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大前研一的发现和预言
日本著名的经济趋势专家大前研一曾在1990年代多次访问中国，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当时的大前研一对中国的发展前景相当悲观，他认为中国不可能繁荣，因为落后的共产主义和现代经济无法配合。对当时许多对中国持有负面评价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抛出的“中国崩溃论”一说，大前研一也很附和。
2000年前后大前研一先后访问了中国的大连、青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他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大前研一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及其未来，他预言中国经济必将以山呼海啸般的势态席卷整个世界，形成世界经济中史无前例的黑洞和磁吸效应，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将使其他与中国有相似产业的国家无法与中国竞争，必将一一败下阵来。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在迅猛攀升，在接下来的时代，人们将很快目睹到一个经济实力无比强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诞生。大前研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如同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一般，成为彻底改变全球权力分配的世界性事件，亚洲各国都将围绕着中国来构建自己的产业未来，而日本时代已经过去，日本超过中国终究是历史的“异态”，未来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将如同加拿大与美国、奥地利与德国的关系一样，成为一个十分之一的国家。对此，日本的下一代要做好心理准备。
是什么导致了大前研一，一位曾经的中国崩溃论者迅速转变成为一个中国超级繁荣论者？一直在亚洲各地穿梭访问的大前研一在2000年的中国究竟看到了什么，让他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答案是，他看到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超级活力！
这一切始于邓小平南巡，1992年中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世界各地涌动的资本看到了中国政局稳定和长期繁荣的可能，先是海外华人资本，它们又带动了西方的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钱”进中国。此时的中国，虽然落后，却孕育着巨大的商机，更重要的是，中国各个区域开始“活络”起来，经济特区的巨大成功刺激了中国人，“致富”、“繁荣”和“抓住机会后来居上”成为各个地区的全新动力，而中央重申对改革开放国策的坚持并给予巨大推动成为中国改变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从沿海到沿江、从内陆到延边、从东北到新疆、从内蒙到云南，全国各地都在以“发展主义”和“致富主义”以及“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推动力，发展出比较优势，中国经济发展一扫沉闷的格局，迅速迈向扩大开放和走向世界的历史新格局。
我们可以说，经过1992年以来的积累，中国经济的真正提升发生在1997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内，大前研一非常精准地把握了这一变局。根据经济学理论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繁荣方程式是由四个C所决定的，那就是资金(capital)、企业(corporation)、消费者（consumer) 和资讯(communication)。一个国家的繁荣必须依赖大量资本的涌入和投资；一个国家的兴旺必须引导企业创造空前的活力，死板僵化是经济繁荣的死敌；一个国家的崛起必须要刺激消费群体的崛起，为产品找到销售渠道；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依赖于资讯、知识的流通和网络状的传播。在资本、财富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时代，谁掌握了四个C，谁就掌握了繁荣的方程式。当然，大前研一仅仅是经济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此，他主要是从单一的经济角度来看待世界的，但是瑕不掩瑜，他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大前研一提出，中国在1998年经历朱镕基总理的国企改革、银行系统改革和行政系统的改革后，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好把握了四个C的国家，由此，他又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断定中国将会持续出现超级繁荣。他最看重中国的一点是就中国区域经济的活力，他发现他所走访的大连、青岛、长三角、珠三角仅仅三年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流、运输、管理、货运手续、海运通关等均发展迅速。他看到中国人在学习了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管理经验后，以更大的魄力和勇气，发挥了更快的速度优势，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基础设施、物流管理、仓储运输、货物通关的现代化管理，其效率让这位日本经济学家叹为观止。更令大前研一震撼的是中国各个地区地方官员的上进心以及他们招贤若渴、积极求知的精神。中国一些经济区在短短几年内完全变了样，这令大前研一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新中国”。
在中国沿海各个地区，大前研一发现，一旦有台湾或是新加坡的学者、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来传授“台湾经验”或是“新加坡经验”的时候，底下的中国员工各个都是屏神静气，非常认真地做笔记，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态度去学习现代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大前研一坦言，在这些中国人身上，他看到了日本五十年代那种往上提升和勇于打拼的精神，只是中国人学得更快，更有效率，而且运用到实践中也更坚决，更果断。
