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史无前例的超级债务帝国
从九月中旬美国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倒闭以来，这场由华尔街掀起的金融风暴逐渐扩展到全球，整个危机的严重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引起了整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危机在全球化时代的影响力和破坏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五大洲的无数国家纷纷卷入这场世纪金融危机，而危机的尽头却远远不见底。这里我们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脉络总结一下美式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新时期的规律。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1944年，世界上44个战胜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城布雷顿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奠定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国际财经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要点包含了，世界各国货币紧盯美元，而美元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机构，承担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在这段时期，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金援受到战争重创的西欧，以便巩固所谓自由世界面对苏联和东欧集团时的威胁。在美国的全力援助下，西欧各国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开始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霸权实力，美国一国的国民产值占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其它西欧国家则或多或少欠有美国的债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也占有绝对优势，通过贸易出口，各个西方国家充斥着“Made in USA”的产品。
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前提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财政金融体系有意识地鼓励西德和日本的发展，因此规定了马克、日元、英镑和法郎等主要西方国际货币可以对美元实现贬值，进而直接刺激了这些经济体制造业的飞速成长和制造业的竞争力。1953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西德和日本的工业体系全面衔接到巨大的战争机器之上，从而将这两个国家推向了战后的崛起之路。西德和日本在美国有意识地引导下迅速实现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巨大的提升，德日两国对美贸易开始逐渐由贸易逆差转变为贸易顺差。
1960年到1970年代的越南战争成为美国霸权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挫败，“越共”一词成为196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非西方词语，并最终成为美国最大的梦魇。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不仅在军事上大丢颜面，而且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古代战争打的是钱粮，现在战争打的是巨额的国库税收和国家战略储备。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发现自己的财政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要命的是，山姆大叔发现，每经历一次战争，体系内部的德国和日本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一样，剧烈膨胀起来，产业资本越来越壮大，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的制造业在那个时代就开始向德日两个经济体转移，美国的贸易顺差早就转变成为对德日的贸易逆差，美国最大债权人的地位仅仅是昙花一现，很快于1985年成为债务人，而体系内部的德日却跃升成为债权国家。
1972年，一名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 ? 赫德森(Michael Hudson)接受一个研究机构的资助研究美元非黄金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从短期来看，美国面临的政府财政赤字的问题可以加强美国的国际财政金融的领导地位，但是从长期来看，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却可能是弊大于利，会损害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迈克尔 ? 赫德森的本意是用自己的研究结果对美国政府发出一个警讯，劝诫美国政府不要这样做，但在当时，苦于无法解决财政危机的尼克松总统读到迈克尔 ? 赫德森的论著的时候，却高声叫好，认为这正是美国人应该作的。在赫德森研究成果出现的前一年，美国就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结束了二战以来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财政金融制度逐步进入了新的“牙买加体系”。根据牙买加体系的新规则，美国可以不受黄金限制发行美元纸币，这样美国国内消费和对外投资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可能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债务成本, 同时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推行黄金非货币化的实施，使得黄金逐渐退出国际货币结算。１９７０年代，在越战失利、苏联全球攻势和美国全面战略退缩的寒冬中，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债务促进美国经济繁荣”的道路，这是一条高风险的不归路。
