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史与分析方法论的双重考察
崔勇列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心。有很多例子可资证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主中美国经济学家居多（从１９６９年起，有２５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其中有１６人是美国经济学家，占２／３）；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发挥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流派多半产生于美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学家队伍和最为完整的经济学教育体系，等等。我们提出问题的基本动因就在于试图回答：美国经济学（以上述几点为特征的）中心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或为什么形成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西方经济学无可争辩的中心是在英国。自亚当·斯密以来（很可能从威廉·配第或更早），英国一直保持了这一殊荣。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斯坦利·杰文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阿瑟·庇古、约翰·凯恩斯、尼古拉斯·卡尔多等人，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和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每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和跃迁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经济学界虽稍逊于英国，但也产生过名垂史册的经济学家：如法国的弗朗索瓦·魁奈、让·巴·萨伊、莱昂·瓦尔拉斯；奥国的威廉·门格尔、欧根·庞巴维克、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利希·哈耶克；德国的弗里德利希·李斯特、威廉·罗雪尔；意大利的帕累托；瑞典的奈特·魏克赛尔；波兰的米哈伊尔·卡莱茨基；俄国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尼·德·康德拉季耶夫等。反观美国，能跻身于这一宏大行列中的经济学家，可谓寥若晨星。除了为马克思所称赞过的琼斯以外，就要数克拉克和张伯仑了（可能还要包括被视为异端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蒙斯和凡勃伦）。
战后美国取英国而代之，成为西方经济学中心的原因很多。其中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和科学技术大国的地位的确立，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上看，美国经济学界这种地位的确立是通过何种途径、由于何种因素造成或完成的。我们发现，凯恩斯革命的产生，阿尔文·汉森对这一革命的“通俗阐释”及其政策化，是这一转变的最初和最根本的契机〔1〕。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对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改革和进一步系统化，是这一转变得以完成的最基本的Α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挑战和被挑战
凯恩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维多利亚·希克称之为“最激动人心的”革命。〔2〕这固然值得英国经济学界荣耀。但若进一步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凯恩斯革命很有些“风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意味。凯恩斯革命实际上还预示着英国经济学盟主地位无可挽回的失落，亦即以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斯密信条及建立在这一信条之上的均衡理论为圭臬的经济学说体系的衰落。凯恩斯学说不能只简单地视作对新古典学派的挑战，它实际上是对英国经济学传统中本质内涵的挑战。它必然从根本上震撼英国经济学赖以维持其荣耀和泰斗地位的全部基础。凯恩斯革命作为一个经济学说史上巨大的方法论变革发挥作用时，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历史效应。这种历史效应不仅形成了３０年代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不间断革命的趋势，大大改变了经济学的“势力分布”，也造成了对自身的挑战。这种挑战（我们称为反挑战或被挑战）由于凯恩斯革命的方法论意义而产生，也由于这种意义和它本身的英国属性之间的矛盾而变得咄咄逼人（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比较概括地说，凯恩斯对新古典学派的以下几个理论命题提出了全面的挑战：
１．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始终保持着恒定的均衡关系。这一点有时被称为“萨伊定律”；
２．经济系统是在资源得到最佳配置的情况下自然地均衡地运转的。一旦出现不均衡的状态，必有一种类似力学的反向运动或校正运动，使其恢复到均衡状态；
３．利息率便是这种反向运动的主要动力。通过调节利率，可以保证货币市场上的均衡，并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
４．工资率同样具有经济力学的作用。工资率和就业率保持一种反相关关系。因此，劳动需求曲线和一般的需求曲线一样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５．由于经济这种自然地恢复均衡的运动功能，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对货币供应的管理；
６．货币供应的主要作用对象，是价格水平，而非产出和就业水平。
凯恩斯的反论可以概括为：
１．利息率并非促进企业进行旨在扩大充分就业的投资的唯一杠杆。投资在很多方面要受到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在萧条期间，即使利息率很低，也不能促进悲观的企业领导人去增加投资；
２．降低名义工资率亦并非校正失业的适当办法（而降低实际工资率可能不失为增进就业的一个途径）。将工资水平弃之一旁而提高总量需求，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校正手段；
３．政府的干预是这个已经推动均衡的“对称体系”的重要的补充动力。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赋税来增加有效需求，使经济系统尽量避免在未充分就业状态下运转，是政府的职责。
