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二十一世纪再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1世纪的前十年即将结束了，人类社会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开始重新思考世界的未来，对资本主义的重新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对资本主义认识最深刻的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无论现代人如何发展新视角，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认识和理论分析上几乎无人能超越这位19世纪的理论巨匠。马克思用一句话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笔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剖析对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知层面的意义。让我们来梳理一下这其间的根本意涵。社会化大生产指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单一的生产活动如家庭手工作坊逐步转变成为组织化的群体社会生产活动，同时各个行业实现了社会性的联系，生产的各个要素和环节都必须在社会层面上相互协调（原料，运输，生产，物流，销售环节等）。因此，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束了自然经济下的单个个体的经济活动，必须将社会群体，特别是劳工阶层组织起来，进行高度分工协作的共同劳动，经济生产脱离了早期“原子化”的形态，深深带有社会属性，而产品的销售也面向社会大众，因此整体而言社会化的生产需要社会化的管理。
但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属性限制了合理的社会化协调和社会化管理。从单个的企业来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是具有高度管理性和纪律性的现代组织，组织通过理性化的过程规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例如劳动合同对上下班和休息时间的严格规定。通过企业生产组织条例的严格规定，社会群体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被严格组织起来了。通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和管理程序个体的企业完成了“生产理性化”的过程，可以根据合理的对利润核算来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单个企业具有高度的生产理性，但是生产资料却掌握在私人的企业主手中，因此单个企业的理性必须追求最大利润，这样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形成的却是一个无政府的无序竞争环境。
这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单一企业的经济理性和全社会生产的非理性之间必然产生的矛盾。由于每个企业都必须开足马力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生产，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就必然造成社会各个部门和社会资源的相应失调的关系，在这里经济竞争的无序性导致了全社会的生产出现紊乱失调的情况。由于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资本与劳工阶层的权力严重不对称，这就导致在社会生产积累急速扩大的同时，劳工收入和购买力出现下降的情况，当这样的局面恶化的时候，就产生了经济危机——也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产品无法寻找到消费群体，于是出口就成为挽救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
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衍生出来的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是社会层面的管理，以及根据生产社会化的需求衍生的各个部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和资源的合理运用。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私”字，在于企业主对利润的追求，因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追求的是企业生产的无限制扩张，这样，“资本私利”和“社会化”的需求就必然产生尖锐而难以调和的矛盾。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生产理性化和利润最大化是经济理性行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却可能引起不同的社会部门和社会资源之间的关系紧张，引发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和混乱性。产品数量的（从社会整体角度而言）的非理性积累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和各个生产领域不可避免的比例失调。同时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工购买力的落后导致了消费需求没有形成有效的“消费社会化的取向”，生产和消费的反差形成了资本主义又一个基本矛盾。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机器生产和自动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资本有机成分提高又造成了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这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雇佣劳动力的人数的下降，导致失业率的上升。而机器化和自动化的过程最终引发的还是对劳工人员的解雇浪潮，而这又进一步引起有效需求的下降。
因此，资本主义的企业理性化虽然带来了现代管理和以现代企业为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大生产，但是生产资料私人的基本占有制度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阻碍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面临着制度本身制约带来的矛盾，这表现为商品生产最大化和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根本矛盾，也表现为各个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的基本矛盾，也表现为生产的极度扩张和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当然还表现为生产过程合理化和劳动力解雇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每向前发展一步，就愈受其根本矛盾的制约。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权力之外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参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自马克思1962）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发展阶段，由于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产品都在寻找外销市场，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商品通过出口的形式得到消化，以克服生产剩余的矛盾。此时，寻找国外销售市场就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生死战，当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封闭国内市场的时候，战争就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一战”和“二战”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有关联，各个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和对殖民地的占领都与资本的海外扩张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有关。
