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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二战的硝烟即将散去的前夕，世界诸强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签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该事件堪称与次年联合国成立相媲美的国际重要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战后国际金融和经济的基本秩序。而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为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重要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被更名为世界银行，它与IMF一起深刻影响和决定了许多中小国家的经济前景和经济命运。

64年后的公元2008年，世界诸强也将于11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全球金融峰会，明眼人很快就能明白，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会议，也绝非像许多国际官僚体系和国际机构一般的会议那样只是走走过场，这是一场重新划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峰会，也是一个世界列强重新洗牌的重要契机，也是一个象征着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巨变的序曲。在这个峰会上，场上的交谈甚欢和外交辞令难掩场下的激烈角逐和明争暗斗，也许在这个峰会上并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是大历史的变革和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绝对会以此拉开序幕。

峰会的重要背景是发源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以及日渐波及到欧日韩等其它主要经济体的全球金融海啸以及全世界即将面临的经济危机。而更深刻的历史宏大叙事则是美国霸权的日渐下降和不可避免的衰落， 笔者称之为美元霸权软着陆，指的是在未来15到20年内美国经济霸权和美国虚拟经济依托的货币霸权必将走向的一个历史性下螺旋和渐进下降式的过程（见中国崛起策三十四“债务帝国，虚拟经济和美国霸权软着陆” http://zhiqiang.org/blog/posts/china-rises-i-34.html）。而环顾世界，欧洲整合进程中的欧盟诸强正整装待发，意图实现欧元夺取美元霸权的战略雄心；东亚的中国正在经历和美国相反的发展方向，也就是处于渐进上螺旋式的发展，整个世界都在随着中国崛起而展开新的调整和定位；在南亚，另外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印度也一扫人们关于印度落后和贫穷的刻板印象，开始了印度崛起的历史进程；拉美的巴西、非洲的尼日尼亚和南非则是南方世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更不要说始终保有世界超级大国雄心的俄罗斯，在石油外汇的依托下开始向世界霸权——美国直接发起了挑战。乍一看，美国霸权的确岌岌可危（见中国崛起策十一“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

然而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没有一个世界霸权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也没有任何一个霸权会在一夜之间解盔卸甲，放弃霸权。在当今世界能够将军事、能源、金融、科技和货币霸权同时集中于一体的唯有美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它在未来15到20年的时间内，将依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超级霸权，当然这个霸权也将不断递减，一直到新的世界秩序成形。因此理解到这点，理解到美国的重要性，理解到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重要意义，理解到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性历史意义，我们就能从战略上理性思考中国国家对外的基本大政方针。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代领导人都注意维护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甚至在面临冲突之时最终都坚持了与美修好的方针，正深刻说明了中美关系是不同于其它任何中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事关中国崛起的全局战略。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奇特性还在于，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在文化上相差是如此之远，在意识形态上是如此的不同，双方的国际观和世界观上相距是如此悬殊，同时在经济上却整合得如此紧密和深刻，中美经济的孪生模式让双方的利益深深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局面(见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融入了美元贸易圈和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的结果。中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借助了全球化的力量，借助了美元货币圈贸易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实现了中国几何基数般增长的综合国力，同时美国也借助中国新兴市场的力量，以及13亿人口加入美元贸易圈的力量，“借力使力”地在美国国力历史性下滑的曲线中反而巩固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元世界货币政体体系，但是同时两国又在其长远的战略规划中视对方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接班人，而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防范中国超越自己。在这样一种奇特的中美共生环境中，中美各自借助对方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同时双方又不可避免地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角逐，双方的共生并不排除双方的竞争，双方的竞争也并不排除双方的合作，一种亘古未有的两强相互“扶持”、相互限制的奇特局面产生了，很有点围棋博弈中双活的局面。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理解到，在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国家民族复兴的黄金机遇期，恰恰是中美关系将继续相互依赖和相互借重的时期，中国对美国霸权地位提出的挑战毕竟是远景，而当下美国面临的最大竞争和最大威胁恰恰是来自美国最重要的盟友——欧洲联盟。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度萎缩的阶段，虚拟经济中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符号将成为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竞争的根本。而这个历史阶段，中美关系反而是合作面远远超过竞争面，美国虚拟经济的运作离不开东亚的实物输出，更离不开东亚的净储蓄在美国资本项目下源源不断地流入，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又非常需要美元这一世界货币在全球范围内购买现代化急需的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中国的超强购买力又拉动着从亚马逊森林到澳洲、加拿大铁矿石再到赞比亚铜矿的利润呈几何基数般的增长。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拉动因素，而中国在美元圈所获得的力量又是中国崛起的强心剂。当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后，对货币符号的世界定义权和对货币符号背后的世界民心和世界信心争夺战就会相继白热化。由于日本特殊的政治侏儒地位，日元尽管有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但还是无法加入到世界货币竞争的行列。当前竞争最白热化的货币当属欧元和美元的竞争。欧盟的主要经济体也已经或是将要进入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此通过欧元这个“潜在”世界货币符号，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用纸币获得东亚和世界各地的实物输出，欧洲虚拟经济体也想与美元经济体竞争对东亚的净储蓄以及资本项目下的输入。因为这样的原因，欧洲和美国的竞争其实是更加本质意义上的竞争。

