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之一，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头脑里。
此话虽属笑谈，但却颇具哲理。
抗日战争时期，最难的事，莫过于把正确的抗战思想装进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头脑，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知所趋就。谁能担纲此任，谁就可能力挽狂澜，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要明白这一道理，需要首先回顾一下当时的中国历史状况。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而且其志不小，意欲先征服中国，进而征服整个亚洲，最后称霸世界。为此，日本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并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5年，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目的是将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及北京、天津“五省二市”通过“自治”而分离出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华的战火最先从北京卢沟桥燃起，随后北京和天津被占领。8月13日，日本以30万强兵进犯上海，淞沪抗战打响，喋血抗日的壮烈挡不住日本法西斯的屠刀，11月，上海沦陷，太原失陷。12月13日，日本攻进南京城，对手无寸铁的南京民众进行了长达6周的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12月，山东大部分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滕县、台儿庄……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凶残进犯，中国军民奋起抵抗，谱写了一曲曲誓死保家卫国的壮歌。但是，训练有素、装备先进、凶残且战斗力强的日本侵略者，也使一些人感到恐慌、胆怯，有的人因此抛出了“亡国论”，认为中国必败无疑。如汪精卫在抗战爆发前就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爆发后，随着日军的长驱直入，他再次叫嚷“再战必亡”，说如果坚持打下去，中国“无论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这种论调的逻辑终点就是“不打尚好，越打越糟”，妥协投降才是上策。显然，这种结局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不情愿接受的。但是，日本人的节节胜利，也摆在眼前，而且有增无减。
更令人担忧的是，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产生了“幻觉”，认为日本远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再坚持三个月，苏联一出兵援助，美英再派兵支援，战胜日本指日可待。
这种过分寄望于他人援助和盲目低估日本实力的“速胜论”观点，其可取之处，是认为中国能够战胜日本，这在某种程度上能激励士气，但稍有头脑的人就能认识到，三个月战胜日本无疑是痴人说梦；其最大缺点，就在于“不知彼，不知己”，其逻辑归宿只能是“每战必败”。所以“速胜论”不仅难以成立，而且在实践中十分危险。
那么，此时的中国命运该向何处去？中国不能亡，中国不愿亡，中国不该亡！这是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华儿女心中的信条。
但是，此时的中国怎样做才能避免“灭亡”？如果说中国能够战胜日本，又靠什么来取胜？
残酷的现实警示国人：此时的中国，武器远不如人，装备及军需物资储备远不如人，训练远不如人，求胜的欲望和必胜的信心也远不如人。那么，中国靠什么来战胜敌人？如果说中国能够胜利，什么时候才能够胜利？诸多问题，是横亘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巨大问号，谁能解答？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数日的奋笔疾书后，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规律，清晰回答了上述问题：
第一，中国是能够战胜日本的；
第二，中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一场人民战争，这是战胜敌人的唯一法宝；
第三，抗日战争要打一场持久战，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就打什么样的持久战、怎样打持久战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毛泽东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其对战争规律的透彻理解，对中国社会现状和民众心理的准确把握。众所周知，决定战争胜负的变量因素有很多，如军队的人员、武器的精良、士兵的训练有素等，每一个变量因素都会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巨大影响。
此外，决定战争胜败的还有人的因素，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这是最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争，都是在“人”的因素上下足了功夫。毛泽东看到，单单凭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是无法取得胜利的；仅靠共产党的力量，也同样难以打败日本，必须发动广大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实行全民族的抗日，这才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正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是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当时毛泽东围绕《论持久战》进行了连续6天的讲演，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论持久战》共21个问题，前9个问题主要是说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后12个问题主要是说明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有人说，“持久战”的作战思想最早是蒋介石提出，而非毛泽东；持此论者称：蒋介石早在1932就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适应长期持久战。这也被认为是蒋介石最早提出“持久战”的证据。且不论这段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如何，也不论蒋介石事实上表现出来的对抗日态度的暧昧和反复，单就其中对“持久战”思想的理解，就显得十分幼稚和偏狭。“持久战”是一种系统的军事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缜密的逻辑论证，远不是某人的一两句话就可说清道明的。
蒋介石是否对记者有过上述表述，尚有待考证；但仅从字面看，只能说他有一个说法，只是他作出的一个简单判断，并未上升到一个理论，因为他没有对持久战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更没有将这种思想装进“所有官兵和民众的脑子里”，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日的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倒是国民党内陈诚和蒋百里等人有过“持久战”论述和言论，但均与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主张不同，立场也不同，难以望其项背。
事实上，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早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提出了。他说：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地性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提出到完善的过程，至1938年5月才臻于成熟。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均对持久战思想有过积极贡献。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式发表后，不是束之高阁，也不是用来装点门面，而是用其指导当时的战争实践，他不仅用“持久战”的思想武装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而且也设法装进了包括国民党军官在内的中华民众的“脑子里”。史料表明，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要人看到《论持久战》后，深为叹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把它作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1939年《论持久战》英文版发表，其影响进一步扩大。实践证明，《论持久战》确实是全民族抗战的精神武器和旗帜，“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路明灯”。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教授）