不同的是，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普遍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产业资本在高速的扩张、积累和兼并中，产生了主要大资本企业垄断的情形，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和大型垄断企业的形成标志着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结束，在这一过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产业开始出现显著的集中特征，资本主义也开始过渡到更高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深刻洞悉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历史趋势，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著作中，列宁很早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食利阶层——也就是金融资本阶层，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转变成为腐朽的“食利国家”(Rentnerstaat) 和“高利贷国家”。列宁认为，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依赖资本输出和“剪息票”为生，而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深深交错在一起。 在这一阶段，产业资本开始转化成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的金融家和银行家开始依据银行的金融票据和金融债券的利息来获取巨额利润。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金融寡头开始对国家权力进行渗透，俄国理论专家布哈林认识到：“各国生产部门以各种方式交织成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集合体。金融资本把整个国家置于它的铁锁之中。‘国民经济’转化成巨大的托拉斯，而以国家资本和金融资本为七股东，这种构造我们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国家与私人垄断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的结构内融和成为一个整体，国家利益与金融资本的利益日趋一致。”(摘录自网文《比较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思想》2007）。
在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化依然在按照制度的逻辑深刻延续着，只是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列宁和布哈林生活的时代。美国通过美元体系、美元国债和美元资本市场，不仅成为超级的、脱离物质生产的“食利国家”，而与物质生产完全脱离的金融产品更是成为资本主义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标志。马克思时代精确分析的“货币——商品——货币”的发展公式已经演变成为“货币——货币”的“脱离物质生产”的发展。全球每年的货币交易额达到700万亿美元，而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额不到7万亿美元，货币交易总量是实物贸易交换的100倍。天量的货币投放借助金融衍生产品无限制的延伸而形成巨大的流动性泛滥，而通过货币的金融杠杆效应，金融产品的交易量得到无限放大。
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本来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本质而言，这是生产领域的基本矛盾，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已经使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多重基本矛盾的特征，那就是金融资本和社会生产日益脱离的矛盾，产业资本萎缩带来的社会化生产日益萎缩的矛盾，以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形成的严重失调的矛盾。在时间维度上，金融资本主义将某项产品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的销售价格变动和某个企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的利润状况转化成为金融衍生产品，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进行销售，这样，未来的、还没有发生的经济数据的变化飞越时空来到今天的交易中；在空间维度上，金融资本将整个地球囊括成为金融产品的世界，使得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自愿或是不自愿地加入到美国的金融游戏中来；在实物的维度上，金融资本将任何一件物品和商品，都演变成为金融市场上的证券化的金融商品，例如房屋、轿车、粮食、玉米、新能源、石油等，金融资本主义以其垄断的势态将一切原本不属于金融商品的领域进行了证券化。这使得整个世界都成为高度非理性的投机世界。资本主义的每一步发展都丧失了其早期的理性，而被迫开始将地球有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未来都纳入金融资本的利益核算中来，资本主义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
任何一个社会，在食利者阶层迅速扩大而劳动者阶层迅速缩小的社会结构中，必然会产生社会产业的严重空心化和社会物质基础的日益丧失。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2004年的统计，美国的制造业占国民产值的比重逐渐缩减到12.0%， 而金融领域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大幅度上升到20.4%。金融服务业超过制造业的“拐点”发生在1990年，这一年美国金融服务业以占GDP18.4%的份额一举超过了制造业16.3%的份额（转引自菲利普斯2009）。而产业和主要生产过程的逐渐外移必然导致的技术和研发中心的不断外移，从长远来看，美国本土的优势将不断流失，同时“食利国”严重依赖于外国的物质输入和外国资本对美国国债市场的投入。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达到78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占美国年GDP的约25 %， 美国经济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每天流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双赤字是悬在美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整个世界经济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美国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超级债务帝国，就如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插满了输氧管，一旦美元的神经中枢地位受到动摇，那么外来的氧气输入就可能停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既绑架了其他国家，也是造成美国国力日趋衰落的根本原因。
而资本主义每一步非理性的发展都迫使国家干预程度不断扩大，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的通过，标志着即使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合理化，国家也必须被迫地进行干预，防止垄断，力图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斯福行政开始运用凯恩斯主义货币投放的政策干预经济运行，试图通过货币政策、利率和汇率等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发展，同时防止经济危机的周期运行和减少经济危机带来的震荡，减低经济危机运行的时间。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扩大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通过限制劳动时数、扩大劳动权益、促进劳资谈判、提高劳工阶层的工资，以及通过提高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形式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社会救济等，通过扩大国家干预的形式来降低社会的紧张程度和阶级冲突，同时通过提高劳工收入等形式来缓冲资本主义有效需求的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基本矛盾。
