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南方某报新年贺词引发的2013年第一起公共事件，再度令新闻自由成为焦点话题。然而，在相当多的海外华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伪命题。就是部分流亡在外的自由派，也持同样的观点。用他们的话讲：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西方只不过管治的水平更高明，更有欺骗性罢了。
在海外生活的大多数中国人——超越左中右，之所以会对包装成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新闻自由持如此观点，原因很简单，事实胜于雄辩，再美好的理论，在现实面前都是苍白的。
近期笔者曾到访东欧。东欧在二十多年前和中国几乎同时、但又以不同的方式告别计划经济，被统称为转轨国家。转轨过程中，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得到西方的巨额经济扶持（东欧人称：赶走了东方的坦克Tank，迎来了西方的银行Bank），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自由派看来，它们彻底实行了私有化和全面的民主化，具有先进的制度优势。然而到今天，东欧不仅依然全面落后于西欧，更落后于中国——要知道，当年转轨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国家都远远领先于中国。
放眼东欧，到处是破败的建筑，落后的基础设施，整个社会了无生气。特别是肇始于西方的经济危机袭来，更重创了东欧各国低迷的经济。到现在，东欧全部债务高达1.7万亿美元——可资对照的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外汇储备高达3.3万亿美元，西方和东欧都期待中国能伸一把援助之手。假如借方和贷方制度不同，即使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贷方的制度一定多么优越，但总不应该得出“借方的制度要优于贷方”的结论吧。
东欧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自然都能从百姓的生活中体现出来。据在此地经营中餐的华人老板称：每天早开门晚关门，却还不够房租水电费，他在这里经营十年竟然赚不到钱，不得不要打道回国了。而其他店铺莫不如此。要知道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勤劳、最聪明和最能吃苦的民族之一。他们在任何国家无论政治地位如何，整体上都是经济成功者，甚至在东南亚等国都达到了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程度。只是中国人生活状态在东欧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
东欧唯一和过去不同的是，到处充斥着操着东西南北口音的中国人！在这里旅游（留下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历史人文景点的年久失修）、购物、美餐，一掷千金。当然，这也使得众多东欧国家的服务行业也不得不说起汉语。显然，究竟东欧之路还是中国之路更成功，中国游客、东欧各国百姓早已得出自己的答案（如果这一幕正好相反，是东欧游客到处充斥在中国，我想答案也同样会一清二楚）。
然而，尽管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落后于中国，但西方媒体却和二十多年前大为不同。过去，充斥西方媒体的是东欧如何落后于西欧，甚至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取得成就尚远无法和今天相比的中国，也被西方媒体捧成榜样。但是今天，虽然事实依旧，但却再也难在西方媒体觅到类似的报道。原因很简单，再这样报道下去，岂不是自我否定，自打耳光？更何况，现在东欧人民有了自由，如果西方媒体再这样忽悠下去，引发获得自由的百姓蜂拥而入可怎么受得了？
于是这里就又出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过去，西欧积极鼓励没有自由的东欧人奔向西欧——因为他们明白，再鼓励，成功的人也不会很多，但只要有人成功，就可以被用来打击东欧。而现在，西欧已经不需要接纳东欧人来打击东欧了，相反他们第一位的是限制东欧人的到来。当然，西欧不可能再建柏林墙（东德建柏林墙实在愚蠢，一方面使西欧免受低廉劳工潮的冲击，另一方面还给西欧提供了一个打击自己的口实），而是建立了一个无形的“人权墙”：东欧国家要想加入欧盟，实现人员自然流动，其劳工水准必须达到西欧的水平。这恐怕也是东欧经济发展低迷的原因：一个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的东欧，怎么可能有条件实行和西欧一样的劳工标准？
西欧媒体和政策的这些变化，一语以蔽之，其核心只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在西方建立的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下，任何国家都是国家利益至上，捍卫本国利益是所有政党、政治人物的首要责任，也是他们合法性的基础（这很值得中国自由派反思，这实际上也是中国自由派一百多年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所以，媒体如此表现可以理解，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不能“既当又立”：一方面把媒体当成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一方面又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
然而，在现实中，西方表现之恶劣，早已突破本人所批评的“既当又立”的底线，说其是中国早已经否定的“文革”的翻版都不为过。这最新的“典范”就是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创立于1953年，以29种语言播出广播节目，以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播出电视节目。内容上侧重于报道国际时事，介绍德国时事、文化，以及德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交流。在西方与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齐名，并列四大主流媒体。还需要指出的是，这四大媒体都一样，其经费来源是政府财政。是标准的官办媒体。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官方色彩、全球声誉和国际显赫地位的媒体，却又是怎样践行“新闻自由”呢？
最早揭开黑幕是发生在2008年的张丹红事件。张丹红是德国之声中文部副主任，北京奥运会前夕由于反对德国媒体一边倒地负面报道中国，先被“德国之声”停止播音工作，后被解除该台中文部副主任职务。
张丹红事件爆发后， “德国之声”台长贝特曼邀请德国资深记者乌里希·维克特进行真相调查。2009年2月4日，维克特拿出了调查结论，认为张丹红的言论不仅没有错误，而且“德国之声”的解职处理也是错误的。张丹红饱受批评而且直接导致她被撤职是因为这样一句话——“中国在过去30年里成功地使4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因此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实践人权宣言第三条方面的贡献都要大”，但是这句话与德国获奖记者花久志在《中国不是邪恶帝国》那本书里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随后，德国官方把德国之声上万份中文报道翻译成德文，加以审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红色渗透”的内容。2008年12月1日，德国之声的监督机构——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驳回了对张丹红以及德国之声的指责，广播委员会全体一致认定，德国之声中文部既没有违反规定，也没有破坏记者原则。