凯恩斯首先创造了一个关于就业、产出、货币与价格的总量理论。就凯恩斯本人来说，他特别重视就业水平的理论含义，因为在这四者中，只有就业具有单一的总量规定。因此，对“均衡对称体系”的扬弃，表现为经济在失业存在（或低于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达到均衡。宏观经济学中的两个中心变量，即作为整个经济活动的集中标量的国民收入和决定资产流动方向的利息率，都可以在生产市场和货币市场达到均衡（ＩＳ－ＬＭ曲线就是说明这个问题），但劳动市场却常常不能达到这种均衡。正如雷诺兹所说，凯恩斯“树立了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理论框架。”〔3〕当然，凯恩斯的分析中也有微观的因素，如消费倾向和灵活偏好（有时称为流动偏好）等，它们都是一种行为性状，具有个体运动的含义与特征。
那么，所谓对凯恩斯革命的反挑战又是指哪些呢？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这种“反挑战”限定在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把那些不是针对凯恩斯的分析方法论体系，而是针对他的理论观点的那些学派，如激进经济学派、新制度学派和某些新自由主义学派等除外。那么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反挑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到主要归功于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动态分析。哈罗德从两个方面对凯恩斯理论的方法论进行了补充：（一）将时间因素引进到凯恩斯关于储蓄－投资的分析中来，用按比例（增长率）的分析来代替凯恩斯的水平分析，以寻求“动态均衡”的条件。（二）将产量（收入）的增长对投资的引致作用（即加速度原理）作为对乘数原理的补充。这种分析方法开拓了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两个崭新的理论领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索洛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丹尼森·肯德里克生产率理论，是对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两项突出的贡献。而萨缪尔逊、希克斯、卡莱茨基、卡尔多、梅茨勒和古德温等人则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第二，将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和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使微观经济分析重新步入宏观经济学领域。可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分析方法体系演变的主要象征。雷诺兹写道：
“经济学中的任何思想，几乎不会完全死亡。有些思想似乎在1940年已被埋葬，但现在又重新出现并赢得现代的支持者。这种思想包括：经济本来就比凯恩斯想的要稳定，……这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活的学科，它从凯恩斯著作中汲取营养，但同时又超过它。”〔4〕
这个分析方法的变革是由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主流经济学派”的一些美国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如萨缪尔逊、海勒和托宾等人来进行的。
第三，在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认为相对不具有重要性的货币领域内，产生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创新。以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中心的一些经济学家强调货币数量增长率和货币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动关系。在他们看来，这种关系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关系。连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货币学派在完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补充凯恩斯分析方法的缺陷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5〕
这三个“反挑战”几乎都来自美国经济学家，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经济学的持久战，使得战后凯恩斯宏观分析体系的完善、补充及舍弃的工作基本上得以在美国进行。当然，宏观分析方法论体系的这种转换引起了许多非议（“两个剑桥”之争就说明了一部分问题），但它在几乎没有遇到很大阻碍的情况下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主流。而方法论体系的改变，也必然意味着经济学对象坐标系的相应调整和补充。现在，宏观经济分析体系的视野已被大大拓宽，对象范围大有延展。这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理论观点是那样地不同。
三、凯恩斯以后：经济学板块在美国的重新拼接
凯恩斯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写给约翰·希克斯的一封信中，明显地表示出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厌恶。他鄙夷地称瓦尔拉斯学说是“胡说八道”。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资产和负债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积累起来的。而积累的过程是以对未来的不肯定的预期为基础的。凯恩斯不否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方程式的解式是存在的，但它的含义却极不现实。例如，商品的实际交换总是在均衡价格下进行，则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将恒等于供给，这意味着一直有充分就业。传统经济学一直刻板地遵循着这种假设，把不肯定因素和货币包括在他们的体系之中，凯恩斯和传统经济学派分歧的症结即在于此。传统经济学认为，瓦尔拉斯的假设若多加上几个限定条件就可以用于现实（他们认为不确定因素是存在的），而凯恩斯则认为应该推倒重来。换言之，凯恩斯不否认财货市场上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但却否认劳动市场上的均衡。这种不均衡和劳动市场的价格（工资率）并无多少联系，而和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有着确定的联系。
