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永远不满足的西方，永远有问题的中国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崛起”势不可挡的局面似乎遭到了一些困境。生活在西方世界的海外华人尤其能够体会到中国的国际形象被加剧扭曲的困境。中国的产品有人要，中国人的话却没人听。中国人将“和平崛起”置换成为“和平发展”，但这似乎丝毫不能改变西方媒体构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中国形象；中国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生产的机会，却被诬蔑为“新殖民主义”；中国在苏丹促进南北和解并增加投资，却被斥责为“支持种族屠杀”；中国如果依然贫穷，那么西方世界会蔑视中国为“贫困交加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人如今生活开始过好了，奔向小康，又被西方称为“中国抬高了全球的粮价、牛奶价和能源价，威胁了世界生态；中国人口增加速度很快，其人口规模又天然被西方描述成为对世界的威胁，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又被负面性地被描述成为“侵犯人权”。问题是中国无论怎么做，都是错误的，无论向左、向中或是向右都是错误的，都是对世界的威胁。
那么西方媒介或是西方世界有对中国满意的时候吗？当然也有，当他们需要中国市场的时候，当他们剩余的工业产品急需在中国市场得到销售的时候，当他们期待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出钱来挽救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中国就会被描述为一种西方工业界和商业界的期待。但是对中国所谓短暂的“正面”描述，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面报道，只是西方的“需求”和西方客体化中国的结果而已。在某些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眼中，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野蛮的、黑暗的东方国家，中国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野蛮的“异教徒”文明，而这个异端文明嫁接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旁枝上更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眼中不能容忍的“他者”，按照这个奇怪的逻辑，中国是不能强大的。但西方又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消费者，于是西方媒体产生了严重的心灵分裂：既需要一个能够进入大众消费、购买西方产品的中国，而又需要一个贫穷弱小和分裂动乱、最好永远臣服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之下的中国。然而吊诡的是，这两个目标是截然相反的，中国人越富裕，越有实力购买西方的产品，再乘以13亿人口的加乘效应就使得中国必然更加强大，在西方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考虑的时候，中国是个最诱人的消费市场，而在政治经济能源领域，西方又期待最好让中国的影响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换句话来说，就是又要让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跑得好，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然不会有，于是西方的媒体世界集体抓狂，陷入深度精神分裂状态。
于是，无论中国怎么与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世界接轨，无论中国怎么与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主流文明看齐，在这个西方话语权依然占据完全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国永远是一个被客体化的“他者”，是一个无法融入主流的古怪角色，是西方意识形态机器永恒的批判靶子。
西方媒体高呼：文明世界小心，野蛮人要进城了！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搜索关于西方媒体对中国崛起的报道，看到了英国《经济学人》2002年的一篇报道《当新罗马遇上新野蛮人》，一个英语网站根据这篇报道绘制了一幅漫画：一个孱弱的、瘦到皮包骨头的、无精打采的美国佬，一看就是山姆大叔的外形，拉着一辆黄色的人力车，上面坐着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东亚人，正志得意满地坐在人力车上看着山姆大叔拉车。整篇新闻无非是要暗喻美国衰落和中国崛起，美国人早晚有一天会沦落到给中国人拉车的悲惨境地。
而漫画下面的文章就更有意思了，文章告诫读者，罗马正在四面八方被野蛮人围困，快要陷落，在城市的边缘已经可以看到野蛮人了，进而更耸人听闻地提出：文明世界要小心，野蛮人要进城了。撰稿人在这里运用了西方的历史典故来暗喻中国崛起对西方的挑战：西方世界的文化心理源头西罗马帝国在内外交困、面临土崩瓦解的前夕，屋漏偏逢连夜雨，“野蛮人”— 主要是指日尔曼蛮族的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从四面八方入侵罗马帝国，对帝国的中心罗马构成了包围之势。文明在蛮族潮水般的冲击下已经是危如累卵，如将决之大堤。而当罗马城的郊区出现野蛮人的时候，就表示文明的大限已经快到了，文明中心岌岌可危。
应该说西方媒体的确具有制造耸动新闻的天才，善于运用生动的图像和煽情的方式煽动公众的情绪，刺激公众的感官，钝化公众的理性分析能力，从而达到树立敌人和异教徒形象的目的。在种族主义已经被世界文明唾弃的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西方某些精英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还是悄然潜伏着，但是又不能直接用种族主义的论点表示出来，于是利用象征的形象和图画影像就能勾起公众对悠远历史的联结和恐惧感，就可以成为凝聚西方社会内部团结的最佳方式，凝聚起西方文明对“黄祸”的普遍畏惧和敌视。看看，这幅图的暗示和隐喻是多么巧妙，公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受了这样的印象：今天的文明世界——罗马帝国，当然是西方世界，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当然是指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而2000年前的野蛮人——哥特人的角色就被今天的中国人所取代。野蛮人已经到郊区了，深刻地暗喻到中国已经逼近欧美文明的核心优势领域了（经济、金融和高科技等领域），面临野蛮人（中国人）的威胁，西方世界该何去何从，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当然需要遏制中国。
