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I 中国的绿色“革命”
太阳能蓄电池覆盖着屋顶，太阳能集电器加热水温，街道旁的灯光照明运用的是太阳能。城市居民在几年前最后一次收到用电账单。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太阳能工业领域工作。没有安装太阳能技术设备不能得到建房的批准，这样的措施适用于工厂和居民住房。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北欧）国家的模范建筑吗？
当然不是的，这里是德州，北京以南的一个城市。它展示的是抢占未来的一个率先行动，它沐浴在太阳能源的标志中，这个城市显示的正是中国绿色革命的样板。
——以上段落由作者翻译自德国《明镜周刊》2009年网络版的文章
几年前，当中国崛起和复兴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和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话题的时候，中国国内对中国模式的批评却不绝于耳。有的是从善意建议角度指出中国的不足，有的却是从“左”和“右”的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来攻击中国的开放和市场化的政策。右派的意识形态和左派的意识形态虽然在理论上南辕北辙，但是在攻击中国模式的论据上，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集中指责的是：中国是外资控制下的低技术发展，产业主要集中于能耗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中国崛起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是没有前途的。
面对中国飞速的发展，西方世界一方面感到是机会，另一方面感到是恐惧，但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民众的心态在面对中国时依然保持着相对优越感，认为中国的发展充其量是低技术领域和高能耗的初级发展，是低级的复制和仿造，不对西方构成真正威胁和挑战。西方世界往往游走于对中国轻视和恐惧的两个极端，但是在中国技术和科技真正崛起以前，西方并不会真正把中国看成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只有极少数的西方精英人士看出了玄机，深刻认识到中国崛起将对整个西方模式和西方生活方式构成史无前例的挑战。
也仅仅是在四五年前，中国的胡温政府开始提出创新型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绿色GDP等让人耳目一新的概念，在那个年代，即使是最乐观的学者都会认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国体制出人意料的前瞻性和惊人的动员能力，仅仅在数年的时间内中国就在各个高科技领域和新能源领域构成了同西方全面的合作、竞争和挑战的态势。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过去的美日德法等西方技术大国占据技术尖端和可再生能源顶端的局面迅速转变成为三大洲际板块的竞争——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板块，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板块和欧洲大陆板块，几乎在所有高科技领域都听到了中国人追赶的脚步声，几乎在所有涉及人类未来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国都存在着与美国和欧盟的竞争和抢占世界制高点的激烈角逐。传统的欧洲技术大国已经无法单独和中国竞争，而只能结成一个统一的欧洲联盟板块才有可能与中美两大技术强权竞争。在许多尖端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距离美欧仅仅是一步之遥，而在某些领域，中国则是后发制人，已经率先取得先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这几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吧：
—— 据《世界可再生能源》杂志统计，中国太阳能热水器年推广量在2005年就达到1500万平方米，超过热水器推广总量的70%，比欧美十年的总和还多，是世界第一大太阳能热水器消费国。
—— 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公司在数年之内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太阳能公司，仅一家公司就占有世界市场份额的10%强。
——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光伏组件出口国，供应着世界市场40%的光伏产品。
—— 中国在电动轿车领域内的研发已经取得突破，第一批电动轿车已经投向市场。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植下，2011年的电动轿车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将达到50万辆。越来越多的专家相信，中国将成为以蓄电池为动力来源的电动轿车的世界中心。
—— 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联合声明》中详细介绍了两国在电动轿车领域的合作，未来两国会在两国十几个城市联手推动电动轿车的使用和家庭化。中美技术领域的G2现象将使得欧洲面临边缘化的局面，也将深刻影响世界未来新技术新能源领域里的基本格局。
—— 中美两国在风力能源领域进行“强强合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通过长期的风力发电的试验已经在全球风力市场上和技术上取得了领先地位，中国风力技术和设备风力涡轮发电机将第一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推广使用。中美两强联合形成巨大的市场合力将成为世界新能源技术发展最大的推动力。传统的新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领头羊的欧洲必须努力才可能得到一个G3的份额。
—— 在核能发电、水力、生物沼气、生物燃料技术等新能源领域中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或是处于同先进技术强国距离大幅度缩小的位置。
—— 在改变未来的重要尖端科技之一——核聚变技术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多项尖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即使在传统技术领域，中国也迎头赶超，例如中国掌握了世界上最快的高速轮轨技术，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在交通领域内革命性进步。而技术外溢的效应也必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速轮轨交通的革命。
—— 在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材料科学技术和激光科学技术等领域中国大幅度缩小同欧美日的差距，在部分领域我国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以上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当然在某些具体环节和技术领域中西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中国体制的有效性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在新技术领域紧跟新技术浪潮并将其转化成为惠及人民利益的强大体制动员能力也是世界一流的。中国模式在国内和国外的谩骂声中、在极左和极右的意识形态的杯葛中总是出人意外地取得难以想见的高速成功，经常性地实现最快的跨越和最具有前瞻性的发展。