首先是这位希克斯对凯恩斯发难。他认为他本人和凯恩斯在３０年代创立的短期分析理论仍未完全脱出新古典派一般均衡理论的窠臼。〔6〕他以一种动态分析方法来取而代之，这就是所谓双重均衡过程，即储蓄投资均衡过程和充分就业均衡过程。这实际上是他早些时候提出的ＩＳ－ＬＭ曲线的动态化。这一点为后来美国经济学家将凯恩斯学说和高度专门化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埋下了一个伏笔。紧接着登场的是阿尔文·汉森。这位充满戏剧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心转移到新大陆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名坚定的凯恩斯主义分子的。直到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前，他都一直坚持传统的经济理论，对凯恩斯学说采取近乎鄙弃的态度。他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转到哈佛大学任教后，终于同意凯恩斯学说，成为凯恩斯的积极追随者，以至有人称他为“美国的凯恩斯”。他写出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１９４１年）、《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１９４７年）、《凯恩斯学说指南》（１９５３年）、《美国经济》（１９５７年）等著作，可谓为凯恩斯学说的“通俗化”、“政策化”和“美国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提出的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带动私人投资的所谓“泵水政策”（Pump-Priming Policy），后来经他本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所谓“补偿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政策”。这可以说是战后美国和许多发达国家所施行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希克斯和汉森所创导的将凯恩斯学说和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体系，最终在美国生根并发展起来。希克斯更多地是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其中ＩＳ－ＬＭ曲线可以说是理解美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关键），而汉森更多地是政策方法论上的阐释。这一趋势由萨缪尔逊的推动终至发展成为直到今日仍具有无可替代的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逊喜欢自称“主流派经济学”，而许多人又称他们为“后凯恩斯学派”）。它成了新时期新的西方正统经济学说。这一正统学说辅之以货币学派，几乎主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如前所述，美国宏观经济学能够获得这种地位，是和他们在凯恩斯以来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上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除了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以外，这种变革还包括其他一些崭新的分析方法的创立和新的分析领域的开拓。这主要包括：
１．瓦西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这一模型把生产系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描述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投入，技术系数规定生产每单位的某种产品需要中间产品的数量。作为这一分析方法的唯一的不会受到挑战的创始人，里昂惕夫给美国经济学界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荣誉。他为美国宏观经济分析的武库增添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它提供的是极具实验性（通常经济学被认为是不具有这种实验性的）的科学分析手段。
２．西蒙·库兹涅茨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国民收入长期变化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统计研究，以及由此提出的著名的关于经济增长的六项定义，这些直到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经典性的研究。他不仅为美国宏观经济学的长期动态统计分析提供了一个牢固的阵脚，而且直接创导并大大推动了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理论及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的发展。
３．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阿瑟·奥肯的均等与效率理论。前者对补充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狭窄刃锋”的缺陷，后者则为新剑桥学派常对之加以攻讦，而且确系美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之一缺憾的收入分配理论，作出了显著贡献。均等与效率理论不仅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微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的协调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而且常被各国学者用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
４．萨缪尔逊、库普曼、克莱茵和迪布鲁等人在经济学的数理化和建立经济计量模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萨缪尔逊这位当代经济学巨擘有一句名言：
“经济学曾像一个睡美人，等待凯恩斯来吻她……然而，她还在等待另外一个吻，数学的方法。”〔7〕
萨缪尔逊被认为大大提高了经济科学分析方法的一般水平。如瑞典经济学家林德白克所说，他“更多地证明了经济分析严格形式化的好处”。这是指他在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消费理论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指数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著名的萨缪尔逊－斯托尔珀定理）和资本理论等四个领域中的贡献。在这些领域中，他特别强调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库普曼在线性规划，克莱茵在编制经济计量模型等方面，都更为广泛地开拓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这在形成美国
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特点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经济学板块在美国的重新拼接，是以方法论的变革和创新为主要张力的。这种张力作用的结果，便是美国经济学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正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导力量。
四、美国宏观经济学分析方法论的若干特点：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