大前研一发现，朱镕基时代的中国，整个中国大地都活跃起来，繁荣的四个因子资本(capital)、企业(corporation)、消费者（consumer),、资讯(communication)在各地流动，先进地区的经验立即被后进地区模仿和学习，然后又创造出更先进的管理模式，由此他得出一个可能会让中国人觉得非常奇特的结论，他认为朱镕基治理下的中国，是一个解除了官僚束缚、具有空前活力的中国，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一个“联邦主义”中国，中国正在形成一个类似“株式会社”的国家性企业组织（大前研一2002，2003，2003）。中国正好掌握了美国建国后开始的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繁荣方程式——联邦制：在美国历史上，各个州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经常性地形成各州“你追我赶”的局面，竞争刺激着各州不断力争上游，不断进行创新，不断进行模式改革，这样整个美利坚充满着无穷的活力和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因此联邦制是美国的一个繁荣方程式。大前研一认为，今天的中国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很类似建国后的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无限机遇的国家。
大前研一的四个C理论和联邦主义方程式，构成了大前研一对中国预测的根本基础，在他的眼里，中国是“第二个美国”，将以远远超过美国崛起时代的人口和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改变整个世界，二十一世纪将是中美两强的世纪。考虑到大前研一所做的预测是在2000年前后，令人不得不敬佩他的远见。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前研一毕竟不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对社会的综合发展和把握方面他还是具有明显欠缺的。例如，他忽略了中国中央放权和地方繁荣背后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地方政府、开发商和居民在征地时产生的社会冲突和群发事件，土地资源的紧张，环境和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另外，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联邦主义”的提法，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历来是一个统一的中央制的国家（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会以统一国家为政治目标），历史上，地方政府的权力过大往往是社会混乱的先兆。而在现代社会，在微观刺激活力的同时，中央政府更要拥有强大的效能节制资本，防止市场经济带来的无序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进行转移支付以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更需要具有强大的财政动员能力来平衡各个地区的发展和城乡差距。
中国的繁荣方程式必须从宏观的理性集中和微观的空前活力两个向度来理解，如果这些解释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掌握中国区域经济的繁荣方程式。
II 动态均衡，动态竞争，动态整合——中国成功的超级秘密
笔者认为， 要把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奇迹般的发展，必须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的变化，特别是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中央宏观调控方面，中国已经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特色。
在区域经济活力的发展上，中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条“动态均衡”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各个地区根据产业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掘本地经济的优势，同时在面对外向型经济时采取独特战略，最大限度实现每个区域的经济飞速崛起。如此，中国不仅在国家层面充分利用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同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也鼓励各个区域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各个区域动态活力的发展，通过“你追我赶”的形式鼓励每个经济区域实现快速有效的经济超速进步。
动态均衡是由一个“非均衡——均衡”状态构成的结合，也就是在经济初始发展阶段，允许各个经济区域根据自然禀赋和巨大的比较优势彼此拉开一定差距，如果没有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就没有珠三角作为区域整体的发展；如果没有珠三角成功的范例，就没有后来长三角更快速度的跃升。及至后来形成全国六大经济区域——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塘经济区、东北、福建和山东。中国允许各个地区在初始发展阶段根据区域的差异和不同条件按照不同速度发展，对于中国这么庞大、自然禀赋千差万别、天然条件具有巨大差异的国家，允许“非均衡”的初始状态太重要了。“非均衡”就意味着差异，就意味着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就意味着先进带动后进的“群雁模式”。而如果强制各地在初始阶段就“拉平”或是“齐平化”的话，那么具有很好天然禀赋的地区就被人为地限制而无法实现迅速起飞。
许多国家，包括工业化的日本，都过于迷信“区域均衡化”和“齐平化”的模式，不仅将具有先发优势的区域经济发展压制了，而且逆向促进了效率低下和竞争力低下的“区域经济吃大锅饭”的现象。这样，先进的地区难以更快、更高、更强，后进的地区也因等待国家的资助而缺乏上进的动力。作为一个计划经济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国家，中国能够允许初始阶段的“非均衡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再次显示出邓小平和邓后中国领导阶层的远见和前瞻性。
而初始的“非均衡”化发展刺激的是竞争、先富、旺盛的上进心和强烈的追赶意识，这样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几只头雁带动群雁迅速飞行的模式促成在中国最快形成了城市群落和产业链条的聚合，欧美国家上百年形成的区域经济群聚效应在短短十年时间内就在中国形成了，这不能不归功于“非均衡”战略的正确应用。
