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纵横 / 樊 纲
今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可望达到10％。当一些国家还在忙于应付经济危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时，中国的挑战却再次是如何调控蓬勃发展的经济。
由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预防房市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稳定下来，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的调整。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个好消息，但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失望，他们认为政府会放任泡沫不断增大，直到最终破裂。
楼市调整会不会对总体经济增长造成冲击？这要取决于怎样定义“冲击”。资产价格下降或许会减缓总投资和GDP增长，但如果放慢只是增长率（假设）从11％降到9％，那中国就可以在享有可持续较高增长率的同时，避免经济过热。事实上，对中国来说，目前房地产投资的37％年化增长率是非常负面的。今年，理想的增长率应该降低到27％左右！
中国已经维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面对重大的波动和干扰。除了1989-1990年在天安门危机后的经济放缓，这段时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9.45％，最高为1994年及2007年的14.2％，最低为1999年的7.6％。
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在增长的初期阶段均经历了危机，但中国的情况似乎是异常的（或偶然），也不时引起“即将崩溃”的预言。这些预言都被证明是错的，但只要中国一直持续增长，就会有越多人预言厄运最终将会出现。
特别之处在于宏观调控
在我看来，中国持续增长方式的唯一特别之处，是繁荣时期有效的宏观调控。
当然，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都可能导致不稳定。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承计划经济之衣钵，所制定的增长规划总是事无巨细，造成了经济波动，这是1980年代早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但中央政府必须注意因经济过热而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免泡沫破裂引起失业率上升。地方政府和国企则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担忧。他们希望取得高GDP增长，不必过于关注宏观经济后果。他们要尽量为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融资，不必太过担心偿还贷款和通胀的问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正是1990年代早期经济过热的主因。通货膨胀率在1994年飙升到21％——是过去30年来最高水平——而大批地方债务最后变成了不良贷款，占19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信贷总额的40％。随着1990年代以来对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严格限制，这一不稳定因素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
然而，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动物精神”现在成了新的过热风险源头。经济的持续繁荣、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市场的持续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所有人都渴望抓住新机遇，所有投资者都渴望迅速致富。他们成功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因此，他们大胆的投资和投机，对风险有欠考虑。
日本与东南亚的教训
1990年代早期的相对高通胀为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快速增长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19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和1990年代末期东南亚经济体重蹈日本覆辙，让中国中央政府吸取了教训，泡沫是不可能永远不会破裂的。
之后，中央政府的政策便一直是在出现过热倾向时踩刹车。1990年代初期实施了严厉措施，减少货币供给和停止过度投资，将恶性通胀压了下去。
在最近的经济周期中，中央政府的降温措施在2004年便已开始，当时中国刚从2003年非典（沙斯）所导致的衰退中恢复。到2007年末，GDP增长率高达13％时，政府对产业（如钢铁）和资产市场（房地产）均采取了更严厉的反泡沫措施，及早进行调控。
根据经济理论，所有的危机都是由泡沫或过热导致的，因此只要能成功防止泡沫，便能防止危机。对“熨平经济周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像最近那样在危机之后实施刺激政策，而是在繁荣时期未雨绸缪，及早防止泡沫的出现。
我不能确定中国的决策者是否都熟悉现代经济学。但他们所做的看来比其他一些国家来得有效——后者在“去监管”上做得很多，但在繁荣和泡沫形成时期冷却经济却做得很少。
世界经济的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是在危机爆发时才记得凯恩斯实施反周期政策的教诲。在繁荣时期，他们要求放任自由的政策，拒绝相应的政策干预。其实，处理繁荣才是更重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开始就针对造成危机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国的做法似乎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凯恩斯世界”：在微观层面上允许更多私有经济和更自由的价格竞争，而在宏观层面上采取积极的反周期干预政策。
或许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因其他因素而放缓或者受到干扰。我只希望决策层可以时刻保持警惕，让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神话可以延续多10年、20年甚至30年。
作者樊纲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英文原题：The Chinese Economy's Secret Reci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