然而，尽管一切的一切都证明了张丹红的清白，却丝毫没有改变她的处境：既没有恢复名誉，更没有恢复工作和职务。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明白，她唯一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歪曲事实，而是坚持了新闻原则，客观报道了中国，而这不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也不符合西方的利益。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张丹红长期接受西方“新闻自由”的宣传和灌输，在天天被洗脑的情况下，以致于天真得竟然付诸实践，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就在世人还没有从张丹红事件造成的震惊中缓过劲来，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在德国之声肆虐。这次四名受害者是德国之声相当资深的编辑：王凤波（任职九年）、 祝红（任职二十三年）、李琦（任职十一年）、王雪丁（任职十二年）。如果说当年的张丹红只不过是被免职的话，这四个人则是被德国之声处以极刑：扫地出门。 这对于年龄偏大（如王凤波已经47岁）、很难再找工作的他们而言等于是逼上人生绝路。
当然，这一次德国之声也变得聪明了，或者更加虚伪了，其理由不再是张凡红事件时的政治原因而是经济困难、经费减少而不得不裁员。只是奇怪的是，在把这四位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辞退之后，却又马上招聘了毫无经验的新手！
于是被开除的王凤波和祝红将“德国之声”告上波恩地方法院，但一再败诉。科隆地区中级劳动法庭的法官甚至在法庭上就公然赤祼祼地声称“只要德国之声怀疑它的员工是共产分子，那么无需证据就可将他们开除”——这里有新闻自由吗？有法治吗？有人权吗？
据各当事人称，他们之所以被处以“扫地出门”的极刑，原因在于他们对“德国之声”在“张丹红事件”后将中文部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进行了不屈的抵抗”。
不得不说的是，王凤波他们应该比南方某报的那些所谓评论员要勇敢得多，更站有道德高地。因为他们一旦被开除，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根本无法得到德国主流社会的理解和同情，生活无着，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王凤波等当事者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少德国记者同行及学者谈过德国之声中文部的问题，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觉得他们说的简直是天方夜谭，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相反，很多人话里话外还认为是我们的确有“亲共”的倾向，或者至少不服从领导，爱挑刺闹事儿，是自作自受，导致被开除。而南方某报诸君，则可以凭此资本得到西方的赏识和大力资助，成为全球知名人士，事业和人生反而更上层楼！
那么，德国之声的意识形态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了呢？不妨看看这些受害者的心声：
“我们作为中文部的编辑与雇员，只要还有良知，每天上班都是一种折磨，工作成为一种煎熬。每天，你的良知与正义感都在受到考验：比如，你敢不敢说真话，敢不敢打抱不平，敢不敢不去拍马屁，敢不敢向领导向同事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敢不敢说皇帝其实是在裸着难看的腚，要不要为五斗米折腰，要不要食嗟来之食。”
“说是人性的悲剧，就在于中文部人人自危的诡异气氛下，人性或被扭曲，或被压抑，相互倾轧，落井下石和打小报告成为风气。记得北京奥运开幕那一天，一位在德国之声实习的女学生在办公室看开幕式时泪眼晶莹，跑出办公室，就被政治正确的同事讽刺为‘爱党愤青’。一位编辑同事私下悄悄对我说，她在家里看北京奥运开幕式，数度激动得流泪，但她知道这话可不敢在办公室里公开说。她说，奥运开幕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让她想起作为一个小人物，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的历史沉浮感，与政治根本无关，但在当时的气氛下，看奥运流泪就是政治立场问题。”
面对这一切，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在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德国，而且还是以批判中国独裁和新闻检查为己任的德国之声，一个宣扬普世价值的公法媒体，竟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来一场堪比中国文革的整风运动，人人自危的站队运动，压制不同意见的清洗运动。麦卡锡主义者1950年代的《赤色频道：共产党在广播电视中的影响的报告》，仿佛又有了新的德国版本。”
不仅如此，德国之声将他们开除后，一位高层领导还公然威胁“离开德国之声后不要乱说”。
正是在海外的华人看到了西方“新闻自由”宣传背后的真相，才会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根本就没有新闻自由，西方只不过管治的水平更高明，更有欺骗性罢了。”也正是这个原因，也才对国内的新闻管理制度持理解的立场（当然批评也有，比如为什么不尽快学一学西方这样高的管理水平），也才对国内的自由派既觉其可怜，又觉其可悲。
所以，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之后才会明白，何以南方这样一个在影响力、知名度远逊于德国之声的周报，发生的不过是修改新年贺词如此之小的事情，竟然能够成为全球——主要是西方媒体——的焦点重要新闻。
至于今天德国之声中文部留下来的记者、编辑们究竟是何种水平，不妨举我本人的亲身经历。也就是在几个月前，我偶遇一位德国之声的记者，才争论几句，她就问了我一个低级的超出我想像的问题：“宋先生如此批评西方，为何还留在西方？”。显然，她的逻辑是，你在哪里，你就应该爱哪里。并用此逻辑来反驳我的观点。当然，我本人是不会问中国的自由派同样的问题的。
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自由。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至于透明和自由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等具体内外国情。这才是新闻自由的真义。至于西方和它们的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新闻自由”则是对真正新闻自由的歪曲和利用，实际上反而消灭了真正的新闻自由。应该说，这个道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类似于南方某报等的精英们，是不难明白的。不过，假如他们真的就是不明白，就只能期待德国之声们来唤醒他们了。
最后，不妨重复一下德国这个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人权国家法官的公然立场做为本文的结尾吧：
“只要德国之声怀疑它的员工是共产分子，那么无需证据就可将他们开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