欧盟和中国不同的发展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际战略决定了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有原则区别的。平心而论，欧盟提出的一些建议确实非常合理和正面，包括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和国际资本炒作和投机的管制，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和监督以及银行体系内部透明化，还有加强对国际评级结构的改革等，都是非常正面和中肯的建议，但是我们必须拨开面纱看实质，在即将到来的华盛顿峰会上，欧盟显然并不仅仅打算提一些建议，而是志在以欧元架空美元的霸权。相关表述一定会非常技巧和隐晦，但这一定是欧盟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正是中国和欧盟在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区别：欧盟志在夺权——以欧元取代美元的货币霸权；中国志在改革与分权——分得中国应该具有的国际权力、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在稀释美国的经济垄断权和经济霸权、取得部分与中国实力和国际身份相适应的参与权上，中欧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但是在基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设定中，中欧显然是南辕北辙。

今年，我们有幸看到一些欧洲主要经济体大玩变脸戏法：在藏“独”骚乱，圣火传递和抵制奥运以及妖魔化中国的抹黑宣传中某些欧洲国家显然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一些NGO、人权团体、政治家和媒体轮番使用车轮战术，似乎有不颠覆中国决不罢休之势，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压制歪曲中国民众抗辩反驳的声音。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国家又不断对中国示好，甚至赞美中国为“救世主”，竭力拉拢中国，甚至鼓捣中国挑头建立世界新秩序，一时间，抹黑的词语如“警察国家”、“独裁专制”、“中国威胁论”等都统统消失，一些美丽的词汇如“超级大国”、“负责任的大国”、“世界经济的拯救者”等又根据政治需求加在了中国头上。这在参加北京亚欧峰会上的某些向来敌视中国的欧盟政治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一夜间不再是面目可憎的形象，而是一个能够拯救世界命运的重要大国。无论欧洲国家变脸有多快，也无论中欧在利益诉求上有什么样的相同与分歧，中欧关系有什么样的变迁和曲折，中国的立场始终必须根据中国国家利益来确定。很显然，中国需要的是国际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渐进改革，需要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美元世界秩序，尽管这个世界秩序未来必将势微，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崛起大业还是跟这个现存的国际体系紧密相连。

而欧盟的愿望就其根本来说，绝非是要谋求一个公正的、有利于南方国家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是要用一张世界货币信用卡取代另外一张而已，也无非是以一个霸权取代另外一个霸权而已。在美欧共同榨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上，欧洲立场和美国立场也不会有本质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就必须考虑支持欧盟战略宏图对中国国家利益有什么样的益处了。很显然，中国国家利益和基本价值观决定了中国不太可能支持任何激进的改革，或是用任何以一种新货币霸权来颠覆另外一种固有货币霸权的图谋。在国际事务上和涉及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改革上，如同国内的改革一样，中国应当是务实求稳的改革派，追求的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进行稳妥和渐进的改革，反对横冲直撞的颠覆计划。任何一种用激烈手段来打击现行美元体系或是妄图架空美元体系的做法显然都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利益。不要说中国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在美国的国债投资使得中国尤其期待一个稳定软着陆的美元体系，从美国经济对当前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重要作用的角度来看，中国也不会支持冒进的行动。而欧盟部分政治家的变脸在中国公众心目中不仅很难取得期待的加分效果，相反会引起中国公众的反感。毕竟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公众早就民智大开，中国民意的归属已经不再是可以轻易忽视的变量，欧盟今年的表现堪称前倨而后恭，暴露了欧洲中心主义和颐指气使的道德优越心态，相信这在中国精英和广大公众中已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基本国际大势决定了中国在重新划分国际经济和金融权力份额与势力范围的大戏中，必定采取的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锐意改革以及决不挑头的基本战略，既要联合南方国家和其它重要国际力量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发言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力求逐步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不会去冒进架空美元世界货币体系。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自身具有野心和图谋的情势下，中国绝不能挑头，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也绝不能含糊，那就是当前中美具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利益大于中欧利益，中美关系大于中欧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一如既往的重要，事关中国现代化全局。欧洲期待中国出头去挑战美国，是低估了现代中国人的智慧。