运用古典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当一国的经济对另外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也就是进口多于出口，一国就产生了经常项目赤字，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要么减少进口，要么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或是考虑到出口终端市场的消费需求，力求逐步改变收支情况，实现贸易均衡，进而可能实现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却改变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普遍思维和常规，由于美元得到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撑，因此美元成为国际商务结算的主要货币。不仅仅是国际贸易中，而且在国际期货市场、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也普遍使用美元结算，因此美国可以采取单方面增量印刷美元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国际收支状况。这样，美元特殊的地位不仅体现了美国独一无二的霸权，而且美元本身也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当然，印刷美元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考虑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市场的环境之中，考虑到一个全球经济系统的存在，美元的通货膨胀和贬值问题就可能外溢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使得美国行动单边化，但是行动成本却日益国际化和多边化。
为了平衡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美国利用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世界信用，通过发行国债和国库券的形式，鼓励外国资本来购买美国的国家资产，并提高回报利率，力求吸引其它国家贸易中盈余的美元再次投入到美国的国家债券中，以此利用外国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资本市场来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联储就必须调高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这样才可能让外国投资者看到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有利可图。事实上美国正是这样作的，掌管美联储的大老板格林斯潘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不断提高基础利率，并保持强势美元的政策，这样欧洲的美元储备和东亚的净储蓄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兴旺掩盖了美国对外贸易节节升高的逆差，资本项目的盈余正好平衡了经常项目的赤字，不断流入美国的外国美元资本又转化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于是美国人放开胆量进行消费，因为银行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借贷。事实上，这样的模式从一开始就蕴藏着巨大的“解组”风险，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资本项目流入的外国资本平衡经常项目赤字还是借债来还债，其实等于美国政府向世界各重要经济体打了白条，欠下了新的巨额债务。
事实上，美国提高利率和维护强势美元的政策从一开始就蕴藏着重要的结构性矛盾：首先，维护强势美元，保持美元对其它主要西方货币的高汇率，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缺乏竞争力，会进一步打击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加速为数不多的美国产业外移。而提高利率以及加息就意味着降低货币供给量，从而造成经济成长降低和消费低迷的现象，同时更意味着进入美国股市和汇市的资本降低，从而损害了美国以消费为导向的经济繁荣，因此美联储必须周期地摇摆在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的矛盾政策中。而随着欧洲整合进程的加速，新诞生的欧元面对美元呈现强劲升值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美元贬值的基本态势。因此一旦高利率、高汇率的政策无法维持，美国拿什么来维持资本项目的大量流入呢？美国靠什么来吸引资本项目下的巨额外国投资呢？同时美国不断出售国家资产也是有限的，优良国家资产当然优先被出售，而剩下的国有资产中包括国家的公共设施和福利产品比如国防和养老金等是不可出售的，因此外国资本也必须大量投入资本市场中的股市，而股市的走高又与降低利率和低息是紧密相连的。美国负债经营于是产生了结构性矛盾，必须周期性地在相互矛盾的政策间摆动，美国更像一个在钢丝上保持平衡行走的巨人，稍有不慎，就会跌落。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还保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盈余，但是在挥霍无度的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变成了巨额负债，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耗费了天文数字般的国库收入，美国国家负债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根据２００８年度美国国会的报道，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耗费上已经达到６４８０亿美元，已经接近越南战争的６８６０亿美元，而９１１以来的反恐战争和成本（含伊拉克战争）已经达到创记录的８５９０亿美元。事实上来自东亚和欧洲的净储蓄投入美国的资本市场，变相起到了为美国战争融资的作用，美国的国家战争机器和巨额国防费用离开了海外资本就很难运作。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已经达到7800亿美元，而美国的净负债已经达到3万亿美元，占美国年GDP的约25 %，美国经济需要世界上其它国家每天流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下去。美国的双赤字是悬在美国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为整个世界经济蒙上了浓厚的阴影，美国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超级债务帝国。