从广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大国家干预和社会化的国家管理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必然决定的，如果不实行这样的干预和社会化管理，资本主义就面临着制度的崩溃。即使从资产阶级和财团的本身利益来看，他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社会改良，否则社会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和社会生产的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必然将资本主义推向无可挽回的制度绝境。因此，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巨大的改变，与其说这是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文明化”和“社会化”的趋势，还不如说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推动下所产生的必然逻辑结果。国家的每一次干预都导致资本主义日益偏离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竞争的状态。
例如美国在经济危机时期奥巴马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以及试图对银行家权力的限制就反映出了资本的私利化对国家整体利益的严重危害以及国家试图从社会化和全社会公益的角度来限制金融资本的权力。 然而在一个金融资本与国家权力高度融合的社会，银行家特别是金融资本永远是限制社会化和公益化发展的根本障碍。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深深受到商品化和背后资本势力的影响，国家的基本权力结构被深深锁定在银行家和资本财团的利益之下。银行家和资本财团可能在与国家权力的博弈格局中，面对公众的巨大压力做出一些非实质性的让步和妥协，但是资本退缩的底线是资本财团特别是金融资本集团的基本利益平均数，如果超出这样的界限，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成为日益符合“社会化”原则的社会公益制度，这样美国离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远了。
然而私人财团的“私利”深深锁定了全社会或是民族国家的“公共利益”，私人资本导致了理性的、符合全社会的“社会化”管理难以出现，一个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固然可以进行史无前例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同历史上的杰出美国总统林肯、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那样），但是不要忘记美国总统的真正权力来源是财团、银行家、金融家、石油商和军火商，没有后面这些真正的统治者，任何一位美国总统连必要的选举经费都无法筹措得到，何谈参加总统竞选？如果美国的行政权力真要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那就如同木偶要反过来去捉住背后牵线的手，那么整个游戏规则就被彻底修改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称美国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但这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是很难想见的。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会不断向国家管理的“社会化”方向发展，非此，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剧本身就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一个已经不能代表人类前进方向的制度，还不得不徐图缓进，迈向其完全的对立面，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大悲剧吧。
II 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里的讨论与任何官方的观点和论调都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完全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就可以合理的逻辑推理到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是超越时代的思想巨匠，他们的推理逻辑和我们今天的合理推论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当一个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制度带来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的无比例性和无序性发展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通过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社会化来实现社会生产的按比例、按计划的协调生产。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到“计划经济”一词，但是根据恩格斯提出的一些相关论点，人们还是可以不可避免地推论到：如果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如果取消了按照私人利润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那么资本主义的矛盾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被充分克服的。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基础之上，国家可以根据各个社会生产部门协调的原则，按比例、按计划、按照资源可以承受的程度来促进生产，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私人资本占有下的社会基本矛盾，实现社会有序和有规律的生产了。
然而二战后大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悖论：除了在计划经济初期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重工业基础的建立以外，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在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方面赶不上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1960年代开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拉开了差距，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东西两大阵营的差距越来越大，西方国家在战后企业大规模合理化和现代管理的浪潮中不断提高了现代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在经历了初期的经济增长后陷入经济发展缓慢和生产力提高缓慢的巨大困境。由于经济结构的僵化和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严重滞后，社会主义在整体上陷入了巨大的合法化危机。
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像人们合理推论的那样实现资源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大的发展，反而是经济效率日益低效、资源配置严重失调、国营工厂浪费现象和消极怠工现象非常严重，工人阶层的工作热情也大幅度下降，尤为严重的是，党中央的计划严重无法跟上千变万化的需求情况。尤其像苏联这样面积庞大、民族成分构成复杂、各个地区千差万别的国家，仅仅依靠一年一度的莫斯科党中央的计划经济协调会议严重无法反映各个地区的真实需求。生产与销售、产品与消费的脱节，导致了国营工厂出现了严重的亏损。而由于一切都涵盖在党中央的计划之中，即使是亏损的产业也没有按照合理的经济核算给予破产，这样使得企业严重缺乏动力去提高和改善生产状况。