在世界诸强讨论建立世界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中国应该积极谋求以下的目标和战略，并且提出中国式的改革方案：

（1）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高中国投票权的份额。IMF和世行是北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根本工具，与其发展世界各国经济和为世界各国提供贷款的国际机构的角色极不相符。目前，中国在IMF内部的投票权仅为3.7２ %，11亿人口的印度仅为1.9 %, 而德国和日本的投票权为6%强，美国则为17.14%。IMF还规定一项决议如果遭到17%票额的否定，那就将遭到否决，这实际上给予了美国一家的否决权。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大国一票否决权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票决具有严重的合法性缺陷，不公平地成为强权勒索其它资本短缺国家的工具。目前英国首相呼吁中国和海湾产油国向IMF注入资金，这成为中国提升IMF投票权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中国必须联合其它南方经济大国要求集体扩权，也就是扩大投票权的份额。

（2）中国可以尝试提出新的权重比例分配方案。IMF中的票权分配是根据国家投入的基金份额而来，并参照各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权重方案存在严重漏洞，应该将每个国家的人口作为权重比例加入考核的指标体系。这样计入人口、国民产值和各国实际出款份额将划定出新的投票权，同时可以规定，不同经济体根据工业化国家、门槛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身份在出款份额和投票权的关系上实行不同的计算方式，充分考虑到穷国和南方国家的困境，部分提高这些国家的投票份额。

（3）作为长远战略目标，当中国逐步取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部分权力份额的时候，应该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推进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的民主化，可以模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模式扩大参与范围，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性、中立性、权威性和客观性，结束国际经济界严重的一言堂现象和经济独裁主义。

（4）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贷款援助的时候，应该结束对主权国家进行条件勒索和威逼利诱，更不能用一个国家的模式去改造别国以达到控制别国经济命脉的目的。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放”（ＳＡ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结构调整”（ＳＡＦ）都对贷款方规定了极为严苛的条件，这样的捆绑式援助必须得到彻底改革。中国应该利用取得的权力逐步为南方国家发出声音，塑造中国道德领域的形象，同时为消除世界贫困、战乱、饥荒和艾滋病等做出真正的贡献。当然，一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时候，国际组织应该对巨额贷款的使用、支出进行严格监督，防止腐败和挪用贷款现象的发生，但是国际机构的评估不应该仅仅由美国、欧洲或日本的专家来完成，评估的专业队伍中应该包含有中国、俄罗斯、印度、拉美和非洲等国家和洲际地区的专家，尤其应该有本国的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评估，防止出现欧美日专家垄断的局面。

（5）在美元的世界货体系稳定的基础上，可以考虑世界各类大宗期货商品与能源商品实现和一揽子货币挂钩的计划，设定一个能源产品的综合货币指数。国际能源的结算仍然主要是由美元这个世界货币来结算，但计算商品价格的时候，应该参照世界各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和各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关系等（包括欧元、日元、人民币等）。

（6）国际能源定价也应该结束垄断局面，主要能源生产国、主要能源消费国、主要国际能源组织都应该参加定价博弈的过程，定价过程应该实现透明化和公开化，要努力实现国际能源领域的制度化机制和监管机制。

（7）加强对全球免税天堂的全球管制。资本正是依靠不受约束的全球流动和全球投机，甚至逃逸到列支敦士登、瑞士、百慕大群岛、开曼群岛、英属泽西岛、毛里求斯等全球免税天堂等才能实现投机利益的合法化。世界各国应该通力合作结束资本无法无天的时代，利用全球机制和全球监管技术打击恶意的国际资本冲击主权国家的行为和各种金融犯罪行为，结束“血腥”的金融暴力专政，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文明驯化过程，在这点上中国应该逐步提出一整套可行的、合理的、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

（8）逐步对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投机交易和投机行为实行全球征税，金融产品收益越高，征收税收就应当越重，可以考虑的征收税收的合法国际机构是联合国，或者是改革后反映新的权力平衡和国际经济民主关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征收税收可以直接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或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计划，取税在全球层面上，使用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全球层面的初步再分配。

（9）加强国际刑侦部门的合作，特别是应该实现在全球层面上建立新的国际机构，来管制和刑侦国际经济和金融犯罪行为，实现有效地拘拿国际金融罪犯。另外因该加强国际法立法过程，逐步制定国际金融法，对金融犯罪进行更加清晰的界定，对恶意破坏主权国家的金融袭击行为定义为国际犯罪，实现国际领域法制化进程。

