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的军事著作中，论述了对战争的态度、作战指导、治军等问题，还明确提出了“以寡敌众，以弱胜强”这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我们学习、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毛主席说过：“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就是古代自发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典型运用。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孙膑不但认识到“众寡相为变”的矛盾转化可能性，而且指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善于“便势利地”，因势利导，积极造“势”，“众与寡”、“强与弱”的相互转化就完全能够实现。于是，在孙膑的军事思想中便形成了一套”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对众敌。孙膑首先阐述了“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古代的重量单位，六铢为一锱，四锱为一两。这里比喻兵力少）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的作战指导思想，并进一步指出，要根据情况，制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营而离之”），使敌“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努力变敌总体上的众为局部上的寡，我则集中优势兵力，变寡为众，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孙膑这种通观全局，辩证地对“众与寡”、全局与局部的分析研究，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和善于“以寡敌众”的积极进取精神，也是对“寡固不可以敌众”的形而上学军事思想的有力驳斥。
二、对强敌。孙膑认为先要“让威”，避开敌军锋芒，部署好自己的兵力，“必臧其尾，令之能归，长兵在前，短兵在〔后〕，为之流弩，以助其急者”；交战时可以佯装败退，“告之不敢，示之不能”，“以骄其意，以惰其志”，使敌“车坚兵利不得以为威，士有勇力而不得以为强”。尔后，“坐拙而待之”。“攻其不御，压其骀（弱点），攻其疑”，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充分说明了孙膑“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和“弱中有强，强中有弱”的灵活作战指导原则，也是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在军事思想中的体现，它对“弱国不可以敌强”、“小国师大国”的投降卖国主义是个深刻的批判。
三、对凭险守固之敌。孙膑着重强调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和“必以为久”（持久战）的作战思想，要求做到“攻其所必救”，“使敌卷甲趋远，倍道兼行，倦病而不得息，饥渴而不得食”。这样一来，敌人便“沟深垒高不得以为固”，难打之敌也成了好打之敌。而我则“饱食而待其饥也，安处以待其劳也，正静以待其动也”，“料敌计险，必察远近”，“施伏设援”，“保险带隘”，“击其移庶”。可见孙膑这种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持久战，已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孙武“因敌变化而取胜”的军事思想，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军事学不断发展、前进的历史趋势，它对“不鼓不成列”的机械呆板的蠢猪式的战法，也是一个彻底的否定。
总之，孙膑“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实现封建统一的愿望，狠狠地打击了“善战者服上刑”的狂言和形而上学的军事思想，它在我国军事史上放射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光彩，直至今天，仍有着其生命力和积极意义，成为人们对历史的重要借鉴。
孙膑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生产关系彻底崩溃，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建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新兴地主阶级要巩固已建立的政权，并最终结束诸侯割据，则战争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完成封建统一的重要手段。随着战争的发展，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也必然发展。孙膑“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正是在继承孙武、吴起等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亲身参与当时政治变革和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同时，孙膑的这个理论跟他所在的齐国在三晋和楚等强大诸侯国面前显得虚弱的处境，也是不可分的，所谓“三晋之军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然而，由于阶级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孙膑还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寡可以胜众，弱可以胜强”的阶级根源和人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他的军事著作中，过分地夸大将帅和权、势、谋、诈的指导作用，便是他不彻底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糟粕之所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十分注重研究和运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要“集中兵力打运动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