与大前研一认识不同的是，中国中央政府始终发挥了巨大的效能，在一定阶段后，当区域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影响到国家整体竞争力和国家战略实施的时候，中央政府开始适时地推出优惠政策，进行大规模的地区转移支付，启动新的区域发展战略，以防止初始阶段的“非均衡”战略影响到中国整体崛起和全国区域经济“齐头并进”的最终目标。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原崛起、海西经济区、北部湾经济特区、“横琴”经济特区，这些都反映了在中国已经崛起的新阶段，国家开始动态调节过去的“非均衡战略”，由“非均衡”开始向整体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中国整体的复兴。
笔者之所以把这一模式称为“动态战略”，就是因为改革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很好地总结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训，不再允许低效率和大锅饭损害了各个区域经济和国家整体的长远活力，而各个地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由“非均衡”向“均衡”方向发展后，各个地区依然必须参加充分竞争，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支付和优惠政策。这样，“均衡”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再度向“非均衡”方向发展。正是这样永不停息的“竞争永动效应”，才使“财富的创造”成为国家和人民活力永不枯竭的源泉，各个经济区域人民的才智才会像活水一样源源流出，直到下一次“非均衡”开始影响到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时候，中央政府又会开始考虑政策引导向“均衡”方向移动。
后进地区要有动力追赶先进，先进地区要更先进，要更上一层楼，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和国家的效能配合是如此成功，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笔者将中国的第二个战略总结为：通过动态的竞争促进各个地区动态的整合，最终促进合理化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大前研一看到了中国区域竞争奔腾不歇的活力，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永不停歇的上升，但是不要忘记区域竞争也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比如重复建设、浪费投入、各地争当“龙头”的恶性竞争，以及各个地方政府不惜代价吸引外资等。这里需要的是中央政府的强大效能来防止地方的恶性竞争，防止各地建立市场壁垒和市场藩篱，通过中央政府的总体调控和效能，在促进区域经济高效竞争的同时，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成片的联合发展。这种“板块效应”和“区域市场联结效应”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充分发挥出来了，物流、运输和贸易早就打破了地方的保护，逐渐由区域经济形成了“中国统一大市场”。
由区域经济出发，而进一步形成更高阶段的“区域联动”，再进一步到达最高阶段的“全国市场一盘棋”，这里大大超越了过去计划经济的行政区划，而是根据市场流动要素和区域经济比较优势逐步形成了全国市场。
中国区域经济第三个巨大发展是，由交通革命带来的区域经济体的迅速联合和整合。环绕全国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整合和“联动效应”的助动力。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积庞大的国家来说，高速铁路将给全国各区域的市场联结和市场整合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武汉到广州的高铁采用了中国本土的技术，是世界上速度最高的轮轨高速铁路，这不仅让中国公众，也让世界各国公众大开眼界。武汉高铁的时数达到了轮轨铁路的顶峰记录，最高时速为390公里每小时，而平均时数为350公里每小时，大大超过了德国的ICE和日本的新干线。
武广高铁不仅是技术领域的革命，它带来的更是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重大契机。设想武汉到广州1000多公里的距离缩短为不到3小时，那么华中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就被历史性的真正联接到了一起。武汉广州、武汉深圳将形成同城效应，这对物流运输、经济交往和经济整合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经济地缘战略意义。这样中国两大经济区域真正被整合形成一体化的局面。核心枢纽城市的“同城效应”和“同心圆”效应将形成巨大的经济辐射能力，促进经济圈的加速整合和经济圈内“强强优势”的充分发挥。从武汉到上海空间距离也将压缩到不到5小时，将来采用新技术的高铁后，将进一步缩短到3小时，这样，中国两大具有巨额生产能力的区域——华中和长三角也将被真正联合到一起。
以北京为中心，未来的高速铁路将使以北京为圆心的首都经济区域在八小时之内通达到全中国的任何一个经济区域的核心枢纽，这样以首都经济圈为中心的三小时经济圈到八小时经济圈，将真正使得首都经济圈和其他地区形成“同城效应”和“同心圆”效应。而其他高铁线路例如京津、石太、温福、胶济等八条高速专线的开通，将使中国各个区域经济逐渐形成网状联系结构。交通革命，正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奇迹铺设道路。
III 寻找新的起跑点——延伸的奇迹故事
毋庸置疑，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几大区域经济的奇迹之上的：珠江三角洲形成规模巨大的完整产业链条，五万家零组件产业群聚珠三角，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生产基地；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同样形成了生产力巨大的完整产业链条，除了电脑生产基地以外，还包括发达的金融产业和商业，六万家零组件产业群聚于长三角一带，这里还是世界上主要笔记本型电脑、移动电话和半导体等高阶产品的生产基地，目前，长三角正在成为新能源和新技术产品的中心；首都经济圈的京津塘地区，形成了中国IT人才的智力聚集，大量留学归来的海外创业者使这里形成了中国的IT高科技工业园区和IT高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带；山东半岛则成为冷冻蔬菜和加工食品的重要产地，其农业和加工食品主要面对日韩市场；东北在经历国家的产业扶持的政策以后，开始历史性的复兴，东北重工业基地迈向新的起点，国有企业开始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根本作用，重新强势崛起；而以大连为中心的辽东半岛根据经济地缘优势，积极吸引日韩投资，正在逐步转型成为电话服务中心和高科技服务业中心。