1970年以后计划经济的低效性是触目惊心的，不仅资源被严重浪费和错置，而且企业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完全停滞不前，苏联甚至出现了莫斯科党中央来决定各地每年建多少厕所的笑话。由于计划经济与社会的真实性需求严重脱节，导致了某些产品生产过多，而某些产品特别是轻工业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严重不足的局面，国家实行日用品配给制，而粮票、肉票、布票和糖票的使用几乎成为一代人对短缺经济的灰色回忆。计划经济除了在早期取得一定的成功以外，在后来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按比例、按计划和符合社会化生产的方式来进行，既然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并且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且按照计划的方式来推进有序的合理的生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重大的反差？
笔者认为国家的决策层虽然深刻认识到了计划经济的矛盾和低效性，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认知层面更多地是从操作经验和实践经验的角度来反思计划经济缺陷的，缺乏的是理论层面的深度总结和抽象提炼。
笔者觉得，这其间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马恩提出的公有制、按比例和按计划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生产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制度的载体问题。核心问题在于，实行公有制，是谁实行公有制？实行按比例和按计划的生产，那么究竟是由谁来实现这样的科学的按比例、按计划的生产？德语中的社会主义是“Sozialismus”，而社会则是“Gesellschaft”，而德语中的社会明显带有全社会的意思，其涵盖了各个社会领域和社会系统，反映的是包括国家、市场企业和其它所有非国家的社会角色。因此马、恩在强调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经常运用的词汇是社会学语意中的“社会化”、“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社会化协调”等，而社会化的德文词汇是“Sozialisierung”，或是“Vergesellschaftung”，前一个词指涉的是一个社会成员在群体社会生活中对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的遵守并使其内化成为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后者在马、恩原文中所指涉的意涵，表达的是“使其符合全社会需求和全社会利益”的意思，在这个基础上，“Vergesellschaftung”又被习惯性的译为“公有化”。
通过对原文的理解可以大大有助于我们拓宽思维，“Vergesellschaftung”尽管可以汉译为“公有化”，但是从德文原文溯源来看，该词更带有“公共化”和“社会化”的意涵，笔者更倾向将其译为“公共社会化”，也就是按照全社会的利益原则和公共利益的原则，在考虑到国家、企业、社会、社会群体等全社会各个组织集团、各个社会集体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而相对应的“Kapitalismus”（资本主义）则是完全按照资本的原则和资本的配置来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并使全社会的整体利益符合资本运作的基本逻辑，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
因此，根据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基础之上的理解，我们可以按照广义符合“社会公共群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社会，防止资本逻辑凌驾于全社会的利益之上。这里，社会主义的原始出处和意涵，其实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简单地对社会主义作为“公有制”和“国家计划经济”的理解。的确，马、恩曾经提到“公有制”，但是公有制的载体一定是国家吗？国家的具体代表又是谁？过去我们对于人民公共财产的定义过于宽泛，使公有制的具体载体没有得到体现。即使是国家的公有财产也不能简单地化约成为空洞的“你我他”或是“人民”，因为这里的具体载体是空泛的，而不是一个实体化的对应。缺乏一个实体化的对应和具体化的载体就会使国营企业名义上属于国家，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具体的责任对象和权利主体，这使国营企业和公有制面临的是空泛的“承载体”，没有任何责任机制和权利义务意识来促使人们去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和效率，没有任何激励机制促使人们提高自己的生产热情。在这里，公有制存在一个具体的社会载体和权力责任主体的问题。 而中国在1990年代后进行的股份制改革正是针对这个核心问题而来的。
而马、恩提到的有组织、按比例的社会化大生产，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出了“国有化”的观点，并没有具体提到究竟是哪一个承载者和社会角色来具体实施有序的社会化大生产。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国家，这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按照“Vergesellschaftung”（社会化）的原文来看，社会化大生产更可能是包含了国家、市场、社会和各个群体在内的全社会的多元角色和多元载体，这比单一的“国家垄断”和“国家主导一切”更加符合“社会化”和“社会管理”的本意，其原意应该是调动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和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来实现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而这其中，国家当然是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但是绝非唯一的角色，其他角色可以包括社会化的企业、民营企业、非盈利性的社会企业和各类法人团体等，因为“全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整个社会综合效能的发挥才能更大程度地掌握到千变万化的供需趋势的变化和社会整体需求的变化。因此突破对单一“国家”主导一切的全能主义的理解和迷信为我们从理论上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那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其根本目标在于引导社会理性的、符合社会公益的良性社会化发展和社会化管理生产，这实际上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解和阐释。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点，但是马、恩认为人类的社会制度是相互继承、扬弃和提升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全面吸取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优势和养料的基础之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永远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而实现真正的飞跃。 而不同时代的人们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趋势，审时度势地提出理论的更新和发展才会使得一个理论更加具有时代性和科学性。
如果我们更深刻把握马、恩关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实质，更精确地理解“社会化”、“社会管理”和“社会大生产”，同时对马恩时代没有完全说明的“实际载体”问题寻找到更加理性化的答案的话，我们就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市场经济不仅是成功的，而且促进了中国的伟大崛起，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
III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vs.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十一世纪最精彩的模式竞争