应该说如何巧妙精致、而又不留痕迹的操纵公众的情绪，如何树立“敌方”和“我方”的人为对立，以达到恶化和毒化中国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的战略目的，西方媒体是有一套成熟和高超的操纵技巧的。西方媒体对暗喻、象征、隐喻、图像、镜像高明娴熟的运用和操弄，极大恶化了中国形象。中国就是在这样无数的对公众舆论的操纵和诱导中，逐步被塑造成为西方世界的“敌人”，而进而被西方世界夸大成为“文明世界”的对立面。
然而荒谬的是，那些高高在上的西方隐性种族主义者——请允许我用这样简略的词语来描述他们的真实心态，完全忽视了——西方世界直到18世纪初期还是我们这个星球上边缘的边缘，中国在过去近1500年的历史中，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国家管理水平的角度来看，都一直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印度和阿拉伯等区域等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多中心的其他区域中心，而西欧在18世纪以前在严格意义上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世界财富的中心。今天他们又处在历史性的衰落阶段，世界的财富中心和活力源泉再次修正了历史异态，开始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平行位移，导致隐性种族主义者们集体癫痫发作。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掌握着野蛮者和文明人的定义权？从某些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西方当然是亘古以来文明的化身和代表，是文明教化的先锋和代表，非西方社会都是野蛮者，是蛮邦和不识教化的。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一直到近代中国历史我们才摆脱了“华夷之辨”的窠臼，开始冷眼向洋看世界。而在这之前无论是高高在上的英吉利、法兰西还是美利坚，在中国人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蛮夷之邦”。因此谁是文明人，谁是野蛮人，只是视角的不同而已。
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国早就摆脱了不合时宜的“天朝大国”或是“万邦来朝”的狭隘优越观念，反倒是西方世界越来越像19世纪的满清王朝，自己的实力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但却一如既往的傲慢、妄自尊大，这可能真的是反映了世界大趋势——西方世界真的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中国越发展，形象越“落后”
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来分析，中国越发展，越开放，中国的经济体制越有活力，对世界的贡献越大，中国的媒体越开放，政治制度越向前行，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就应该越来越好，而世界就应该更加了解“开放”的中国。理论上来说，从长远的趋势上来看，因该是出现这样的发展结果的，但是从短期的角度来看，却可能出现反方向的发展。这就中国国力的发展与中国国际形象出现的“逆差悖论”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笔者感觉到自己生活的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朋友圈，还是在生活中偶然被西方人提问，都感觉到整个社会舆论充斥着对中国负面的观感和强烈的偏见。有人认为中国自身的体制问题太多，包括政治体制、法治、人权和民主化等领域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随着中国自身的开放和发展，其国际形象必然得到改善，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
西方世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1972年前后，恰恰是对中国报道比较正面的时候，因为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拉拢中国包围苏联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主要战略，因此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自然而然地水涨船高，在这个给中国人留下痛苦记忆的动乱年代中，中国的共产主义却被西方媒体赋予了与苏联共产主义完全不同的“温情和人道”的一面。19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刚刚重启国门，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还相当落后，社会还相当封闭保守，人们的观念还非常陈旧落后，可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却是最正面的，直到今天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还远远没有恢复到1980年代的水平。再看近三十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可是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却完全盖过了肯定的声音，为什么呢？道理非常简单，1980年代的中国，是属于极少数的向市场经济方向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与苏联和东欧集团相比，中国被西方世界人为地赋予了正面的含义。中国被描述成为正面还是负面，往往与中国的现状无关，而与西方内部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有关。