不可否认的是，1990年以来日本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惊叹的“活力奔腾的新中国”和“中国的本质已变，睡狮已经猛醒”，是其亲眼观察到的中国区域经济在短时间内的迅速改变和活力的空前爆发。身处这个阶段的国人或是外国学者会发现一两年不到中国，就会跟不上中国发展的趋势，中国人学习和创新的能力、中国各个区域经济的巨大活力、中国飞速奔腾的发展，的确让人看到中国经济发生的质变。
在2005年以来，特别是2008年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开始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对于不同区域经济给予国家优惠性的政策支持，以支持“后进追赶先进”和由“不均衡”逐渐迈向“动态均衡”的方向发展，而在国家的政策优惠之后还是要支持全国各个经济区域的继续竞争及活力动态发展，同时逐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地方障碍，真正促进“全中国大市场”的形成。在接下来的15年中国区域经济将出现以下值得关注的新走向：
长三角和珠三角逐步转型成为金融中心和高科技中心，未来将更多地发展节能型的、环保型的、高技术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特别是长三角的动作很大，整个区域经济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高科技中心和国际商贸金融中心转型。而珠三角得益于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在吸引台资、港资和韩资等方面取得成果最大，发展的多是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路径依赖的关系，珠三角掉头转型晚于长三角，但在未来的发展中珠三角也开始瞄准高科技、创新性和高附加值的产品领域。长三角和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三大引擎中最重要的两个经济火车头，其向高新技术中心转型的过程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
海西经济特区给予福建省特殊的经济地位，大力促进福建和台湾的经济一体化和经济融合的进程，同时将促进福建省上下联接中国的两大经济火车头——长三角和珠三角，充分发挥福建华侨之乡的优势，促进台湾和内陆的经济全面融合，海西经济区的发展不仅具有超级的经济战略眼光，而且对于未来中国的和平统一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里，发挥福建独特的经济作用和对台工作的优势，将是未来区域经济一大看点。
而为了促进中西部的发展，国家开始着手促进中部崛起和中原崛起的重要战略计划，主要是弥补中部在过去经济发展中被部分忽视而导致出现了“中部塌陷”的不足，促进山西、安徽、河南、河北、湖北、安徽和湖南等省的经济飞速的崛起。对中部各个省市而言，不仅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联合非常重要，而且还可以充分发挥其联系中国经济最先进的龙头地区和后发地区之间的地理优势。比如安徽省联结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长三角和中国中西部。由于合理发挥了安徽的优势，安徽省最近几年经济竞争力上升最快，已经形成中国后进追赶先进的典范。湖南省的地缘经济地位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向延伸到广义的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东向又天然联系着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带，这样，湖南省成为中国经济的两大核心——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联结地带，其地缘经济优势无可比拟。而湖北的大武汉地区，经济增长迅猛，已经有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的态势。随着武汉到广州的世界最高速的高铁开通，再加上未来武汉到南京、上海，武汉到北京、天津，进而从武汉到西安和中国西部地区高速铁路的开通，武汉对中国各个经济区域的辐射范围都将进入到三小时的同心圆区，也就是从大武汉地区到中国任何一个经济重镇的时间都可以锁定在三小时内，这将形成怎样一种空前经济繁荣和经济互动的效应！
中原地区将来还要着重促进的是河南省，河南省具有与湖北同样的地缘经济优势，将来如何在大武汉经济区和郑州经济区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和经济定位，将是中国中原崛起的重要看点。中国的中原崛起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超级发展，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非常重要。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河南省成为高度发达的经济大省，本身也折射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意涵，河南省重新崛起迈入中国先进经济省份，就如同中国在世界经济内部的崛起一样，是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下的重要事件。
而中国现在最落后，但在未来却是潜力最大的地区就是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中西部不崛起，不提高生活水平，不能逐步赶上全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就没有真正完全的崛起。中西部不仅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能源矿藏，而且中西部本来就蕴藏着经济发展的巨大战略空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转型，随着中国经济逐步由外向型主导的经济体向内需型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中西部将承接由东部逐步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中国构成了内部的“梯度”发展态势，中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分布和产业分布本身就可以构成低、中、高各个产业链条在中国完全的分布。