在中国刚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人们是困惑的。 在这之前，人们对计划经济模式的推导来自于列宁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诠释，更主要的是来自于斯大林时期苏联计划经济的超级实验，这几乎已经成为对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解和教条。而市场经济则被理解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因此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突破都会面临经典教条的困扰。而中国在尝试了许多实验模型以后，于1992年开始用宪法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同一时期，西方媒体和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新经济概念冷嘲热讽，认为中国采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但是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人们的认识也很难完全统一，左派势力坚决反对中国的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而一般公众的认识也很模糊，很难说清为什么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最终是相融的。
在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进行关于社会经济的对话时，西方学者最常提的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正式改旗易帜，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正名？而中国学者往往在嘲讽中坚持自己的信念，虽然一时我们未必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是中国人特有的独立和坚韧的气质却使许多中国学者在内心深处持有这样一个信念：总有一天我们要证明给你们看。
2008年，源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美国的金融风暴再次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消失，相反，其摧毁力越来越强，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都陷入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资本主义高级阶段——最腐朽的寄生的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深深陷入其制度的基本矛盾中，一个世纪之前列宁关于“食利阶层”和“食利国家”的论断，以及布哈林关于“金融阶层的铁锁控制国家”的论断到今天仍然显示了其无比的超前性和前瞻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历史一再证明，资本主义无论进行任何改良，包括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确认民主的宪政体制、推动高新科技发展、推进企业管理的理性化和现代化，资本主义制度就其基本面而言，永远无法绕开“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其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发展逐渐呈现尖锐化和激烈化，于是资本主义国家被迫扩大国家干预，开始广泛运用财政、货币和税收等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无序性和促进社会生产的二次分配（比如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在每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都会大幅度扩大国家干预的幅度和增加国家干预的新范围，使资本主义越来越远离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在极端不情愿地情况下被迫迈向其制度的对立面——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特别是金融资本锁定国家利益的本质，又决定了资本主义被其内部的基本力量锁定而很难突破其制度的路径依赖而迈向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像澳大利亚海滩上自杀的鲸鱼一样，明明知道基本的制度矛盾正带领一个制度文明逐渐走向衰亡，但却没有办法中途改道而挽救自己，最后只有在海滩上以巨大的躯体无力的拍打着沙滩，等待最后一刻的到来。
在金融危机爆发仅一年的时间内，西方大量的媒体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德国的《经济周刊》和《焦点杂志》等都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恰恰是一个号称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政府表现得最坚决、最果断、最有效率，而其经济投入也最符合经济理性，那就是中国。当中国大量的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内部消费和内部需求的时候，西方国家则是将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注入到银行系统，为深陷巨额债务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流动性紧缺的银行注入巨额资金。在中国，当银行配合政府的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放宽信贷注入到实体经济的时候，许多西方国家却面临着真正的生死战——挽救货币快要停止循环的银行系统和信贷系统。而银行系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来说，绝对是中枢的中枢，而投资银行在实际上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控制权。当银行系统垂危时，就表示资本主义的中枢系统的垂危，当银行因为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时候，就相当于人体的血液循环面临骤停，这一切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都是致命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在同一时间都在发动国家最大能力拯救银行，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内部矛盾的推动下已经面临垂危。而同一时期中国政府却在镇定自若地开启增加国民财富的刺激内需循环的真实经济和福利增长过程。中西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有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和经济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应对经济危机的模式。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在微观上发挥了价格信号和价值规律，从而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合理化和理性化过程。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国家节制资本，而不是资本节制国家，这是中西两种不同经济模式的根本差别。在美国，是金融资本深深渗透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例如国家铸币机构——美联储实质上掌握在美国私人投资银行的手中，既然金融资本对国家铸币的权力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节制了国家的公共职能。而西欧国家，私人银行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经济走向，国有银行的份额一般远远低于私人投资银行的份额。银行本来是信用系统，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央行已经异化成为国家实质的权力中枢系统。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完全服务于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公共权力，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大局，也在总体上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国家必须周期性地与金融资本进行博弈和妥协，在更多地情况下只能听任金融资本损害国民的利益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远期利益，国家权力的任何一步微小的扩张都是与无数强大利益集团和资本集团艰难博弈的结果。中国和西方已经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一个模式是政府节制银行系统，使银行发挥真正的经济功能（储蓄和信贷)；一个是银行系统节制和异化了国家权力，使国家的政策必须总体上符合银行系统的私益，这两种模式的优胜劣汰和竞争将成为本世纪上半叶最精彩的故事。