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来看，美国经济除了高度依赖外部美元资本注入资本市场以外，还高度依赖美国民众的借款消费，特别是在2000年互联网和高科技的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在一个泡沫戳破以后，创造另外一个泡沫。退出互联网和高科技股市的资本被引向一个更大的投资点，那就是房地产市场。事实上，房地产市场成为2000年到2007年美国新经济繁荣的重要增长点，美联储在9?11之后11次降息，使利率降到了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以此货币大量出笼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强烈的刺激，房地产市场形成了超级泡沫，而外国资本的巨额融资使得美国民众贷款买房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从一开始的中产阶级贷款买房，到普通民众的贷款买房，再到收支条件不佳的低收入阶层也纷纷贷款买房，美国这一轮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就是高度扭曲的模式，而且随着房价的飙升，房地产市场投机逐渐演变成为全民的狂热。美国还实行了对房产增值部分的“再抵押贷款政策”，从而使得居民的房产增值成为居民的“提款机”，房地产市场酝酿着极大的危机。从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来看，在１９９２年大约是７，５％，２００５年在房地产的巨大泡沫中已经为０％，而在２００７年转化成为平均每月１４％的债务。这样，经常项目的赤字，加上资本项目的负债，再加上国家财政巨额赤字以及普通家庭的负债状况，更加上美国金融衍生市场内部蕴藏着的超级风险和欺诈，当经济的基本面一旦受到波及，整个国家系统内部的严重问题就会全面爆发。我们已经见识到我们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危机，我们也将经历到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震撼的世界经济衰退。这样的衰退早就是有迹可寻的，2005年，美国经济学家Brussee就在其专著《第二次大萧条》中警告大衰退不可避免，2007年一部中国畅销书《货币战争》已经预言了美元体系崩溃的前景，该书作者宋鸿兵甚至预测了金融危机三阶段式的爆发，包括金融地震、金融海啸和美元危机等，而在更早的时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王建和民间经济学家刘军洛等就做出论断，断言美国必将在房市泡沫破裂之后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只是很多具有远见的预测被视为危言耸听而被置若罔闻，只有当危机真正降临时人们才能感觉到危机的力度和烈度。
II 虚拟资本主义
１９７0年代，牙买加世界体系宣布美元金本位的制度寿终正寝之后，美元的世界性泛滥就成为必然结果了，伴随着１９８０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西方的福利国家模式和以调节劳资矛盾、改善工人福利和促进大众消费为特征的社会民主党模式重新被英美的海洋体制所否定。撒切尔和里根誓言恢复真正的资本主义，消解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影响。美英的新模式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力支持，以此为标志，发端于美英的新自由主义借助美国的全球力量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开来。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的是经济全球化，资本出于牟利的本性，希望能够跨越国界而自由流动，寻找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廉价的劳动生产基地，从而谋取更大的利润。于是新自由主义顺应资本扩张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提出去国家化、去边界化、脱管制化的要求。于是，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相较于劳工的权力得到大幅度扩张，二战以后逐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市场资本和劳工阶层的权力平衡开始转而不利于劳工阶层。1991年全球金融体系宣布解除管制，这是相较于1971年金本位终结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借助着现代电脑技术的发展，资本的飞速流动和扩张成为全球资本主义者梦昧以求的现实。如今，在全球任何一个与世界联网的股票交易所，交易投资商只要按动电脑键钮就可能在数秒钟将十亿、百亿的资本在全球范围任意移动，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孟买——加尔各答——阿布扎比——莫斯科——法兰克福——巴黎——伦敦——苏黎世，资本可以有效率地在世界性的城市进行任何层面的流动和投机，而主权国家管治和约束的权力却大大降低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全球各地对冲基金在２００５年已经达到了１.１万亿美元的庞大规模，甚至超过了２００７年印度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些散居在金融投机者手中的对冲基金已经对主权国家构成了强大的威胁。
产业资本开始从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流出，按照市场资源价格、劳动力等天然禀赋展开全球的产业分配，新的全球产业链条形成。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服务行业和金融产业高度发达，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股市、楼市、房市成为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和支撑点。这一过程中，最明显的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最早开始这一过程的是美国，其产业在韩战和越战后部分转移到德国和日本，而随着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和印度崛起，美国的产业进行了超级规模的转移，逐渐将其产业资本多数转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产业群聚地带。