近年来,关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译成中文的却寥若晨星。目前在我国国内，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之间的区别，多半是依据其政策主张之相异，而非依据其理论分析方法之间的相异来判定的。或者说，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之间政策对策的差别被用来代替了凯恩斯学派的学说（及其分析方法）和货币学派的学说（及其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别了。因此，简略地分析并澄清这两个学派分析方法间的差别，是有所裨益的。
１．新古典综合派的分析方法
如前所述，萨缪尔逊、帕廷金、托宾等新古典综合派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将凯恩斯学说和高度专门化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ＩＳ－ＬＭ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商品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在劳动市场上，生产函数曲线引伸出的边际产品和劳动需求曲线，表现为实际工资的反函数。这两个曲线在产生三维衔接时，ＩＳ－ＬＭ曲线的均衡，使得总需求水平与产出水平的均衡，不是发生在按照已定的前提应该发生的Ｙe上，而是发生在小于Ｙe的Ｙ1上。于是，相应地劳动市场将出现Ｎ2－Ｍ的非自愿失业。这个学派是用下述四个方程式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公式略）
根据ＩＳ－ＬＭ曲线定义，收入、消费、投资、储蓄和利率同时由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决定。收入与资本为已知量，故生产函数决定就业水平。余下两个变量，即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若实际工资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则把某一时点的货币工资作为一常数，即可求出价格水平。这一联立方程式和凯恩斯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包括利率和实际财货，并将它们作为消费的决定因素。同时，货币需求函数具有更为普遍的性质，使实际货币量的需求成为利率和国民总产值水平的函数（正是在这里，货币学派找到了一个理论突破口）。
这一体系是以下述假定为前提的：（１）所有价格具有弹性；（２）价格预期亦具有单位弹性；（３）不存在货币假象。这几种假定实际上是恢复了新古典学派关于价格的伸缩性（弹性）会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新古典综合派试图通过两组不同的假定（与上述三项相背反的假定）来将二者纳入自身的体系中。然而其结果是，凯恩斯的理论在这个体系中似乎更没有普遍性。因为在这个模式中，凯恩斯理论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行为假定的支持。可见，这一学派的分析方法本身，就有向新古典学派复归的倾向。此外，这一方程式组表明的是一种完全静态的均衡。就是说，它没有解释从最初均衡到最后位置的运动，而仅仅假定最终达到均衡。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和格罗斯曼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继瓦尔拉斯和埃奇沃思之后又一批竭力解决一个竞争的经济系统在失调之后如何复归到新的均衡的理论经济学家。“他们成功地说明了达到稳定所必需的条件，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限定性的假设”〔8〕。英国经济学家布赖恩·摩根也认为这一学派能够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多半是出于侥幸：
“幸而凯恩斯学派模式中并没有肯定保证充分就业。因此，对长期不均衡问题，它更易于提出答案。……凯恩斯学派假定货币工资不变。在这种情况下非自愿失业会出现，但只有在和古典学派模式中相同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它提出的关于政府应当增加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的政策，最终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短期政策的基础。”〔9〕
所以摩根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所取得的并非是理论上的，而是政策领域中的胜利。
２．货币学派的分析方法
货币学派这一异军突起的力量，实际上也是从凯恩斯革命的躯体上孳生的，是凯恩斯革命在货币理论领域中的“阿基里斯腱”给了它最初的推动。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才思敏捷、学富五车的芝加哥大学教授，是许多艰深而庞大的经济学著作的作者。譬如，他和施瓦茨女士合著的《１８６７－１９６０年美国货币史》，是这一领域中无可替代的经典性著作。不过遗憾的是，弗里德曼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尚未被介绍到我国来。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早期货币数量论和本世纪３０年代的早期芝加哥学派是现代货币学派最早的理论渊源〔10〕。弗里德曼本人也有相仿的观点，他认为：“过去常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东西……，现在称之为货币主义”〔11〕。可以说这是现代货币学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凯恩斯学派在货币分析方面遗留下来的理论空缺，是货币学派得以产生并发展的重要现实条件之一。
弗里德曼认为，应将收入的资本价值化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他指出，收入并不仅仅是当前的收入，而主要是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收入。他在消费函数理论中又进一步把它发展成为“永久性收入”的概念。据此，他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１）由于某些形式上的财富比其他一些形式的财富更易于变动，因此必须设定一个属人和非属人的财富之间的比率；（２）非属人财富的多元化，是以已知的报酬率为基础的。
（公式略）
在这里，ｋ是流通速率（它概括了一系列因子，如利率、预期通货膨胀和属人及非属人的财富之比率），Ｙ表示“永久收入”的概念。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货币学派侧重收入或财富效应，而不像凯恩斯学派那样重视货币作为其他金融资产替代物的替代效应。在《１８６７－１９６０年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弗里德曼用一系列统计资料证明，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保持着密切的相关关系。货币的需求受收入效应的支配，而有关收入的概念不是当前可以衡量的收入，而是长期预期收入的概念。货币供求之间的任何差异，只有通过永久收入的变化而不是利率的改变才能加以调节。货币学派对凯恩斯学派的下述假设作了重大修正：将价格变化与利率联系起来。它意味着有一个总需求函数，依靠这一函数，较低的价格会通过ＬＭ轨迹的移动，而和较高的产出水平发生联系。从而确认，价格对于产出量具有高度刚性。英国经济学家戴维·莱德勒认为，弗里德曼在货币分析中采用的永久收入的概念，促使了两方面的成功：（１）解决了为什么流通速度根据周期有所不同，而非取决于利率的变化的问题；（２）解释了为什么短期货币乘数（△Ｙ／△Ｍ）值会很大，因此证明了货币的收入流通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主要机制，而货币供应是具有决定性的政策变量〔12〕。