其二，中国和西方的经济模式由于都采取了市场经济，因此面对市场经济竞争带来的无序性和无政府性，都必须采取宏观调节的模式。在中国，由于党和政府在制度上节制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同时中国具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从国家收入来源和国家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由于其制度设计的优越性使国家具有更强的国家效能和国家组织能力以及国家财政动员能力，这样中国在采取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经济竞争和微观活力的同时，更具有不受利益集团约束的能力而可以采取果断有效的政策面对任何危机状况。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宏观调控本身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异质的手段和因素，从本身而言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协调的，而且必然受到资本财团和金融财团力量的根本约束和削弱，这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在面临其自身危机时必然出现低效性和弱反应的基本特征。而经济危机一旦减缓，银行系统对国家的权力控制反而会立刻得到加强。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重要弊端，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恩理论中反复强调的“社会化”、“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的深刻意义。其实人类经济制度的每一步重大前进，都不可避免地对“私利化”带来的矛盾和弊端进行制度性修正，同时在“社会化”的道路上前行。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那样，对“社会化”的理解一定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化”和“公有化”，而应该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符合全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真正的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经济。在这其间，当然离不开国家、公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企业、非盈利企业、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在内的众多社会角色。 中国正是实施了一种多元混合体制，鼓励的是多元角色的共同参与，运用的是多元调节手段，反映的是社会化的全方位的立体参与。中国模式的“多元综合”特质恰恰深刻反映了马、恩所提倡的“社会化”，也就是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在内的全社会参与的特质。
在社会生产力还非常落后、其经济体脱胎于封建自然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理解马恩理论中的“社会化”（Vergesellschaftung)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表明在生产力极度落后和小农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特别是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仍然是经济发展无法离开的基本手段，只有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力得到充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充分提高，才有可能在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实现日益成熟有序的按比例、按计划的生产。也就是说，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管理是在市场经济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没有市场经济本身，就不会真正持久的产生社会化管理的需求。
因此，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现实，中国需要市场经济的基本调节，同时需要社会化的管理和符合社会公益的发展，需要民营企业在国民总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促进中国经济效益的发展。中国经济体制采取的是“多元角色混合制”的形式，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社会企业同时并存，价格信号、价值规律、供需关系和国家的宏观调控同时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这里充分体现了一种市场经济实施后“社会化扩大”的效应，也就是价格信号和价值规律在调节供需关系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同时国家对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实行宏观调控，而社会主义国家就其国家的性质而言更能根据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效益的原则来实现对全社会的整体利益的促进。国家调节经济不再等同于国家干预经济，而是国家促进市场经济向有利于国民整体利益、国民经济长远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防止经济发展的无序性和无政府性，防止资本集团危害社会整体利益，同时促进各类经济企业充分竞争扩大社会整体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充分体现出了马、恩“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化管理”的根本理论论述。
其四，根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过去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的基本矛盾，中国没有过分迷信私有化还是公有制这一二分法，而是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做法，也就是在关系到国家根本经济命脉的领域如银行、能源、交通、电讯和国防等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保留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这样就保留了国家强大的调控能力，使国家的经济服务效能有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大力促进中小型企业中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广泛竞争，充分促进市场调节的资源配置功能。这样，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挥了不同的效能，这对于国家和市场竞争来说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走俄罗斯和东欧的完全私有化的道路，这样就避免了国家力量被私人资本力量的完全削弱，同时避免了国家权力被资本异化和跨国资本控制国家权力的可能。
充分的市场竞争，强有力的国家能力，始终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而这一切都使中国的生产管理逐步呈现出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前卫的“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管理”的局面。