中国由于低廉的价格、良好素质的劳动力、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市场潜力逐渐成为产业资本转移的中心国家之一。这样，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逐渐走上了虚拟经济的道路，这个过程也被中国部分学者称之为虚拟资本主义。也就是实物经济的生产，特别是制造业高度萎缩，其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很低的比例，但是与实物经济部分脱离的金融产品比如股票和债券却相当发达，特别是完全与实物经济相脱离的金融衍生产品高度膨胀，形成了经济中的超级泡沫。据统计，到本世纪初，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45万亿美元，其中物质产品的份额不到20万亿美元，而金融产品的价值却高达2000万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品的总产值是实质的物质产品的100倍，全球每年的国际贸易额不过7万亿美元，可是每年的货币交易额却达到70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物质品生产价值量的100倍，资本主义的“虚胖浮肿”的高度虚拟特征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地步。运用任何马克思早期的经典理论和其它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对今天的世界经济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西方发达的经济体系中，经济的虚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参照的是美国的银行运作模式，产业也大量外移，因此同样呈现出浓厚的虚拟资本主义特征，而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保有相当部分的产业资本和制造业，但是随着产业的全球布局化也呈现出虚拟经济上升的态势。德国和日本是两个比较例外的国家，德国今年依然保持了世界出口冠军的地位，制造业特别是机械设备和精密仪器设备、轿车等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出口态势，而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大量外移到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区域，但是日本依然保持了出口大国的基本特征，产业资本和制造业在经济中依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经济的虚拟程度可以反映在出口的数据和内部的就业结构上，当某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逆差不明显，甚至含有贸易顺差，而且内部相当多的人口依然在制造业就业时，就反映出该国的虚拟程度不高的特点，比如德国。当某一国呈现天文数字的贸易逆差的时候，或是国内制造业人口急剧下降的时候，反映出的就是该国经济的虚拟特征。美国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超过其它任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此也最早呈现出了虚拟经济的特征，同时，美国在今天达到的虚拟经济的程度也是最高的。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２００７年达到７１１６亿美元，就显示大量实物产品源源不断输入美国，而美国的美元源源不断流出的基本情况，尽管近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有了些微的下降，但是美国产业经济空心化和经济高度虚拟的特征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没有工业部，而只有商业部，这就是美国经济高度虚拟的表现。
除了美、英、澳、法等国以外，一些中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将发展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产品作为主要方向，比如冰岛，阿联酋和瑞士等（当然有的国家是出于历史传统，如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经济也出现完全脱离实物经济和制造业的情况，当金融风暴袭击这些国家的时候，它们面临的往往是超乎寻常的严重危机。比如小国冰岛进行的金融服务行业产值远远超过本国的制造业，当全球债务危机爆发的时候，冰岛就面临国家支付能力破产这样可怕的处境。
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逐步脱离物质生产，走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虚拟经济的阶段？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区别美国和其它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中小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美国由于坐拥美元这张世界硬通货的优势，因此可以利用手中的钞票交换东亚和其它国家的实物产品。而美国的资本市场相较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的确是更加开放和发达，同时提供很高的回报利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再次回投到美国的资本市场来购买美国国家债券的原因，进而美国可以利用资本项目下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下的巨额逆差。由于美国对国内的产业收购做出了较大的限制，而且在军事工业和科技领域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因此中美贸易中我国积累的巨额顺差投资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几乎是在重重限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东亚国家之所以愿意以大量的实际物质交换绿钞纸币，其间的关键点还是在于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具有的世界超强霸权地位。但是随着美国的虚拟经济程度的日渐提高，随着美国在债务经济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泡沫的强力扩张，而且随着东亚国家的美元储备日渐升高，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关键问题在于，面临美元不断贬值，我们手中的外汇储备是否能够保值增值，是否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能用同等的美元换回同等数量的“等值产品”？