概括地说，货币学派强调货币需求是可以观察到的大部分变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永久收入）的稳定函数。由于货币需求的利息弹性很低（即指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间的替代效应很小），使货币保持供求均衡的主要途径，便是相应改变收入水平。由此得出了政策结论，货币供给既是重要的政策变量，又是最佳的政策指示器。
但是，货币学派目前面临着几个令人困窘的理论诘难。这些诘难主要包括：（１）货币供应量及其相应函数虽很重要，但弗里德曼提出的利率并不重要的论点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２）货币供应大部分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即不是由货币供应当局决定的）；（３）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供需之间不均衡会表现在名义收入上的变化的论点很可能是“错误”的；（４）将永久收入假定引进货币分析，有画蛇添足之嫌，因为货币流通的长期稳定可以用货币供应的内生因素本身来解释。货币学派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未能使关于货币的外生因素决定的观点（即由货币当局的货币供应而非利率决定）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认为，货币学派的几个命题不能协调地揉合在一起，中间缺乏必要的和相应的逻辑联系〔13〕。
总之，美国宏观经济学中的这两大流派，都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严格形式化的实证分析体系。尽管他们的理论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有许多纰漏之处，但他们确实创造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为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的分析方法论体系。因此，可以说美国宏观经济学无论在其理论内容上，抑或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确切地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由美国宏观经济学，亦即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学派构成的。
五、关于美国经济学发展趋势的几个问题
经过战后数十年的砥砺和周折，美国经济学已经取得了西方经济学中心的地位。然而，现在它面临的不是这种地位，而是它今后如何发展，如何在理论、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这三个方面发挥作用的问题。美国是崇尚创新的国家，许多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事物，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一种普通的既成的现实。然而，经济学却是一个有趣的例外。它和其他人文学科不同，它以一个高度完整、缜密、严格和形式化的实证分析体系作为基础。经济学的创新，在近１００年内，实际上是分析方法的创新。这种分析体系一旦形成，便具有一种强大的惯性。这表现为经济学史上不断形成一个正统学说的局面。即使发生什么变化，大多也都表现为现存各种分析方法诸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或现有分析方法在某一领域中的逻辑延伸。由于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形式化、数理化和标准化的特点，在经济学领域中很难出现方法论的迅速创新。
基于这种推论，我们似乎可以说，美国经济学在近期内的发展趋势，可能有以下几个特点：（１）由分析方法上的融合，发展成为理论观点上甚至政策主张上的融合；（２）经济学的对象范围将有所扩大。经济分析方法的覆盖面，可能会扩及到某些本不属于经济学范围的社会现象；（３）部门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有关某些中间经济单位的功能和行为的分析，将有一个较大扩充。其中前两者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美国出现了一个在标准经济学分析体系基础上，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动向。这一动向主要是由一些新经济自由主义者发动的。其中，加里·贝克尔的新经济理论和小罗伯特·卢卡斯及托马斯·萨金特等人的合理预期理论尤其值得重视。
１．加里·贝克尔的新经济理论
１９３０年出生的加里·贝克尔在我国鲜为人知。然而，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才华的经济学家之一，堪与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他是一位把经济研究扩展到新领域这一开拓工作中贡献最大的人物〔14〕。一般认为，他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推动了三项最重要的发展：即家庭学说，把经济分析的应用范围扩大到非商业性的社会及其活动中，以及关于消费者的新学说。
贝克尔认为，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或个人对工作的态度等，都是人力资本研究方法论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如对婚姻问题的分析和对影响家庭是否要孩子的因素的分析，可以将人口现象视为一种内在因素，将其纳入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的模式之中。因此，贝克尔将经济计量原则引入了原来无法以数字来计量的领域，如爱情、利他主义、慈善和宗教虔诚等。
在贝克尔看来，经济学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认为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在第二阶段，经济理论的范围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即研究货币交换的关系。在第三阶段，经济研究的领域扩大到研究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此有关的全部决定，而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15〕。