这样中国就可能同时具备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研发中心、世界高科技中心和世界金融贸易服务中心的多重地位。因此西部的振兴是中国整体经济分布和内部产业分工的关键一环，是中国保留全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核心和关键，同时西部又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还远远没有开发出来的巨大内销市场。未来中国西部如果产生了巨大的产业群聚效应和产业链条转移效应，西部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得到提升和改善的话，那么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挺起胸膛自豪地宣布：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华民族真正崛起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最伟大的民族了。
西部，边疆，那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成长之源。 国家已经在2009年战略性地通过了《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发展规划》，使西三角经济圈的版图初步浮现。同时对成都——重庆的成渝经济圈的一体化的促成，已经使得西部第一次历史性地赢来了自己经济圈内的发展龙头。过去十年，重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其区域经济的活力和动态势能已经开始后来居上，大有追赶上海和广州的态势。重庆的定位是长江上游的产业制造业中心，未来的高科技中心和长江上游的金融贸易服务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未来围绕着重庆的西南三省的发展将极大促进西部崛起。西部还需要建设起完整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通道，使得现代经济的物流、运输和经济整合等形成基础设施的核心要件。如果以西安为中心也构成到达西部主要区域经济中心的三小时高铁经济圈的话，那么西部也将形成四通八达的网状市场联合结构，这必将极大地促进西部经济一体化，并最终使得西部的经济完全融入到整个中国崛起的大局中。
广西北部湾经济特区，着眼于广西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和市场整合，也是具有高度经济地缘战略眼光的举动。 而东北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计划纲要》已经上升成为国家的战略，成为包括连接中国、蒙古、俄罗斯和东北亚的区域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和合作纲要。中国在边疆地区如藏南经济的巨大发展，已经构成了对印度实际控制的部分藏南区域的巨大压力，中国的先进对比印度治理下的落后，已经使许多在印度生活的藏族居民开始抱怨为什么生为印度人，许多临近中国西藏自治区的藏民已经产生对中国更高生活水平的向往。由于世界各国的移民主要都是由后进地区移向先进地区，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高于临近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增强中国人的自豪感，还可以增强边疆居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国民凝聚力，同时反向对寄居海外的藏民构成巨大吸引力。同理，中国内蒙地区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蒙古国，这样的战略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未来，中国的区域经济越发展，越有活力，我们的无形国际战略收益就越多，中国，前景无限。
IV 寻找更高的目标
未来中国的国家赶超目标，其实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现在我想中国的执政者心里已经很有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不再是梦想，而是即将到来的重要事件。《中国崛起策》和《头等强国》曾经根据一般的预计和测算（按照中国的每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考虑到中长期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和对物价因素的考虑），预测到2026年中国的人均GDP应该至少达到人均一万美元，同时乘以中国的总人口，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可能会大大提前完成这一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中国2009年的人均GDP就将达到4000美元，GDP总量将一举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而根据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过去发展经验，人均GDP一旦突破3000美元，其实就已经进入到冲刺人均10000美元的区域，考虑到历史上日元、韩元、台币、港币升值的因素和物价指数的变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人均3000美元到10000美元需要的也就是五到八年时间，有的国家需要的时间更短。而中国在从人均GDP1000到3000美元的发展时间，与日韩港新台所花的时间不相上下，甚至更快，可以预计中国冲刺工业化国家的时间表——也就是达到人均GDP10000美元的时间，应该在2016年前后，根据这样的推算，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可能要提早十年。
希望国人不要再自我贬低，而应当自信地看到，在当今世界上，如果真正按照西方的自由贸易和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指标来核算，我们不会输给任何其他民族。我们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作为一个GDP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领先了1500年的国家，我们成为世界第一，难道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考虑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的GDP都一直雄居世界第一，西方人与中国人进行国际贸易一直都不是中国的对手，最后居然采取输出鸦片这种反人类的方式来改变中西贸易的逆差。可见中国人的生产能力在世界上从来都是数一数二的。今天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阻挡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上生产能力、工业能力、科技能力最强大的民族了。唯一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就是我们自己了。我希望今天的国人一定要自立、自信、自强，当然我们不讳谈我们的缺点和不足，我们更应该正视体制的弊端，我们更应该树立危机意识，让中国的伟大复兴不再与我们失之交臂。但是我们也不必再以谩骂或是嘲笑自己的民族为荣，或是进行没有建设意义的谩骂，当我们自己心态更加健全、自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认识到，1840年以来一代代中国仁人志士奋斗的目标，已经离我们很近很近了。