如果说美元还是进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敲门砖的时候，那么，即使面临损失各国也不得不积累美元储备，但是当欧元诞生以后，在另外一个与美国经济体相当的欧盟经济体逐步形成的时候，当一个欧洲大市场在欧元的催生下逐步形成的时候，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不断下降就正显示着美元的贬值。不能否认的是，在过去的近15、16年时间，中国经济完全进入了以美元为结算的美元货币贸易圈，特别是中美之间贸易量的激增和中国年年飙升的贸易顺差是拉动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杠杆。我们今天在反思美元贸易弊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首先是美元国际贸易圈的基本受益者，正是因为美国消费者的巨大需求和美国市场对全球的拉动力量才能带动包括欧、日、中和其它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特别是中美的美元圈贸易是拉动中国沿江、沿海外向型贸易的最重要的动力，是中国过去近20年内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外部拉动力量。
毫不夸张地说，是美国这个大火车头带动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二个火车头，美国的高消费和中国的高储蓄，美国的高负债和中国的高顺差，正是世界经济的基本现实。这个模式，问题很多，但是在特定阶段却成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外部促进力量，中国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借助美元货币圈的力量崛起的，不错。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忽视了内部需求和环保、社会成本的模式，但是一个后进的国家在试图赶超先进国家时，经济飞速增长不可能凭空出现，其中资本的集中投入、产业的集中布局和技术逐渐“外溢”的效用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要积累条件，近代历史上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从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开始的。而中美奇特的孪生模式还在于，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双方在军事上和许多问题上相互猜忌，但是双方经济相互整合和依赖的态势超过了美中以外任何一对经济体，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都没有像中美这样呈现出如此紧密的经济整合状态。而事实上，美国国内资本市场的融资，美国的全球治理和在全球耀武扬威的行为，甚至是战争，都离不开东亚净储蓄和资本对美国的间接融资。不知当美国人向台湾军售，向日本横须贺派遣核动力航母，甚至训练藏“独”破坏中国国内稳定团结的时候，美国人是否心里认真思考过他们所动用的资本可能是东亚国家来的净储蓄？
无论我们心里如何不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离不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国家的利益也和美国国家利益深深整合到了一起，东亚实物经济交换了美元世界货币，东亚的净储蓄又投入了美国资本市场，为美国借贷经济和贷款消费创造了条件，而美国人的消费市场又再次拉动了东亚的经济增长，而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融资又可能成为美国军事支出和国防开支的间接来源，中国和美国以各自的方式发展和增长着，分别成为世界经济第一、第二的火车头，可是，当结构性的矛盾总爆发，美国的债务经济走到头的时候，当大火车头嘎然而止的时候，中国这个小火车头该开往何处呢？崛起策接下来的数策将分别从国际和国内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爆发这一特殊时期的战略。
III 美国霸权软着陆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当前，关于中国是否要参与美国救市的讨论非常激烈，从中国决策透明化和决策公开化的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讨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关于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使用问题必须实现科学决策和政策公开，同时也应当符合中国的宪政程序，但是在讨论过程中笔者还是就一些观点感到一些忧虑，以下就现在通常听到的某些观点展开论述。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外汇储备的使用和是否救市的问题首先应该与意识形态脱钩，不应轻易地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样的问题划等号，更不应该成为煽动简单多数和煽动民粹主义的工具。可以设想，在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体制不够完善、贫富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国情下，用简单地草莽式语言来煽动社会情绪，并且采取激情民粹式的语言来攻击不同观点的学者是容易赢得大众的，但是主张抛售美国国债的学者未必就是多么爱国，主张购买美国国债助美国度过难关的学者也并非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卖国”。在这一类讨论中，动辄就用“爱国”和“卖国”这样简单对立划分的语言显示出某些学者并没有真正将中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没有懂得该问题的复杂性是不能用爱国/卖国这样的二元思维来下定义的，在这里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能够进行有益理性的思考，实现特殊危机时期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有识之士都不会否认，美元的债务经济伴随着金融衍生市场的崩溃恐怕是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债务黑洞”，但是美国这个债务帝国如果迅速坍塌，直接损害的将是中国国家利益，中国在抛售美国第一批国债的时候，就是美元帝国寿终正寝之时，那么中国手中剩下的巨额美元债券和巨额外汇储备将如溶化的冰山一样迅速消融，中国自身十几年通过亿万劳动者积累起来的巨额外汇家底可能瞬间化为乌有，因此，如果落井下石维护了自己的利益倒还罢了，如果让自己也掉进井里那就是愚蠢了。