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体制，却对常常对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视而不见，有时候部分网民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进步完全忽视，反而是带着情绪来讽刺和挖苦中国的发展，但是中国的技术官僚集团却不无所动，在批评的浪潮中认真总结，认真规划，认真冲刺，其结果往往是让批评者大跌眼镜，中国一次又一次在悲观失望或是谩骂声中一步步富有远见地将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引向前进。
我渐渐发现，我们仰望了西方很久，但是我们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的国家，我们最不了解的竟然是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亟需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发生的一切。
II 西方世界为何屡屡错失新能源和新技术革命？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期，已经充分认识到石油和煤的资源存量是有限的，人类单纯依赖石油经济是非理性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必定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大势所趋。西方世界在那个时代具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和科技力量，可以将人类社会革命性地推向后石油和新生能源时代。如果是那样，西方不仅能够迅猛推进世界的新技术革命，根据路径依赖的观点，西方国家完全可以锁定未来世界新科技和新技术的发展路径。人类科技进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将对社会制度的变迁带来重大影响，将引发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迁，更将进一步引领人类文明迈向更高的台阶。
如果说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推广的话，那么电力和内燃机时代的来临则最终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到来，而石油经济的推广则象征着资本主义进入到了更高级的垄断阶段。可惜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石油经济时代近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再进一步推进新技术和新能源的革命，使得人类社会被迫锁定在黑金（石油）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管理以及社会化大生产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新技术和新能源革命的每一步推进都可能使得资本利益集团、石油军火商和垄断利益集团蒙受巨大损失。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新能源和新技术取代石油和煤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科技领域的革命，而是一场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根本革命，而新制度的建设必将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权力和根本利益。如果取之不尽的新能源取代石油和煤，那么生产力和科技进步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社会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少数资本财团锁定国家利益的模式将不再适应新时代社会化管理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要求。因此资本主义向新技术和新能源的每一步迈进都可能造成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否定，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再进一步提升人类文明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阻挠科技进步和科技发明的事件层出不穷。比如19世纪美国的著名发明家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厂主卡特尔就有意识地收买了欧文斯的专利，并将其束之高阁，阻挠其投入市场并在市场上得到推广。到了近现代，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团、石油寡头和利益集团阻挠新能源和新技术的发展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美国的著名学者恩道尔所著的一系列关于《能源战争》、《粮食战争》和《霸权背后》的文献向我们惊心动魄地展示了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国会运作，影响美国行政集团的决策，甚至影响到了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即使是独立的科学研究，只要是有利于未来新能源和新技术发展的，都受到百般阻挠，甚至是受到威胁，而有关石油经济和煤炭经济的研究则大大得到资本利益集团的鼓励和资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研究项目和科学研究成果普遍依赖于研究经费和资助，而越来越被商品化的科学研究则渐渐失去了独立性，科学越来越成为资本的化妆品，只要需要，任何有利于资本财团和金融寡头的数据都可能以“科学”的面目出台来影响公共舆论和国家的政治决策（试比较恩道尔2008，2008）。
美国人伊恩•卡森和维杰•V•维塞斯瓦伦合著的《汽车不确定的未来》一书中更是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人们开始明白资本主义制度无法主导人类文明的方向。通用汽车在1990年代初就发明了EV1的电动轿车，但是在汽车行业和石油寡头的压力下，却主动放弃了电动轿车的研究，并进而反向促进排放量巨大的悍马跑车。这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石油商和汽车商放弃或是阻挠了新兴技术的发展，同时通过资本化的媒体影响公共民意，诱导大众变本加厉地消费耗油、浪费能源的传统型轿车，令人不安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游说集团无孔不入的影响下，投机政治家和国会议员往往站在石油商和汽车巨头的一边，共同阻碍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长远发展。而包括汽车新动力来源的乙醇、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等实际上成为石油寡头、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美国联邦政府和各级州政府利益分配的工具，在这样的过程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人类未来的新发展方向轻而易举地被牺牲了。石油商和汽车巨头共同散布的舆论是：新能源和新兴产业是愚蠢的，电动轿车根本就是不可行的，只有传统的“吸油”产业才是正道。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次次地错过了新能源技术的革命。
