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多次组织教育部门讨论教育改革，总理本人也多次发表意见，尤其对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表现出特别的关切。随着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制订和向社会开放咨询，中国社会对教育改革又有了新的期待。
中国的教改并不新鲜，有关部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尝试。可是，教育制度似乎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改革，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种教改不但没有解决老的问题，反而衍生出无穷的新问题。随之，社会对教育的抱怨也越来越甚。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社会对教改已经呈现出毫无信任感。
整个教育系统可以分成三大块来考量，即一个主体（教育体制）和两大目标（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否成功，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产生人才和新知识这两大产品。要生产出这两大产品，任何教育体系就需要充分的硬件和软件。硬件主要指的是财力和物力，就是基础设施。而软件主要是教育体制的设计，其核心就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体制。
在发达国家，教育体系生产人才和新知识似乎不难。只要有了教育人才和钱，产品的生产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现在的中国，不乏教育人才，更不差钱。但为什么高等教育没有担当起培养人才和生产新知识体系的重任？关键在于软件，即教育体制。
政治家和教育家分工
因此，关键在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如何改？从中外教改历史经验看，必须在政府（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做一个分工。政府必须意识到其所能做的是什么，不能做的是什么。除了提供一个好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之外，大部分事情可能必须让教育家和教授来做，教育家办学，教授治学。如果什么改革政策都要由教育官僚去设计，去执行，那么政策的失败是预期之中的。
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表明学校的自治性。没有学校的自治性，学校就很难生产出合格和优秀的产品。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西南联大的历史学到很多经验。
西南联大时候，中国穷得叮当响，战乱，没有社会秩序，也有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权。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条件来办学。但事实上是，西南联大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候。西南联大师生中后来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约170多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其著名校友中更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世界上重量级学者，涵盖科学、工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如果抹去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史可能会黯然无光。
西南联大的成就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基本上还是自治的，是教育家办学和教授治学。教育家办学，西南联大由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管理学校。在其教授名单中更有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陈省身、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朱光潜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当时，蒋介石政权也是高度专制的，派特务到学校或者在学校培养特务，使用各种方法来控制学校的政治倾向。闻一多先生就是因为关心政治而被蒋介石的特务杀害。不过，政权还没有对学校的控制制度正式化，除了不容许学生关怀政治之外，学校还是教育家来办的，学还是教授来治的。这一点很重要，一旦失去学校的自治性，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知识创新，都会无从谈起。
“大学”几乎等同“自治”
在西方，“大学”和“自治”这两个概念甚至可以说是等同的。欧洲大学最早从教会解释圣经经典演化而来。终生教职原来是要保护对圣经经典的“解释自由”（学术自由），教员不能因为对圣经经典的不同解读而受到迫害或者受到解聘。到后来才有了现在意义上的“永久工作”的涵义。同时，欧洲又实现了政教分离。自近代以来，教育逐渐成为公共事业，政府和教育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欧洲大多学校（包括高校）都是公立的，但学校的自治性质则延续下来，政治很难直接介入学校。当然，在实践过程中，高等教育也不免受政治的干预，但政治要干预教育的政治途径和机制并不多，也不会很有效。
中国的教育系统从一开始就和政治分不开。“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教育意识形态的核心，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为政治和政府服务。知识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的生产并不是中国的教育系统的主要任务。就是说，包括教育在内的知识领域不存在类似西方那样的自治性。在历史上，每当皇朝政府弱化，没有能力控制时，社会上就会获得自由思考的机会，导致大量的新知识的产生。但一旦皇朝获得足够的能力时，必然把手伸入知识领域。
西南联大的成功并不是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宽容，而是因为其当时还没有全面的行动能力，对学校进行全面控制。尽管蒋介石政权统一了国家，但其统治权的行使范围仍然具有局限性，不存在一个统一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或者说，蒋介石政权的确专制，但其专制的空间非常有限，局限在政治领域，大学仍然是个自治的领域。抗日战争开始后，政权对教育系统更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新知识的传播为当时的教育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来源。所以，尽管当时的硬件并不具备，但政治控制的有限能力和外来思想的传入为新知识的涌现创造了“软件”，导致了西南联大的成功。实际上，其他知识领域也如此，当时出现了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各种各样持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观点的优秀学者。
建国后，中国教育结构大变革，基本上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军事方法延伸到了学校，政治侵入教育系统的各个角落。到今天为止，很难说，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系统仅仅是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延伸。政治经济力无所不在，它们对教育系统的每一个体的神经都产生了影响。又因为有包括“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影响，人们的思维空间都受到了限制，没有办法进行知识的想象。久而久之，就失去了思维和想象能力。
政治化和行政化主导中国教育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进步而得到改善。但这只是一种程度的不同，整个教育系统的性质还是没有发生变化，政治化和行政化还是主导着教育系统的运作，制约着人才的培养和新知识体系的生产。不解决政治化和行政化的问题，教育系统的自治性就很难实现。
就行政化来说，这些年社会上讨论得很多，开始提到改革议程。愈来愈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学校的行政级别（主要是党委书记和校长）既没有必要，也容易取消。已经有些高校领导出来说，不在意放弃和国家行政系统挂钩的行政级别。一旦政治人物下了改革决心，行政级别的并不难解决。不过，取消行政级别可能容易，但改变官僚治校方式则非常难。包括各种评审制度在内的诸多高度官僚化的行为，不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取消而消失。
更难处理的是政治化问题。政治化主要是围绕着学校的党政两套班子问题。这个问题比行政化复杂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解决的。两套班子的问题的弊端是很显然的。一旦落实到每一个学校、学院、系（所），很难把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区分开来，两者可以说是完全同一的。但因为两套班子的存在，党政关系实际上演变成为党政领导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多个人之间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冲突很自然表现为党政冲突。学校内部党的领导人往往以党的利益的名义追求其个人利益。到后来，受到损害的实际上就是党本身的总体利益。因为越到具体的教育组织，无论党还是政（校长），所处理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物，大多数事情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党政矛盾问题可以通过党政合一的体制来解决。如果党还要在学校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由教育家来担任党委书记。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家而非政治人物可以承担国家的教育事业。政治人物要支持教育事业，但不能直接干预教育事业。
也应当认识到，中国的教育体制积重难返，改革很难“一口吃成胖子”。正如其他方面的改革，教育的改革必须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很难一个统一的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教育改革实际上可以学经济改革的路子，要分权，像邓小平在中国建立经济特区那样，先做一些“教育特区”，然后根据各地的情况，灵活推广。如果旧的体制改革不动，那么就要在旧体制外，率先建立新体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容许民间办学。那么，是否可以在新设立的学校或者民办学校就不设党政两套班子呢？如果没有体制上的创新，无论有多大的财政和硬件支持，任何改革最后都会重蹈覆辙。
无论是去行政化还是去政治化，在中国政治构架内，如果教改仅仅由教育官僚来进行，就很难成功。教改是教育家的事业，但如果没有政治领导人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同样也会显得过于理想。只有当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的分工合作的时候，教改事业才能前行。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