中国是美元体系直接的利益关系人，也是直到今天为止最大的受益人和债权人之一，如果债权人逼得债务人走投无路最终破产，那么损害的将是债权人本身的根本利益。中国的确需要转型，需要逐步离开美元这个黑洞，但转型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个虽然逐步衰落、但还算稳健的美元体系，而不是一个瞬间崩溃的美元体系，对我们来说是最有利的。因此该不该救市美国，不能简单地从意识形态和煽情的角度来考虑，必须站在战略高度、高瞻全局、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宏大局面才能看得更清楚，而民粹主义的煽动虽然可能博得某些草根的狂热追捧，能够赢得网上的百万点击，但绝对不是真正在为中国国家利益着想。
其二，从当前世界整体形势的角度来看，总体来说，世界的前景难以预料。德国的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说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美国将失去财政领域内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场危机过去以后世界将不再是之前的世界了。笔者部分同意这样的看法，但是同时也要反问，如果今天美国将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立即拱手让出，谁能接替美国呢？俄罗斯军事力量强大，但是经济力量在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还是非常弱小的，一个用卢布来结算的国际经济体系是难以想象的。欧洲已经跃跃欲试，试图挑战美国的金融“一哥”的地位，但是历史经验已多次证明，没有强大和独立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和经济体终究不能成为世界性的货币结算单位。考虑到欧洲内部各国矛盾的尖锐对立和欧宪的搁浅，以及欧元本身的不确定性，欧元要一夜之间替代美元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可以吗？如果中国在一些欧洲列强的怂恿下主动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中国可真是上了圈套，历史经验也一再证明，欲速则不达。中国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还处于扎扎实实发展制造业，创造生产和实现工业化的阶段，距离美欧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和虚拟经济的时代还存在着“阶段差”，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和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等众多问题，因此中国取得世界强国地位，未来20年是关键的关键，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加速扩展内需、实现内部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在内部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漫漫长路要走的历史阶段，中国应该因势利导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为中国现代化大局服务，通过13亿市场的内需开发来逐步取得世界领导权，而在现在就奢谈接替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显然是太早了，如果中美共生的模式能够再维持15到20年，那就是中国的大幸。而现在国际经济形势突变，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的国际财经制度的构建，努力取得共同参与权和部分话语权，为维持中国现代化创造最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尤其要注重维护中美关系的全球战略大局，因为中美关系始终是牵涉到中国现代化大局的根本问题，中国没有理由去加速结束美元国际贸易的格局，而是应该期待美国霸权实现软着陆，逐渐实现权力和平地向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转移。
其三，国人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世界领袖欧盟，未必就比作为世界领袖的美国更好，世界也未必就会因此更加和平，或是更加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相信今年经过西藏事件后，中国的战略家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能看清某些欧洲势力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想要颠覆中国的。考虑到欧盟在市场准入方面远较美国更为苛刻的条件，中国经济自然而然地与美国经济更加深入整合在一起。未来美欧中当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三支力量，这样的局面将是本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基本趋势，美欧谁能更好地容纳中国作为世界三分之一的力量进入世界核心，必须分析美欧内部的社会结构。美国是移民国家，毕竟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欧洲大多数是脱胎于欧洲列强的民族主义国家，欧洲中心主义非常强烈。的确，美国的军事力量决定了美国是唯一能够干扰中国统一的国家，也是唯一有力量能够颠覆中国现代化局面的国家，但是假设欧洲成为了跟美国一样的独立超级政治体，具有独立的全球打击和全球到达的军事力量，谁能担保欧洲政治家不会干涉台湾问题？谁能担保欧洲右翼不会更起劲地煽动藏“独”？因此，中国不应该随风起舞，当别人咒骂我们的时候，我们站稳脚跟，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反击，但如果有人突然之间又来热捧我们为“救世主”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让别人“捧杀”，我们还是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回应，一切按照我们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笔者深信，跨越太平洋的两个大国应该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应该在战略上化敌为友。