1989年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处于最负面和最“黑暗”的时期，北京的动荡并没有演变成为西方需要的结果，而苏联和东欧集体倒向西方跨国资本集团，而中国又铁腕地保持了本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这一切都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怨恨的最大根源。2000年后，随着中国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对西方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机会，间接使得中国形象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改善和“正名”，中国在西方世界的视角中当然还是一个有问题的国家，在政治、人权和宗教自由等议题上，西方世界似乎取得了永恒的道德优势，但是中国经济的繁荣、活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以及社会日益自由化和多元化，这些新现象也在西方媒体中得到了比较多的报道。至少在2000年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中国是被视为“机会”多于威胁的国家。
然而无论如何，在那个阶段的中国还是明显处于西方体系之下的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无论是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领域，中国还远远不是西方的对手，还远远不能构成对西方挑战的局面。然而中国物理尺寸太大，中国的崛起一旦乘以13亿人口的系数就会对全世界的经济、能源、科技、金融等西方全面垄断的格局构成极大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全球前列近逼，随着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坐三望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坐二望一，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在科技领域逼近西方核心的技术优势，西方世界开始感觉到已经占据优势的所有领域都受到中国的全面挑战。中国崛起对于西方的体制和西方人心灵带来的冲击远远超过当年的日本崛起。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2008年中国主办的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就成为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媒体进行心理战和形象抹黑战的最佳机会。通过美国国会支持下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以及众多欧洲国家的政党基金会的共同策划，部分分裂势力在2008年意图通过“藏独”动乱和圣火传递挑起事端，争取诱发中国内部局势的失控和内乱，然后里应外合，推倒中国，完成国际资本尚未完成的垄断世界的大任。就算这样的目标不能实现，但是要争取作到的是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要在世界造成中国“极权”和“落后”的印象，从而使得中国的软实力受到致命损伤。
在世界各地华人风起云涌地保卫圣火和反对歪曲报道的斗争中，西方彻底失去了中国新一代的人心，同时反向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内凝力”，这是西方世界始料未及的。但是恶化中国国际形象的图谋在西方压倒的话语权和传媒优势下，基本达到了西方世界的初衷。2008年延续世界的金融危机又在某种程度上分化了西方世界，英美等国似乎对中国拯救论具有更多期待，在保留大量偏见报道的同时，也罕见地出现了很多客观中立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文章，而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则延续了对中国的丑化报道。总的来说， 2008年以来，在西方媒体的合力攻击下，中国的国际形象处于比较灰暗的时期，一些国际上对各国的民调也显示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人群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所上升，包括一些跟中国比较友好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这里充分反映了西方传媒在世界具有的霸权性优势力量。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一下德国的媒体，尤其会让人惊异。大约在五六年前，“中国繁荣”、“中国速度”、“惊人的活力”、“社会生活日趋自由”、“新兴世界强国”、“超级大国”等充斥德国媒体的词语已经基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极权主义”、“专制压迫”、“剥削劳工”、“践踏人权”等极端意识形态的词语。德国了解中国的汉学家和一些负责任的学者都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似乎一夜之间中国倒退到30年前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去了。一位中国专家更是强烈批评德国媒体重新把中国描述成为“极权主义”国家，而忽视了过去几年中国在司法、公民权、社会维权和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
的确，某些西方媒体开起了历史倒车，认为通过自己构建的“丑陋中国”就可以操纵大多数民众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跟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感觉完全不相符合甚至相反，过去四五年明显是中国崛起、中国进步的四五年，尤其在民生、农业税、保障民权、公民维权、社会保障等领域都是取得了根本意义上的巨大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胡温政府广泛受到中国各个阶层支持的根本原因。而没有到过中国的、以及对中国不了解的西方公众如果只看西方媒体的话，就会觉得中国人好可怜，好像生活在中世纪一样。这样的印象通过媒体持续、长时间不断地丑化宣传，达到了形象固化和定型化的效用，也就是在西方公众中持续树立起一个可怕的、丑陋的野蛮者的敌对形象。