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0美金，中国的目标就不能仅仅锁定在超过美国了，我们中华民族是英雄的民族，是有伟大抱负的优秀民族，是胸有大志的民族，我们不应该像日本那样小富即安，在人均GDP追赶上西方国家以后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当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中国超过欧盟25国的时间表就很近了，考虑到欧盟25国的GDP仅仅略微高于美国，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在超过美国后，将会迅速超过欧盟25国。而中国的整体战略目标应该当仁不让的锁定在“超西”的目标上，也就是超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实力的总和。这也绝对不是什么痴人说梦，历史上中国的GDP总量就一直远远超过西方世界，这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美国有3亿人口，加上欧盟的4亿人口，西方世界的人口总和为7亿，只有中国的一半。只要我们认定人类平等的信念，同时认识到中华民族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生产能力最强的民族，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定我们中华民族是可以“超西”的。事实上我们的人口是西方世界的两倍，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只要到达西方世界的一半以上，我们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整个西方世界，这难道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吗？当然不是，只要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人类大家庭平等的一员，“超西”的战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愿承担领导世界责任的民族也注定难以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应该胸有大志！尤其考虑到西方的GDP中金融和服务行业的成分很高，有太多“虚胖”的不实成分，而中国的GDP都是实实在在的制造业和产业，是世界各国中最健康的GDP，因此我们就应该理性判断：大多数中国人在有生之年都将看到中国超美国，再超欧盟25国，最后超越整个西方世界。
根据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月8日的报道，2009年中国仅长江三角洲的GDP就将超过韩国和印度，如果单独将长三角视为一个经济体，长三角将跃升到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想想看中国的实力吧！仅仅长三角一个地区的GDP 就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曾经很自负骄傲的大韩民国，现在被去魔咒化了，没有在中国面前狂妄的资本了。而长三角1亿多人口的经济实力就超过了印度10亿人口的经济实力，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珠三角仅以4000多万的人口就先后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珠三角前边已经只剩下韩国了，而珠三角的人均GDP现在都已经超过9000美元，已经跃居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了。而海西经济区的福建省一省的GDP在2008年已经达到1597亿美元，分别超过东盟中的越南和菲律宾。
如果中国继续实行区域发展的动态均衡战略——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动态平衡战略，继续实行区域动态竞争——动态整合——全国大市场的战略，如果将来中国形成全国的高速铁路网联结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山东、东北、海西、大中原、北部湾、大西南和大西北，从中国任意两个经济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的距离最远都不超过6小时，如果中国的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空前的活力继续结合，未来的中国将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未来的海西——福建，经济总量应该超过新加坡、台湾；未来的珠三角应该仅盯住韩国，力争超越；而未来的长三角应该盯住的现在依然排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日本（马上将被中国超越）。长三角的人口与日本相当，今年的人均GDP也应该接近7000美金，而长三角在资源和自然条件各个方面都不输给日本，而且就经济发展速度而言，一个是青春少年节节攀高，一个是老态龙钟，活力尽失；一个是每年GDP以20%的速度狂飙突进，而且注定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而另一个则是日渐边缘化，每年不负增长就谢天谢地了。如果只要承认龙的子孙不比大和民族的后代逊色，那么中国的长三角仅盯住日本就应该成为必然的目标了。
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的有规模，没有活力；有的有活力，没有规模（吴稼祥评《头等强国》语），如果今天有一个国家，既有规模，又有活力，那将会怎样呢？所以，中国接下来的国家目标绝不仅仅是超美，而是超西，这当中，长三角、珠三角都不能小富即安，他们的目标应分别是超日、超韩。
因此，本世纪的中国目标不应该仅仅设定在中国崛起，而是要前瞻性地设定为中国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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