总之，我们处在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应该能够预见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和规则：
——中国不应该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和终结者，我们应该是理性的改革者。因为我们正是因为融入这个国际秩序而受益的；的确，美国是堕落了，腐败了，美国在全世界丢尽了面子，但是美国的制度决定了美国还是一个具有相当修复力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独超的位置在未来15年到20年内还是不会被撼动的，美国经济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带动世界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寒冬。中国要做的是尽量在寒冬到来前多进行战略储备，并扎实地进行内部机制改革，让我们度过这个寒冬，相信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战胜困难的，相比其它国家而言，我们可能会更顺利地度过这个寒冬，并最早迎来春日的繁荣。
——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挑战美国，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美国拉下马”，让想去做这件事的人自己去做，我们还要扎扎实实打好自己的地基，修好自己的房子，自己家里稳固了，外边闹翻天都没有关系。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更像是奥运会上的火炬接力，一个运动员拿着火炬跑了一圈，然后交给另外一个运动员，中美必须和平相处，中国应该智慧地、按照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自然而然地接过美国的火炬，而不会让美国感到难堪。一个和平的、完成了自己贡献人类文明任务的国家依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美结盟并非完全不可能，关键看下降的美国怎样看待上升的中国，也要看上升的中国怎样对待相对下降的美国。
——美元体系面临重大的危机了，这不是我们高兴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应当忧虑的原因，这个世界还有太多不确定性，美元的下滑加速了世界的动荡，而世界的动荡恰恰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欧元和人民币还没有可能取代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因此某种程度上，大家还需要美元，中国更需要美元储备购买以美元标价的能源、期货、精密仪器和设备。因此中国主动打击美元系统，不仅会伤害美国，也必将反过来伤害中国经济，而危机过去后，世界上可能只有查韦斯和内贾德为中国叫好，有的人还会在背后偷着乐。因此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延缓美元体系的崩溃对我们有利。
——有学者提出人类重新使用黄金，这恐怕更不现实，人类社会很少有走回头路的，世界经济交易量和国际贸易量的激增使得黄金和白银作为交易货币在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可能。黄金有储备价值，但是却不再可能当作各国货币使用，因此要返回到黄金时代是不可能的。
——在欧洲具有完全独立的军事力量和真正统一的宪政架构以前，欧元是世界第二的货币地位可以保持，但是欧元完全取代美元则有待时日。
——一个统一强大而又独立的欧盟成为世界霸权后，未必符合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在全球化进程中，中欧应该加强合作，但这种合作始终应该避免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中欧在联手对付美国。国人应当牢记，无论美元体系存在多少问题，中国国家利益已经更加深入地与美国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中美经济的共生特质，决定了中国和平崛起是能够实现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政治等领域正面临全新的改革和权力调整，新的国际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世界的确处于空前变动的时代，中国既要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对国际经济和政治改革提出全新的观点，同时也应该成为国际体系循序渐进改革的推动者，同时在国力还不能使中国担负起国际领袖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超前冒进去夺取世界的领导权。在勇于提出中国思维和中国观点、并推进国际财经和经济全新改革的同时，我们应该审慎观察，决不当头。邓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遗训我们还应该继续牢记。中国至少还要韬晦２０年。
弄清楚以上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以说，美国霸权软着陆以及美元霸权软着陆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对国际大势的判断。
作者刘涛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研究生，欢迎转载本文到各中文网站。
2008年10月20日
参考文献
1 （德国）马克斯. 奥托：《大崩溃来临》(Der crash kommt) ，Berlin 2008 年出版。
2（美国）迈克尔. 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林小芳译，北京中央编译局2008年出版。
3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出版。
4王建：“论中美战略性接近”,2006年发表,
5 刘涛《中国崛起策－－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6年发表,
6（美国）Warren Brussee：《第二次大萧条》(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Booklocker 2005年出版
7刘军洛：“中国急需建立‘金本位’对抗美元贬值和世界性通胀”, 2004年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