所以认为中国自身持续发展和持续进步就能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的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当中国弱于西方的时候，明显在西方体系之下的时候，中国爆发性的发展反而可能是被看作正面的发展，而当中国在各个领域都逐渐接近西方，并且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超过西方的时候，中国无论如何进步和发展都可能会被客体化成为一个“野蛮有力量的邪恶角色”，因为归根结底而言，西方世界不愿意看到一个能够与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国，当然更加恐惧一个在各个领域都超过西方的中国。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和形象塑造从来都是根据自己需求而来的，也从来都是根据西方本身的利益而来的。当符合西方利益的时候，无论中国有多少问题，也无论中国人过得有多惨，西方世界都不会在意；而当中国真正强大成为独立的世界力量的时候，无论中国怎么进步都不会影响西方媒体故意要塑造一个“丑陋”的中国。要改变中国的形象，绝对不能仅仅期待影响西方媒介这个霸权符号领有者，而只能是做多做大做强我们自己的媒体，把我们自己的媒体也打造成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被动形象。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西方媒体的“二传手”
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中国国际电视频道的俄语新闻在吉尔吉斯坦的首都播出。感到高兴的是，中国各界的确已经高度重视话语权这个议题，甚至在非西方的世界都开始播出我们的新闻，以使得非西方国家的公众能够直接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接触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价值观。由此联想到在西方世界生活的日子中，接触到不少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朋友，按理说大家同处于南方国家的行列，同样面临西方世界妖魔化非西方国家的问题，应该秉持着同理心和相互尊重的态度促进了解，但是笔者却多次发现不同国籍的学生包括泰国、印尼、印度甚至是某些非洲国家的学生面对笔者时都会提出非常尖酸刻薄的问题，很多人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颇有微词，但总的来说，非西方国家公众都相当不了解中国。
但是仔细思考一下，这也是在西方话语霸权逻辑下必然的结果，当我们感慨泰国、印尼、土耳其和阿拉伯等国家的学生或是民众不了解中国的时候，或是对中国的观感有太多误差的时候，我们自己又了解多少关于这些国家的情况呢？我们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文化和风俗等的了解又存在多少误差呢？作家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在中国留过学的伊朗学生感慨中国人弄不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区别，许多普通民众简单地将伊朗视为一个阿拉伯国家，其实伊朗在历史上也具有辉煌的独特文化，也曾经出现过像居鲁士和大流士这样气吞山河的伟大君主，也诞生过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波斯波利斯文明。
西方人蔑视西方以外的社会，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由于长期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也形成了仰望西方的习惯。也就是这些国家的精英主要是面向西方世界，渴望到西方世界求学和生活，渴望得到西方世界的接纳和承认。而东方国家之间不仅很少产生持续的兴趣，而且很少相互关注对方。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阿拉伯、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关于彼此的印象和观感都是间接来自于西方的舶来品，我们都是西方所谓主流信息的二手传递者，通过西方世界对其他区域的描述我们也片面地、带有偏见地得出对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负面观感。就像许多非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最大的疑惑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无知和恐惧，而我们一提到非洲国家就会立刻联想到贫穷，一提到穆斯林世界就联想到好战的恐怖分子和原教旨主义，这都是我们接受了二手传递信息的结果，把西方传播的观点和观感误以为真，并且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这样的舶来品，却并没有去反省我们是否受到西方媒体潜移默化的催眠和诱导。
于是海湾战争中我们也带着兴奋的心情去看美国如何替天行道，如何去教训中东枭雄，根本看不到美国霸权逻辑严重扭曲了事情的整体性真相。911之后西方媒体报道：美国人民在哭泣，美国人民愤怒了，我们就跟着西方媒体的转动而转动，跟着西方的情绪跳动而跳动，我们的内心似乎也在哭泣，我们似乎也在随着美国的愤怒而愤怒。然而我们是否想过多少无辜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在欧美联军的空袭下而悲惨地死去？我们是否想到战争导致多少阿拉伯平民流离失所，进而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我们是否想到过西方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导致多少阿拉伯平民丧生？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事情的全貌和真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本身也可能成为被操纵者，成为西方高明的宣传机器的廉价传声筒，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二传手。