（10）中国金融领域相关的专家应该逐步参与到国际评级机构对债券和主权国家机构的评级过程中。目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备受质疑，他们评定为AAA的次级债券恰恰成为金融危机的祸首。无可置疑，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同样适用于欧美国家，国际评级机构不能再仅仅被欧美专家或是一家垄断，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加入到话语权的设置过程中，并实现严格管理和监督。

总之国际的大趋势是，美元体系将阶段性完成历史任务，逐步实现美元霸权软着陆的历史进程，同时国际合作和国际领域的法制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全球的问题只能靠全球的行动来解决，全球的行动只有通过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才具有合法性，只有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机构的中立化，世界才能真正迈向世界一体的法治化进程，而单一国家滥权的情况才能真正得到遏制，世界各地的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中国的基本战略不在于帮助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而应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特别是在美元政体体系中逐渐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力份额和投票份额，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取得更坚固的软实力和影响力，然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南方国家的集体跃升的权力来循序渐进地构建世界政治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是美国世界体系的终结者，而是一个真正良性善意的改革者，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国是友好的合作者，但更是一个遵守制度、遵守国际规范、遵守国际法的新型世界强国（对比中国崛起策三十五“金融危机下中国应当进行国际战略布局” ）。

ＩＩ领跑哲学

田径运动会上，一个领跑的运动员体力支出与压力都很重，他必须调整速度的分配和力量的合理使用，必须保持合理的匀速使用，能够在每一圈都保持领先地位。他的忧虑很多：自己会不会发力太早？会不会过早暴露了实力，该何时冲刺？会不会体力透支导致冲刺时乏力等等。往往是紧盯领跑者的第二名、第三名跑得更有技巧性，他必须争取跑在第一集团，否则会有被越拉越远的可能性；他必须紧盯领跑者免得被对手拉开太远但不必急于超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可以积蓄实力，免去领跑者那样的负担和被众人紧紧盯住的压力，但是在最后关键时刻后发者可以后发制人，一举超过领跑者，取得最终的胜利。

人类民族国家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田径赛，领跑者风光无限，赢得掌声最多，最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但由此带来的压力也是最大的，他必须合理领跑第一集团，合理分配使用力量，同时又戒惧别人超过，因此领跑最难，而紧跟领跑者的第一集团中机敏观察、紧跟不舍和勇于冲刺的后来者往往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权力的扩张与权力带来的荣耀，但具有远见的美国政治家保罗?肯尼迪在１９８０年代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预测到，美国将过多的力量用在军事产业上以支撑美国的全球霸权，就必然导致民生产品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美国的霸权越大，世界责任就越大，所花费的精力也就越无穷尽。当军事产业过度投入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工业根本基础的萎缩，当造船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不断萎缩，重要的产品零件不断外迁到其它国家的时候，国家的军事力量发展就必然受到巨大影响。当经济力量无法支撑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必然开始下旋循环，霸权开始衰落了。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是军事力量过度膨胀，一国军事开支居然超过了其它所有主要大国军事开支的总和，另外一方面却面临着天文般的债务、落后的公共服务体系、日渐衰落的重工业区和因为财政缺乏而无法改进的大量老旧基础设施；一方面美国军事理论先进无比，另外一方面民生产业却严重空洞化，美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同时存在的平行线社会。

的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这个星球最耀眼的名字还是“美国”，但是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的帝国扩张正说明了大国兴衰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世界强国走向世界霸权，世界霸权走向世界军事超级大国，军事力量超级扩张带来国计民生过度向“军产复合体”倾斜，导致民生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断下降，不断下降的经济实力和萎缩的制造业也必然导致经济无法支撑帝国的霸权，因此美国走向虚拟经济也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了。强盛之后是浮夸，浮夸之后是衰落；的确，繁华之后是场梦，其实世界强国和超级霸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布什政府得意洋洋的开始称美国为“帝国”，当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沉醉于世界“唯一霸权”的美梦的时候，美国的衰落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领跑者得意扬扬的无限风光之下是深沉的危机，美国人要管理全球的航线、海路和海道，在任何地方都要插上一手，还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实现美帝国的梦想，暗中还想攻击叙利亚和伊朗，其实这都是无限的成本，同时美国还成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第一目标和靶子，而紧随领跑者之后的选手可以待机而动，合理决定冲刺时机。历史大势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还要在美国引领的第一集团内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好大喜功，而应该继续扎扎实实打好基础，冷静观察，小心应对，占据好领跑者身后的有利位置，最终迎来我们冲刺超越的时刻。相信我们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会让我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现在，我们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但脉搏中跳动的是民族的雄心和理想的热情。

作者 刘涛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１１月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