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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秘诀

2010-07-01 16:24 战略·谋略 ⁄ 共 1886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经济纵横 / 樊 纲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可望达到10%。当一些国家还在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时,中国的挑战却再次是如何调控蓬勃发展的经济。

由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预防房市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稳定下来,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政府会放任泡沫不断增大,直到最终破裂。

楼市调整会不会对总体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这要取决于怎样定义“冲击”。资产价格下降或许会减缓总投资和GDP增长,但如果放慢只是增长率(假设)从11%降到9%,那中国就可以在享有可持续较高增长率的同时,避免经济过热。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房地产投资的37%年化增长率是非常负面的。今年,理想的增长率应该降低到27%左右!

中国已经维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面对重大的波动和干扰。除了1989-1990年在天安门危机后的经济放缓,这段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45%,最高为1994年及2007年的14.2%,最低为1999年的7.6%。

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的初期阶段均经历了危机,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是异常的(或偶然),也不时引起“即将崩溃”的预言。这些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但只要中国一直持续增长,就会有越多人预言厄运最终将会出现。

特别之处在于宏观调控

在我看来,中国持续增长方式的唯一特别之处,是繁荣时期有效的宏观调控。

当然,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导致不稳定。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承计划经济之衣钵,所制定的增长规划总是事无巨细,造成了经济波动,这是1980年代早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政府必须注意因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免泡沫破裂引起失业率上升。地方政府和国企则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担忧。他们希望取得高GDP增长,不必过于关注宏观经济后果。他们要尽量为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融资,不必太过担心偿还贷款和通胀的问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正是19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的主因。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飙升到21%——是过去30年来最高水平——而大批地方债务最后变成了不良贷款,占19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信贷总额的40%。随着1990年代以来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严格限制,这一不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然而,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动物精神”现在成了新的过热风险源头。经济的持续繁荣、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市场的持续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机遇,所有投资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们成功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因此,他们大胆的投资和投机,对风险有欠考虑。

日本与东南亚的教训

1990年代早期的相对高通胀为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快速增长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19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0年代末期东南亚经济体重蹈日本覆辙,让中国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泡沫是不可能永远不会破裂的。

之后,中央政府的政策便一直是在出现过热倾向时踩刹车。1990年代初期实施了严厉措施,减少货币供给和停止过度投资,将恶性通胀压了下去。

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中央政府的降温措施在2004年便已开始,当时中国刚从2003年非典(沙斯)所导致的衰退中恢复。到2007年末,GDP增长率高达13%时,政府对产业(如钢铁)和资产市场(房地产)均采取了更严厉的反泡沫措施,及早进行调控。

根据经济理论,所有的危机都是由泡沫或过热导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机。对“熨平经济周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样在危机之后实施刺激政策,而是在繁荣时期未雨绸缪,及早防止泡沫的出现。

我不能确定中国的决策者是否都熟悉现代经济学。但他们所做的看来比其他一些国家来得有效——后者在“去监管”上做得很多,但在繁荣和泡沫形成时期冷却经济却做得很少。

世界经济的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是在危机爆发时才记得凯恩斯实施反周期政策的教诲。在繁荣时期,他们要求放任自由的政策,拒绝相应的政策干预。其实,处理繁荣才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开始就针对造成危机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的做法似乎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世界”:在微观层面上允许更多私有经济和更自由的价格竞争,而在宏观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反周期干预政策。

或许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因其他因素而放缓或者受到干扰。我只希望决策层可以时刻保持警惕,让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神话可以延续多10年、20年甚至30年。

作者樊纲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The Chinese Economy's Secret Rec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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