马丽蓉教授在其著作《西方霸权语境中的阿拉伯——伊斯兰问题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形象反而是模糊不清的。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和精英普遍不了解中国，当然就更加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这又反过来会导致阿拉伯国家联盟对中国战略意图难以理解。相反，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印象也是相对模糊不清的，中国人对阿拉伯国家过去辉煌的文明和近百年几段屈辱的历史缺乏了解，对于美国和西方假借反恐而极度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前因后果也缺乏认识。中阿间相互缺乏深层次意义上的了解，反过来又可能对全球化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区域关系——中阿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该书非常深刻地剖析了西方世界如何从历史上将伊斯兰丑化成为“撒旦恶魔”和“异教敌人”，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阿拉伯人善意地接受了部分犹太人以后竟然引起了犹太人毫无止境的圈地、移民建国运动，而在历次残酷的战争中，无数巴勒斯坦平民一次次任意惨遭屠杀，但是在西方霸权的语境中我们看到的却始终是一个扭曲化的伊斯兰形象，她一次次被贴上“残忍”、“暴政”、“神权”、“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标签，但是她的声音在扭曲的霸权语境中竟然是悄无声息。
不仅仅是中阿，中非、中拉（美）、中印之间都要努力摆脱固有的、通过西方舶来品而产生的偏见体系，拒绝接受二手的，经过修改、剪接、嫁接、移花接木的消息，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之间应该大力促进相互的了解，同时推动各国之间的新闻、记者、学术界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要让南方国家之间相互凝望，相互注视，相互通过一手材料的传递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合作来真正实现相互的了解。要知道，当时英帝国主义从南亚次大陆败退的时候，殖民者知道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浪潮势不可挡，殖民主义的衰退难以挽回，因此殖民者采取的手段就是将宗教文化和民族矛盾嵌入到发展中国家之间去，打一颗钉子进去让这些国家的内部生乱，让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发生冲突，这样西方世界可以坐山观虎斗，坐享其成。今天，崛起中的巨龙中国，崛起中的南方世界，应该拒绝西方的二手货，拒绝思想领域的“重复性”传播，不要给西方机会在南方国家之间播种下仇恨的种子。
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拒绝西方媒体的操纵。
大国崛起需要能够测量话语权的能力
在关于大国崛起和中国崛起的讨论上，软实力和话语权是一个比较晚才被关注的问题，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始于2004年，而对于话语权的集体关注则始于2008年全球华人集体反藏独。但是这两个议题一旦引起关注，就成为特别重要的议题，不仅在精英范围内，学术圈内，而且在网络社会上引起了持续而又广泛的关注。不可否认，当前在话语权的议题上我国还处于绝对弱势的位置上，西方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全球的议题设置，也影响了世界各地精英对问题的认知模式和思考方式。 中国话语权弱势的现状已经得到国人的充分重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远远不具有同世界经济强国身份相匹配的话语权地位。如果说我国的经济、科技、财政金融领域与西方之间不断缩小的距离反映出了我国硬实力的空前提升，但是在软实力上，特别是在全球议题的设置上，对世界公共舆论的影响和指导上，以及在面对突发国内事件时我国的应对上，我们都还没有摆脱被动和弱势的地位。西方的观点和视角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决定着我们的议程设置和对事件的重点性判断。
随着中国崛起不断走向深入，中国必定在话语权领域同西方产生竞争、角逐和争夺，我们也亟待建立综合的测量话语权能力的指标。我们必须要问，作为一个新兴的世界强国，中国未来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影响世界公共议题的设置？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影响世界的舆论和公众民意？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够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精英的观点？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服、影响和改变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已有的偏见？在何种程度上北京的看法和观点能够被广泛地视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观点和看法之一？在何种程度上北京的视角能够影响世界上其他地区产生与中国趋同的观点？ 在何种程度上，世界各国会关注中国内部的视角和舆论？在何种程度上，中国的观点和视角能够牵引着世界各地观点和舆论的变化？
如果在不同的变量上我们寻找出科学的测量办法，那么我们就能够逐步建立起中国国家话语权的科学测量体系，从而准确测量出中国距离头等强国话语权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够逐渐缩小强国之路上同西方世界的话语权差距，那么逐步赢得话语权的中国就能取得主动地位改善不利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并且能够将中国的观点广播四方，并能逐渐取得影响世界各地舆论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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