身为欧洲新技术研发大国的德国，在传统的太阳能和风能领域本来具有巨大的科技研发优势，但是资本财团利用对新技术知识产权的垄断长时间刻意抬高太阳能热水器和相关设备的价格，使得相关技术成为垄断技术，普通消费者消费不起昂贵的设备。而技术垄断的恶果则是：其他研究者无法利用已有的技术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极大延缓了太阳能技术通过合理的市场化进入到千家万户的消费家庭中去，因此德国错失了40年前就可以完成的推广太阳能技术和将其市场化的良机，也战略性地错失了通过市场发展来进一步推进研发的正向循环。而德国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又被一系列大财团和能源公司进行了利益分割，通过EON，Vattenfall，RWE，宝马和大众等巨型企业对新能源领域技术研发、市场和话语权的分割，导致任何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发展的新能源技术都由于财团的阻挠而无法迅速推广。由于受到财团力量和能源技术公司的牵制，联邦议会的运作也是处于周期的争吵和反复的状态，这使得德国错失了至少40年时间。
如果没有西方的停顿不前，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锁定资本主义国家停留在传统工业技术裹足不前，中国本来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在新技术领域内迅速崛起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与中国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显得毫无生气而且是黯然失色。
III社会主义与绿色生态文明的历史性联结
人类科技革命的发展已经证实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建立，而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也必将有利于新技术革命的迅速推广。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管理及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无力前进一步，更无法引领人类新技术、新能源的革新和新制度建设等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时至今日，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预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和迷人的理论魅力。在2009年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中的一个时髦的现象就是《资本论》在世界各国热卖。
而在新能源和新技术领域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也绝不是偶然的，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配合了社会化管理的需求，正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有效地制约了资本力量和财团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操纵，才使得中国能够适应社会化管理的需求，迅速而又有效地通过国家体制的动员力量在短时间内促进中国在产业链条上向技术高端的飞速跳跃，而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是以远远超过美日欧技术高峰期阶段的速度向全球技术巅峰迈进，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和“非商品”和“非资本”的特性。
同时正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谋利益和为人类谋解放的思想才能真正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下国家被少数利益集团绑架而裹足不前的状况，能够将太阳能、风能和生物技术等以国家的意志力量和适合市场消费价格的模式迅速而有力地在中国市场进行推广。而市场的快速推广以及惠及千家万户的销售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大国又会反向促进生产厂家的利益，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又会促进科研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在这里，国家、资本、消费大众和科学技术研发是一个正相合的多边促进作用，而核心则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被资本财阀、资本媒体和游说集团等绑架，同时强大的组织机器和组织能力配合了现代反映民意的民主科学决策能够根据社会最大公约数来制定符合全民利益和社会各个阶层的政策。而西方体制是则是一种典型的负面竞争和负面冲突，国家权力被资本力量严重异化和商品化，而多党制的设计为资本集团控制国内各个政治派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当各个政治团体都被迫寻求竞争资本财阀的竞选基金的时候，任何国家的独立功能以及谋取国家利益的战略设计都将大大受到损失。德国的一些网民在关于新技术能源领域的论坛上表达了对国家的失望，认为未来新技术的推广和进一步研发已经不能看欧洲国家，而必须看中国。这样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是一些欧洲国家的公民几十年来在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内细致观察的结果。尽管西方媒体不断妖魔化中国，但是一些西方民众也非常清楚，新能源未来的希望不在欧洲，而是在中国，那里的发展必将决定人类的命运。
