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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意识形态工作似乎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国政治在再次“意识形态化”。不过，很容易发现，与其说是再意识形态化，倒不如说是“反”意识形态——不是要确立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某种意识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逢西必反”的大趋势。凡是出现在西方或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思想或制度，都在“反”的范畴内，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类似市场、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公民社会等，都在“反”之列。

而“反”意识形态所用的语言和方式，也让人们想起过了半个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这更加加深人们的担忧。

如何看待和对待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文明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这里首先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会出现上述情形。

表面上看是“反”意识形态，实际上反映的却是确立自身意识形态的需要。不过，因为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遇到了困难，才会演变成今天的“反”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度。美国2010年有一部电影《夺天书》（The Book of Eli），说的是不同力量之间对一本书（即《圣经》）的争夺。其中有一段话，大意是“它（圣经）是一种武器。如果我们想统治多于一个的小镇，我们必须拥有它。人民会跟随而来，他们会完全照着我的话去做事情，如果我的话来自这本圣经”。这里简单明了地导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古今中外，各种政体都会寻求建设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来统治人民。意识形态也被视为政治统治的“软力量”；没有这样一种软力量，不仅统治成本会大大提高，更会面临其他拥有这种软力量的政治力量的挑战和威胁。

历史上，对很多统治者来说，他们本身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他们只是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意义上，把意识形态作为工具来使用。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统治者就会使用。当然，也有一些统治者（经常是革命者）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追求意识形态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不过，到今天为止，人们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大都以政治悲剧收场。

正因为意识形态是软力量，今天大国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愈显激烈，正如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的争夺一样。不可否认，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西方意识形态也在全球化，而这个领域是被大大忽视的。最近俄美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俄罗斯黑客干预美国大选，背后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冷战结束后，美国积极向外推行西方民主，俄国是其中最重要的目标。

从戈尔巴乔夫到耶尔辛，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俄罗斯民主化的希望。但普京掌权之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普京被视为反西方民主。很多年里，美国通过俄国反对党和各种方法干预俄国政治，这导致普京的反击。因为俄罗斯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来干预美国政治，所以从意识形态领域走向政治行动领域，即黑客攻击。

中国的执政党近年来复兴意识形态的努力，也和这个背景分不开。或者说，意识形态工作主要也是预防可能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西方”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这个立场到今天一直没有变化。

意识形态更加全面深化

今天，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而且更加全面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发生重大的转型，即从以前对话语领域的重视转型成为政治行动，涵盖各个领域，包括党政机构、宣传、新闻媒体、教育学校（尤其是高校）、文化传播、企事业等。

从执政党执政安全的角度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这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意识形态的现实威胁是存在的。政治安全是任何国家的头等安全考量。美国对俄国黑客影响美国选举的反应如此强烈，正是因为俄国的行为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安全。

但意识形态复兴的努力，如果沦为简单的“反”西方意识形态，很容易演变成为反对而反对。在如何制衡或反制西方，应当理清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制度是根据其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西方的制度其他国家很难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已有太多失败的例子。

但是，反对照抄照搬，并不是说西方的制度一无是处；相反的，西方根据其实际需要建立制度的经验，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的。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则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尽管意识形态是其制度的抽象，但一旦产生了，往往独立于西方的制度而存在。尤其是当西方向外推销意识形态时，其政治性非常明显。

对中国来说，如果不能把西方的一些制度经验和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不分青红皂白，“逢西必反”，最终反而会给西方提供干预中国的空间和机会。在邓小平时代，这方面的问题就处理得很有效，领导层一方面反西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成功的经验。

毋容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开放学习的态度分不开。在法制、法治、市场、各项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国都向西方学习了不少经验。即使在最敏感的党建领域，中国也想向其他国家学习。

对邓小平来说，很多制度层面的制度因素，并不具备那么多的意识形态性质，它们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中国就可以学习，只要中国本身是主体，吸收消化西方经验只能使得这个主体更强健。这明显表现在邓小平对市场的看法上，认为市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可以学习和采用。

所以，对这类制度因素，邓小平提倡“不争论”的方法。因为一个制度因素一旦被意识形态化，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邓小平之后，各届领导基本上也采用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这个做法也符合列宁早年所强调的，建设一个国家就要吸收消化全人类所积累的所有成果。

很显然，如果中国不能继续学习西方，强化自身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识形态会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市场空间。在全球化和社交媒体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用行政或政治的方式来抵制意识形态的流动。

这也是人们担忧今天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新变化的原因。在一些领域和部门，党政官员缺失学习观念，缺失制度建设的大局观念。从根本上，他们缺失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逢西必反”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上的正确”，或演变成一种机械的意识形态。

近年来，经过顶层设计，执政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意在全面推进改革。不过，一旦到落实层面，在一些领域便会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各方往往陷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使得顶层设计的很多方面很难有效落实下去。

也难以理解的是在很多领域，意识形态化仍然远远落后于执政党的改革实践，例如法治领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法治建设目标，并就司法的相对独立做了诸多制度层面的努力，包括建设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司法终身责任制等。近来建设国家监察委的制度设计也是法治建设的一部分。不过，这些努力仍然没有反映到意识形态层面的变化。

更为严重的是自身意识形态建设的缺失。很显然，不能把“反”西方意识形态和自身的意识形态建设等同起来。如果不能确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不管怎样“反”西方意识形态，自己最终仍然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

说今天意识形态缺失，并不是说没有意识形态，而是没有有效的意识形态。作为软力量，意识形态要具有三个特征：第一，自觉地接受；第二、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第三、不仅自己接受，也传播给他人。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有关部门动用了巨大的政治和行政力量来施加意识形态，但效果很差。简单地说，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软力量”的这些特征。

这里的问题便是如何塑造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这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建设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之所在。对执政党内部来说，用组织的方式来统一行动，要比统一思想来得容易。内部统一行动比较容易，因为行动可以为利益所诱导。如果把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要确立对全社会都有效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考虑把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相对区分开来。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领导层必须具有更加先进严格的意识形态，就如在国家法律之上还需要党内纪律一样。但如果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来等同或取代国家意识形态，很难说社会治理会是有效的。

对国家意识形态来说，人们须回答很多问题：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民主，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民主？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宪政，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宪政？如果不要西方式的市民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市民社会？如果不要西方式的权利观，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权利观？民主、人权和宪政所有这些都是现在社会治理所需要的。

人们须剥开表述为意识形态的这些概念，看到其背后的实质。说到底，这些都是人的需要。西方人和中国人都有需要，只是需求的程度和方式不同罢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的需求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人们所需要做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些需要和权利，而非简单地否定这些需要。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说别人病了，并不能证明自己是健康的。这对中国和西方都是一样的。今天西方的全球化出现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过，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同样的，中国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很难通过抱怨和反西方得到解决。

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大家都要通过各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学习借鉴则更有效。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的要务是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地位，预防西方的政治干预。但如果这个要务演变成为简单的“逢西必反”，只会走到事物的反面，而阻碍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使得社会治理更加困难。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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