其五，根据现代社会日益分化成各个功能领域和功能系统的社会普遍规律，中国模式正确摆脱了“究竟是公有制优越”还是“私有制优越”的意识形态的难题，而是从更高层面来理解“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管理”。这其中的核心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争并不是核心，关键是作为经济角色是否能够符合经济规律，按照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进行充分竞争，来实现管理的合理化和社会化。 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经济规律的发挥和市场充分竞争，经济的“社会化”需求又要求国家具有调节经济无序状态的强大管理能力，但是国家调控不等于国家干预，国家管理决不等同于国家直接经营，国家的调节和“社会化”功能更是不能等同于经济运行的本身。经济必须用经济的规律来对待，理解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关键核心，就不会再纠缠于公有制和私有制、国营和民营谁更有效率的问题了。关键是各类经济角色能否遵循经济规律、遵循供需关系和价格信号、遵循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同时各类经济角色能否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竞争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国营企业参与的是充分市场竞争，那么就是在经济系统里参与的经济活动，因此这其中的核心是国营企业是否能够转变成为真正自主的经营实体和经济角色。 也就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理论时产生的一个经典问题，究竟谁代表国家？国家的具体承载者究竟是谁？国营企业的具体承载者是谁？如果缺乏具体的角色和实体化的承载者，那么国有企业可能面临的就是缺乏具体权利义务责任对象和具体责任约束的难题。
在这里，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充分反映了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基本规律，通过对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改造，使得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而经理层作为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负责对企业具体经营。这里反映的正是笔者所阐述的承载对象实体化的问题，只有当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了分离，才能产生现代的企业管理以及与现代企业权责相对应的关系，才能促使国营企业真正转变成为经济实体和理性的经济角色参与经济系统内部的活动。股份制的改革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各个社会领域功能分化的基本规律，国家既掌握了强大的调控能力，同时又不至于在经济层面对经济规律和经济行为的具体运作进行干预，遵守了社会不同系统的功能界限。这就使国家在保留了强大调控能力的同时，也能促进中央企业成为真正的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十五大之后，经过股份制改革的央企出现了良好发展的道路。2006年中央企业的总产值为12.2万亿元，利润总额为7682亿元。 2008年美国《财富》杂志全球五百强中，中国企业35家，其中16家是中央企业。这充分证明，经过多年的体制改革后，符合了现代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化大生产”整体规律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不仅救活了过去低效的国有企业，而且将国有企业真正塑造成为具有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的实体。
由上面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仅吸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竞争和合理化管理的长处，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在基本制度层面进行“社会化”调控，促进市场经济根据社会管理和社会公益的面向发展，同时节制了资本的权力，有力地防止了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资本绑架公共利益、国家公共权力和国家整体发展方向的局面。 同时国家根据社会系统的界限实施了颇有成效的改革，在促进了经济规律和经济竞争的同时，没有放弃国家的强大调控能力和服务管理能力，相反通过功能分化的改革（中央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迅速增强了自身的财政力量。1990年后，西方跨国企业和金融集团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削弱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力量”，促使西方跨国企业控制这些国家的政权，而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同时，却更加促进了国家全方位的“效能”，中国的成功正好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
中国模式呈现出“多元混合所有制”和“多元机制协调”的特征，在市场竞争上鼓励的是多元角色按照经济充分的规律进行竞争，同时国家非常高明地对中央企业实施了“抓大放小”的股份制改革，既实体化了经济角色，使得国家企业的实际承载者与权利主体得到具体化，同时又牢牢掌握了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总要行业，使得国家在财政能力和国家总体能力上也取得了巨大的优势。 这样的改革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巨大活力，同时强有力的调控结构又可以减轻无序竞争带来的震荡，促使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呈现“社会化”和理性化的特征。
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我们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能够以世界最快的速度集中精力办大事，同时又遵守了社会各个系统领域的基本界限并促进了社会微观的活力和竞争。我们也可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下中西完全不同的表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两种不同制度下必然不同的反应模式，是两种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的反映：一个代表的是结合了市场竞争后日益社会化的发展 ，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化”优势还远远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是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史无前例地显示了其不可阻挡的优越性，而另外一种制度，在跨越了其鼎盛期之后，已经无可避免地被锁定在（金融）资本化的困境之中，其前途在于不断由“资本化”向“社会化”方向蜿蜒前进，但由于其制度基本矛盾的锁定，注定还要在“资本化”和“社会化”的反反复复中长久徘徊。
可以预测的是：在理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之后，在理清了各个社会系统的功能界限之后，未来中国每往前迈进一步，社会主义由于其“社会化”（而节制了“资本化”）的巨大体制优势就会以加速度的方式释放出来，人们将会真正体会到，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更高阶段的社会制度，必然创造出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财富能力、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中国，在沉寂了多年的官方对“社会主义”的宣扬后，社会主义以另外一种方式开始加速度复兴了，这一切都源于中国的伟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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