无论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各个层面，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很难从内部进行理性的演变和制度创新，当政治家的政治演说不是基于数据、客观事实和民众利益，而是基于权力的争夺，当任何社会政治的辩论和讨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资本的力量所影响和塑造的时候，整个社会的理性基础和合理化基础就在加速丧失。用哈贝马斯的话来形容，就是当话语不再是“以言表意”而是始终着力于“以言取效”的时候，无论是社会公共论坛还是政策辩论都出现了资本金钱“殖民化”和“异化”社会政治公共决策的现象。主流媒体会宣扬：新技术革命是愚蠢的，这可能只是体现了背后大石油商和大财团的利益，主流媒体宣扬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可能只是体现了垄断技术的超级巨型企业的利益，在利益化和金钱化的社会里，社会各个次系统地合理性和分化性都在流失。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貌似公正的“普世价值”观念都带有“以言取效”的特征，也就是表面价值和理念并非等同于价值理念本身，而是要符合价值理念背后的巨大的利益链条。比如从知识产权的保护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发明者的利益保护当然是理性的，从根本意义上来看，“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着眼于人的“私益”，是保护个体成就感和个体财富的一种法律保护机制，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发明的巨大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当然是具有重要意义。但一旦知识产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核心，而妨碍了技术在全社会的合理流动和合理转让时，知识产权就可能成为一种对于知识社会化的巨大阻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合理的法律构建是应当在一段时间内对技术的转让进行限制，对技术的交易条件作出有利于发明人员的规定，在一定的期限以后，应该逐步促进知识的社会化和知识的转让和创新，毕竟任何知识都产生于社会条件之下，都受惠于社会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前人的知识积累。在这样的条件下，单纯地强调知识的垄断性和排他性当然就是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矛盾就在于一切制度安排从最根本上来说都必须有利于私人和产业集团的利益，而在这期间社会的利益和民众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得到损害。因此知识同时具有“私权”和“公权”的特征，而资本主义社会只强调私权的一面，往往延迟了知识的公益化和社会化的扩散的进程，成为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
一些跨国公司和财团具用雄厚的实力和对国家的影响力，他们利用知识产权的法律长时间垄断了技术，使得知识符合了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知识的“公权”性质被完全忽略，知识的社会化进程被延缓，这直接阻碍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根据统计，发展中国家仅在知识技术产权方面每年就得付给发达国家1000亿美元，这样知识产权不仅阻挠了发达国家内部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更严重阻碍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社会化。知识的绝对私利化将成为新技术革命全球扩散的超级障碍。
尽管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还非常薄弱，法律漏洞还有很多，对于发明人员的技术保护还非常不到位，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化”的一面毕竟符合了人类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规律，有助于极大地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资本化”的重大弊端，这样我们可以在吸收了西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同时根据“时效性”的原则逐步促进知识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并利用社会化的管理有效地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中国才能避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而实现在短时间内太阳能和风力技术的迅速推广。
许多西方媒体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最“绿”的，最环保的，最着重于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的。当欧美动用大量流动性资本给银行家输血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刺激计划有40%将投入到新技术和新能源领域，而德国和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投入到再生能源的比例分别是13%和12%，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中西体制的重大差别。是的，中国体制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腐败贪污，部门利益协调，功能分化的界定，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宏观上根本决定了中国模式的“社会化”将优越于西方体制的“资本化”，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优势将以加速度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中国将实行大国改制，深刻改革体制中的弊端，而西方由于基本制度的根本矛盾，将很难实现内部体制的更新，被迫背锁定在“资本”的非理性的私利上。历史越往后发展，人们就会越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体制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决定性的因素不仅是中国政府投入的坚决和中国财富总量的巨大，更是由于中国体制在本质上相对于西方体制的优越性。由于中国体制“社会化”的优势，中国的制度更优越于西方的制度，其可以按照“社会化”和符合全社会利益的原则来组织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国必将在不远的将来走出一条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绿色GDP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率先实现绿色工业化的重要嬗变。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的全球使用必将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生产的极大丰富和社会公益的最大化发展，必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制度变革，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完成了本身的历史任务后，现在已经严重阻挠社会生产和技术革命的任何一步的进步性发展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化和公益化的新制度也将成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前进的必须，在这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引领全体人类社会走向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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