这些论断实际上出于他的人力资本理论体系。他指出，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使得它的作用范围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目前的使用范围本身。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开拓和探索新的未知领域方面，比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要有效得多。“经济学研究否认不合理现象的存在”〔16〕。贝克尔通过他的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大大扩大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乍看起来，贝克尔又回到了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上，如重视家庭单位，重视人的行为等。但他实际上赋予了这些因素以全新的意义，而且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这些因素不是资源得以合理配置的一系列动力学过程中的环节或枢纽点，而是在经济与社会系统中不断进行交叉功能活动，而且并行地作为一种整体的行为机制发生作用的始初动力。贝克尔是用现有的标准经济分析方法分析这些问题的。但是经济学对象坐标系的改变，以及对象论和方法论相互作用的机制，对经济学分析方法体系实质性的变化产生何种影响，正是需要我们拭目以待的。
２.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
合理预期学说是美国的产物，同时又不是。合理预期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思于１９６１年提出来的。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年轻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又奠定了合理预期学说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上首先系统阐述合理预期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有趣的是，他是新剑桥学派的成员之一，是凯恩斯学说的坚定卫道士。他说道：“普遍失业问题告诉我们，经济行为不仅是对稀缺性作出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条件——不稳定性——作出的反应。”〔17〕因此，不仅要认识到，而且还要去积极地预期不肯定性的作用并为稳定经济提供各种方案。“投资选择的基础是对未来事件和环境的模糊、不肯定和变动的预期，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坚实基础的预期”。〔18〕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不确定性理论给了合理预期学派以诸多启示。此外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也对合理预期理论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按照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贝内特·麦卡勒姆的解释，合理预期就是假定单独的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利用了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包括以往所提供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理智的整理。这并非意味着消费者或厂商具有“完善的预见”，或者他们的预见总是“正确的”。它说明的是，经济单位考虑他们过去的失误，如有必要，就修改他们的预期行为，以便消除这些失误的因素。〔19〕
根据合理预期理论，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有规律地影响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失误，这样它也就不可能对就业率的变化产生影响。在市场上，由于各种原因，工资和价格具有高度刚性的情况下，相机抉择的稳定性政策很难发挥相应的效果。不管有否这种政策，经济和经济单位都要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随机冲击的影响。
有很多人认为合理预期理论是货币学派的附属物或分支。然而也有些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它承袭了货币学派的诸多分析方法（二者都是以芝加哥大学为据点），但分析的对象范围却大大拓宽了。它不仅分析了货币当局对经济现象的有规则的政策反馈问题，而且讨论了以往的正统学说尚未涉足的各个社会单位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及其经济合理性问题，并试图用标准经济分析方法来说明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约翰逊认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学术领域，而是政策的现实。新的观点之所以赢得公共和本行专家的吸取，并不在于它们的科学价值，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为重要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而这些问题又是已确立的正统观念被证明为无力解决的”。〔20〕现代西方经济学，就其方法论的主流来说，是严格形式化的。各种模型和联立方程式，一般变量选择，各种参数的排列和引入，经济函数功能的推导等，都有着一定的规则和一致公认的原则。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被认为是将西方经济学加以体系化、综合化和教科书化的典型。还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各种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流派之间的理论分歧，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大。譬如，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货币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的问题上；两个剑桥之间的争论，也是在投资与储蓄之间函数作用的主次问题上。在标准的分析方法体系内，各种变量和参数排列及选定，是通过一系列假定条件表现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差异，多多少少地就是假定条件的不同，而非分析方法或实际推导过程的不同。不同参数在经过标准分析以后所产生的，几乎是直接的政策结论。约翰逊的上述话，恐怕指的就是这一点。各个流派之间的分歧，并不主要地表现为理论观点或分析方法上的差异，而是表现为政策主张上的差异。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很突出的一个特征。基于标准化和形式化的分析方法之上的政策结论，将会产生一种相互吸引、接近或补充的趋势：某种政策结论不完整的，说明它的变量或参数选定不够充分，或推导过程不够完善。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种增补缺乏或未给予充分导入的变量，使变量序列的主次更动或序列本身加长的必要，以使结论显得在形式上更为完善或索性得出一个新的结论。所以旧的结论和被补充被完善了的结论以及新的结论之间，存在着许多内在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最好的回答是美国经济学界两大相互对立的学派的头面人物作出的：
美国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莫迪利阿尼说：“现在我们都是货币主义者。”
货币学派盟主弗里德曼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