（或“腐败看法指数”）和“腐败体验指数”的调查，从而为我们解决腐败问题打下一个更为实事求是的基础，也给中国和世界公众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警惕美国的“第二代腐败”
我们还有必要提出“第二代腐败”的概念。依我之见，美国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大量的“第二代腐败”：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
“第二代腐败”与“第一代腐败”的关系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第一代腐败”是“不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回扣”、“走私”、“红包”等，这有点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第二代腐败”是比较隐蔽，比较“文明”的腐败，美国金融监督中的为了经济利益而“选择性忽略”和“监管套利”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有点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屏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地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是对生命的摧残，但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力度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作是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作是“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其实这些都不过是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或者叫“合法化的腐败”，这种情况在西方司空见惯。西方通过立法，把很多一般公众认为是腐败的行为都合法化了，例如“政治献金”，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通过立法，以言论自由的名义规定财团的政治献金额度没有最高限额。多数欧洲国家都很难接受这种“合法化的腐败”，但美国人就以言论自由和法治的名义这么做了。
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Daniel Kaufmann对这一类腐败作了研究，当他把政治献金、金钱游说等因素也包括进去，对世界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重新进行排名，结果发现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如果从金融腐败本身及其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后果来看，美国金融腐败可以稳拿“金牌”。美国家庭中位净资产也因此而缩水了25%，跌到了2004年的9.3万美元的水平，这已经低于中国发达板块的多数家庭的净资产。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多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
从总体上看，随着中国的崛起，资本的力量也在迅速崛起，并开始影响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资本的力量可以得到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平衡。我们成功避免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引发的2008年的金融海啸，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最富的100个人是无法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的，而美国最富的50个人大概就可以操纵白宫的决策了。当然，中国在自己反腐的过程中，也要继续防范“第二代腐败”可能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的巨大损害。
总之，我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中、高三级，中国的腐败状况大致处在中级，属于“中腐败”。“高腐败”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经济在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在恶化，但腐败却愈演愈烈，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后期的情况和非洲多数国家今天的情况就属于这种类型。而中国今天是在经济蓬勃发展，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的同时，腐败也增加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从纵向的比较来看，这也是大国崛起过程中都经历过的阵痛；从横向的比较来看，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国家的问题往往比中国更加严重。这样的国际比较并不是要我们放松反腐的努力，恰恰相反，这是为了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清楚、更透彻，从而更加从容自信、坚定有力地与腐败做斗争。
中国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逆转，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必将在中国崛起的大势中逐步得到解决。
（原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